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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3-01-08
作者简介：陈宝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事处副处长，副研究员。（广东深圳/518055）
摘 要：以马丁·屈罗教授的“地位的分析”一文为切入点，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高职教育系统分层状况进行分析，并提出提高竞争意识和紧迫感、践行开放性办学理念、扩大办学经费来源渠道、注重社会声誉的培育等建议。
关键词：高职；地位；分层 伯顿·克拉克等著、王承绪等编译的《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一书，是一本有关比较高等教育方法论的专著，为比较高等教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该书从八个角度对高等教育进行了研究，有助于扩大我们对高等教育的认识视野，加深对高等教育的了解。其中，马丁·屈罗的“地位的分析”一文，用社会学的观点对高等教育分层问题作了论述，颇受启发，联系我国实际，对高职教育系统的分层问题作初步思考。
一、马丁·屈罗的分层理论
1.高等教育分层的客观存在
马丁·屈罗认为，“学院和大学的声望与社会分层有密切的联系，即学院和大学对社会上至少一部分人的工作位置起很大作用。”然而，“高等教育本身作为一个分层的高等院校系统”，也会“正式或非正式地按照各种各样的地位、名望、财富、权力以及影响进行分等”。[1]
因此，在每个国家，大学和学院的地位千差万别，有的世界闻名，而有的则鲜为人知。这些高等院校等级体系的形状各不相同。一种比较典型的形状是日本的陡峭金字塔形。其塔顶是东京大学，稍低一些是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一些老牌的私立大学和其余的国立大学，再下面的是大量的地方公立院校和一般的私立院校。相比之下，德国学校的等级体系形状则显得比较平坦，所有领域都没有一所院校独占鳌头，但它的高等院校也有第二层，即技术学院。在我国，高等教育的情况与日本有些相似：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为龙头的10-20所研究型大学位于塔顶，稍低一些是50-60所教学科研型大学，接下来是500-600所教学型本科院校。[2]
2.影响高等教育分层的因素
马丁·屈罗认为，院校的地位受到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的影响。客观方面主要是政府意志的表达，其“在很大程度上是正式法律和国家政策所起作用的结果，特别是那些把高等教育明确划分为不同部分的正式规定的作用最大，而对某一部分内的各院校之间划分界限的那些规定的作用较小”[3]。例如，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的由公费资助的院校里，大学垄断了由国家资助的研究项目，垄断了博士学位和高级专业学位的授予权。在英国，大学同多科技术学院相比，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几乎垄断了基础研究和高级学位。在日本，国立大学明显优越于所有其他各类公立院校。在法国，大学校（或称精英学校）的人均经费高，入学要求严格，再加上它们同政府行政机关和工商业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它们明显成为法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尖子部分。
相对客观方面而言，形成院校地位差异的主观因素則主要体现在以声誉和名望的差别为标志的院校内部差别方面。例如，在相当稳定的美国大学名次表中，前10所大学中有8所是私立的，前25所里约有15所是私立的。这些私立院校的地位等级明显就不是由政府确定的，而是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所取得的成功积累的结果。这种竞争主要围绕着“研究能力和授予高级学位的能力”来进行，能力越强的院校，地位就越高。具体体现在高质量的学生、优秀的教师和研究人员、研究资助、学术和研究成果的出版和名誉等方面。当然，处在顶部或接近顶部的公立大学也参加这种竞争。[4]
3.高等教育分层的特点
竞争与“钦定”的分层原则。马丁·屈罗认为，高等教育的分层体现两种不同的分层原则，一是以各个院校相互竞争为基础，即各个院校通过在市场上竞争获得有助于提高学术名望的条件，如学术声誉、著名教授、研究经费、捐赠等等，从而提高院校的地位。另一种则是由政府将职能、权利、特权和资源分配给各院校和高等教育各部门。[5]
