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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8月20日深夜，布拉格机场接到一架苏联民航机发出的“机械事故，要求迫降”的信号，其没有理由不同意。客机一降落，数十名苏军突击队员冲出机舱迅速占领机场。几分钟后，苏第24空军集团军巨型运输机开始降落，一分钟一架。一小时后，由一辆苏联大使馆的汽车引路，苏军空降师直扑布拉格。
8月21日拂晓，苏军占领了总统官邸、捷共中央大厦等党政领导机关和布拉格各重要据点，逮捕了杜布切克等捷共领导人。与此同时，苏军沿“铁幕”施放大量金属箔条，导致西方国家沿“铁幕”部署的大批雷达和电子侦听设备失效，荧光屏上满是雪花，北约没来得及作出任何反应。
这便是冷战中期非常戏剧性的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50年后，回望“铁幕”下的布拉格，会对2014年克里米亚在俄军占领下的“公投入俄”，抱有更多的同情之理解。
并非离经叛道的革命
1968年8月的布拉格街头。
追根溯源，捷克斯洛伐克加入东欧阵营不是被征服的结果，而是一种主动尝试。昔日奥匈帝国腹地的民族、文化包容性（日后加顿·阿什称之为“中欧性”）以及经济优势，在1938年并未能保护这个中等国家免于被纳粹德国吞并。因此在1945年，大多数捷克斯洛伐克人选择拥抱东方的洲级大国，以求得可靠的保护。
与波兰人和匈牙利人相比，捷克斯洛伐克人是顺服的：1946年他们主动驱逐了作为慕尼黑危机源头的300万苏台德德意志人，1947年在没有苏军“守护”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主体国有化，1952年又将以斯兰斯基为首的老一辈共产党领导层（主要是犹太人，他们被斯大林认为具有过强的“国际主义”色彩）清洗干净。
当波兹南和布达佩斯的不满分子已经站出来质疑斯大林模式时，布拉格依然审慎地供奉着那位苏联领导人的铜像。应该说，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叛”比南斯拉夫和匈牙利要晚10～20年，这首先是由于该国工人群体在数量上的优势和东欧重工业升级的总体趋势相一致，因而抵触情绪不强。
另外，1950年代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成果，安抚了过去具有分离主义倾向的斯洛伐克人，使其乐于拥戴以诺沃提尼为首的本土斯大林主义领导人。矛盾直到1960年代初才开始凸显：1960年颁布的新宪法收回了斯洛伐克的自治权；完成工业化改造的东欧经互会国家在产品结构上高度趋同，导致捷克斯洛伐克的出口商品在经互会内部的不可替代性变弱。
从这个角度看，1967年诺沃提尼为摆脱经济困境而提出的改革措施，大部分文不对题—对工人许诺将绩效工资与利润相挂钩，并不能解决出口竞争力下滑的问题。布拉格当局需要的是重申两大主体民族权利的对等性，即“南斯拉夫化”；以及在经互会体制以外接触国际市场和资本的机会，即“罗马尼亚化”。
正是因为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已经做出了某些效果立竿见影的尝试，在1968年的春天，以新任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为首的捷共领导层，坚信他们可以进行一场“独特的民主共产主义实验”，以新要素渐进地改良本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当年4月捷共中央全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宣布：恢复斯洛伐克的自治权，为1952年政治清洗的受害者平反，在政治、经济体制上试行“民主化”改革。引进西欧和美国科技、增加与经互会以外國家的经济往来，被当作一项正式政策摆上了台面。6月底，实行20年之久的新闻媒体审查制度被废除。党的新领导层展望：在为期10年的改革告一段落后，可以通过公开直接选举产生立法机构成员。
