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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乎国计民生之根本。乡村振兴需要文化铸魂，尤其是对红色文化遗存的开发与利用，具有不可忽略的价值。陕甘革命根据地红色文化资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战略背景下，重新管窥、审视陕甘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样态，汲取文化建设历史经验，开掘文化建设模式，对唤醒乡村地方文化资源，重塑陕甘地区乡村文化精神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乡村振兴;陕甘革命根据地;红色文化建设
[作者简介]张 宁，陇东学院文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甘肃西峰 745000）
[基金项目]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陕甘宁根据地民歌与红色文化传播研究”（21ZC23）;甘肃省高等学校创新基金项目“乡村振兴视域下陕甘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及当代启示”（2021B—27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乎国计民生之根本。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乡村振兴必须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1]可见，乡村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的要素之一，乡村振兴需要文化铸魂。而在陕甘宁地区，抗战时期遗留了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如何汲取这些文化资源营养，唤醒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在新时代重新生发和创造文化价值，对现阶段陕甘地区的乡村文化振兴具有不可忽略的现实意义。
一、陕甘革命根据地红色文化建设的经验
从中国革命的歷史轨迹来看，陕甘边区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化政策、方针、内容、形态为其他区域提供了有益的“样板”。在特殊历史语境中，陕甘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与抗战、生产、革命事业的发展休戚相关，其历史悠久，影响广泛，谱写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的辉煌篇章，这些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具体表现在：
（一）重视政府、学校、剧团等文化机构的主导性
抗战时期，陕甘革命根据地政府十分重视边区的文化建设及传播，充分发挥政府、学校、剧团等文化机构的主导性。陕甘革命根据地设置地方文化委员会，开办军政学校，建立列宁小学，成立陇东剧团、385旅宣传队、警三旅宣传队、民间音乐会、民众剧团、秧歌队，观众剧团等相关文化机构，形成了“上下联动、全员参与”的文化建设图景。期间，陕甘边区政府积极主动介入，引领文化建设，使边区的乡村文化生态发生了改观，在与农村社会变革的交织互动中，创造出新的社会文化模型。不同文化机构号召来自鲁艺、抗大、国统区的青年知识分子加入385旅、警三旅等文化宣传队及剧团，鼓励他们创作抗日歌曲，排演小歌剧、小演唱，对群众和战士进行慰问演出，开展大众化的文艺活动，如组织歌咏比赛等，由此形成政府、学校、剧团等文化机构为主导的文化宣传体系。而根据地的文化组织机构也始终如一地贯彻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化理念，努力提高人民军队的战斗力，有意识、有计划地强化根据地抗战时期的政治意识，为动员群众抗战提供了文化载体，也为党的执政奠定了文化基础，成为根据地文化建设与发展的指明灯，使边区的乡村文化建设与政治革命追求形成耦合，有力地推进了陕甘地区的革命进程。
（二）注重通讯社、报刊社等文化媒介机构的传播力量
新闻出版媒介在陕甘革命根据地文化传播中占据了显著地位。抗日战争时期，陕甘边区成立的通讯社有：陇东通讯社、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延安分会陇东分区支会等。同时，一批革命刊物也相继涌现。1934年，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在华池南梁创办了机关报刊《布尔什维克生活》《红色西北》;1937年9月，中共陇东特委在庆阳县（今庆阳市）创办了机关报《救亡日报》;1940年4月，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385旅创办了《民众先锋》等报刊。陕甘根据地紧密配合各个阶段党的中心任务，通过通讯社、报刊、报纸等，宣传边区的各项政策、社会要闻、生产知识、科学常识等，以消息、通讯、社论、短评等方式，有效地传播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意识形态、时事战况等，助推信息流动，对文化接收主体起到引导作用，鼓舞群众保家卫国，满足军民的文化需求，丰富了边区文化传播的途径。
（三）发挥文艺工作者的引领作用
在争取民族独立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文化工作者身兼宣传员、作家、革命者等多重身份，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化宣传力量。他们在陕甘根据地文委的号召下，以“到农村去，到工厂，到部队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2]为旗帜，积极践行“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宗旨，先后奔赴前线、乡村，为士兵和农民提供文化宣传服务。在抗日战争期间，一批文艺理论家、作家，如周扬、丁玲、艾青、冯牧、高原、柳青等同志曾先后到达陕甘边区，指导根据地作家以广大工农兵生活为素材，创作出贴近群众生活的文艺作品;音乐家柯仲平、贺敬之、李焕之、张寒晖等人搜集并整理当地民间歌曲，带领演出队为群众进行文艺表演，不仅如此，他们还以群众喜闻乐见的音乐形式改编歌曲，助推群众抗战、生产等活动，推动陕甘革命根据地文化事业的发展。我们看到，在恶劣的环境中，文艺工作者积极团结人民，开展一系列宣传、教育活动，激励军民树立正确的革命意识，增强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公信力，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军民的安定及团结，构筑了党、军队和人民群众的血肉之情。