顶部保持不变。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入学人数不断增长，院校的规模不断扩大，新的院校不断涌现，但高等教育系统的顶部却保持不变。马丁·屈罗认为，这是因为尖子院校具有强大的优势，为自己建立了一种“良性循环”，通过这种循环，优势又产生优势，而标志着高等院校上层地位的资源和活动，又大部分流向那些已经拥有大量资源和活动条件的同一院校。[6]
评估指标具有互换性。马丁·屈罗认为，所谓院校的等级，是指作为一所学术机构以公认的质量和特色为基础所取得的名望和地位。它是以公认的知名人物的看法为基础的，这些知名人物包括系主任、著名高级学者、熟悉情况的初级学者。同时，再加上“客观”的质量评定，如教学人员的研究成果、教师和学生的质量（用获得奖学金的人数或获得其他学术奖励和荣誉的人数来衡量）。此外，还可以增加一些学术质量的指标，如图书馆的规模、预算的数额等。总的来看，在一个质量指标方面等级高的名牌大学，一般来说在其他方面的指标等级也高。如果院校在不同的地位指标的等级上出现不一致，那就说明这些院校在地位方面有升降变动。因此，比较富有的院校可以通过高标准的工资、研究设施、图书馆藏书、研究生资助等优厚条件来吸引许多著名学者的加入，从而提高其相对地位。反之，无力吸引或挽留各学科学者精英的院校则在名望等级上全面下降。[7]
二、我国高职教育分层的分析
1.高职教育的分层正在逐渐形成
我国的高职教育起步较晚，大部分高职院校是在1999年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通过“三改一补”发展而来，并且都是正式法律和国家政策起作用较小的地方性院校。所以，在高职教育发展初期，每所高职院校的政治地位、社会声誉和名望都较为一致，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层次之分。但是高职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子系统，随着各地方的社会经济非均衡发展及各院校的非均衡发展，必将出现分化，逐渐形成一个分层的子系统。有理由相信，这种分层正在逐渐形成。2006年教育部启动实施的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计划，遴选100所综合实力强、办学特色鲜明的高职院校作为立项建设单位，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之力，倾力将其建设成为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职名校、强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举与本科院校的“211 工程”、“985 工程”建设有异曲同工之处，列入该建设计划的部分高职院校无疑最有条件、最有理由率先进入我国高职教育这座金字塔的塔尖。 2.主观因素对高职教育的分层影响更大
众所周知，高职教育因为客观方面的“正式法律和国家政策所起作用”的影响，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属弱势群体。但就高职教育本身的子系统而言，每所高职院校都是地方性院校，办学主体是各个地方政府，国家层面的法律和政策对其关注甚少，即使有，也都是相对平等的，因此相对传统普通高等院校，高职院校受“正式法律和国家政策所起作用”的影响显然少得多。反之，以声誉和名望的差别为标志的主观因素对高职院校的分层影响更大。
3.经费筹措能力是影响高职教育分层的主观因素的核心内容
对于整个高等教育体系或传统普通高等教育子系统来说，每所院校的“研究能力和授予高级学位的能力”存在差异，有的院校可以授予博士学位，有的只能授予学士学位；有的院校授予高级学位的比例较大，有的则较小。但对高职教育子系统来说，每所高职院校的“研究能力和授予高级学位的能力”差不多，都是专科层次以就业为导向的教学型院校，至少目前是这样。并且，高职教育推行的是“教育事业费以学生缴费为主，政府补贴为辅”政策。因此，在高等教育入学适龄人口骤降的背景下，哪所高职院校招到足够多的学生，那所院校就能生存下去；哪所高职院校市场开放程度高，经费筹措能力强，学生就业前景广阔，招生选择度大，那所院校的声誉和名望就必然受到社会认可，其等级也就必然高。
三、讨论与建议
1.提高竞争意识和紧迫感
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曾把竞争归纳为美国高等教育的显著特点之一。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和深化，生源数量下降与高校扩招的矛盾逐渐显现，我国高等教育的竞争现象将越来越明显，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必将是高职教育。竞争作为调控工具更多地强化了高等教育机构间的等级层次。在高职教育子系统内，各院校围绕着争夺资源、培育声誉、追求“上位”甚至垄断展开全方位的长期的激烈的竞争则是扩张后进行分层的必然趋势。因此，各高职院校要以“以生为本”为教育的出发点，以社会需求为实践准则，努力提高竞争意识，不断增强社会竞争能力，为生存和发展提供正能量。
