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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国家间交流合作加深。良好的国家形象能够在国际交流中获得良好的声誉，国家形象成为继政治、军事等硬实力之后衡量综合国力的一大指标。自2013年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以来，国内学术界尤其是政治学、传播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本文将从政治传播学背景下对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现状、学术动态做一梳理总结。
关键词：中国故事;政治传播学;对外传播
早在1922年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在其著作《公众舆论》中就指明在近代以来的社会中，公众舆论主要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政客们游走在政治和传媒之间，利用其权力或者财力控制媒体的报道。在近百年的时间里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有必要研究政治与传播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新理论、新概念涌入中国，政治传播学也不例外。但是由于中西政治体制存在巨大差异，对待学术理论的生搬硬套是绝对行不通的，学者们结合中国国情与西方传统政治传播学提出建构基于中国政治文明的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与世界深度融合、相互激荡，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四个自信”，特别是文化自信，其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便是重要使命任务。树立“四个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为中国的政治传播指明了方向，也为中国政治传播学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政治传播相关研究
“政治传播学”是研究政治传播的科学，但西方政治传播研究者却很少对政治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做出明确的界定。要确定政治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就要确定什么是政治传播。[1]美国作家多丽丝·格雷伯提出的“政治传播”定义为：“政治传播是包括修辞、肢体语言等辅助语言学符号以及联合抵制与抗议等政治行动。”我国学者邵培仁曾做过有益的尝试，他认为政治传播学是“研究政治传播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的本质及规律与操作的谋略和技巧的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2]。在邵培仁的论述中可以发现他将政治传播做了“功能性的定义”。事实上，政治传媒的定义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的定义，但是政治传播涉及面广泛，从任何角度定义政治传播都是不全面的，政治传播研究的对象也一直未能界定。作为交叉学科，政治传播学学科体系构建未完成，英美学者使用的Pol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y也只能译成政治传播研究，而不能译为“政治传播学”。西方国家最早开始对政治传播进行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73年国际传播学会创立政治传播研究学部，标志着政治传播学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研究领域。很多年来，政治传播一直是作为传播学科中的一个领域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直到1993年学者阿达·菲尼特的《政治学：学科的状态》出版后，才被列入政治学科的研究范畴。
受到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的影响，中国对“政治传播”的定义研究也分为两类：一类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把政治传播看作一种政治活动，从这个角度给“政治传播”下定义的有：
祝基滢在其1983年出版的《政治传播学》中提出：“理想的政治传播是一种政治符号的共识（共同解释）。”[3]
2005年李元书在《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中提出：“政治传播是由政治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导致的政治信息的传递与处理过程。”[4]
另一类是从传播学的角度把政治传播看作一种传播活动，从这个角度给“政治传播”下定义的有：
比如前文提到的邵培仁教授在他出版的《政治传播学》一书中认为政治的喉舌和特定利益集团的工具是互动行为、过程与相应规范策略的集合。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是有功能性的手段。
可以说政治传播学在我国是一种“西学东渐”的结果，邵培仁教授的《政治传播学》一书的出版为此后政治传播学在国内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之后李元书对政治传播学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国内的政治传播学研究可以说是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断完善具有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体系。研究方向主要有政治话语与国家领导人形象、政治传媒与媒体等。
二、“讲好中国故事”研究
2013年8月20日电习近平主席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讲好中国故事”的概念。他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5]
从“讲好中国故事”概念提出之后有不少国内学者关注这一热点问题。在知网上搜索“讲好中国故事”相关主题文献高达1852篇，主要围绕“讲好中国故事”的意义以及“讲好中国故事”的实现方式展开研究。
就“讲好中国故事”的意义上来看，有黄良奇的《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价值引领、议题方略与对外传播意义》他认为在新时代对外传播面对国际社会大肆流传中国”称霸论””威胁论””不负责任论”等系列诬陷言论的情况下更以中国梦为价值引领，在动员全民参与、创新对外话语体系和传播渠道进行有效回应，塑造良好国家形象。从国家形象的角度说明“讲好中国故事”的必要性与重要性。[6]
而从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角度出发的研究就更多，涉及的面也更为广泛。学者们根据“讲述中国故事”的意义与所存在的不足，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解决途径。首先，在语言的表达上，有学者指出讲好中国故事需遵从世界通用的表达方式，提供具体、细节性的事实和使用理性、柔和的语言，[7]要学会运用大多数国外受众能够接受的方式去讲述。对于大多数国外受众而言，他们更希望接收到真实、客观、理性的事实而非空洞的宣传口号，所以在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不加任何修饰的朴素表达，站在普通人的视角更为深入人心。而柔和的表达，则需要中国的国际表达要“理直气和”，弱化话语中渲染、鼓吹、口号的部分，促使国外受众对中国的理解甚至認同。其次，在内容方面，中国故事可讲述以下话题，即宏观层面的中国道路的历史和现实、中国梦的背景和内涵、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中国和平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主张[8]以及具体层面的“一带一路”倡议等内容。也有部分学者表示可以对内容进行调整，重视内容建设，注重不同意识形态以及文化差异之间的衔接。
参考文献
[1]郑一卉.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百年回望[J].武汉大学学报，2005（3）：380-384.
[2]邵培仁.政治传播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3]孙帅.中国政治传播学研究：回顾与展望[J].重庆社会科学，2011年（1），106-112
[4]李元书.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
[5]欧阳辉.习近平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思想[N].人民网，2019.
[6]黄良奇.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价值引领、议题方略与对外传播意义[J].当代传播，2019.
