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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54年夏，我出差住在上海中苏友好协会。金有景同志拿着浙江军区的介绍信来找我。他说他是军区的文化教员，教高级干部俄语。他读过中华书局出版的《俄语发音学》，作者是我，他辗转寻我，才在上海把我找到，流露出欣喜若狂的心情。他说他曾是高中一年级学生，抗美援朝参军的；他没有正规学习过俄语，除了看书，就是听广播，因此学习上难度很大，特别是发音方面，自己无法解决。我的《俄语发音学》虽然能帮助他解决一些问题，但仍是纸上谈兵。他专诚去北京寻我，不料我又出差到上海，所以千里回师赶到上海，很幸运，到底把我找到了。他带来一件钢丝录音机（这在当时是稀世之宝），打算录俄语全部字母发音和几篇课文的朗诵。
他是浙江义乌人，地方口音浓重，不适应俄语发音，发展口语比较困难。但他悟性高、理解力强，适合于在笔译方面发展。但又发现，他耳朵灵敏度高，能准确地接受和分辨出来对方的发音细微差别，而且能用严式国际音标记录下来。所以，我认为他也可在记录方言、研究方言方面发展。
他问及北京的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情况，似有意到那里做研究工作。我说，我与该所所长罗常培先生有旧，他介绍我与陆志韦先生（该所汉语史研究组组长）、吕叔湘先生（该所副所长）相识。据我所知，该所人手少，极需补充新人，但要求高，条件苛，中选不易。他听后既兴奋，又恐门第太高，难登龙门。
这次见面后，他给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青年，自修俄语能达到教人俄语的程度，更向发音学这门学科进军，有志于向中国的语言学最高殿堂——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进军。新中国是人才辈出的时代呀！
二
那次，我没有给金写介绍信，因为我当时是内控干部，人微言轻。他自己给陆志韦先生写信，希望到语言研究所工作。陆先生看了信之后，请示了罗常培先生，罗说既是梁赏识的人，大概不会错，就让他来工作吧。是年冬天，我去语言所，陆先生说，金有景来信说，他受你的指点，愿献身于语言学的研究工作；经与罗所长与吕副所长研究，你的眼力不会差；经考试，金的辨音、记音能力强，也具有一般语言学的知识，所以把他收进来了。我向罗、陆、吕三位老前辈特别致意，希望他们严格栽培这个好苗子。我也勉励有景，要恭恭敬敬向语言学前辈学习，不能稍有成就，就沾沾自喜，一定要谦虚谨慎。
1956年夏，我调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任教授。1960年暑假，我去北京探亲，去看望金有景。这时语言所迁至西城区赵登禹路附近的一个旧王府里。金有景因为工作有了成绩，而且结了婚，所以分配给他二间瓦房。他爱人徐忠贞女士是部队的医务工作者。金对我说，他进语言所后，自知底子薄，不能与正规大学毕业生相比，只有加倍学习，充实自己，现在分配在丁声树研究员领导的方言组工作。金本人出身于方言区，得天独厚，有利于发现其他方言区的语音系统特点。他很感谢语言所领导的栽培。
1961年冬、1964年夏，我又去北京探亲，多次与金见面，知他做出了成绩，晋升为助理研究员，我很为他高兴。
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1968年1月我被张春桥下令关押，由林彪直接领导的空四军主审，严刑拷打，体无完肤。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后，我的案子悬空，无人理睬。1975年上级下令，凡无证据羁押的高级干部一律释放。我于1975年9月获释，但扣了反革命帽子，被勒令退休。
我无子女，妻子郝立女士是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的讲师，在我被关押时，“四人帮”的爪牙对她进行残酷迫害，她含冤跳楼自杀。我退休后孑然一身，只好回北京投靠亲人。
回到北京后，始知金有景因受我的牵累（档案上我是介绍人）而下放河南劳动。他本来就工资少，孩子多，生活极其艰苦。下放后只发个人饭费，家人生活更加困窘。由于我的缘故，他受到株连，我感到十分内疚。
这时，他家迁到地安门东大街，一家六口住在两间瓦房内，拥挤不堪。难为他仍然笔耕不辍，写出不少有价值的论文。这一期间，我常去他家，与他妻子徐忠贞女士和他的长女金莎莎、长子燕燕、次女菲菲、次子欣欣，建立了家人般的感情。