高职教育的分层正在逐渐形成，一旦形成，将产生“马太效应”，即尖子院校具有强大的优势，它们为自己建立一种“良性循环”，通过这种循环，优势又产生优势，而标志着高职院校上层地位的资源和活动，又大部分流向那些已经拥有大量资源和活动条件的同一院校。因此，各高职院校应有力争上游的紧迫感，在高职教育初次分层过程中，争取更加上游的地位。否则，将面对越来越大的同行竞争压力，社会声誉将更加难以改善，学校生源、财务、毕业生就业等等的状况也将越来越糟糕。
2.践行开放性办学理念
20世纪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第二届国际大会的建议书（1999，韩国首尔）指出：“要对终身教育做出最大贡献，职业技术教育体制必须是开放式的、灵活的且以学员为导向的。……职业技术教育应建立在由个人、工业界、各种经济部门和政府分享的学习文化的基础之上。” [8]可见，开放性已成为世界各国高职教育发展理念之核心。哪所高职院校坚持开放性办学理念，她将能在未来发展中获得更多生存保障，将在高职教育中赢得更多发展空间和话语权。开放办学措施具体包括：（1）開放的管理体制。高职教育的管理坚持实行地方制，教育部在宏观政策上给予指导和调控。高职院校实行董事会制度。董事会成员的组成应包括政府、行业、企业、学校等代表。（2）开放的学生构成。高职院校采取开放入学政策，实行注册招生制度。只要个人有学习需求，高职院校就应提供服务支持。（3）开放的师资队伍。高职院校的教师有专职与兼职两种，专兼比可高达4∶6，兼职教师主要是其他大学中的学者、教授和企业家，以及生产一线的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经验丰富的各类专业人才。（4）开放的课程设置。高职院校的课程设置应该灵活多样。开放办学使高职院校的学生来源复杂，水平参差不齐，学习目的和要求又不同，为满足学生多元化的学习需求，学校的课程设置也相应地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
3.扩大办学经费来源渠道
对高等院校来说，办学经费来源主要分政府、学生和社会三个不同的渠道。就高职院校整体而言，学生学费是其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政府排第二（尽管目前政府投入较少，但所占比例不低），社会排第三。相比普通高等教育，高职教育更偏向市场。这与国家倡导高职教育以就业为导向、贴近市场的理念是一致的，与国家通过市场经济的规律，在财政投入不足情况下加强高职教育市场化引导的初衷是一致的。高职院校要在办学职能、服务对象、培养过程、学校管理等方面打破传统学校与社会的界限，多方向、多层次贴近市场，与社会高度互动，与市场深度融合。在某种程度上，评价一所高职院校是否有特色，就是要判断其办学理念、办学思路、办学途径、办学成果是否贴近市场，而其来自社会的办学经费总量及所占份额则是极为重要的判断标准之一。因此，高职院校应该以荷兰特文特大学等欧洲创业型大学为榜样，强化市场理念，加强自身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努力提高来自社会的办学经费总量及所占份额，从而享有“一所前摄性大学的好名声”，提升自身在高职教育子系统，甚至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的等级。[9]
4.注重社会声誉的培育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学生“用脚投票”的时代已到来，高等院校固守象牙塔封闭办学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对于高职院校来说，能否吸引更多、更好的学生报考，或者能否吸引更多、更好的教师前来任教，已直接影响到其能否生存，能否在高职教育子系统中挤进更上层的位置。因此，高职院校更应注重社会声誉的培育。具体措施包括：（1）培育一批批典型人物（包括教学名师、学科带头人、社会各领域著名评论专家、优秀学子等等），积极参与社会活动，通过媒体放大效应，提高学校影响力。（2）塑造学校品牌，增强影响力。一是专业品牌，特色兴校主要指专业特色，世界高校排名主要是专业、学科排名；二是人才品牌，包括各种专业技能竞赛人才、体育竞赛人才、优秀校友；三是文化品牌，比如志愿者工程、党旗工程等；四是科研品牌，包括科技奖励、发明奖、社会服务、技术支援等。（3）善用媒体。世界已进入第二媒介时代，博客、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产生，已经改变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必须主动传播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用先进文化占领网络阵地，产生影响力。
参考文献：
[1][3][4][5][6][7][美]伯顿·克拉克等.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30-170.