很难说这是一场离经叛道的革命—即使是杜布切克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也不愿正面回应激进自由派提出的开放组党、取消对艺术机构和高等院校的行政控制等“资产阶级自由化”气息过浓的要求。知识分子和广场上的人呼吁“声援党内改革派”、“自下而上倒逼改革向前发展”，改革派却努力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姿态。为了避免重演1956年匈牙利的悲剧，杜布切克还重申捷克斯洛伐克将继续履行对华约集团的义务。
孤立无援的改革运动
显然，杜布切克高估了勃列日涅夫对他的善意。的确，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曾经默许了捷共对其领导层的自发改组，并一度宣称《行动纲领》是捷共的“内部事务”。但勃列日涅夫需要考虑的远不止是个人好恶。
后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领导层，当时呈现“三驾马车”并行的状态。当“三巨头”中的柯西金选择了将修复对华关系和对美战略缓和作为自己的政策标签之后，以军工复合体作为执政班底的勃列日涅夫自然要采取远为强硬的对外路线，以形成差异化竞争。
另外，1960年代末期的东欧诸国领导人，基本都是波兹南-匈牙利事件后崛起的新斯大林主义者，对自身执政合法性的焦虑也使得他们催促对邻国的改革运动采取弹压措施。
杜布切克的命运，最终在1968年7月的华沙会议上确定。8月23日，入侵之约20万苏联军队及后来参加的东德、波兰、匈牙利等华约军队，基本完成对捷克斯洛伐克全境的军事占领，几十万捷军被全部缴械。自1月5日兴起的“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就此进入尾声。
当时美国正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沼之中，期待改善美苏关系以促成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加上林登·约翰逊总统对向北越提供武器的捷克斯洛伐克也有很大意见，所以对于苏联-东欧阵营发生的内讧没有积极干预。
真正让莫斯科棘手的是，在军事占领的非常事态下，捷共8月22日临时召开的全党大会，居然发表声明指责非法的军事介入，并支持被拘禁的以杜布切克为首的领导集体。其后，从莫斯科获释归来的杜布切克领导层，对国民发表了继续改革的声明。只是，迫于苏联以及国内亲苏派要求执行《莫斯科议定书》的压力，杜布切克的回旋空间日渐狭窄，第二年不得不体面交权，为“布拉格之春”画上了句号。捷克斯洛伐克继续实行“正常体制”，直到20多年后改天换地。 对于今天的历史研究者来说，回望“布拉格之春”时会面临一种特殊的困境，因为同一年的西欧“五月风暴”和巴黎的街垒，使1968年早早被打上了“革命之年”的标签，一代知识分子对此的偏爱更强化了这一认知的传播效果；虽然“布拉格之春”同样令革命叙事的偏好者们感到振奋，但东西欧的两种革命在内涵上的差异之大，甚至连亲历者也感到难以置信。
1968年3月，西德学运领袖鲁迪·杜契克莅临布拉格，他向捷克知识分子宣讲的主题是“警惕多元主义的政治陷阱和美式文化殖民主义”。半年后，当杜布切克的改革蓝图被汹汹拥入的苏联军队碾碎之时，沉浸在自我陶醉中的西欧新左派正在批判“‘布拉格之春’的保守属性”。
日后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曾不止一次暗示过这种反差：当被现实政治击败的捷克流亡者们抵达巴黎时，他们最终发现街垒、燃烧瓶和标语涂鸦不过是年轻人对过往政治革命的形式模仿：情绪上的愤懑被想象为你死我活的冲突，对政治理念的争论则被等同于政治本身。简而言之，“铁幕”两侧的1968年属于截然不同的世代：西欧学生运动燃烧的是青年一代的激情，在布拉格上演的则是属于中年人的窘迫悲剧。
“中立”幻想被打破