（四）突出民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性
在文化建设与传播的浪潮中，陕甘边区政府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促进群众积极参与根据地的文化生活，充分显示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传播态势。伴随着边区政府开展的冬学、识字、读报等活动，边区群众在政府机构的引领和文艺工作者的帮衬下，自发编写歌曲《吆号起来添精神》、鼓词《陈瞎子开荒》、小说《大旗》等文艺作品，改编曲艺、话剧、快板、说书等民间形式，这些文艺形式通过群众的创作与改编后，内容生动有趣，形式简单便捷，语言通俗易懂，更容易与大众产生共鸣。民间艺人还在“说唱”艺术中融入抗战元素，以口耳相传的模式，在广场等群众聚集的公共空间，歌颂边区新生活，号召群众参与生产劳动，成为在战争时期动员群众的有力武器。由此可见，民众在陕甘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与传播中发挥出协同作战、积极参与的作用。 （五）强调文化传播与地方民间形式相融合
我们看到，为更好地动员、组织、发动当地群众参加生产劳动及抗战，陕甘边区文化组织机构强调文化传播工作应该与地方民间形式相融合，通过改编历史剧、歌曲等文艺形式，积极向地方民间形式过渡。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延安文艺工作者陆续进入陕甘边区，文艺工作者改编了历史剧《屈原》《苏武》《文天祥》等;在音乐形式的改造方面，音乐家在学习地区民歌的基础上，创作出了《歌唱豹子川》《变工队》《军民进行曲》等革命歌曲，这些歌曲后来成为文艺与地方民间形式结合的经典曲目。同时，文艺家也对皮影戏的秦腔、碗碗腔、道情等唱腔做了简明化处理;文艺宣传组尝试将陕西民间流行的“阿宫”唱腔介入其中，将本地的民间调子引入歌曲，进行组合化处理，使皮影戏的音乐形式变得柔和、清晰，迎合了群众欣赏趣味;一些文艺工作者对陕甘边区的民歌进行修改和凝练，在地方民歌的基础上，采用“老调填新词”及“旧瓶装新酒”的方法，使旧形式与新内容有效结合，部分民歌还在《解放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有的歌曲如《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绣金匾》《军民大生产》甚至唱响全国。
二、陕甘革命根据地红色文化建设对当代乡村振兴的启示
在“全民抗战”的倡导下，陕甘革命根据地政府、学校、文艺社团，报刊社和通讯社的报纸、广播，民间艺人的说书、鼓词与文艺工作者的“下乡入伍”活动相得益彰，建构了当时文化建设与传播的繁盛图景，为陕甘宁边区及全国的乡村文化建设作出巨大贡献。在新的时代语境下，陕甘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表现形态、发展策略、传播手段等为当下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及经验。
作为社会变革的产物，陕甘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反映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定位，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建设方面的现代性精神，这种文化建设理念彰显出文化的民族性、时代性、人民性、广泛性等特质。在特殊历史语境中，陕甘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注重政府引导，文化社团参与、文化媒介传播，文化人号召、群众积极参与，与民间文艺形式相结合等方式，至今仍然具有开放性的质素。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视域下，我们应借鉴陕甘根据地文化建设和传播的经验，继续加强党对文化建设事业的领导，发挥“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原则，使地方剧团、文化社团发挥传播效能，不断创新民歌、民谣、社火、秧歌等民间文化形式，通过动员农村开办文化训练班、举办文化展览会等举措，利用革命遗迹、网络、媒体宣传红色基因，增进乡村文化自信力和文化认同，丰富人民的文化选择，为进一步推动陕甘边区乡村文化建设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从20世纪30年代陕甘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開始，当地的文化传播与建设成为动员抗战、发展生产、宣传党的政策的“有力武器”。陕甘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工作也始终围绕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核心，紧紧依靠群众、团结群众、服务群众，成为助力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法宝。在近百年的文化建设中，逐渐形成一条“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建设理念。显而易见，陕甘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观念承继了左翼时期无产阶级的文化诉求，以“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达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目标。