[2]马陆亭.高等学校的分层与管理[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140.
[8]刘洪一.“官校企行”四方联动“产学创用”立体推进[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9（3）：115-120.
[9][美]伯顿·克拉克.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45-72.
（责任编辑 于小艳）
作者简介：陈宝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事处副处长，副研究员。（广东深圳/518055）
摘 要：以马丁·屈罗教授的“地位的分析”一文为切入点，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高职教育系统分层状况进行分析，并提出提高竞争意识和紧迫感、践行开放性办学理念、扩大办学经费来源渠道、注重社会声誉的培育等建议。
关键词：高职；地位；分层 伯顿·克拉克等著、王承绪等编译的《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一书，是一本有关比较高等教育方法论的专著，为比较高等教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该书从八个角度对高等教育进行了研究，有助于扩大我们对高等教育的认识视野，加深对高等教育的了解。其中，马丁·屈罗的“地位的分析”一文，用社会学的观点对高等教育分层问题作了论述，颇受启发，联系我国实际，对高职教育系统的分层问题作初步思考。
一、马丁·屈罗的分层理论
1.高等教育分层的客观存在
马丁·屈罗认为，“学院和大学的声望与社会分层有密切的联系，即学院和大学对社会上至少一部分人的工作位置起很大作用。”然而，“高等教育本身作为一个分层的高等院校系统”，也会“正式或非正式地按照各种各样的地位、名望、财富、权力以及影响进行分等”。[1]
因此，在每个国家，大学和学院的地位千差万别，有的世界闻名，而有的则鲜为人知。这些高等院校等级体系的形状各不相同。一种比较典型的形状是日本的陡峭金字塔形。其塔顶是东京大学，稍低一些是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一些老牌的私立大学和其余的国立大学，再下面的是大量的地方公立院校和一般的私立院校。相比之下，德国学校的等级体系形状则显得比较平坦，所有领域都没有一所院校独占鳌头，但它的高等院校也有第二层，即技术学院。在我国，高等教育的情况与日本有些相似：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为龙头的10-20所研究型大学位于塔顶，稍低一些是50-60所教学科研型大学，接下来是500-600所教学型本科院校。[2]
2.影响高等教育分层的因素
马丁·屈罗认为，院校的地位受到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的影响。客观方面主要是政府意志的表达，其“在很大程度上是正式法律和国家政策所起作用的结果，特别是那些把高等教育明确划分为不同部分的正式规定的作用最大，而对某一部分内的各院校之间划分界限的那些规定的作用较小”[3]。例如，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的由公费资助的院校里，大学垄断了由国家资助的研究项目，垄断了博士学位和高级专业学位的授予权。在英国，大学同多科技术学院相比，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几乎垄断了基础研究和高级学位。在日本，国立大学明显优越于所有其他各类公立院校。在法国，大学校（或称精英学校）的人均经费高，入学要求严格，再加上它们同政府行政机关和工商业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它们明显成为法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尖子部分。