大多数捷克斯洛伐克人对于突如其来的入侵，以及随后长达近20年的“正常化”改造，依旧采取了和他们对改革事业一致的审慎态度。这个中欧国家的人都还没忘记1956年发生在南部邻国匈牙利的悲剧，因此并没有对苏军采取太多的直接抵抗。
但这并不意味着军事入侵的合法性获得了承认。某种意义上，恰恰是“布拉格之春”忠实地践行了“五月风暴”中西欧新左派知识分子提出的那种“人性化的社会主义”主张，但却被华约的军队阻止，从而消除了一切依靠执政党固有的动员机制和意识形态理念，走向渐进改良的可能性。
曾经最热烈倡导体制内改良的诗人和哲学家伊万·斯维塔克后来回忆道：“如果说在1968年的春天，布拉格的人们还纠结于‘我们从何而来？与谁一起？将往何处去？’这三个终极问题，那么在改革流产之后，答案已经很清楚了：‘我们从亚洲（苏联模式）而来，自力更生，往欧洲（西欧模式）而去。’”
《行动纲领》部分赋予社会的自由空间，以及外力粗暴干涉带来的屈辱感，使得捷克斯洛伐克本土文化精英的自覺意识被唤醒。过去，这种文化自觉往往仅存在于德意志裔和犹太裔精英群体中，而遭入侵后，对于“布拉格可以在莫斯科和巴黎之间保持中立”的幻想被彻底打破，对古老的“中欧性”的回归重新成为知识精英的普遍共识。
如同斯维塔克所言，尽管1968年的失败令整整一代捷克斯洛伐克人在20年里无法参与上层政治变革，却也使他们得以重新发现民间社会，在对“中欧性”的回溯中重新思考欧洲文明的出路。
在“布拉格之春”带来的震荡中，社会的力量苏醒了，小说家、剧作家、摇滚乐手和“新浪潮”电影导演，开始发动形形色色的非正面抵抗，以争取自由表达、监督公共权力和实施自发动员的空间。1977年，知识界联署的声明标志着与官方意识形态平行的、基于社会的“第二文化”已经崛起，通往“天鹅绒革命”的道路已经铺平。
1978年，在去世之前一年半，鲁迪·杜契克终于承认：“回想起来，1968年最重要的事件是发生在布拉格、而非巴黎，但当时我们却对其视而不见。”同一年，流亡中的昆德拉在为捷克作家约瑟夫·史克沃莱茨基的小说《奇迹》法语版撰写的序言中指出：“巴黎的‘五月风暴’是革命抒情主义的大爆发，而‘布拉格之春’是后革命怀疑主义的凝聚。因此，巴黎的学生们可以对布拉格投以不信任甚或冷漠的眼光，而布拉格的学生们只会对巴黎人的幻想微微一笑：那太不现实，也太滑稽和危险了。”
当西欧新左派的爆发式抒情在巴黎风暴中耗尽时，布拉格的改良主义者则以一场意义复杂的失败宣告了东方模式的停滞。在1968年之后，谁还会痴迷于一种永恒的颜色呢？
8月21日拂晓，苏军占领了总统官邸、捷共中央大厦等党政领导机关和布拉格各重要据点，逮捕了杜布切克等捷共领导人。与此同时，苏军沿“铁幕”施放大量金属箔条，导致西方国家沿“铁幕”部署的大批雷达和电子侦听设备失效，荧光屏上满是雪花，北约没来得及作出任何反应。
这便是冷战中期非常戏剧性的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50年后，回望“铁幕”下的布拉格，会对2014年克里米亚在俄军占领下的“公投入俄”，抱有更多的同情之理解。
并非离经叛道的革命
追根溯源，捷克斯洛伐克加入东欧阵营不是被征服的结果，而是一种主动尝试。昔日奥匈帝国腹地的民族、文化包容性（日后加顿·阿什称之为“中欧性”）以及经济优势，在1938年并未能保护这个中等国家免于被纳粹德国吞并。因此在1945年，大多数捷克斯洛伐克人选择拥抱东方的洲级大国，以求得可靠的保护。
与波兰人和匈牙利人相比，捷克斯洛伐克人是顺服的：1946年他们主动驱逐了作为慕尼黑危机源头的300万苏台德德意志人，1947年在没有苏军“守护”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主体国有化，1952年又将以斯兰斯基为首的老一辈共产党领导层（主要是犹太人，他们被斯大林认为具有过强的“国际主义”色彩）清洗干净。
当波兹南和布达佩斯的不满分子已经站出来质疑斯大林模式时，布拉格依然审慎地供奉着那位苏联领导人的铜像。应该说，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叛”比南斯拉夫和匈牙利要晚10～20年，这首先是由于该国工人群体在数量上的优势和东欧重工业升级的总体趋势相一致，因而抵触情绪不强。