[7]赵启正.《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8]于运全.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EB/OL]，光明网，http：//news.gmw.cn/2018-01/30/content_27512802.htm，2018.
关键词：中国故事;政治传播学;对外传播
早在1922年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在其著作《公众舆论》中就指明在近代以来的社会中，公众舆论主要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政客们游走在政治和传媒之间，利用其权力或者财力控制媒体的报道。在近百年的时间里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有必要研究政治与传播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新理论、新概念涌入中国，政治传播学也不例外。但是由于中西政治体制存在巨大差异，对待学术理论的生搬硬套是绝对行不通的，学者们结合中国国情与西方传统政治传播学提出建构基于中国政治文明的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与世界深度融合、相互激荡，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四个自信”，特别是文化自信，其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便是重要使命任务。树立“四个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为中国的政治传播指明了方向，也为中国政治传播学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政治传播相关研究
“政治传播学”是研究政治传播的科学，但西方政治传播研究者却很少对政治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做出明确的界定。要确定政治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就要确定什么是政治传播。[1]美国作家多丽丝·格雷伯提出的“政治传播”定义为：“政治传播是包括修辞、肢体语言等辅助语言学符号以及联合抵制与抗议等政治行动。”我国学者邵培仁曾做过有益的尝试，他认为政治传播学是“研究政治传播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的本质及规律与操作的谋略和技巧的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2]。在邵培仁的论述中可以发现他将政治传播做了“功能性的定义”。事实上，政治传媒的定义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的定义，但是政治传播涉及面广泛，从任何角度定义政治传播都是不全面的，政治传播研究的对象也一直未能界定。作为交叉学科，政治传播学学科体系构建未完成，英美学者使用的Pol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y也只能译成政治传播研究，而不能译为“政治传播学”。西方国家最早开始对政治传播进行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73年国际传播学会创立政治传播研究学部，标志着政治传播学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研究领域。很多年来，政治传播一直是作为传播学科中的一个领域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直到1993年学者阿达·菲尼特的《政治学：学科的状态》出版后，才被列入政治学科的研究范畴。
受到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的影响，中国对“政治传播”的定义研究也分为两类：一类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把政治传播看作一种政治活动，从这个角度给“政治传播”下定义的有：
祝基滢在其1983年出版的《政治传播学》中提出：“理想的政治传播是一种政治符号的共识（共同解释）。”[3]
2005年李元书在《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中提出：“政治传播是由政治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导致的政治信息的传递与处理过程。”[4]
另一类是从传播学的角度把政治传播看作一种传播活动，从这个角度给“政治传播”下定义的有：
比如前文提到的邵培仁教授在他出版的《政治传播学》一书中认为政治的喉舌和特定利益集团的工具是互动行为、过程与相应规范策略的集合。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是有功能性的手段。
可以说政治传播学在我国是一种“西学东渐”的结果，邵培仁教授的《政治传播学》一书的出版为此后政治传播学在国内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之后李元书对政治传播学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国内的政治传播学研究可以说是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断完善具有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体系。研究方向主要有政治话语与国家领导人形象、政治传媒与媒体等。
二、“讲好中国故事”研究
2013年8月20日电习近平主席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讲好中国故事”的概念。他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5]
从“讲好中国故事”概念提出之后有不少国内学者关注这一热点问题。在知网上搜索“讲好中国故事”相关主题文献高达1852篇，主要围绕“讲好中国故事”的意义以及“讲好中国故事”的实现方式展开研究。
就“讲好中国故事”的意义上来看，有黄良奇的《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价值引领、议题方略与对外传播意义》他认为在新时代对外传播面对国际社会大肆流传中国”称霸论””威胁论””不负责任论”等系列诬陷言论的情况下更以中国梦为价值引领，在动员全民参与、创新对外话语体系和传播渠道进行有效回应，塑造良好国家形象。从国家形象的角度说明“讲好中国故事”的必要性与重要性。[6]
而从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角度出发的研究就更多，涉及的面也更为广泛。学者们根据“讲述中国故事”的意义与所存在的不足，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解决途径。首先，在语言的表达上，有学者指出讲好中国故事需遵从世界通用的表达方式，提供具体、细节性的事实和使用理性、柔和的语言，[7]要学会运用大多数国外受众能够接受的方式去讲述。对于大多数国外受众而言，他们更希望接收到真实、客观、理性的事实而非空洞的宣传口号，所以在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不加任何修饰的朴素表达，站在普通人的视角更为深入人心。而柔和的表达，则需要中国的国际表达要“理直气和”，弱化话语中渲染、鼓吹、口号的部分，促使国外受众对中国的理解甚至認同。其次，在内容方面，中国故事可讲述以下话题，即宏观层面的中国道路的历史和现实、中国梦的背景和内涵、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中国和平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主张[8]以及具体层面的“一带一路”倡议等内容。也有部分学者表示可以对内容进行调整，重视内容建设，注重不同意识形态以及文化差异之间的衔接。
参考文献
[1]郑一卉.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百年回望[J].武汉大学学报，2005（3）：380-384.
[2]邵培仁.政治传播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3]孙帅.中国政治传播学研究：回顾与展望[J].重庆社会科学，2011年（1），106-112
[4]李元书.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
[5]欧阳辉.习近平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思想[N].人民网，2019.
[6]黄良奇.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价值引领、议题方略与对外传播意义[J].当代传播，2019.
[7]赵启正.《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8]于运全.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EB/OL]，光明网，http：//news.gmw.cn/2018-01/30/content_27512802.htm，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