相对客观方面而言，形成院校地位差异的主观因素則主要体现在以声誉和名望的差别为标志的院校内部差别方面。例如，在相当稳定的美国大学名次表中，前10所大学中有8所是私立的，前25所里约有15所是私立的。这些私立院校的地位等级明显就不是由政府确定的，而是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所取得的成功积累的结果。这种竞争主要围绕着“研究能力和授予高级学位的能力”来进行，能力越强的院校，地位就越高。具体体现在高质量的学生、优秀的教师和研究人员、研究资助、学术和研究成果的出版和名誉等方面。当然，处在顶部或接近顶部的公立大学也参加这种竞争。[4]
3.高等教育分层的特点
竞争与“钦定”的分层原则。马丁·屈罗认为，高等教育的分层体现两种不同的分层原则，一是以各个院校相互竞争为基础，即各个院校通过在市场上竞争获得有助于提高学术名望的条件，如学术声誉、著名教授、研究经费、捐赠等等，从而提高院校的地位。另一种则是由政府将职能、权利、特权和资源分配给各院校和高等教育各部门。[5]
顶部保持不变。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入学人数不断增长，院校的规模不断扩大，新的院校不断涌现，但高等教育系统的顶部却保持不变。马丁·屈罗认为，这是因为尖子院校具有强大的优势，为自己建立了一种“良性循环”，通过这种循环，优势又产生优势，而标志着高等院校上层地位的资源和活动，又大部分流向那些已经拥有大量资源和活动条件的同一院校。[6]
评估指标具有互换性。马丁·屈罗认为，所谓院校的等级，是指作为一所学术机构以公认的质量和特色为基础所取得的名望和地位。它是以公认的知名人物的看法为基础的，这些知名人物包括系主任、著名高级学者、熟悉情况的初级学者。同时，再加上“客观”的质量评定，如教学人员的研究成果、教师和学生的质量（用获得奖学金的人数或获得其他学术奖励和荣誉的人数来衡量）。此外，还可以增加一些学术质量的指标，如图书馆的规模、预算的数额等。总的来看，在一个质量指标方面等级高的名牌大学，一般来说在其他方面的指标等级也高。如果院校在不同的地位指标的等级上出现不一致，那就说明这些院校在地位方面有升降变动。因此，比较富有的院校可以通过高标准的工资、研究设施、图书馆藏书、研究生资助等优厚条件来吸引许多著名学者的加入，从而提高其相对地位。反之，无力吸引或挽留各学科学者精英的院校则在名望等级上全面下降。[7]
二、我国高职教育分层的分析
1.高职教育的分层正在逐渐形成
我国的高职教育起步较晚，大部分高职院校是在1999年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通过“三改一补”发展而来，并且都是正式法律和国家政策起作用较小的地方性院校。所以，在高职教育发展初期，每所高职院校的政治地位、社会声誉和名望都较为一致，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层次之分。但是高职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子系统，随着各地方的社会经济非均衡发展及各院校的非均衡发展，必将出现分化，逐渐形成一个分层的子系统。有理由相信，这种分层正在逐渐形成。2006年教育部启动实施的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计划，遴选100所综合实力强、办学特色鲜明的高职院校作为立项建设单位，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之力，倾力将其建设成为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职名校、强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举与本科院校的“211 工程”、“985 工程”建设有异曲同工之处，列入该建设计划的部分高职院校无疑最有条件、最有理由率先进入我国高职教育这座金字塔的塔尖。 2.主观因素对高职教育的分层影响更大
众所周知，高职教育因为客观方面的“正式法律和国家政策所起作用”的影响，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属弱势群体。但就高职教育本身的子系统而言，每所高职院校都是地方性院校，办学主体是各个地方政府，国家层面的法律和政策对其关注甚少，即使有，也都是相对平等的，因此相对传统普通高等院校，高职院校受“正式法律和国家政策所起作用”的影响显然少得多。反之，以声誉和名望的差别为标志的主观因素对高职院校的分层影响更大。