毋庸置疑，“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中国文化复兴的重要原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价值理念，更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传承和发展。当代陕甘乡村文化繁荣也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理念，肯定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坚持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立场，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实现乡村文化的繁荣。
我们看到，“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指南具有广阔的延展性。新时代，为了发挥文化建设对乡村振兴的思想引领作用，就要始终贯彻落实满足群众文化需求的方针，这就要求：一方面，充分发挥政府在文化传播和建设中的职能，统领、引导红色文化发展的方向，探索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与群众的心理需求，努力营造有效的红色文化氛围，借助媒体的宣传，使群众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念，使陕甘革命根据地红色文化影响力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另一方面，结合时代发展，与时俱进，不断丰富文化建设的内容，有效提高红色文化的亲和力，拓宽红色文化传播的渠道。应在学校、各乡镇办、各有关部门，宣传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加强红色文化保护意识，强化对留存历史遗迹、文献史料的保护，利用现代化科学技术，将博物馆、纪念馆、革命遗址中的历史“再现”，延续红色文化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在传播方式上，除利用电视、广播、报纸、图书的传统传播形式外，还应该增强城市地标建筑、公交、高铁等宣传效应，在文化中心、广场、街区搭建文化长廊，并利用新型媒介如微信公众号、微博等现代方式为广大群众传播新时代的文化理念，激发群众的关注度，切实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
（二）凝聚新时代精神力量，铸就文化强国之魂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化强国战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创新，在此理论框架下，我们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谋划陕甘地区乡村文化振兴，让乡村文化发扬与传递“中国新时代的最强音”。同时，也要突出地域文化特征，传承中国共产党在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人民谋幸福的文化精神，将“革命记忆”“红色基因”“群众文化”“民间艺术”“再现历史与现实”“与人民结合”等历史经验在地方文化空间内重塑。我们知道，在抗日战争中，陕甘革命根据地各地政府带领人民群众共同创造了丰富、多样的文化形态，蕴含着革命信仰、理想信念及爱国情怀，那些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是永远值得继承的精神财富，不仅真实地记录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而且具有特殊的“红色基因”及情感维系。这些文化元素已经获得了当地民众的自觉认同，形成广泛的故事、歌谣、民间曲艺、话剧、秧歌剧、歌剧、秦腔、眉户、快板、说书等“群众文化”，富有文化传播的持久性和影响力。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红色文化艺术应该顺势繁荣，唤醒普通百姓的历史记忆，在触摸历史中融合现代文化潮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轴，构筑乡村文化的新时代精神，把体现党的文化精神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凝聚新时代精神力量，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掌好文化强国之舵，铸就文化强国之魂。 （三）与时俱进，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
目前，陕甘地区文化建设的重心已经演化为文化传播方式的创新，应让那些保存民族记忆、承载历史精神温度的革命遗迹、记录材料、文物教材发挥实际教育作用。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应该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群众的教育实践活动;应将历史与现实结合，开辟红色教育实践课堂，引导群众实地感悟、体验红色历史的文化因子;应编写相关教辅读本和整理相关影视资料，在地域性文化基础上延伸红色文化时代性。毋庸置疑，陕甘革命根据地文化蕴含着时代发展的本质，在新时代文化建设工作中，应将“政治”与“文化”融合，使地区政治、经济建设与文化的发展并驾齐驱，互动共生，在政党建设中蕴含文化特质，在文化建设中蕴含政治特性，形成一种政治与文化审美的联动机制。
当代陕甘乡村文化建设要与时俱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始终围绕使人民群众获得认同感和自信感的中心，逐步推进和开展群众期盼的文化形态，激活红色品牌，从审美经验、文化积累、现实生活方面生发出创新性的文化内容，反映乡村人民新的文化观念、艺术形态、精神追求、实际需求，增强文化感染力。
（四）传承地方优秀文化命脉，夯实乡村文化建设地基