三
1979年秋，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预，原关押单位才为我平反，摘了反革命分子帽子，又回到华东师大任教。1981年到了七十岁退休年龄，我离休了，享受局级待遇。由于住房在上海，遂在上海定居。
离休后，有时去北京探亲，一定要去金家看望。他有子女四人，在父母的身传言教下，长子成为国家干部，次子为出版社编辑，长女为玉雕专家，次女为国家干部。有景和他的夫人徐忠贞女士在工资不高、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却能为国家培养出有用人材，实在是难能可贵。
1991年他来上海看望他叔叔，他叔叔也是华东师大教授。他在我家住了几天。我们一起逛公园，还在公园拍了照。我们畅谈了建国后的多次运动，知识分子遭受了迫害，延误了向科学进军步伐，没有迅速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感谢中央拨乱反正，今日才有安定团结、繁荣昌盛的局面，知识分子才能坐下来，做些心中愿意做的事情。
我受罗常培先辈的影响，早有意对汉语的成长变迁的历史进行细致的研究，但我自“三反”运动以来，有运必动，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万丈深渊，苦海无边。幸有改革开放，我才能真正坐下来，把心仪已久的汉字变迁过程进行系统的探讨，撰写《汉字形音义分析字典》。金对此书颇加赞赏，给我也提了不少宝贵意见，嘱我放弃一切工作，全力把它写好，给后人留下点什么。
1996年秋他又到上海，住在我家约一周，还约我去北京。我于是年冬去北京。这时我尚能自由行走，多次与金家人团聚，心情十分舒畅，感觉到是平生快事。
四
1999年2月得知有景患了癌症，我心急如火，于4月初去北京，到医院看望他。他说化疗效果很好，已控制癌细胞的增长，再有几天可以回家静养。他精神虽好，走动尚可，但我见他身体十分瘦弱，又知道癌细胞是很难彻底控制的，心中十分为他担忧。
我这次去北京，体力大不如昔，走路迟缓乏力。加上喉癌手术，不能说话，听力又极差，连打雷、汽车鸣喇叭都听不见。所以没人陪，不敢出门。在京二十多天，只见到金一面，怀着遗憾回到上海。不料我离京后一个月，有景竟与世长辞！噩耗传来，不禁痛哭失声。有景比我小二十岁，正是发挥特长、为祖国语言学作出贡献之时，竟因积劳成疾，带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人间。人生憾事，莫过于此。 五
有景一向以师事我，我则愧不敢当。反之，我向他学了不少东西。我们是忘年交，是朋友关系，是互相切磋、互相鼓舞的关系。他全家都把我当亲人相待，使我感到十分温暖。
有景天资聪敏，悟性甚高，因此加上刻苦学习，始能自学成才。他后来于1982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调到同院的民族研究所工作，并且晋升为研究员，独立写出多篇论文，出版过若干有价值的巨著，使他在中国语言学界得到享受崇高的荣誉，这些都是我未能做到的。有景不仅对语言学，特别是方言调查，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祖国医学上也作出了重大贡献。难能可贵的是，他在1977年前后，还曾应北京协和医院胸外科和泌尿外科的聘请（聘期各为半年），作为专家医生定期出诊，前后达一年之久。这样一位多面手的科学家，竟为病魔夺其天年，惜乎痛哉。
有景好学不倦、刻苦钻研、勤奋学习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而他本人和他的家人对我的关怀、照顾，我终生难忘。
谨以此文悼念金有景同志永垂不朽！
附录：
难忘拉祜山水情
金有景
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研究员，1986年，我五十五岁的时候，接受了所里的一个新的课题，开始研究中国境内的拉祜族的语言。
