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摘要】相对于城市阶层不断上演的美学事件，乡村空间通过短视频的方式进入社交场域。由于乡村日常生活的“可见性”被激活了，乡村空间进入一种社会化的、关系化的、结构化的生产状态。社会化媒体与生俱来的技术逻辑决定了乡村空间最终以表演的方式“出场”，那里演绎的是一幕幕怪异的视觉图景。然而，即便底层群体使出了浑身解数，他们的“底层物语”往往也并没有为他们带来向上流动的积极后果。
【关键词】短视频；空间生产；身体叙事；阶层流动
一、社会化媒体与乡村空间的“出场”
尽管说“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已经成为都市空间一种逼真的生存事实，然而在遥远的乡村，生活与艺术的距离似乎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乐观。
“行动者的表征”背后不仅存在着一个简单的“行动意图”，①还隐藏着一个晦涩的生产结构。人们很少讨论乡村的美学事件，是因为乡村总是处于一个被凝视的观看结构中。而凝视的主体，无疑是与乡村渐行渐远的都市。
媒介从来都不那么刻薄，它会把持一个基本的底线：那些观看的主体才有资格谈论美学。作为都市话语的生产“果实”，乡村只是这个叙事链条中被随时召唤的空间存在而已。那些偏居于城市外围的农家乐和采摘园，显然已经超出了乡村本身的生产能力和欲望结构，它们的存在只不过是对庞大而牢固的都市想象力的一种空间回应。
事件在乡村，美学在别处，这是都市影像生产集体默守的秘密，也是乡村空间无法摆脱的叙事尴尬。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都市化的躯体内部也散播了一场普遍而深刻的现代性危机。生命经验的连续性和一体感被扑面而来的现代生活完整地击碎了，城市留给世界的是一个个精神上“孤独的人”。
为了逃离当前的空间，人们必须人为制造一个与其对立的空间。②面对猝不及防的“现代性后果”，乡村总是能够在合适的时候勇敢地“出场”，毫无反抗地打捞起都市人散落一地的焦虑、不安与痛苦。时间意义上的过去与空间意义上的故乡，一起成为都市叙事话语中绕不开的乡村宿命。这一过程是在叙事维度上实现的，也是通过叙事的方式缝合的，其结果就是乡村处于一个永久的生产结构中，接受都市话语的各种想象、加工甚至裁剪。
进入社会化媒体时代，用户生产内容（UGC）成为网络世界一种典型的文本形态，乡村逐渐从都市的叙事枷锁中挣脱出来，获得了自我言说的可能的媒介机遇。如果说社交媒体时代的语言和文字还牢牢地掌控在都市精英那里，短视频的出现则更像是一场意味深长的视觉“赋权”。
相对于语言和文字，短视频不需要太多的知识素养，也拒绝媒介表达体系中的理性与逻辑。伴随着家庭WiFi与廉价流量包在乡村空间的普及，农民可以通过简单的随手拍摄而完成一次视频创作。快手、抖音、美拍、秒拍、足记、小影、爱拍、小咖秀、头条视频等移动App，使得拍摄与分享行为变得异常简单。农民不需要什么专业知识便可以按照个人喜欢的方式来呈现自己，而这些移动App与生俱来的社交功能则进一步将乡村推向一个更大的围观网络，农民开始在那里编织自己从未奢望过的叙事。
于是，乡村日常生活逐渐进入社会化媒体的生产体系。这一过程的历史性意义恰恰在于“出场”方式上的自主性与自足性，即乡村开始空前地拥有了自我表达的权力。
短视频是一种特殊的视觉符号，而表意实践又体现为一个“形式”问题，因此我們有必要深入把握短视频的“形式之谜”。简单的“出场”不足以揭示社会化媒体的生产语言和逻辑。当越来越多的乡村短视频进入我们的社交视域，乡村是按照何种生产逻辑进入喧嚣的社交空间的？
如果说短视频是乡村按照自己的节奏步入公共视域的一种“媒介”，本文更关心的是短视频景观中乡村的“出场”方式，即这种视觉景观是否能够打破城乡之间长久以来的观看结构，或者说乡村的自主“出场”是否酝酿着一场弥足珍贵的话语解放？
为了接近乡村话语的“出场”方式，我们有必要了解短视频“市场”的基本格局和用户画像。比达咨询（BDR）数据中心监测数据显示，2017年2月中国主要短视频App活跃用户数方面，快手以6564.7万人位列第一，头条视频和美拍紧随其后，用户分别达到2854.6万人和2854.6万人。③为了维护自身的流量份额与活跃指数，所有App都不遗余力地“跑马圈地”。
不同于一般互联网公司纷纷尝试在一线城市先拔头筹，快手则将目标人群转向了三四线城市及农村用户。2017年4月15日，在新经济100人创始人兼CEO李志刚发起的“新经济100人2017年CEO峰会”上，快手CEO宿华将用户概括为“社会平均人”，认为快手的“市场”策略就是“农村包围城市”。
其实，尽管说乡村短视频牢牢地占据着快手流量的主要位置，但它们却表现出了顽强的社交黏度和扩张能力，因而流动于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上。那些在快手上一跃成名的短视频，往往被转发到QQ、微信、微博等主流社交平台。它们打量着各种注意力资源，若有所思地编织着各种社会关系。