另外，1950年代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成果，安抚了过去具有分离主义倾向的斯洛伐克人，使其乐于拥戴以诺沃提尼为首的本土斯大林主义领导人。矛盾直到1960年代初才开始凸显：1960年颁布的新宪法收回了斯洛伐克的自治权；完成工业化改造的东欧经互会国家在产品结构上高度趋同，导致捷克斯洛伐克的出口商品在经互会内部的不可替代性变弱。
从这个角度看，1967年诺沃提尼为摆脱经济困境而提出的改革措施，大部分文不对题—对工人许诺将绩效工资与利润相挂钩，并不能解决出口竞争力下滑的问题。布拉格当局需要的是重申两大主体民族权利的对等性，即“南斯拉夫化”；以及在经互会体制以外接触国际市场和资本的机会，即“罗马尼亚化”。
正是因为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已经做出了某些效果立竿见影的尝试，在1968年的春天，以新任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为首的捷共领导层，坚信他们可以进行一场“独特的民主共产主义实验”，以新要素渐进地改良本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当年4月捷共中央全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宣布：恢复斯洛伐克的自治权，为1952年政治清洗的受害者平反，在政治、经济体制上试行“民主化”改革。引进西欧和美国科技、增加与经互会以外國家的经济往来，被当作一项正式政策摆上了台面。6月底，实行20年之久的新闻媒体审查制度被废除。党的新领导层展望：在为期10年的改革告一段落后，可以通过公开直接选举产生立法机构成员。
很难说这是一场离经叛道的革命—即使是杜布切克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也不愿正面回应激进自由派提出的开放组党、取消对艺术机构和高等院校的行政控制等“资产阶级自由化”气息过浓的要求。知识分子和广场上的人呼吁“声援党内改革派”、“自下而上倒逼改革向前发展”，改革派却努力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姿态。为了避免重演1956年匈牙利的悲剧，杜布切克还重申捷克斯洛伐克将继续履行对华约集团的义务。
孤立无援的改革运动
显然，杜布切克高估了勃列日涅夫对他的善意。的确，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曾经默许了捷共对其领导层的自发改组，并一度宣称《行动纲领》是捷共的“内部事务”。但勃列日涅夫需要考虑的远不止是个人好恶。
后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领导层，当时呈现“三驾马车”并行的状态。当“三巨头”中的柯西金选择了将修复对华关系和对美战略缓和作为自己的政策标签之后，以军工复合体作为执政班底的勃列日涅夫自然要采取远为强硬的对外路线，以形成差异化竞争。
另外，1960年代末期的东欧诸国领导人，基本都是波兹南-匈牙利事件后崛起的新斯大林主义者，对自身执政合法性的焦虑也使得他们催促对邻国的改革运动采取弹压措施。
杜布切克的命运，最终在1968年7月的华沙会议上确定。8月23日，入侵之约20万苏联军队及后来参加的东德、波兰、匈牙利等华约军队，基本完成对捷克斯洛伐克全境的军事占领，几十万捷军被全部缴械。自1月5日兴起的“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就此进入尾声。
当时美国正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沼之中，期待改善美苏关系以促成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加上林登·约翰逊总统对向北越提供武器的捷克斯洛伐克也有很大意见，所以对于苏联-东欧阵营发生的内讧没有积极干预。