长期以来，陕甘革命根据地形成了“自强不息、勇于拼搏”的文化特质，在革命战争年代积淀了丰厚的精神财富。南梁、太白等革命遗址传承着革命信仰的教育作用，在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开发利用过程中，博物馆、纪念馆、文化馆作为陕甘边区革命历史文化的见证，要保护和传承陕甘革命老区的历史文化遗存，保护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抗大七分校校部旧址、山城堡战役旧址、华池县烈士陵园等烈士陵园，将红色文化基因、文化精神元素融入地域的文化传承中，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人文精神，将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以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文化根基”和“精神命脉”，结合时代的要求，发挥革命传统的教育功能，将文化建设融入陕甘地区经济、社会、政治的整体布局中。
（五）发展繁荣本土文化，依托新媒体传播时代“强音”
乡村文化建设应紧随新时代社会发展步伐，发展繁荣本土文化，依据新媒体，传播红色文化基因和时代的最强音。这就需要：首先，打造红色文化精品工程，促进文化产业发展。这就要求政府机构对陕甘根据地文化艺术，如民间曲艺、话剧、眉户、快板等进行继承和整合，对秦腔、皮影戏等乡村民间文化进行改造和产业开发，展示地方文化的独特魅力，扩大文化传播影响力。具体而言，在经济相对落后的陕甘地区，要将爱国主义精神发扬光大，用红色精神鼓舞人，利用红色文化产业促进旅游开发;其次，通过举办文化下乡、开设文化培训班、讲座等乡村文化培养模式，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发展群众自创文化团体，提高群众参与文化传播的积极性，引领时代的風貌和风气，让弘扬主旋律的影视剧和歌曲走进群众，让英雄人物生活化，引领人民求真、向善。让遗迹、遗址、史料“活”起来，成为引领群众的精神典范，以开放的态度，传播陕甘地区的文化声音，彰显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增强民族文化的号召力;最后，推进不同地域的文化交融，引进新媒体传播经验，发展数字化传播方式。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热潮中，新媒体成为文化传播和建设的重要载体，数字化的新媒体已引领普通群众的生活，随处可见的网络平台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化交流场域。正如论者指出，“在红色历史文化传播过程中应注重创造良好的新媒体空间，提供环境支持;提高传播者的媒体素养和专业素质;要注重采用简洁方式传播红色历史文化，使大众乐于接受。”[3]无可否认，新媒体具有传播的便捷性、实效性的优势，倘若将新媒体与文化传播有效融合，则能提升新媒体传播的全面性及综合性，保持大众传媒的时代性。
陕甘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在实现民族解放进程中的特殊存在，蕴含着厚重的历史内涵和丰富的革命精神，继承、弘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发掘和利用红色文化的价值功能，其利在当代，功在千秋。众所周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论断，多次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4]，这些论断为陕甘地区当代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投射出文化具有的“能量”，它不仅能陶冶人们的情操，洗礼精神，也能鼓舞群众坚定理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见，完善优秀文化传承体系，创新文化传播方式，加快建构乡村文化步伐，才能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新时代的精神动力。
教育部长江学者沈壮海认为，文化强国战略“进一步揭示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中国特色与本质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实际为根据、以人民为中心、以优秀传统为滋养、以创新创造为动力、以开放互鉴为条件、以人才队伍为根本、以体制改革为突破等，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之路的基本要义。”[5]中国共产党勇于变革和创新，永不停滞，求真务实，立足现实，放眼未来，将文化事业看作是民族赖以生存的基础，而乡村文化振兴是文化强国战略必要的组成部分，更是乡村振兴和国富民强的“黏合剂”。文化强则国强，高度自信、繁荣的乡村文化关乎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全局，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支撑，这是党在文化建设中关于文化认知的新成果。由此可见，振兴乡村文化，重铸乡村精神，提高国家文化的“软”实力，对文化强国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系“陕甘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与传播研究”系列论文之一）
[参考文献]
[1]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J].中国农业文摘，2019，（6）.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黄斌.新媒体环境下的红色文化传播研究[D].重庆：重庆交通大学，2012.
[4]习近平.贯彻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EB/OL].2014-12-15.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2/15/c_1113651315.htm.