拉祜族是一个跨国界的民族，主要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老挝、越南等国家。中国境内的拉祜族有四十余万人，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南部，其中，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是国内拉祜族人口最集中的地方。关于拉祜语的研究，国外如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学者开展得比较早，研究的是中国以外的拉祜族的语言。他们不仅学者多，专著也很多。相对而言，中国境内的拉祜语，国内学者研究得却比较少，成果也不多。作为一名中国的语言研究人员，我无法对这一差距熟视无睹，我决心尽力作出自己的贡献。
1986年11月，我第一次去澜沧县和西盟、孟连等县调查拉祜语。初到拉祜山乡，接触到仰慕已久的拉祜语，内心高兴极了。我凭着很高的热情和以往语言调查的经验，不到一个月，已可与当地拉祜族兄弟进行简单的交谈了。越学拉祜语，我越感到这种古老语言的可贵。在这种语言里，蕴藏着大量原始汉藏语的历史遗存，史料价值极高，对汉语研究乃至整个汉藏语系语言的研究都是十分珍贵的。我决心努力把这种语言研究好。
最初，我计划用几年时间，写出一本有点分量的专著《中国拉祜语研究》（三十万字）。这本书要用较大的篇幅描写、分析古拉祜语韵律和现代拉祜语的语法和方言。按说，完成这本书也是很不错的；但是，有一件事情使我改变了原定计划。
我的第一次拉祜山乡之行，见到了西盟县委副书记张忠德同志（拉祜族，后任澜沧县县长）。他深有感慨地说，作为拉祜族的一员，他对目前拉祜族的落后状况深感忧虑。就人口而言，拉祜族在各少数民族中算是中等以上。可是，拉祜族从事领导工作的很少，大学生也很少，在报刊、电台、电视台上也几乎见不到有关拉祜族的报道。所以，不管什么地方，只要有关于拉祜族的报道，哪怕是批评拉祜族的，他都要找来看了又看。他还说，他对我来调查拉祜语感到十分高兴。他希望我好好调查，写出著作，向全中国、全世界宣传，让大家都知道，中国云南省西南部有一个叫拉祜的民族。
听了张副书记的这一番话，我的心久久平静不下来。我开始反复地考虑，怎样才能为兄弟的拉祜族作点有益的工作。我感到我的科研计划应该有更高的标准。
更高的标准是什么呢？我想我应该为拉祜族争来一个全国第一。我想起了方言地图集。现在国内虽然已经出了若干种方言地图集，但是，覆盖一种语言的、体现该语言众多特征的方言地图集，在国内八十多种语言当中，还没有出过一种。我决心编制一部《中国拉祜语方言地图集》（以下简称《地图集》）。但科研计划的改变，意味着我要做比原计划更多、更全面、更深入、更细致的调查。这个项目难度太大：工作量大，调查面广，所需经费多，经验不足。此外，这在位于林海深处山岳地带的拉祜族地区，交通也是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心克服一切困难，完成这一新的计划。
为了编制《地图集》，我三次深入拉祜山乡，历时十三个月，依靠当地政府和领导的支持，在彭华、李扎迫、张扎努、胡扎克、李秀美、张正明等拉祜族朋友，和孟子敏、孙剑艺、李立诚、刘太杰同志（他们是山东大学中文系殷焕先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当时随我作野外调查实习）的协助下，克服种种困难，历经险阻，调查了近三百个点的语音、语法、词汇情况，终于完成了这一工作，后于1992年6月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正式出版，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和王均先生分别惠予题签和作序。《地图集》的出版，填补了拉祜语研究的一项空白，受到了国内外语言学界的关注和好评。《民族语文》1992年第五期发表了李永燧研究员的书评，对《地图集》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我在历时十三个月的拉祜山乡调查过程中，遇到过种种困难，可谓艰险倍偿。从健康上说，云南省地处高原，而我没有长期在海拔较高的地区工作过。这对我这个年过半百、患腰椎间盘脱出症和胆结石症，身体比较瘦弱的人来说，工作环境是个很大的考验。从人际关系上说，在澜沧县等地调查拉祜语时，我得到了拉祜族同胞的热情帮助。然而，有时也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情况。从经费上说，我的这一科研经费是三千元，后得到中国社科院科研局领导高德同志的大力帮助，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基金会申请到一千五百元。我后又从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申请到四千元经费，终于完成了三次拉祜语调查。尽管基本调查费用是有了，但也仅够用于交通、住宿、发音等费用的开支，而给发音人买烟酒以及其他一些交际性的开支，也花了几千元，这只有由我自己解决。我因为爱人于1973年患癌，欠下了大笔债务，到1985年才陆续还清，所以手头没有任何积蓄。靠家里人节衣缩食和亲友的帮助，才让我把工作坚持做完。但在这些困难之外，安全上的困难是最大的考验。