真正让莫斯科棘手的是，在军事占领的非常事态下，捷共8月22日临时召开的全党大会，居然发表声明指责非法的军事介入，并支持被拘禁的以杜布切克为首的领导集体。其后，从莫斯科获释归来的杜布切克领导层，对国民发表了继续改革的声明。只是，迫于苏联以及国内亲苏派要求执行《莫斯科议定书》的压力，杜布切克的回旋空间日渐狭窄，第二年不得不体面交权，为“布拉格之春”画上了句号。捷克斯洛伐克继续实行“正常体制”，直到20多年后改天换地。 对于今天的历史研究者来说，回望“布拉格之春”时会面临一种特殊的困境，因为同一年的西欧“五月风暴”和巴黎的街垒，使1968年早早被打上了“革命之年”的标签，一代知识分子对此的偏爱更强化了这一认知的传播效果；虽然“布拉格之春”同样令革命叙事的偏好者们感到振奋，但东西欧的两种革命在内涵上的差异之大，甚至连亲历者也感到难以置信。
1968年3月，西德学运领袖鲁迪·杜契克莅临布拉格，他向捷克知识分子宣讲的主题是“警惕多元主义的政治陷阱和美式文化殖民主义”。半年后，当杜布切克的改革蓝图被汹汹拥入的苏联军队碾碎之时，沉浸在自我陶醉中的西欧新左派正在批判“‘布拉格之春’的保守属性”。
日后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曾不止一次暗示过这种反差：当被现实政治击败的捷克流亡者们抵达巴黎时，他们最终发现街垒、燃烧瓶和标语涂鸦不过是年轻人对过往政治革命的形式模仿：情绪上的愤懑被想象为你死我活的冲突，对政治理念的争论则被等同于政治本身。简而言之，“铁幕”两侧的1968年属于截然不同的世代：西欧学生运动燃烧的是青年一代的激情，在布拉格上演的则是属于中年人的窘迫悲剧。
“中立”幻想被打破
大多数捷克斯洛伐克人对于突如其来的入侵，以及随后长达近20年的“正常化”改造，依旧采取了和他们对改革事业一致的审慎态度。这个中欧国家的人都还没忘记1956年发生在南部邻国匈牙利的悲剧，因此并没有对苏军采取太多的直接抵抗。
但这并不意味着军事入侵的合法性获得了承认。某种意义上，恰恰是“布拉格之春”忠实地践行了“五月风暴”中西欧新左派知识分子提出的那种“人性化的社会主义”主张，但却被华约的军队阻止，从而消除了一切依靠执政党固有的动员机制和意识形态理念，走向渐进改良的可能性。
曾经最热烈倡导体制内改良的诗人和哲学家伊万·斯维塔克后来回忆道：“如果说在1968年的春天，布拉格的人们还纠结于‘我们从何而来？与谁一起？将往何处去？’这三个终极问题，那么在改革流产之后，答案已经很清楚了：‘我们从亚洲（苏联模式）而来，自力更生，往欧洲（西欧模式）而去。’”
《行动纲领》部分赋予社会的自由空间，以及外力粗暴干涉带来的屈辱感，使得捷克斯洛伐克本土文化精英的自覺意识被唤醒。过去，这种文化自觉往往仅存在于德意志裔和犹太裔精英群体中，而遭入侵后，对于“布拉格可以在莫斯科和巴黎之间保持中立”的幻想被彻底打破，对古老的“中欧性”的回归重新成为知识精英的普遍共识。
如同斯维塔克所言，尽管1968年的失败令整整一代捷克斯洛伐克人在20年里无法参与上层政治变革，却也使他们得以重新发现民间社会，在对“中欧性”的回溯中重新思考欧洲文明的出路。
在“布拉格之春”带来的震荡中，社会的力量苏醒了，小说家、剧作家、摇滚乐手和“新浪潮”电影导演，开始发动形形色色的非正面抵抗，以争取自由表达、监督公共权力和实施自发动员的空间。1977年，知识界联署的声明标志着与官方意识形态平行的、基于社会的“第二文化”已经崛起，通往“天鹅绒革命”的道路已经铺平。
1978年，在去世之前一年半，鲁迪·杜契克终于承认：“回想起来，1968年最重要的事件是发生在布拉格、而非巴黎，但当时我们却对其视而不见。”同一年，流亡中的昆德拉在为捷克作家约瑟夫·史克沃莱茨基的小说《奇迹》法语版撰写的序言中指出：“巴黎的‘五月风暴’是革命抒情主义的大爆发，而‘布拉格之春’是后革命怀疑主义的凝聚。因此，巴黎的学生们可以对布拉格投以不信任甚或冷漠的眼光，而布拉格的学生们只会对巴黎人的幻想微微一笑：那太不现实，也太滑稽和危险了。”
当西欧新左派的爆发式抒情在巴黎风暴中耗尽时，布拉格的改良主义者则以一场意义复杂的失败宣告了东方模式的停滞。在1968年之后，谁还会痴迷于一种永恒的颜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