[5]沈壮海.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注入新时代的充沛活力[N].人民日报，2017-03-22（09）.
[责任编辑：马丽莎]
[关键词]乡村振兴;陕甘革命根据地;红色文化建设
[作者简介]张 宁，陇东学院文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甘肃西峰 745000）
[基金项目]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陕甘宁根据地民歌与红色文化传播研究”（21ZC23）;甘肃省高等学校创新基金项目“乡村振兴视域下陕甘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及当代启示”（2021B—27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乎国计民生之根本。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乡村振兴必须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1]可见，乡村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的要素之一，乡村振兴需要文化铸魂。而在陕甘宁地区，抗战时期遗留了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如何汲取这些文化资源营养，唤醒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在新时代重新生发和创造文化价值，对现阶段陕甘地区的乡村文化振兴具有不可忽略的现实意义。
一、陕甘革命根据地红色文化建设的经验
从中国革命的歷史轨迹来看，陕甘边区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化政策、方针、内容、形态为其他区域提供了有益的“样板”。在特殊历史语境中，陕甘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与抗战、生产、革命事业的发展休戚相关，其历史悠久，影响广泛，谱写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的辉煌篇章，这些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具体表现在：
（一）重视政府、学校、剧团等文化机构的主导性
抗战时期，陕甘革命根据地政府十分重视边区的文化建设及传播，充分发挥政府、学校、剧团等文化机构的主导性。陕甘革命根据地设置地方文化委员会，开办军政学校，建立列宁小学，成立陇东剧团、385旅宣传队、警三旅宣传队、民间音乐会、民众剧团、秧歌队，观众剧团等相关文化机构，形成了“上下联动、全员参与”的文化建设图景。期间，陕甘边区政府积极主动介入，引领文化建设，使边区的乡村文化生态发生了改观，在与农村社会变革的交织互动中，创造出新的社会文化模型。不同文化机构号召来自鲁艺、抗大、国统区的青年知识分子加入385旅、警三旅等文化宣传队及剧团，鼓励他们创作抗日歌曲，排演小歌剧、小演唱，对群众和战士进行慰问演出，开展大众化的文艺活动，如组织歌咏比赛等，由此形成政府、学校、剧团等文化机构为主导的文化宣传体系。而根据地的文化组织机构也始终如一地贯彻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化理念，努力提高人民军队的战斗力，有意识、有计划地强化根据地抗战时期的政治意识，为动员群众抗战提供了文化载体，也为党的执政奠定了文化基础，成为根据地文化建设与发展的指明灯，使边区的乡村文化建设与政治革命追求形成耦合，有力地推进了陕甘地区的革命进程。
（二）注重通讯社、报刊社等文化媒介机构的传播力量
新闻出版媒介在陕甘革命根据地文化传播中占据了显著地位。抗日战争时期，陕甘边区成立的通讯社有：陇东通讯社、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延安分会陇东分区支会等。同时，一批革命刊物也相继涌现。1934年，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在华池南梁创办了机关报刊《布尔什维克生活》《红色西北》;1937年9月，中共陇东特委在庆阳县（今庆阳市）创办了机关报《救亡日报》;1940年4月，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385旅创办了《民众先锋》等报刊。陕甘根据地紧密配合各个阶段党的中心任务，通过通讯社、报刊、报纸等，宣传边区的各项政策、社会要闻、生产知识、科学常识等，以消息、通讯、社论、短评等方式，有效地传播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意识形态、时事战况等，助推信息流动，对文化接收主体起到引导作用，鼓舞群众保家卫国，满足军民的文化需求，丰富了边区文化传播的途径。
（三）发挥文艺工作者的引领作用
在争取民族独立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文化工作者身兼宣传员、作家、革命者等多重身份，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化宣传力量。他们在陕甘根据地文委的号召下，以“到农村去，到工厂，到部队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2]为旗帜，积极践行“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宗旨，先后奔赴前线、乡村，为士兵和农民提供文化宣传服务。在抗日战争期间，一批文艺理论家、作家，如周扬、丁玲、艾青、冯牧、高原、柳青等同志曾先后到达陕甘边区，指导根据地作家以广大工农兵生活为素材，创作出贴近群众生活的文艺作品;音乐家柯仲平、贺敬之、李焕之、张寒晖等人搜集并整理当地民间歌曲，带领演出队为群众进行文艺表演，不仅如此，他们还以群众喜闻乐见的音乐形式改编歌曲，助推群众抗战、生产等活动，推动陕甘革命根据地文化事业的发展。我们看到，在恶劣的环境中，文艺工作者积极团结人民，开展一系列宣传、教育活动，激励军民树立正确的革命意识，增强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公信力，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军民的安定及团结，构筑了党、军队和人民群众的血肉之情。