1989年5月上旬我去澜沧县，正值1988年“十一·六”澜沧、耿马大地震后余震重新活跃之时。三级以下的余震每天不断。5月中旬，有一天发生了五点三级余震。由于震中较近，震感比较强烈。那天上午十时左右，我们在县府前楼四层记音。突然楼房剧烈晃动起来，摆在桌上的一把暖瓶也被震倒了。我们连忙往楼下的院子里跑，可一跑到院子里，地震也过去了。当天中午，张忠德县长就劝我赶紧离开澜沧回北京，因为在那里无法保证我的安全。我对他说，工作还没有完成，我不能撂下工作回北京去。不然，整个工作功亏一篑，我会后悔一辈子的。我读小学时就读到过班超入西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话，我相信一个人如果一点险都不敢冒，他是不易成就大事业的，我决心冒险搞完《地图集》。为了这一事业，真需要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张县长被我说服了，他尽可能为我创造一些条件，比如为我在县府大楼后边找了一间平房办公室，让我搬到一间比较安全的平房里住，等等。为求安全，我在住处的床头倒立了一个啤酒瓶子，这样即使在深夜地震我也会知道。就这么提心吊胆地过了三个来月，余震慢慢平静了，我的工作也完成了。 安全方面还有一个困难，就是在调查中遇到猛兽之类可怕的动物。在拉祜山乡奔走调查，常常会遇到野生动物。遇到孔雀、山鸡当然令人欣喜，遇到麂子也挺有趣。可是遇到野牛、野象、狼、豹子、熊乃至大蛇等就令人丧魂落魄了。我在下乡调查期间，一般都是由一位拉祜族同志与我同行，这还比较好办；可有时实在忙不过来，加上我也想锻炼锻炼自己，就自己一个人赶路。1987年、1989年在深山老林里，野牛、野象、狼、豹子、熊、大蛇都碰见过。好在不是狭路相逢，都能化险为夷。原来，人到底是万物之灵。拉祜朋友告诉我，即使是猛兽，一般也怕人。只要不是饿急了，它不会主动对人发起攻击。所以见到猛兽后，只要不靠近它，不站住盯着它，而是迅速离开，那么它一般是不会伤害你的。我在深山行走时，由于牢记以上原则，所以虽不止一次遇到令人畏惧的野兽，都平安地躲过来了。可有一次却把我吓得够呛。以往我为调查汉语方言，到过不少偏远的农村。那些地方虽然也比较穷，但比起拉祜山乡来，还不算穷；拉祜山乡才真是穷。1989年夏天，有一次我住在深山沟的一位拉祜族大爷家。那房子的屋顶是漏风的，白天光线可以从房顶照进来；墙是竹子钉的，缝隙也很大。晚上就寝前，我就嘀咕：这样破的房子，晚上蛇钻进来怎么办？果然，可怕的事发生了。那天晚上由于害怕，翻来覆去睡不踏实。后半夜，我正处于半睡半醒的朦胧状态，听到床头有一种怪叫声。凭经验，这就是蛇叫了。我于是披衣坐起，用手电一照，天哪，两条乌蛇直立在床的那一头，不时伸缩着舌头，两眼死盯着我。小时候我的父母就教过我，对入室的蛇一般是不能打的，只有求它自己离开。我从1980年起开始练习气功。这时我就盘膝静坐在床上，脑子里发出叫蛇离开的意念。没多久，两条令我丧胆的蛇终于自动离开了，这时离天亮还有好一会儿。我再也不敢在那间屋子睡了，就跑到拉祜族大爷的屋子和他挤睡在一起，挨到了天亮。这是我生平遇到的最大的惊险，那个可怕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后来，《中国日报》记者采访我，把这件事写进了他的文章The Diligent Devotee of a Nobel Tongue（《潜心研究一种珍稀语言的人》），刊于该报1994年3月2日六版头条，还配发了我在拉祜山乡时拍摄的照片。
澜沧县民委为了表彰我和孟子敏同志在拉祜语调查研究上的贡献，于1989年8月15日，举行隆重仪式，授予我们拉祜族名誉公民称号，使我感到非常的光荣。1989年8月25日，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里同时播出了这一消息。报道指出：在我国，少数民族授予汉族名誉公民称号，这是第一次。对于拉祜同胞的支持和肯定，我感到由衷的感谢和欣慰。正因为他们的帮助，才使《地图集》的编绘工作得以顺利完成。事情虽然已过去了好些年，但是，每当我想到这一切，还会引起我满意的微笑和无限的遐思。