显然，当乡村以短视频的方式进入社交网络，底层群体的“随手拍摄”便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娱乐行为，而是连同自己所处的空间一起被抛向了公众视域。如果我们联想到乡村一直以来被生产、被改造、被表征、被言说的历史宿命，乡村短视频的出现则意味着一个深刻的空间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问题。“空间不是社会的反映（reflection），而是社会的表现（expression）。”④因此，从空间批评视角出发，探讨乡村在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出场”方式，无疑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二、发现“乡村”与日常生活空间的社会化生产
20世纪60年代以来，哲学、美学、文学、文化地理学领域发生了一场深刻的批评转向——“空间转向”（spatial turn），空间批评成为一种逐渐兴起的认识论。所谓空间认识论，意味着从空间的维度来把握现代生活和现代性逻辑。 空间转向的起点源于人们对空间与社会的关系的再考察。在莱布尼茨、康德、笛卡尔那里，空间被理性抛弃，未曾进入日常生活的观照视野。⑤然而，马克思却创造性地发现，资本主义是通过物质化的过程推进和实现的，而物质化进程必然体现为一个空间化过程，即资本的想象力是在空间意义上完成的。
戴维·哈维指出，空间与金钱一样，它们并不是中立的，“它们都表现了某种阶级的或者其他的社会内容，并且往往成为剧烈的社会斗争的焦点” 。⑥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将万达广场视为一个纯粹的物质场所，那完全是低估了资本在空间意义上的想象力。相反，万达广场的规划思路就是打造一个城市商圈。除了传统的商业物业，万达广场同时带动的是周边的住宅、公园、写字楼、步行街等可售物业，以此实现空间与空间之间的关系连接——商业与社区的连接、日常生活与办公娱乐的连接，进而在一个更大的空间关系结构中实现更大的资本效益。
换言之，空间不单单是一个纯粹的物理场所，也不是一个静态的物质事实，而是承载着更为丰富的几何学意义——不同的空间构造往往意味着不同的社会学内涵和经济学内涵。
空间批评之所以成为一种认识论，一个重要的理论逻辑就是发现了空间存在的几何内涵以及几何逻辑背后的社会物质基础与生产结构。至此，人们对空间的认识超越了简单的工具属性和媒介属性维度，“空间被列为生产力与生产资料、列为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特别是其再生产的一部分” 。⑦
当空间进入资本的关注视野，资本生产过程便越来越依赖于对特定空间形态的生产与改造实践。列斐伏尔就此断言，特定的社会形态及其生产模式总是对应于特定的空间生产方式，“从一个生产方式到另一个生产方式，其中必然伴随着新空间的产生”。⑧
从传统媒体时代到新媒体时代，乡村空间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传统媒体也关注乡村空间，但乡村空间的“出场”总是伴随着某些特定的社会“问题”而进入公众视野。大众媒体景观中的“三农”报道，要么针对的是某个亟待解决的底层疼痛，要么是主流意识形态在乡村空间的地缘演绎，其结果都是将乡村空间推向了公共讨论的话语位置。比如，“家电下乡”“新农村建设”“寻找最美乡村教师”“选调生在基层”等主题报道中频频出现乡村空间景观，但乡村的“出场”更多的是权力规划的结果，而且服务于某种崇高的意识形态目的。换言之，乡村是否“出场”以及以何种方式“出场”，离不开主流话语的规划与安排。
正是在权力话语的施展结构中，乡村空间注定只能以一种被动的、消极的方式进入公共视野。可见，空间生产并非绝对的自然事实，而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现实社会结构的认识框架。正如爱德华·索亚所说：“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⑨
当乡村空间进入主流媒体的话语视野，那里诉说的远远超越了摄影镜头所能直观捕捉到的画面内容。因此，传统媒体本身就如同一盏伸向乡村的探照灯，指向哪里，何时照亮，亮度如何，一定意义上决定了乡村空间的生产观念。
进入社会化媒体时代，乡村空间的“出场”本身便意味着一个耐人寻味的媒介社会学命题。如果说传统媒体感兴趣的是重大事实赖以存在的乡村重大空间，社会化媒体则转向了日常生活空间，尤其是那些被主流话语漠视的、忽略的、推向远处的日常空间形态。
在传统媒体那里，重大空间的“出场”往往存在一个脉络清晰的社会政治语境。所谓的空间生产，不过是对重大空间的甄别、遴选和确认过程。因此，传统媒体的报道更像是一种“加冕”行为，它在“可见性”（visibility）维度上赋予了一个空间不同于另一个空间的可视化能力与潜力。相应地，那些被刻意呈现的所谓的重大空间，要么上演着某种群体事件，要么述说着某种底层苦难，要么承载着某种主流话语，而这些内容最终被统一包装为一种被称为“新闻价值”的修辞话语。
