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西安碑林有块半截碑，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兴福寺半截碑》。《兴福寺半截碑》非常有名，号称是“集王右军书法”。在唐代集王羲之书法刻碑，是传播王羲之书法的重要手段，《半截碑》是继《圣教序》之后，又一块王书集字的代表性碑刻。
《兴福寺断碑》，明万历年间在西安出土，出土时因缺少上半部分，故俗称“兴福寺半截碑”。残碑有“公讳文”，“公”上面有一“吴”字，碑又称“镇国大将军吴文碑”。学术界上，对这个“吴”字存有争议，清人翁方纲说此字，不是“吴”而是“矣”字。
从残碑的前后文看，“惟大将军矣，公讳文字才”，似乎又有点不太通顺，一个人有名有字，可是姓哪去了？学术界存此一说，多数人不以为然。吴文在两唐书中无传，也就很难考证碑的主人。此碑为集王书十八家之一，声明仅次于《怀仁集圣教序》。
在《半截碑》的碑文中，有“开元九年”的字样。吴文死于唐开元九年，我们可以认定，此碑刻于“开元九年”，甚至是这以后的一段时间。开元九年，即公元721年，距《圣教序》的咸亨三年，也就是公元672年，已经整整过去了49年。
这49年当中，在中国书法史上，曾发生了两件重大事件：
第一，李世民的去世，大量王羲之的墨迹，包括摹本被带入墓葬；第二，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合葬，又带走一大批重要的墨迹。到弘福寺沙门大雅，集《大将军吴文碑》的时候，世间王羲之的墨迹，就已经没有多少了。
于是问题来了，大雅集字的底本，到底从哪里来的？
在这块碑上刻有：“碑在京兴福寺陪常住，大雅集晋右将军王羲之行书勒上。”此碑虽号称是“集字碑”，但是我们绝对不敢保证，大雅集的就是王羲之的字。此碑在临习的时候，和《圣教序》有明显的区别，这块碑行气非常连贯，绝非是一块简单的“集字碑”。
这块碑在临写的难度上，显然次于王羲之其他碑帖。在笔法上，《半截碑》的笔法不尽统一，王羲之“内”笔法，和王献之的“外拓”笔法相互掺杂，在用笔习惯上更接近王《伯远帖》。比如“惟大将军”的“大”字，一横用的是外拓笔法，一撇一捺用的是内笔法。
纵观大雅的用笔习惯，凡上面短横的用笔，一般都是使用外拓笔法。比如“霜酌”二字，开头的第一笔，都是使用的外拓笔法。“行内”的“内”字起笔一竖，同样采用的是外拓笔法。从这块碑的总体风格来说，用笔以内笔法为主，掺杂有少量的外拓笔法。
《半截碑》的精神与筋力，仿佛是王羲之的手笔，但总体生动程度上，绝对比不上《怀仁圣教序》。这块碑书法的古淡之趣，被历代书家所重视，它和《圣教序》相互参照，被后代视为，破解王羲之书法的一个门径。
《半截碑》的字体结构，总体上是以方正为主，而《怀仁集圣教序》结构瘦长，如果套用回子格，每个字都暗含黄金分割。这就是王羲之的书法和其他人最大的不同。王羲之字体结构生动，在字体的偏旁运用上，有高低错落避让、疏密向背等丰富的变化。而纵观其他书家，每个字的变化程度，跟王羲之比起来要差很多。
通览《半截碑》的字体，左低右高规律明显，大量右边应该下沉探底的笔势，往往表现得不够充分。纵观通篇布局，笔笔呼应，字字连贯，无断续处，无任何呆滞之处。《半截碑》给人一种笔不离纸，腕不停运，有通篇连贯的气势。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认定：《半截碑》根本不是什么“集字碑”。大雅和尚孰知“二王”笔法，在参照《圣教序》的布白，由大雅和尚进行的一次创作。
大雅和尚在创作中，成功地模拟了“二王”的书风。至于《半截碑》所说：“大雅集晋右军将军王羲之行书勒上”，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碑的第一行，很可能是大雅和尚集字的成果。但是，碑文的主题部分，则是大雅独立创作的产物。
《弘福寺半截碑》，在这一个集字、仿写、创作的碑中，我们很难判定，它到底是集字还是仿写。所以，大雅和尚作为僧人，一般不会打诳语。在这个碑的诞生过程中，很可能在半推半就之间，被说成了“集王羲之书法”的大作。