1954年夏，我出差住在上海中苏友好协会。金有景同志拿着浙江军区的介绍信来找我。他说他是军区的文化教员，教高级干部俄语。他读过中华书局出版的《俄语发音学》，作者是我，他辗转寻我，才在上海把我找到，流露出欣喜若狂的心情。他说他曾是高中一年级学生，抗美援朝参军的；他没有正规学习过俄语，除了看书，就是听广播，因此学习上难度很大，特别是发音方面，自己无法解决。我的《俄语发音学》虽然能帮助他解决一些问题，但仍是纸上谈兵。他专诚去北京寻我，不料我又出差到上海，所以千里回师赶到上海，很幸运，到底把我找到了。他带来一件钢丝录音机（这在当时是稀世之宝），打算录俄语全部字母发音和几篇课文的朗诵。
他是浙江义乌人，地方口音浓重，不适应俄语发音，发展口语比较困难。但他悟性高、理解力强，适合于在笔译方面发展。但又发现，他耳朵灵敏度高，能准确地接受和分辨出来对方的发音细微差别，而且能用严式国际音标记录下来。所以，我认为他也可在记录方言、研究方言方面发展。
他问及北京的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情况，似有意到那里做研究工作。我说，我与该所所长罗常培先生有旧，他介绍我与陆志韦先生（该所汉语史研究组组长）、吕叔湘先生（该所副所长）相识。据我所知，该所人手少，极需补充新人，但要求高，条件苛，中选不易。他听后既兴奋，又恐门第太高，难登龙门。
这次见面后，他给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青年，自修俄语能达到教人俄语的程度，更向发音学这门学科进军，有志于向中国的语言学最高殿堂——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进军。新中国是人才辈出的时代呀！
二
那次，我没有给金写介绍信，因为我当时是内控干部，人微言轻。他自己给陆志韦先生写信，希望到语言研究所工作。陆先生看了信之后，请示了罗常培先生，罗说既是梁赏识的人，大概不会错，就让他来工作吧。是年冬天，我去语言所，陆先生说，金有景来信说，他受你的指点，愿献身于语言学的研究工作；经与罗所长与吕副所长研究，你的眼力不会差；经考试，金的辨音、记音能力强，也具有一般语言学的知识，所以把他收进来了。我向罗、陆、吕三位老前辈特别致意，希望他们严格栽培这个好苗子。我也勉励有景，要恭恭敬敬向语言学前辈学习，不能稍有成就，就沾沾自喜，一定要谦虚谨慎。
1956年夏，我调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任教授。1960年暑假，我去北京探亲，去看望金有景。这时语言所迁至西城区赵登禹路附近的一个旧王府里。金有景因为工作有了成绩，而且结了婚，所以分配给他二间瓦房。他爱人徐忠贞女士是部队的医务工作者。金对我说，他进语言所后，自知底子薄，不能与正规大学毕业生相比，只有加倍学习，充实自己，现在分配在丁声树研究员领导的方言组工作。金本人出身于方言区，得天独厚，有利于发现其他方言区的语音系统特点。他很感谢语言所领导的栽培。
1961年冬、1964年夏，我又去北京探亲，多次与金见面，知他做出了成绩，晋升为助理研究员，我很为他高兴。
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1968年1月我被张春桥下令关押，由林彪直接领导的空四军主审，严刑拷打，体无完肤。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后，我的案子悬空，无人理睬。1975年上级下令，凡无证据羁押的高级干部一律释放。我于1975年9月获释，但扣了反革命帽子，被勒令退休。
我无子女，妻子郝立女士是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的讲师，在我被关押时，“四人帮”的爪牙对她进行残酷迫害，她含冤跳楼自杀。我退休后孑然一身，只好回北京投靠亲人。
回到北京后，始知金有景因受我的牵累（档案上我是介绍人）而下放河南劳动。他本来就工资少，孩子多，生活极其艰苦。下放后只发个人饭费，家人生活更加困窘。由于我的缘故，他受到株连，我感到十分内疚。
这时，他家迁到地安门东大街，一家六口住在两间瓦房内，拥挤不堪。难为他仍然笔耕不辍，写出不少有价值的论文。这一期间，我常去他家，与他妻子徐忠贞女士和他的长女金莎莎、长子燕燕、次女菲菲、次子欣欣，建立了家人般的感情。
三