然而，纵观微博、微信、快手里的那些乡村短视频，它们所呈现的都是普通人的日常叙事。日常生活的“出场”并不是传统媒体所呈现的一种自上而下的“空间赋值”，而是一种碎片化的、游击式的、反逻辑的“空间拼图”。由于短视频都是碎片化的，我们很难从中提炼出某种成熟的逻辑，也很难发现某种稳定的结构，这使得短视频世界的乡村空间摆脱了政治话语的支配体系，而成为一种游弋于权力逻辑之外的特殊存在。
如果说乡村短视频意味着一种“赋权”，那么“賦权”的逻辑则指向乡村空间的“可见性”生产与管理问题。
“可见性”从来都是一个备受争议的空间命题，它的悲情色彩与积极内涵同样值得我们深思。
福柯将可见性视为权力规训的结局，认为现代社会发明了一整套面向“可见性”生产的“监视技术”，其目的就是将空间从原始的黑暗状态中推向一个可见的甚至可视化的观看网络。⑩因此，空间规训的基本思路就是“通过透明度达成权力，通过照明来实现压制”。相反，汉娜·阿伦特则赋予了可见性积极的存在内涵，并将其视为一个与公共性密切关联的问题。正因为“看见”而非“遮蔽”构成了公共生活的基础，阿伦特因此指出，只有成为可见的存在物，人们才可以进入公共领域，因而才能获得更广泛的公共性。
丹尼尔·戴扬则进一步指出，社会化媒体不仅赋予了人们一种进入公共生活的权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可以管理和支配自己的“可见性”。戴扬甚至认为“被看见的权力”是一种基本的人权，而社会化媒体恰恰赋予了人们“以自己的方式被看见的权利”。
显然，当乡村短视频在社交媒体场域中流行，社会化媒体不仅挖掘并生产了乡村空间的可见性，同时赋予了农民组织和管理自我可见性的权力，使他们可以决定究竟是以何种可见的方式进入社交世界。
不同于传统的空间生产方式，社会化媒体语境下的“可见性”生产是结构化的，是社会化的，是关系化的。由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从来都是社会化媒体极为擅长的生产观念，乡村空间最终被抛入一个更大的社会化生产趋势中，这使得乡村空间的社会化生产成为一种逼真的空间实践与生产事实。 三、残酷的身体叙事与艰难的向上流动
我们很难想象快手在中国乡村的风靡程度，也很难想象乡村在快手里的视觉图景。乡村里的快手与快手里的乡村，成为我们再一次审视乡村与城市这一结构关系的认识视角。无论快手里的乡村是不是真实的乡村，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些关于乡村的短视频正在以一种难以置信的传播速度席卷网络。
快手中的乡村逐渐冲刷着我们关于乡村的原始认识，甚至改写了短视频世界中乡村之于城市的地缘图景。换言之，农民与乡村因为快手的出现而站在了公共围观的舞台之上。本文进一步关注的问题是，当快手App在乡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农民阶层是否因为这一“神器”的出现而在社会学意义上拥有了向上流动的渠道与机会？
如果说“被看见”意味着一种积极的“空间赋权”，那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被看见”以及“被谁看见”，则是考察日常生活空间生产不得不面对的空间批评问题。作为乡村空间生产的“果实”，社会化媒体所呈现的是一个残酷而荒诞的乡村。
2016年，一篇名为《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农村》的文章刷屏朋友圈。署名为霍启明的作者在文章中道出了一个逼真的事实：海量的乡村人口执迷于快手这个神秘的软件，他们夜以继日地生产着各种低俗、简陋、粗糙的短视频。快手更像是一个捉摸不透的乡村江湖，那里上演着各种“魔幻现实主义景观”。此前，快手上的一些自虐视频（喝酒、吃异物、炸裤裆）和低俗黄段子视频曾引发舆论高度关注。怪异视频、趣味视频、恶搞视频成为快手中关注度最高的视频类型，同时也为乡村贴上了浓浓的视觉标签。
怪异、恶搞并不是乡村的真实场景，那为什么乡村会以一种荒诞的方式“出场”？这不能不提到社会化媒体所建构的“游戏规则”。社会化媒体的标志性产品是由人脉关系和眼球指数共同驱动的各种注意力指标——粉丝数、转发数、阅读数、分享数。也正是在这一根本性的逻辑法则下，“技术语言”便早早地决定了乡村的“出场”方式。
一条短视频的生命力究竟如何，快手以排行榜的方式对其进行判定，那些无法博得眼球关注的视频便不得不被淘汰出局。可见，快手的“游戏规则”决定了短视频的生产冲动。那些怪异视频、趣味视频和恶搞视频之所以能够成为快手江湖中的“宠儿”，是因为它们服务于一个更大的技术逻辑，即满足人们的窥探心理和猎奇欲望。快手江湖中的“丛林法则”，不过是社会化媒体技术语言的微妙注释。
既然那里存在一个明确的“游戏规则”，那也注定了农民的“出场”是一场表演。社会化媒体重构了一种交往情景，身处其中的人被迫进入一个崭新的“前台”（front）。按照欧文·戈夫曼的观点，表演是“特定的参与者在特定的场合，以任何方式影响其他任何参与者的所有活动”。
“前台”意味着一种典型的“舞台设置”（setting），因而是一个意义封闭的空间景观。戈夫曼指出了“前台”对个体生存的规约和限定功能，但他同样承认个体在舞台中的能动角色——那些能够对交往情境进行积极策划和定义的人，往往能在“前台”空间获得更大的价值回报。