在所有集字帖当中，能够和《圣教序》媲美的，只有《集王羲之书金刚经》。《集王羲之书金刚经》其一特点是字数多，全文有五千多字；第二，文字布局比《圣教序》更为生动；第三，文字量大，重复的字数也多，大量的文字出自《圣教序》，移植的准确度非常高；第四，还有部分字出自《半截碑》，甚至是我们没有见过的王字，但是相对选取的数量较少。
唐朝中期，在集王羲之字体潮流之下，追随王羲之，书写王羲之式的行书，也必然成为一种历史趋势。如果把《半截碑》，作为模仿王羲之的一种表现，那么，中唐时代的李邕李北海，则是临王羲之最成功的书家。
李邕的一生，书写过八百多块石碑，最著名的有《李思训碑》、《叶有道碑》、《岳麓山寺碑》、《端州石室记》、《法华寺碑》、《东林寺碑》、《卢正道碑》、《李秀碑》、《任令则碑》等大量的碑刻。传世墨迹有《古诗十七首》、《出师表》，以及在《淳化阁帖》传世的《晴热帖》等。
明朝书画家董其昌说：右军如龙，北海如象。这当然说的是他们的书法气势。而清朝诗人冯班则说：董宗伯云王右军如龙，李北海如象；不如云王右军如凤，李北海如俊鹰。
虽说李邕李北海的书法不错，但要跟王羲之一较高下，似乎还有很大的距离。对李北海评价，最客观的是李后主李煜。他说：“李邕得右将军之气而失于体格。”他说李邕得到王羲之书法的气脉，但是失去了王羲之书法的体格。
在中国书法史上，真正的尊神是王羲之，李邕不过是一个追随者。正如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没有人能够超越王羲之。但是，李煜恰到好处地说出，李邕是一个善学之人。他成就不了王羲之，但是在取舍之间，却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李邕书法在历代书家当中，可以说是一个清逸脱俗者。
《宣和书谱》说，邕初学，变右军行法，顿挫起伏，即得其妙，复乃摆脱旧习，笔力一新。《宣和书谱》讲的很清楚，李邕书法的底子来自王羲之，他学王羲之比起其他人来，则要简单得多。因他只学王羲之的行书，不学王羲之的草书，更不学王羲之的楷书。 唐朝书法家李阳冰说，李邕是“书中仙手”。书中仙手自然善于选择，他选择了王羲之的行书，并在《圣教序》的基础之上，发展出自己的书法风格。李邕关于书法风格，有一句他自己的名言：学我者死，似我者病。要确立自己的书法风格，必须在掌握前人的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独特的东西。
如果说，大雅《半截碑》走的是山阴路线，那么，李邕确立的书法风格，则是在掌握王羲之用笔之后，融入北派书法结构的产物。
在李邕早期书法《清热帖》和《缙云三帖》中，书法风格还停留在山阴路上，那么，晚期的代表作《李思训碑》、《岳麓山寺碑》，则是融合隋朝书法家丁道护的书法风格，形成的一种新的书法风格。介于这两种风格之间，李邕的《端州石室记》、《出师表》、《古诗十七首》，则是一种中间过渡性的书体。
李邕（678-747年），李北海，也称李括州，字泰和，唐代书法家。李邕和李白、杜甫，是同一时代人，在年龄上长于杜甫、李白一辈儿。在《新旧唐书》中，李氏父子被说成是广陵江都人，也就是现在江苏的扬州。很可能《旧唐书》作者搞错了，《新唐书》的作者照书抄袭，跟着也把他籍贯搞错了。
杜甫在《八哀诗》中写到“江夏李公邕”，颜真卿《孙逖文公集序》亦称“江夏李邕”。
据《李善李邕父子是江夏人而非江都人》一文，李娅文中引用李邕家族墓志，李邕和他的儿子李歧、孙子李正卿，以及堂弟李睦的墓志铭，证实他的家族都是“江夏李氏”。在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中，有墓志拓片可供参考。
李邕少年成名，天资聪敏少具才识，获得博陵（今河北辖内）诗人崔沔的赏识。在崔沔的推荐介绍下，李邕在秘阁读了几年书。在唐代能在国家图书馆，或者国家档案馆读书，学识自然不同平常。后来，李邕被唐诗人李乔发现，推荐朝廷召为左拾遗。
李邕到任不久，正赶上御史大夫宋弹劾张宗昌、张易之兄弟。稍了解唐朝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二位，是武则天的面首，无人敢得罪。武则天面对宋的弹劾，并不同意他的请求。