1979年秋，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预，原关押单位才为我平反，摘了反革命分子帽子，又回到华东师大任教。1981年到了七十岁退休年龄，我离休了，享受局级待遇。由于住房在上海，遂在上海定居。
离休后，有时去北京探亲，一定要去金家看望。他有子女四人，在父母的身传言教下，长子成为国家干部，次子为出版社编辑，长女为玉雕专家，次女为国家干部。有景和他的夫人徐忠贞女士在工资不高、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却能为国家培养出有用人材，实在是难能可贵。
1991年他来上海看望他叔叔，他叔叔也是华东师大教授。他在我家住了几天。我们一起逛公园，还在公园拍了照。我们畅谈了建国后的多次运动，知识分子遭受了迫害，延误了向科学进军步伐，没有迅速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感谢中央拨乱反正，今日才有安定团结、繁荣昌盛的局面，知识分子才能坐下来，做些心中愿意做的事情。
我受罗常培先辈的影响，早有意对汉语的成长变迁的历史进行细致的研究，但我自“三反”运动以来，有运必动，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万丈深渊，苦海无边。幸有改革开放，我才能真正坐下来，把心仪已久的汉字变迁过程进行系统的探讨，撰写《汉字形音义分析字典》。金对此书颇加赞赏，给我也提了不少宝贵意见，嘱我放弃一切工作，全力把它写好，给后人留下点什么。
1996年秋他又到上海，住在我家约一周，还约我去北京。我于是年冬去北京。这时我尚能自由行走，多次与金家人团聚，心情十分舒畅，感觉到是平生快事。
四
1999年2月得知有景患了癌症，我心急如火，于4月初去北京，到医院看望他。他说化疗效果很好，已控制癌细胞的增长，再有几天可以回家静养。他精神虽好，走动尚可，但我见他身体十分瘦弱，又知道癌细胞是很难彻底控制的，心中十分为他担忧。
我这次去北京，体力大不如昔，走路迟缓乏力。加上喉癌手术，不能说话，听力又极差，连打雷、汽车鸣喇叭都听不见。所以没人陪，不敢出门。在京二十多天，只见到金一面，怀着遗憾回到上海。不料我离京后一个月，有景竟与世长辞！噩耗传来，不禁痛哭失声。有景比我小二十岁，正是发挥特长、为祖国语言学作出贡献之时，竟因积劳成疾，带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人间。人生憾事，莫过于此。 五
有景一向以师事我，我则愧不敢当。反之，我向他学了不少东西。我们是忘年交，是朋友关系，是互相切磋、互相鼓舞的关系。他全家都把我当亲人相待，使我感到十分温暖。
有景天资聪敏，悟性甚高，因此加上刻苦学习，始能自学成才。他后来于1982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调到同院的民族研究所工作，并且晋升为研究员，独立写出多篇论文，出版过若干有价值的巨著，使他在中国语言学界得到享受崇高的荣誉，这些都是我未能做到的。有景不仅对语言学，特别是方言调查，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祖国医学上也作出了重大贡献。难能可贵的是，他在1977年前后，还曾应北京协和医院胸外科和泌尿外科的聘请（聘期各为半年），作为专家医生定期出诊，前后达一年之久。这样一位多面手的科学家，竟为病魔夺其天年，惜乎痛哉。
有景好学不倦、刻苦钻研、勤奋学习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而他本人和他的家人对我的关怀、照顾，我终生难忘。
谨以此文悼念金有景同志永垂不朽！
附录：
难忘拉祜山水情
金有景
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研究员，1986年，我五十五岁的时候，接受了所里的一个新的课题，开始研究中国境内的拉祜族的语言。
拉祜族是一个跨国界的民族，主要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老挝、越南等国家。中国境内的拉祜族有四十余万人，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南部，其中，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是国内拉祜族人口最集中的地方。关于拉祜语的研究，国外如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学者开展得比较早，研究的是中国以外的拉祜族的语言。他们不仅学者多，专著也很多。相对而言，中国境内的拉祜语，国内学者研究得却比较少，成果也不多。作为一名中国的语言研究人员，我无法对这一差距熟视无睹，我决心尽力作出自己的贡献。