相对于城市阶层相对美学化的网络直播，乡村阶层则只能将沉重的肉身推向“前台”，通过自虐、搞怪、出格等方式来博取眼球，“跪求热门”。
同样的游戏规则，在乡村和城市却演绎出不同的叙事景观，而这不能不提到“可见性”生产背后的观看主体。《南方周末》曾在《快手，来自农村的创造力》中形象地总结了快手和美拍的阶层距离——城里人玩美拍，农村人玩快手。
尽管说不同的短视频App在社交意义上的技术语言具有相通性，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不同App都尝试在阶层维度上大做文章，这使得其用户构成上呈现出明显的阶层属性。概括来说，不同阶层拥有不同的技术偏好与社交依赖——城市精英阶层表现出对美拍App和秒拍App的特别青睐，而乡村阶层成为快手App的忠实用户。其实，在都市阶层中，快手依然是一个陌生的事物。2016年初快手用户数量突破3亿时，城市人惊讶地发现身边还有这么一个用户规模远超过美拍的神奇软件。不同的用户构成决定了不同的观看网络。如果说美拍的观看网络是“精英阶层观看精英阶层”，快手那里则是十足的“底层群体观看底层群体”。
虽然说都是沿着相同技术逻辑开启的表演行为，但不同的观看者及其对应的观看网络决定了表演的价值回报。相对于城市阶层，农民需要通过自虐、搞怪、病态等相当“出格”的方式来博取眼球。然而遗憾的是，这种“出格”很难改变他们向上流动的可能。在残酷的快手世界里，农民通过残酷的身体叙事积累了众多粉丝，然而这些粉丝的阶层属性也决定了他们很难获得更大的象征资本（symbolic power）。
在一个由“围观”所诠释的社交图景中，一个围观总是驱赶着另一个围观，大浪淘沙过后，那些“残酷底层物语”却并未转化为一种可能的阶层流动。快手中建筑工人出身的“搬砖小伟”可谓是一个相对成功的“网红”。他先后发布了上百条健身视频，赢得了100多万粉丝。虽然受邀参加《听我说》《讲述》《我是梦想秀》等电视节目，但他很难摆脱“建筑工人”这一“悲喜交加”的身份标签，也很难走出被消费的观看结构，最终只能依靠快手上有限的广告维持生计。
再联想到精英阶层的消费对象——网红“papi酱”在资本世界的巨大成功，二者的命运不可同日而语。虽然都处于一个观看结构中，但流动性本身存在一个阶层框架，观看主体的阶层差异决定了他们不同的流动能力。多少“网红”因为美拍中的“直播”而改变了命运，但快手里的农民即便使出浑身解数，最终还是被困于乡村，残酷的身体叙事带来的只不过是一场流动的“幻觉”。
注释：
①〔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黄爱华、冯钢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第14页。
②〔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7页。
③《2017年2月短视频行业APP用户监测报告》，比达网，http：//www.bigdata-research.cn/content/201704/411.html，2017年4月7日。
④〔美〕曼紐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04页。
⑤⑧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Blackwell， 1991， p.1-4.
⑥〔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99 页。
⑦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2页。
⑨〔美〕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21 页。
⑩刘涛：《社会化媒体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福柯“空间规训思想”的当代阐释》，《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5期。
〔法〕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转引自包亚明主编：《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7页。
〔德〕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竺乾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Daniel Dayan，Conquering Visibility， Conferring Visibility： Visibility Seekers & Media Performa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3， 7 （1）， 137-153.