这时，李邕作为一个七品言官，不顾左拾遗官职卑微，跟随宋在朝堂上直言力谏，武则天这才同意了宋的请求。
第二年，唐中宗继位。任命术士郑普思为秘书监，李邕再次挺身上书诤谏。他的建议虽没被采纳，但是刚正不阿的性格，和正直秉性及见识为世人敬重。正因为这样的性格，让他的仕途充满坎坷，他一生四次被贬官、两次遭陷害，最后死于奸相李林甫手中。
正如三国时期文学家李康的《运命论》所讲：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高于岸，流必湍之。一个人，一旦占据了道德高地，各种流言蜚语，必然会向他袭来。更何况李邕才华横溢，性情刚直，在官场上必然会遭到别人的排挤。
当时就有人对李邕说：“君如干将莫邪，难于争锋，然终虞缺折耳。”李邕所处的时代，正当盛唐逐渐走向衰落。朝廷中，派系斗争持续不断，此起彼伏的官场动荡，一般人都难免遭受波及。像李邕这样刚直的人，难免一而再、再而三遭受贬官，升迁犹如过山车，起伏跌宕。
在唐中宗时，李邕出为南和令，贬富州（今广西辖内）司户；唐隆元年，召为左台殿中侍御史，改户部员外郎，不久被贬为崖州（今广州辖内）舍城丞；开元三年，被召为户部郎中。不久遭人诬陷，被贬为括州（今浙江丽水）司马。后又征为陈州（河南周口辖内）刺史。开元十三年（725年），李邕获罪几死，后贬为钦州遵化县尉。后又转迁括、淄、滑三州刺史。唐玄宗天宝初年（742年），李邕先后为汲郡、北海太守。
李邕一生性格豪奢，行为不拘小节，在官场上缕缕遭人暗算。天宝六年（747年），李邕被李林甫派人杖杀，终年七十三岁。
大雅和尚的《半截碑》，和李邕书法都是从“二王”入手，但是他们反映的风格却截然不同。前文说过，大雅的用笔风格，以内为主外拓为辅，笔法风格和王《伯远帖》相似。但是，相对于《伯远帖》，《半截碑》结构过于拘谨，而《伯远帖》如天女散花，飘飘洒洒潇洒有致。
李邕字体结构，同样是左低右高，纵横驰骋有余，而用笔使转不足。换一句话说，那就是李邕每一个字，过多地注重单划的构建，形成的笔划过于刚猛。最具风格的《李思训碑》，线条瘦硬充满力度与弹性，但是在转折之处，往往是硬性的折笔，缺少王体的圆形线条。
李邕的书法，就像他的性格一样，刚猛有余而弹性不足。
（责编：李禹默）
备注：李邕生平，参考朱关田《李邕及其书迹》
《兴福寺断碑》，明万历年间在西安出土，出土时因缺少上半部分，故俗称“兴福寺半截碑”。残碑有“公讳文”，“公”上面有一“吴”字，碑又称“镇国大将军吴文碑”。学术界上，对这个“吴”字存有争议，清人翁方纲说此字，不是“吴”而是“矣”字。
从残碑的前后文看，“惟大将军矣，公讳文字才”，似乎又有点不太通顺，一个人有名有字，可是姓哪去了？学术界存此一说，多数人不以为然。吴文在两唐书中无传，也就很难考证碑的主人。此碑为集王书十八家之一，声明仅次于《怀仁集圣教序》。
在《半截碑》的碑文中，有“开元九年”的字样。吴文死于唐开元九年，我们可以认定，此碑刻于“开元九年”，甚至是这以后的一段时间。开元九年，即公元721年，距《圣教序》的咸亨三年，也就是公元672年，已经整整过去了49年。
这49年当中，在中国书法史上，曾发生了两件重大事件：
第一，李世民的去世，大量王羲之的墨迹，包括摹本被带入墓葬；第二，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合葬，又带走一大批重要的墨迹。到弘福寺沙门大雅，集《大将军吴文碑》的时候，世间王羲之的墨迹，就已经没有多少了。
于是问题来了，大雅集字的底本，到底从哪里来的？
在这块碑上刻有：“碑在京兴福寺陪常住，大雅集晋右将军王羲之行书勒上。”此碑虽号称是“集字碑”，但是我们绝对不敢保证，大雅集的就是王羲之的字。此碑在临习的时候，和《圣教序》有明显的区别，这块碑行气非常连贯，绝非是一块简单的“集字碑”。
这块碑在临写的难度上，显然次于王羲之其他碑帖。在笔法上，《半截碑》的笔法不尽统一，王羲之“内”笔法，和王献之的“外拓”笔法相互掺杂，在用笔习惯上更接近王《伯远帖》。比如“惟大将军”的“大”字，一横用的是外拓笔法，一撇一捺用的是内笔法。
纵观大雅的用笔习惯，凡上面短横的用笔，一般都是使用外拓笔法。比如“霜酌”二字，开头的第一笔，都是使用的外拓笔法。“行内”的“内”字起笔一竖，同样采用的是外拓笔法。从这块碑的总体风格来说，用笔以内笔法为主，掺杂有少量的外拓笔法。