（四）突出民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性
在文化建设与传播的浪潮中，陕甘边区政府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促进群众积极参与根据地的文化生活，充分显示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传播态势。伴随着边区政府开展的冬学、识字、读报等活动，边区群众在政府机构的引领和文艺工作者的帮衬下，自发编写歌曲《吆号起来添精神》、鼓词《陈瞎子开荒》、小说《大旗》等文艺作品，改编曲艺、话剧、快板、说书等民间形式，这些文艺形式通过群众的创作与改编后，内容生动有趣，形式简单便捷，语言通俗易懂，更容易与大众产生共鸣。民间艺人还在“说唱”艺术中融入抗战元素，以口耳相传的模式，在广场等群众聚集的公共空间，歌颂边区新生活，号召群众参与生产劳动，成为在战争时期动员群众的有力武器。由此可见，民众在陕甘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与传播中发挥出协同作战、积极参与的作用。 （五）强调文化传播与地方民间形式相融合
我们看到，为更好地动员、组织、发动当地群众参加生产劳动及抗战，陕甘边区文化组织机构强调文化传播工作应该与地方民间形式相融合，通过改编历史剧、歌曲等文艺形式，积极向地方民间形式过渡。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延安文艺工作者陆续进入陕甘边区，文艺工作者改编了历史剧《屈原》《苏武》《文天祥》等;在音乐形式的改造方面，音乐家在学习地区民歌的基础上，创作出了《歌唱豹子川》《变工队》《军民进行曲》等革命歌曲，这些歌曲后来成为文艺与地方民间形式结合的经典曲目。同时，文艺家也对皮影戏的秦腔、碗碗腔、道情等唱腔做了简明化处理;文艺宣传组尝试将陕西民间流行的“阿宫”唱腔介入其中，将本地的民间调子引入歌曲，进行组合化处理，使皮影戏的音乐形式变得柔和、清晰，迎合了群众欣赏趣味;一些文艺工作者对陕甘边区的民歌进行修改和凝练，在地方民歌的基础上，采用“老调填新词”及“旧瓶装新酒”的方法，使旧形式与新内容有效结合，部分民歌还在《解放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有的歌曲如《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绣金匾》《军民大生产》甚至唱响全国。
二、陕甘革命根据地红色文化建设对当代乡村振兴的启示
在“全民抗战”的倡导下，陕甘革命根据地政府、学校、文艺社团，报刊社和通讯社的报纸、广播，民间艺人的说书、鼓词与文艺工作者的“下乡入伍”活动相得益彰，建构了当时文化建设与传播的繁盛图景，为陕甘宁边区及全国的乡村文化建设作出巨大贡献。在新的时代语境下，陕甘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表现形态、发展策略、传播手段等为当下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及经验。
作为社会变革的产物，陕甘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反映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定位，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建设方面的现代性精神，这种文化建设理念彰显出文化的民族性、时代性、人民性、广泛性等特质。在特殊历史语境中，陕甘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注重政府引导，文化社团参与、文化媒介传播，文化人号召、群众积极参与，与民间文艺形式相结合等方式，至今仍然具有开放性的质素。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视域下，我们应借鉴陕甘根据地文化建设和传播的经验，继续加强党对文化建设事业的领导，发挥“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原则，使地方剧团、文化社团发挥传播效能，不断创新民歌、民谣、社火、秧歌等民间文化形式，通过动员农村开办文化训练班、举办文化展览会等举措，利用革命遗迹、网络、媒体宣传红色基因，增进乡村文化自信力和文化认同，丰富人民的文化选择，为进一步推动陕甘边区乡村文化建设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从20世纪30年代陕甘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開始，当地的文化传播与建设成为动员抗战、发展生产、宣传党的政策的“有力武器”。陕甘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工作也始终围绕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核心，紧紧依靠群众、团结群众、服务群众，成为助力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法宝。在近百年的文化建设中，逐渐形成一条“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建设理念。显而易见，陕甘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观念承继了左翼时期无产阶级的文化诉求，以“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达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目标。毋庸置疑，“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中国文化复兴的重要原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价值理念，更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传承和发展。当代陕甘乡村文化繁荣也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理念，肯定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坚持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立场，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实现乡村文化的繁荣。