刘涛：《社会化媒体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列斐伏尔和福柯“空间思想”的批判与对话机制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5期。
王轶庶、 罗欢欢：《快手，来自农村的创造力》，《南方周末》2016年7月2日。
刘涛：《风险、流动性与“不确定性”批判：通往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范式》，《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关键词】短视频；空间生产；身体叙事；阶层流动
一、社会化媒体与乡村空间的“出场”
尽管说“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已经成为都市空间一种逼真的生存事实，然而在遥远的乡村，生活与艺术的距离似乎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乐观。
“行动者的表征”背后不仅存在着一个简单的“行动意图”，①还隐藏着一个晦涩的生产结构。人们很少讨论乡村的美学事件，是因为乡村总是处于一个被凝视的观看结构中。而凝视的主体，无疑是与乡村渐行渐远的都市。
媒介从来都不那么刻薄，它会把持一个基本的底线：那些观看的主体才有资格谈论美学。作为都市话语的生产“果实”，乡村只是这个叙事链条中被随时召唤的空间存在而已。那些偏居于城市外围的农家乐和采摘园，显然已经超出了乡村本身的生产能力和欲望结构，它们的存在只不过是对庞大而牢固的都市想象力的一种空间回应。
事件在乡村，美学在别处，这是都市影像生产集体默守的秘密，也是乡村空间无法摆脱的叙事尴尬。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都市化的躯体内部也散播了一场普遍而深刻的现代性危机。生命经验的连续性和一体感被扑面而来的现代生活完整地击碎了，城市留给世界的是一个个精神上“孤独的人”。
为了逃离当前的空间，人们必须人为制造一个与其对立的空间。②面对猝不及防的“现代性后果”，乡村总是能够在合适的时候勇敢地“出场”，毫无反抗地打捞起都市人散落一地的焦虑、不安与痛苦。时间意义上的过去与空间意义上的故乡，一起成为都市叙事话语中绕不开的乡村宿命。这一过程是在叙事维度上实现的，也是通过叙事的方式缝合的，其结果就是乡村处于一个永久的生产结构中，接受都市话语的各种想象、加工甚至裁剪。
进入社会化媒体时代，用户生产内容（UGC）成为网络世界一种典型的文本形态，乡村逐渐从都市的叙事枷锁中挣脱出来，获得了自我言说的可能的媒介机遇。如果说社交媒体时代的语言和文字还牢牢地掌控在都市精英那里，短视频的出现则更像是一场意味深长的视觉“赋权”。
相对于语言和文字，短视频不需要太多的知识素养，也拒绝媒介表达体系中的理性与逻辑。伴随着家庭WiFi与廉价流量包在乡村空间的普及，农民可以通过简单的随手拍摄而完成一次视频创作。快手、抖音、美拍、秒拍、足记、小影、爱拍、小咖秀、头条视频等移动App，使得拍摄与分享行为变得异常简单。农民不需要什么专业知识便可以按照个人喜欢的方式来呈现自己，而这些移动App与生俱来的社交功能则进一步将乡村推向一个更大的围观网络，农民开始在那里编织自己从未奢望过的叙事。
于是，乡村日常生活逐渐进入社会化媒体的生产体系。这一过程的历史性意义恰恰在于“出场”方式上的自主性与自足性，即乡村开始空前地拥有了自我表达的权力。
短视频是一种特殊的视觉符号，而表意实践又体现为一个“形式”问题，因此我們有必要深入把握短视频的“形式之谜”。简单的“出场”不足以揭示社会化媒体的生产语言和逻辑。当越来越多的乡村短视频进入我们的社交视域，乡村是按照何种生产逻辑进入喧嚣的社交空间的？
如果说短视频是乡村按照自己的节奏步入公共视域的一种“媒介”，本文更关心的是短视频景观中乡村的“出场”方式，即这种视觉景观是否能够打破城乡之间长久以来的观看结构，或者说乡村的自主“出场”是否酝酿着一场弥足珍贵的话语解放？
为了接近乡村话语的“出场”方式，我们有必要了解短视频“市场”的基本格局和用户画像。比达咨询（BDR）数据中心监测数据显示，2017年2月中国主要短视频App活跃用户数方面，快手以6564.7万人位列第一，头条视频和美拍紧随其后，用户分别达到2854.6万人和2854.6万人。③为了维护自身的流量份额与活跃指数，所有App都不遗余力地“跑马圈地”。
不同于一般互联网公司纷纷尝试在一线城市先拔头筹，快手则将目标人群转向了三四线城市及农村用户。2017年4月15日，在新经济100人创始人兼CEO李志刚发起的“新经济100人2017年CEO峰会”上，快手CEO宿华将用户概括为“社会平均人”，认为快手的“市场”策略就是“农村包围城市”。
其实，尽管说乡村短视频牢牢地占据着快手流量的主要位置，但它们却表现出了顽强的社交黏度和扩张能力，因而流动于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上。那些在快手上一跃成名的短视频，往往被转发到QQ、微信、微博等主流社交平台。它们打量着各种注意力资源，若有所思地编织着各种社会关系。