《半截碑》的精神与筋力，仿佛是王羲之的手笔，但总体生动程度上，绝对比不上《怀仁圣教序》。这块碑书法的古淡之趣，被历代书家所重视，它和《圣教序》相互参照，被后代视为，破解王羲之书法的一个门径。
《半截碑》的字体结构，总体上是以方正为主，而《怀仁集圣教序》结构瘦长，如果套用回子格，每个字都暗含黄金分割。这就是王羲之的书法和其他人最大的不同。王羲之字体结构生动，在字体的偏旁运用上，有高低错落避让、疏密向背等丰富的变化。而纵观其他书家，每个字的变化程度，跟王羲之比起来要差很多。
通览《半截碑》的字体，左低右高规律明显，大量右边应该下沉探底的笔势，往往表现得不够充分。纵观通篇布局，笔笔呼应，字字连贯，无断续处，无任何呆滞之处。《半截碑》给人一种笔不离纸，腕不停运，有通篇连贯的气势。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认定：《半截碑》根本不是什么“集字碑”。大雅和尚孰知“二王”笔法，在参照《圣教序》的布白，由大雅和尚进行的一次创作。
大雅和尚在创作中，成功地模拟了“二王”的书风。至于《半截碑》所说：“大雅集晋右军将军王羲之行书勒上”，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碑的第一行，很可能是大雅和尚集字的成果。但是，碑文的主题部分，则是大雅独立创作的产物。
《弘福寺半截碑》，在这一个集字、仿写、创作的碑中，我们很难判定，它到底是集字还是仿写。所以，大雅和尚作为僧人，一般不会打诳语。在这个碑的诞生过程中，很可能在半推半就之间，被说成了“集王羲之书法”的大作。
在所有集字帖当中，能够和《圣教序》媲美的，只有《集王羲之书金刚经》。《集王羲之书金刚经》其一特点是字数多，全文有五千多字；第二，文字布局比《圣教序》更为生动；第三，文字量大，重复的字数也多，大量的文字出自《圣教序》，移植的准确度非常高；第四，还有部分字出自《半截碑》，甚至是我们没有见过的王字，但是相对选取的数量较少。
唐朝中期，在集王羲之字体潮流之下，追随王羲之，书写王羲之式的行书，也必然成为一种历史趋势。如果把《半截碑》，作为模仿王羲之的一种表现，那么，中唐时代的李邕李北海，则是临王羲之最成功的书家。
李邕的一生，书写过八百多块石碑，最著名的有《李思训碑》、《叶有道碑》、《岳麓山寺碑》、《端州石室记》、《法华寺碑》、《东林寺碑》、《卢正道碑》、《李秀碑》、《任令则碑》等大量的碑刻。传世墨迹有《古诗十七首》、《出师表》，以及在《淳化阁帖》传世的《晴热帖》等。
明朝书画家董其昌说：右军如龙，北海如象。这当然说的是他们的书法气势。而清朝诗人冯班则说：董宗伯云王右军如龙，李北海如象；不如云王右军如凤，李北海如俊鹰。
虽说李邕李北海的书法不错，但要跟王羲之一较高下，似乎还有很大的距离。对李北海评价，最客观的是李后主李煜。他说：“李邕得右将军之气而失于体格。”他说李邕得到王羲之书法的气脉，但是失去了王羲之书法的体格。
在中国书法史上，真正的尊神是王羲之，李邕不过是一个追随者。正如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没有人能够超越王羲之。但是，李煜恰到好处地说出，李邕是一个善学之人。他成就不了王羲之，但是在取舍之间，却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李邕书法在历代书家当中，可以说是一个清逸脱俗者。
《宣和书谱》说，邕初学，变右军行法，顿挫起伏，即得其妙，复乃摆脱旧习，笔力一新。《宣和书谱》讲的很清楚，李邕书法的底子来自王羲之，他学王羲之比起其他人来，则要简单得多。因他只学王羲之的行书，不学王羲之的草书，更不学王羲之的楷书。 唐朝书法家李阳冰说，李邕是“书中仙手”。书中仙手自然善于选择，他选择了王羲之的行书，并在《圣教序》的基础之上，发展出自己的书法风格。李邕关于书法风格，有一句他自己的名言：学我者死，似我者病。要确立自己的书法风格，必须在掌握前人的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独特的东西。