1986年11月，我第一次去澜沧县和西盟、孟连等县调查拉祜语。初到拉祜山乡，接触到仰慕已久的拉祜语，内心高兴极了。我凭着很高的热情和以往语言调查的经验，不到一个月，已可与当地拉祜族兄弟进行简单的交谈了。越学拉祜语，我越感到这种古老语言的可贵。在这种语言里，蕴藏着大量原始汉藏语的历史遗存，史料价值极高，对汉语研究乃至整个汉藏语系语言的研究都是十分珍贵的。我决心努力把这种语言研究好。
最初，我计划用几年时间，写出一本有点分量的专著《中国拉祜语研究》（三十万字）。这本书要用较大的篇幅描写、分析古拉祜语韵律和现代拉祜语的语法和方言。按说，完成这本书也是很不错的；但是，有一件事情使我改变了原定计划。
我的第一次拉祜山乡之行，见到了西盟县委副书记张忠德同志（拉祜族，后任澜沧县县长）。他深有感慨地说，作为拉祜族的一员，他对目前拉祜族的落后状况深感忧虑。就人口而言，拉祜族在各少数民族中算是中等以上。可是，拉祜族从事领导工作的很少，大学生也很少，在报刊、电台、电视台上也几乎见不到有关拉祜族的报道。所以，不管什么地方，只要有关于拉祜族的报道，哪怕是批评拉祜族的，他都要找来看了又看。他还说，他对我来调查拉祜语感到十分高兴。他希望我好好调查，写出著作，向全中国、全世界宣传，让大家都知道，中国云南省西南部有一个叫拉祜的民族。
听了张副书记的这一番话，我的心久久平静不下来。我开始反复地考虑，怎样才能为兄弟的拉祜族作点有益的工作。我感到我的科研计划应该有更高的标准。
更高的标准是什么呢？我想我应该为拉祜族争来一个全国第一。我想起了方言地图集。现在国内虽然已经出了若干种方言地图集，但是，覆盖一种语言的、体现该语言众多特征的方言地图集，在国内八十多种语言当中，还没有出过一种。我决心编制一部《中国拉祜语方言地图集》（以下简称《地图集》）。但科研计划的改变，意味着我要做比原计划更多、更全面、更深入、更细致的调查。这个项目难度太大：工作量大，调查面广，所需经费多，经验不足。此外，这在位于林海深处山岳地带的拉祜族地区，交通也是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心克服一切困难，完成这一新的计划。
为了编制《地图集》，我三次深入拉祜山乡，历时十三个月，依靠当地政府和领导的支持，在彭华、李扎迫、张扎努、胡扎克、李秀美、张正明等拉祜族朋友，和孟子敏、孙剑艺、李立诚、刘太杰同志（他们是山东大学中文系殷焕先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当时随我作野外调查实习）的协助下，克服种种困难，历经险阻，调查了近三百个点的语音、语法、词汇情况，终于完成了这一工作，后于1992年6月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正式出版，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和王均先生分别惠予题签和作序。《地图集》的出版，填补了拉祜语研究的一项空白，受到了国内外语言学界的关注和好评。《民族语文》1992年第五期发表了李永燧研究员的书评，对《地图集》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我在历时十三个月的拉祜山乡调查过程中，遇到过种种困难，可谓艰险倍偿。从健康上说，云南省地处高原，而我没有长期在海拔较高的地区工作过。这对我这个年过半百、患腰椎间盘脱出症和胆结石症，身体比较瘦弱的人来说，工作环境是个很大的考验。从人际关系上说，在澜沧县等地调查拉祜语时，我得到了拉祜族同胞的热情帮助。然而，有时也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情况。从经费上说，我的这一科研经费是三千元，后得到中国社科院科研局领导高德同志的大力帮助，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基金会申请到一千五百元。我后又从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申请到四千元经费，终于完成了三次拉祜语调查。尽管基本调查费用是有了，但也仅够用于交通、住宿、发音等费用的开支，而给发音人买烟酒以及其他一些交际性的开支，也花了几千元，这只有由我自己解决。我因为爱人于1973年患癌，欠下了大笔债务，到1985年才陆续还清，所以手头没有任何积蓄。靠家里人节衣缩食和亲友的帮助，才让我把工作坚持做完。但在这些困难之外，安全上的困难是最大的考验。