显然，当乡村以短视频的方式进入社交网络，底层群体的“随手拍摄”便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娱乐行为，而是连同自己所处的空间一起被抛向了公众视域。如果我们联想到乡村一直以来被生产、被改造、被表征、被言说的历史宿命，乡村短视频的出现则意味着一个深刻的空间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问题。“空间不是社会的反映（reflection），而是社会的表现（expression）。”④因此，从空间批评视角出发，探讨乡村在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出场”方式，无疑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二、发现“乡村”与日常生活空间的社会化生产
20世纪60年代以来，哲学、美学、文学、文化地理学领域发生了一场深刻的批评转向——“空间转向”（spatial turn），空间批评成为一种逐渐兴起的认识论。所谓空间认识论，意味着从空间的维度来把握现代生活和现代性逻辑。 空间转向的起点源于人们对空间与社会的关系的再考察。在莱布尼茨、康德、笛卡尔那里，空间被理性抛弃，未曾进入日常生活的观照视野。⑤然而，马克思却创造性地发现，资本主义是通过物质化的过程推进和实现的，而物质化进程必然体现为一个空间化过程，即资本的想象力是在空间意义上完成的。
戴维·哈维指出，空间与金钱一样，它们并不是中立的，“它们都表现了某种阶级的或者其他的社会内容，并且往往成为剧烈的社会斗争的焦点” 。⑥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将万达广场视为一个纯粹的物质场所，那完全是低估了资本在空间意义上的想象力。相反，万达广场的规划思路就是打造一个城市商圈。除了传统的商业物业，万达广场同时带动的是周边的住宅、公园、写字楼、步行街等可售物业，以此实现空间与空间之间的关系连接——商业与社区的连接、日常生活与办公娱乐的连接，进而在一个更大的空间关系结构中实现更大的资本效益。
换言之，空间不单单是一个纯粹的物理场所，也不是一个静态的物质事实，而是承载着更为丰富的几何学意义——不同的空间构造往往意味着不同的社会学内涵和经济学内涵。
空间批评之所以成为一种认识论，一个重要的理论逻辑就是发现了空间存在的几何内涵以及几何逻辑背后的社会物质基础与生产结构。至此，人们对空间的认识超越了简单的工具属性和媒介属性维度，“空间被列为生产力与生产资料、列为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特别是其再生产的一部分” 。⑦
当空间进入资本的关注视野，资本生产过程便越来越依赖于对特定空间形态的生产与改造实践。列斐伏尔就此断言，特定的社会形态及其生产模式总是对应于特定的空间生产方式，“从一个生产方式到另一个生产方式，其中必然伴随着新空间的产生”。⑧
从传统媒体时代到新媒体时代，乡村空间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传统媒体也关注乡村空间，但乡村空间的“出场”总是伴随着某些特定的社会“问题”而进入公众视野。大众媒体景观中的“三农”报道，要么针对的是某个亟待解决的底层疼痛，要么是主流意识形态在乡村空间的地缘演绎，其结果都是将乡村空间推向了公共讨论的话语位置。比如，“家电下乡”“新农村建设”“寻找最美乡村教师”“选调生在基层”等主题报道中频频出现乡村空间景观，但乡村的“出场”更多的是权力规划的结果，而且服务于某种崇高的意识形态目的。换言之，乡村是否“出场”以及以何种方式“出场”，离不开主流话语的规划与安排。
正是在权力话语的施展结构中，乡村空间注定只能以一种被动的、消极的方式进入公共视野。可见，空间生产并非绝对的自然事实，而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现实社会结构的认识框架。正如爱德华·索亚所说：“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⑨
当乡村空间进入主流媒体的话语视野，那里诉说的远远超越了摄影镜头所能直观捕捉到的画面内容。因此，传统媒体本身就如同一盏伸向乡村的探照灯，指向哪里，何时照亮，亮度如何，一定意义上决定了乡村空间的生产观念。
进入社会化媒体时代，乡村空间的“出场”本身便意味着一个耐人寻味的媒介社会学命题。如果说传统媒体感兴趣的是重大事实赖以存在的乡村重大空间，社会化媒体则转向了日常生活空间，尤其是那些被主流话语漠视的、忽略的、推向远处的日常空间形态。
在传统媒体那里，重大空间的“出场”往往存在一个脉络清晰的社会政治语境。所谓的空间生产，不过是对重大空间的甄别、遴选和确认过程。因此，传统媒体的报道更像是一种“加冕”行为，它在“可见性”（visibility）维度上赋予了一个空间不同于另一个空间的可视化能力与潜力。相应地，那些被刻意呈现的所谓的重大空间，要么上演着某种群体事件，要么述说着某种底层苦难，要么承载着某种主流话语，而这些内容最终被统一包装为一种被称为“新闻价值”的修辞话语。
然而，纵观微博、微信、快手里的那些乡村短视频，它们所呈现的都是普通人的日常叙事。日常生活的“出场”并不是传统媒体所呈现的一种自上而下的“空间赋值”，而是一种碎片化的、游击式的、反逻辑的“空间拼图”。由于短视频都是碎片化的，我们很难从中提炼出某种成熟的逻辑，也很难发现某种稳定的结构，这使得短视频世界的乡村空间摆脱了政治话语的支配体系，而成为一种游弋于权力逻辑之外的特殊存在。