我们看到，“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指南具有广阔的延展性。新时代，为了发挥文化建设对乡村振兴的思想引领作用，就要始终贯彻落实满足群众文化需求的方针，这就要求：一方面，充分发挥政府在文化传播和建设中的职能，统领、引导红色文化发展的方向，探索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与群众的心理需求，努力营造有效的红色文化氛围，借助媒体的宣传，使群众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念，使陕甘革命根据地红色文化影响力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另一方面，结合时代发展，与时俱进，不断丰富文化建设的内容，有效提高红色文化的亲和力，拓宽红色文化传播的渠道。应在学校、各乡镇办、各有关部门，宣传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加强红色文化保护意识，强化对留存历史遗迹、文献史料的保护，利用现代化科学技术，将博物馆、纪念馆、革命遗址中的历史“再现”，延续红色文化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在传播方式上，除利用电视、广播、报纸、图书的传统传播形式外，还应该增强城市地标建筑、公交、高铁等宣传效应，在文化中心、广场、街区搭建文化长廊，并利用新型媒介如微信公众号、微博等现代方式为广大群众传播新时代的文化理念，激发群众的关注度，切实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
（二）凝聚新时代精神力量，铸就文化强国之魂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化强国战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创新，在此理论框架下，我们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谋划陕甘地区乡村文化振兴，让乡村文化发扬与传递“中国新时代的最强音”。同时，也要突出地域文化特征，传承中国共产党在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人民谋幸福的文化精神，将“革命记忆”“红色基因”“群众文化”“民间艺术”“再现历史与现实”“与人民结合”等历史经验在地方文化空间内重塑。我们知道，在抗日战争中，陕甘革命根据地各地政府带领人民群众共同创造了丰富、多样的文化形态，蕴含着革命信仰、理想信念及爱国情怀，那些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是永远值得继承的精神财富，不仅真实地记录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而且具有特殊的“红色基因”及情感维系。这些文化元素已经获得了当地民众的自觉认同，形成广泛的故事、歌谣、民间曲艺、话剧、秧歌剧、歌剧、秦腔、眉户、快板、说书等“群众文化”，富有文化传播的持久性和影响力。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红色文化艺术应该顺势繁荣，唤醒普通百姓的历史记忆，在触摸历史中融合现代文化潮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轴，构筑乡村文化的新时代精神，把体现党的文化精神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凝聚新时代精神力量，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掌好文化强国之舵，铸就文化强国之魂。 （三）与时俱进，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
目前，陕甘地区文化建设的重心已经演化为文化传播方式的创新，应让那些保存民族记忆、承载历史精神温度的革命遗迹、记录材料、文物教材发挥实际教育作用。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应该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群众的教育实践活动;应将历史与现实结合，开辟红色教育实践课堂，引导群众实地感悟、体验红色历史的文化因子;应编写相关教辅读本和整理相关影视资料，在地域性文化基础上延伸红色文化时代性。毋庸置疑，陕甘革命根据地文化蕴含着时代发展的本质，在新时代文化建设工作中，应将“政治”与“文化”融合，使地区政治、经济建设与文化的发展并驾齐驱，互动共生，在政党建设中蕴含文化特质，在文化建设中蕴含政治特性，形成一种政治与文化审美的联动机制。
当代陕甘乡村文化建设要与时俱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始终围绕使人民群众获得认同感和自信感的中心，逐步推进和开展群众期盼的文化形态，激活红色品牌，从审美经验、文化积累、现实生活方面生发出创新性的文化内容，反映乡村人民新的文化观念、艺术形态、精神追求、实际需求，增强文化感染力。
（四）传承地方优秀文化命脉，夯实乡村文化建设地基