如果说，大雅《半截碑》走的是山阴路线，那么，李邕确立的书法风格，则是在掌握王羲之用笔之后，融入北派书法结构的产物。
在李邕早期书法《清热帖》和《缙云三帖》中，书法风格还停留在山阴路上，那么，晚期的代表作《李思训碑》、《岳麓山寺碑》，则是融合隋朝书法家丁道护的书法风格，形成的一种新的书法风格。介于这两种风格之间，李邕的《端州石室记》、《出师表》、《古诗十七首》，则是一种中间过渡性的书体。
李邕（678-747年），李北海，也称李括州，字泰和，唐代书法家。李邕和李白、杜甫，是同一时代人，在年龄上长于杜甫、李白一辈儿。在《新旧唐书》中，李氏父子被说成是广陵江都人，也就是现在江苏的扬州。很可能《旧唐书》作者搞错了，《新唐书》的作者照书抄袭，跟着也把他籍贯搞错了。
杜甫在《八哀诗》中写到“江夏李公邕”，颜真卿《孙逖文公集序》亦称“江夏李邕”。
据《李善李邕父子是江夏人而非江都人》一文，李娅文中引用李邕家族墓志，李邕和他的儿子李歧、孙子李正卿，以及堂弟李睦的墓志铭，证实他的家族都是“江夏李氏”。在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中，有墓志拓片可供参考。
李邕少年成名，天资聪敏少具才识，获得博陵（今河北辖内）诗人崔沔的赏识。在崔沔的推荐介绍下，李邕在秘阁读了几年书。在唐代能在国家图书馆，或者国家档案馆读书，学识自然不同平常。后来，李邕被唐诗人李乔发现，推荐朝廷召为左拾遗。
李邕到任不久，正赶上御史大夫宋弹劾张宗昌、张易之兄弟。稍了解唐朝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二位，是武则天的面首，无人敢得罪。武则天面对宋的弹劾，并不同意他的请求。
这时，李邕作为一个七品言官，不顾左拾遗官职卑微，跟随宋在朝堂上直言力谏，武则天这才同意了宋的请求。
第二年，唐中宗继位。任命术士郑普思为秘书监，李邕再次挺身上书诤谏。他的建议虽没被采纳，但是刚正不阿的性格，和正直秉性及见识为世人敬重。正因为这样的性格，让他的仕途充满坎坷，他一生四次被贬官、两次遭陷害，最后死于奸相李林甫手中。
正如三国时期文学家李康的《运命论》所讲：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高于岸，流必湍之。一个人，一旦占据了道德高地，各种流言蜚语，必然会向他袭来。更何况李邕才华横溢，性情刚直，在官场上必然会遭到别人的排挤。
当时就有人对李邕说：“君如干将莫邪，难于争锋，然终虞缺折耳。”李邕所处的时代，正当盛唐逐渐走向衰落。朝廷中，派系斗争持续不断，此起彼伏的官场动荡，一般人都难免遭受波及。像李邕这样刚直的人，难免一而再、再而三遭受贬官，升迁犹如过山车，起伏跌宕。
在唐中宗时，李邕出为南和令，贬富州（今广西辖内）司户；唐隆元年，召为左台殿中侍御史，改户部员外郎，不久被贬为崖州（今广州辖内）舍城丞；开元三年，被召为户部郎中。不久遭人诬陷，被贬为括州（今浙江丽水）司马。后又征为陈州（河南周口辖内）刺史。开元十三年（725年），李邕获罪几死，后贬为钦州遵化县尉。后又转迁括、淄、滑三州刺史。唐玄宗天宝初年（742年），李邕先后为汲郡、北海太守。
李邕一生性格豪奢，行为不拘小节，在官场上缕缕遭人暗算。天宝六年（747年），李邕被李林甫派人杖杀，终年七十三岁。
大雅和尚的《半截碑》，和李邕书法都是从“二王”入手，但是他们反映的风格却截然不同。前文说过，大雅的用笔风格，以内为主外拓为辅，笔法风格和王《伯远帖》相似。但是，相对于《伯远帖》，《半截碑》结构过于拘谨，而《伯远帖》如天女散花，飘飘洒洒潇洒有致。
李邕字体结构，同样是左低右高，纵横驰骋有余，而用笔使转不足。换一句话说，那就是李邕每一个字，过多地注重单划的构建，形成的笔划过于刚猛。最具风格的《李思训碑》，线条瘦硬充满力度与弹性，但是在转折之处，往往是硬性的折笔，缺少王体的圆形线条。
李邕的书法，就像他的性格一样，刚猛有余而弹性不足。
（责编：李禹默）
备注：李邕生平，参考朱关田《李邕及其书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