如果说乡村短视频意味着一种“赋权”，那么“賦权”的逻辑则指向乡村空间的“可见性”生产与管理问题。
“可见性”从来都是一个备受争议的空间命题，它的悲情色彩与积极内涵同样值得我们深思。
福柯将可见性视为权力规训的结局，认为现代社会发明了一整套面向“可见性”生产的“监视技术”，其目的就是将空间从原始的黑暗状态中推向一个可见的甚至可视化的观看网络。⑩因此，空间规训的基本思路就是“通过透明度达成权力，通过照明来实现压制”。相反，汉娜·阿伦特则赋予了可见性积极的存在内涵，并将其视为一个与公共性密切关联的问题。正因为“看见”而非“遮蔽”构成了公共生活的基础，阿伦特因此指出，只有成为可见的存在物，人们才可以进入公共领域，因而才能获得更广泛的公共性。
丹尼尔·戴扬则进一步指出，社会化媒体不仅赋予了人们一种进入公共生活的权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可以管理和支配自己的“可见性”。戴扬甚至认为“被看见的权力”是一种基本的人权，而社会化媒体恰恰赋予了人们“以自己的方式被看见的权利”。
显然，当乡村短视频在社交媒体场域中流行，社会化媒体不仅挖掘并生产了乡村空间的可见性，同时赋予了农民组织和管理自我可见性的权力，使他们可以决定究竟是以何种可见的方式进入社交世界。
不同于传统的空间生产方式，社会化媒体语境下的“可见性”生产是结构化的，是社会化的，是关系化的。由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从来都是社会化媒体极为擅长的生产观念，乡村空间最终被抛入一个更大的社会化生产趋势中，这使得乡村空间的社会化生产成为一种逼真的空间实践与生产事实。 三、残酷的身体叙事与艰难的向上流动
我们很难想象快手在中国乡村的风靡程度，也很难想象乡村在快手里的视觉图景。乡村里的快手与快手里的乡村，成为我们再一次审视乡村与城市这一结构关系的认识视角。无论快手里的乡村是不是真实的乡村，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些关于乡村的短视频正在以一种难以置信的传播速度席卷网络。
快手中的乡村逐渐冲刷着我们关于乡村的原始认识，甚至改写了短视频世界中乡村之于城市的地缘图景。换言之，农民与乡村因为快手的出现而站在了公共围观的舞台之上。本文进一步关注的问题是，当快手App在乡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农民阶层是否因为这一“神器”的出现而在社会学意义上拥有了向上流动的渠道与机会？
如果说“被看见”意味着一种积极的“空间赋权”，那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被看见”以及“被谁看见”，则是考察日常生活空间生产不得不面对的空间批评问题。作为乡村空间生产的“果实”，社会化媒体所呈现的是一个残酷而荒诞的乡村。
2016年，一篇名为《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农村》的文章刷屏朋友圈。署名为霍启明的作者在文章中道出了一个逼真的事实：海量的乡村人口执迷于快手这个神秘的软件，他们夜以继日地生产着各种低俗、简陋、粗糙的短视频。快手更像是一个捉摸不透的乡村江湖，那里上演着各种“魔幻现实主义景观”。此前，快手上的一些自虐视频（喝酒、吃异物、炸裤裆）和低俗黄段子视频曾引发舆论高度关注。怪异视频、趣味视频、恶搞视频成为快手中关注度最高的视频类型，同时也为乡村贴上了浓浓的视觉标签。
怪异、恶搞并不是乡村的真实场景，那为什么乡村会以一种荒诞的方式“出场”？这不能不提到社会化媒体所建构的“游戏规则”。社会化媒体的标志性产品是由人脉关系和眼球指数共同驱动的各种注意力指标——粉丝数、转发数、阅读数、分享数。也正是在这一根本性的逻辑法则下，“技术语言”便早早地决定了乡村的“出场”方式。
一条短视频的生命力究竟如何，快手以排行榜的方式对其进行判定，那些无法博得眼球关注的视频便不得不被淘汰出局。可见，快手的“游戏规则”决定了短视频的生产冲动。那些怪异视频、趣味视频和恶搞视频之所以能够成为快手江湖中的“宠儿”，是因为它们服务于一个更大的技术逻辑，即满足人们的窥探心理和猎奇欲望。快手江湖中的“丛林法则”，不过是社会化媒体技术语言的微妙注释。
既然那里存在一个明确的“游戏规则”，那也注定了农民的“出场”是一场表演。社会化媒体重构了一种交往情景，身处其中的人被迫进入一个崭新的“前台”（front）。按照欧文·戈夫曼的观点，表演是“特定的参与者在特定的场合，以任何方式影响其他任何参与者的所有活动”。
“前台”意味着一种典型的“舞台设置”（setting），因而是一个意义封闭的空间景观。戈夫曼指出了“前台”对个体生存的规约和限定功能，但他同样承认个体在舞台中的能动角色——那些能够对交往情境进行积极策划和定义的人，往往能在“前台”空间获得更大的价值回报。
相对于城市阶层相对美学化的网络直播，乡村阶层则只能将沉重的肉身推向“前台”，通过自虐、搞怪、出格等方式来博取眼球，“跪求热门”。
同样的游戏规则，在乡村和城市却演绎出不同的叙事景观，而这不能不提到“可见性”生产背后的观看主体。《南方周末》曾在《快手，来自农村的创造力》中形象地总结了快手和美拍的阶层距离——城里人玩美拍，农村人玩快手。