长期以来，陕甘革命根据地形成了“自强不息、勇于拼搏”的文化特质，在革命战争年代积淀了丰厚的精神财富。南梁、太白等革命遗址传承着革命信仰的教育作用，在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开发利用过程中，博物馆、纪念馆、文化馆作为陕甘边区革命历史文化的见证，要保护和传承陕甘革命老区的历史文化遗存，保护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抗大七分校校部旧址、山城堡战役旧址、华池县烈士陵园等烈士陵园，将红色文化基因、文化精神元素融入地域的文化传承中，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人文精神，将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以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文化根基”和“精神命脉”，结合时代的要求，发挥革命传统的教育功能，将文化建设融入陕甘地区经济、社会、政治的整体布局中。
（五）发展繁荣本土文化，依托新媒体传播时代“强音”
乡村文化建设应紧随新时代社会发展步伐，发展繁荣本土文化，依据新媒体，传播红色文化基因和时代的最强音。这就需要：首先，打造红色文化精品工程，促进文化产业发展。这就要求政府机构对陕甘根据地文化艺术，如民间曲艺、话剧、眉户、快板等进行继承和整合，对秦腔、皮影戏等乡村民间文化进行改造和产业开发，展示地方文化的独特魅力，扩大文化传播影响力。具体而言，在经济相对落后的陕甘地区，要将爱国主义精神发扬光大，用红色精神鼓舞人，利用红色文化产业促进旅游开发;其次，通过举办文化下乡、开设文化培训班、讲座等乡村文化培养模式，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发展群众自创文化团体，提高群众参与文化传播的积极性，引领时代的風貌和风气，让弘扬主旋律的影视剧和歌曲走进群众，让英雄人物生活化，引领人民求真、向善。让遗迹、遗址、史料“活”起来，成为引领群众的精神典范，以开放的态度，传播陕甘地区的文化声音，彰显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增强民族文化的号召力;最后，推进不同地域的文化交融，引进新媒体传播经验，发展数字化传播方式。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热潮中，新媒体成为文化传播和建设的重要载体，数字化的新媒体已引领普通群众的生活，随处可见的网络平台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化交流场域。正如论者指出，“在红色历史文化传播过程中应注重创造良好的新媒体空间，提供环境支持;提高传播者的媒体素养和专业素质;要注重采用简洁方式传播红色历史文化，使大众乐于接受。”[3]无可否认，新媒体具有传播的便捷性、实效性的优势，倘若将新媒体与文化传播有效融合，则能提升新媒体传播的全面性及综合性，保持大众传媒的时代性。
陕甘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在实现民族解放进程中的特殊存在，蕴含着厚重的历史内涵和丰富的革命精神，继承、弘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发掘和利用红色文化的价值功能，其利在当代，功在千秋。众所周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论断，多次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4]，这些论断为陕甘地区当代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投射出文化具有的“能量”，它不仅能陶冶人们的情操，洗礼精神，也能鼓舞群众坚定理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见，完善优秀文化传承体系，创新文化传播方式，加快建构乡村文化步伐，才能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新时代的精神动力。
教育部长江学者沈壮海认为，文化强国战略“进一步揭示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中国特色与本质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实际为根据、以人民为中心、以优秀传统为滋养、以创新创造为动力、以开放互鉴为条件、以人才队伍为根本、以体制改革为突破等，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之路的基本要义。”[5]中国共产党勇于变革和创新，永不停滞，求真务实，立足现实，放眼未来，将文化事业看作是民族赖以生存的基础，而乡村文化振兴是文化强国战略必要的组成部分，更是乡村振兴和国富民强的“黏合剂”。文化强则国强，高度自信、繁荣的乡村文化关乎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全局，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支撑，这是党在文化建设中关于文化认知的新成果。由此可见，振兴乡村文化，重铸乡村精神，提高国家文化的“软”实力，对文化强国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系“陕甘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与传播研究”系列论文之一）
[参考文献]
[1]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J].中国农业文摘，2019，（6）.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黄斌.新媒体环境下的红色文化传播研究[D].重庆：重庆交通大学，2012.
[4]习近平.贯彻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EB/OL].2014-12-15.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2/15/c_1113651315.htm.
[5]沈壮海.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注入新时代的充沛活力[N].人民日报，2017-03-22（09）.
[责任编辑：马丽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