1989年5月上旬我去澜沧县，正值1988年“十一·六”澜沧、耿马大地震后余震重新活跃之时。三级以下的余震每天不断。5月中旬，有一天发生了五点三级余震。由于震中较近，震感比较强烈。那天上午十时左右，我们在县府前楼四层记音。突然楼房剧烈晃动起来，摆在桌上的一把暖瓶也被震倒了。我们连忙往楼下的院子里跑，可一跑到院子里，地震也过去了。当天中午，张忠德县长就劝我赶紧离开澜沧回北京，因为在那里无法保证我的安全。我对他说，工作还没有完成，我不能撂下工作回北京去。不然，整个工作功亏一篑，我会后悔一辈子的。我读小学时就读到过班超入西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话，我相信一个人如果一点险都不敢冒，他是不易成就大事业的，我决心冒险搞完《地图集》。为了这一事业，真需要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张县长被我说服了，他尽可能为我创造一些条件，比如为我在县府大楼后边找了一间平房办公室，让我搬到一间比较安全的平房里住，等等。为求安全，我在住处的床头倒立了一个啤酒瓶子，这样即使在深夜地震我也会知道。就这么提心吊胆地过了三个来月，余震慢慢平静了，我的工作也完成了。 安全方面还有一个困难，就是在调查中遇到猛兽之类可怕的动物。在拉祜山乡奔走调查，常常会遇到野生动物。遇到孔雀、山鸡当然令人欣喜，遇到麂子也挺有趣。可是遇到野牛、野象、狼、豹子、熊乃至大蛇等就令人丧魂落魄了。我在下乡调查期间，一般都是由一位拉祜族同志与我同行，这还比较好办；可有时实在忙不过来，加上我也想锻炼锻炼自己，就自己一个人赶路。1987年、1989年在深山老林里，野牛、野象、狼、豹子、熊、大蛇都碰见过。好在不是狭路相逢，都能化险为夷。原来，人到底是万物之灵。拉祜朋友告诉我，即使是猛兽，一般也怕人。只要不是饿急了，它不会主动对人发起攻击。所以见到猛兽后，只要不靠近它，不站住盯着它，而是迅速离开，那么它一般是不会伤害你的。我在深山行走时，由于牢记以上原则，所以虽不止一次遇到令人畏惧的野兽，都平安地躲过来了。可有一次却把我吓得够呛。以往我为调查汉语方言，到过不少偏远的农村。那些地方虽然也比较穷，但比起拉祜山乡来，还不算穷；拉祜山乡才真是穷。1989年夏天，有一次我住在深山沟的一位拉祜族大爷家。那房子的屋顶是漏风的，白天光线可以从房顶照进来；墙是竹子钉的，缝隙也很大。晚上就寝前，我就嘀咕：这样破的房子，晚上蛇钻进来怎么办？果然，可怕的事发生了。那天晚上由于害怕，翻来覆去睡不踏实。后半夜，我正处于半睡半醒的朦胧状态，听到床头有一种怪叫声。凭经验，这就是蛇叫了。我于是披衣坐起，用手电一照，天哪，两条乌蛇直立在床的那一头，不时伸缩着舌头，两眼死盯着我。小时候我的父母就教过我，对入室的蛇一般是不能打的，只有求它自己离开。我从1980年起开始练习气功。这时我就盘膝静坐在床上，脑子里发出叫蛇离开的意念。没多久，两条令我丧胆的蛇终于自动离开了，这时离天亮还有好一会儿。我再也不敢在那间屋子睡了，就跑到拉祜族大爷的屋子和他挤睡在一起，挨到了天亮。这是我生平遇到的最大的惊险，那个可怕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后来，《中国日报》记者采访我，把这件事写进了他的文章The Diligent Devotee of a Nobel Tongue（《潜心研究一种珍稀语言的人》），刊于该报1994年3月2日六版头条，还配发了我在拉祜山乡时拍摄的照片。
澜沧县民委为了表彰我和孟子敏同志在拉祜语调查研究上的贡献，于1989年8月15日，举行隆重仪式，授予我们拉祜族名誉公民称号，使我感到非常的光荣。1989年8月25日，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里同时播出了这一消息。报道指出：在我国，少数民族授予汉族名誉公民称号，这是第一次。对于拉祜同胞的支持和肯定，我感到由衷的感谢和欣慰。正因为他们的帮助，才使《地图集》的编绘工作得以顺利完成。事情虽然已过去了好些年，但是，每当我想到这一切，还会引起我满意的微笑和无限的遐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