尽管说不同的短视频App在社交意义上的技术语言具有相通性，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不同App都尝试在阶层维度上大做文章，这使得其用户构成上呈现出明显的阶层属性。概括来说，不同阶层拥有不同的技术偏好与社交依赖——城市精英阶层表现出对美拍App和秒拍App的特别青睐，而乡村阶层成为快手App的忠实用户。其实，在都市阶层中，快手依然是一个陌生的事物。2016年初快手用户数量突破3亿时，城市人惊讶地发现身边还有这么一个用户规模远超过美拍的神奇软件。不同的用户构成决定了不同的观看网络。如果说美拍的观看网络是“精英阶层观看精英阶层”，快手那里则是十足的“底层群体观看底层群体”。
虽然说都是沿着相同技术逻辑开启的表演行为，但不同的观看者及其对应的观看网络决定了表演的价值回报。相对于城市阶层，农民需要通过自虐、搞怪、病态等相当“出格”的方式来博取眼球。然而遗憾的是，这种“出格”很难改变他们向上流动的可能。在残酷的快手世界里，农民通过残酷的身体叙事积累了众多粉丝，然而这些粉丝的阶层属性也决定了他们很难获得更大的象征资本（symbolic power）。
在一个由“围观”所诠释的社交图景中，一个围观总是驱赶着另一个围观，大浪淘沙过后，那些“残酷底层物语”却并未转化为一种可能的阶层流动。快手中建筑工人出身的“搬砖小伟”可谓是一个相对成功的“网红”。他先后发布了上百条健身视频，赢得了100多万粉丝。虽然受邀参加《听我说》《讲述》《我是梦想秀》等电视节目，但他很难摆脱“建筑工人”这一“悲喜交加”的身份标签，也很难走出被消费的观看结构，最终只能依靠快手上有限的广告维持生计。
再联想到精英阶层的消费对象——网红“papi酱”在资本世界的巨大成功，二者的命运不可同日而语。虽然都处于一个观看结构中，但流动性本身存在一个阶层框架，观看主体的阶层差异决定了他们不同的流动能力。多少“网红”因为美拍中的“直播”而改变了命运，但快手里的农民即便使出浑身解数，最终还是被困于乡村，残酷的身体叙事带来的只不过是一场流动的“幻觉”。
注释：
①〔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黄爱华、冯钢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第14页。
②〔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7页。
③《2017年2月短视频行业APP用户监测报告》，比达网，http：//www.bigdata-research.cn/content/201704/411.html，2017年4月7日。
④〔美〕曼紐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04页。
⑤⑧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Blackwell， 1991， p.1-4.
⑥〔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99 页。
⑦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2页。
⑨〔美〕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21 页。
⑩刘涛：《社会化媒体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福柯“空间规训思想”的当代阐释》，《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5期。
〔法〕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转引自包亚明主编：《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7页。
〔德〕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竺乾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Daniel Dayan，Conquering Visibility， Conferring Visibility： Visibility Seekers & Media Performa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3， 7 （1）， 137-153.
刘涛：《社会化媒体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列斐伏尔和福柯“空间思想”的批判与对话机制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5期。
王轶庶、 罗欢欢：《快手，来自农村的创造力》，《南方周末》2016年7月2日。
刘涛：《风险、流动性与“不确定性”批判：通往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范式》，《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