3.经费筹措能力是影响高职教育分层的主观因素的核心内容
对于整个高等教育体系或传统普通高等教育子系统来说，每所院校的“研究能力和授予高级学位的能力”存在差异，有的院校可以授予博士学位，有的只能授予学士学位；有的院校授予高级学位的比例较大，有的则较小。但对高职教育子系统来说，每所高职院校的“研究能力和授予高级学位的能力”差不多，都是专科层次以就业为导向的教学型院校，至少目前是这样。并且，高职教育推行的是“教育事业费以学生缴费为主，政府补贴为辅”政策。因此，在高等教育入学适龄人口骤降的背景下，哪所高职院校招到足够多的学生，那所院校就能生存下去；哪所高职院校市场开放程度高，经费筹措能力强，学生就业前景广阔，招生选择度大，那所院校的声誉和名望就必然受到社会认可，其等级也就必然高。
三、讨论与建议
1.提高竞争意识和紧迫感
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曾把竞争归纳为美国高等教育的显著特点之一。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和深化，生源数量下降与高校扩招的矛盾逐渐显现，我国高等教育的竞争现象将越来越明显，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必将是高职教育。竞争作为调控工具更多地强化了高等教育机构间的等级层次。在高职教育子系统内，各院校围绕着争夺资源、培育声誉、追求“上位”甚至垄断展开全方位的长期的激烈的竞争则是扩张后进行分层的必然趋势。因此，各高职院校要以“以生为本”为教育的出发点，以社会需求为实践准则，努力提高竞争意识，不断增强社会竞争能力，为生存和发展提供正能量。
高职教育的分层正在逐渐形成，一旦形成，将产生“马太效应”，即尖子院校具有强大的优势，它们为自己建立一种“良性循环”，通过这种循环，优势又产生优势，而标志着高职院校上层地位的资源和活动，又大部分流向那些已经拥有大量资源和活动条件的同一院校。因此，各高职院校应有力争上游的紧迫感，在高职教育初次分层过程中，争取更加上游的地位。否则，将面对越来越大的同行竞争压力，社会声誉将更加难以改善，学校生源、财务、毕业生就业等等的状况也将越来越糟糕。
2.践行开放性办学理念
20世纪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第二届国际大会的建议书（1999，韩国首尔）指出：“要对终身教育做出最大贡献，职业技术教育体制必须是开放式的、灵活的且以学员为导向的。……职业技术教育应建立在由个人、工业界、各种经济部门和政府分享的学习文化的基础之上。” [8]可见，开放性已成为世界各国高职教育发展理念之核心。哪所高职院校坚持开放性办学理念，她将能在未来发展中获得更多生存保障，将在高职教育中赢得更多发展空间和话语权。开放办学措施具体包括：（1）開放的管理体制。高职教育的管理坚持实行地方制，教育部在宏观政策上给予指导和调控。高职院校实行董事会制度。董事会成员的组成应包括政府、行业、企业、学校等代表。（2）开放的学生构成。高职院校采取开放入学政策，实行注册招生制度。只要个人有学习需求，高职院校就应提供服务支持。（3）开放的师资队伍。高职院校的教师有专职与兼职两种，专兼比可高达4∶6，兼职教师主要是其他大学中的学者、教授和企业家，以及生产一线的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经验丰富的各类专业人才。（4）开放的课程设置。高职院校的课程设置应该灵活多样。开放办学使高职院校的学生来源复杂，水平参差不齐，学习目的和要求又不同，为满足学生多元化的学习需求，学校的课程设置也相应地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
3.扩大办学经费来源渠道
对高等院校来说，办学经费来源主要分政府、学生和社会三个不同的渠道。就高职院校整体而言，学生学费是其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政府排第二（尽管目前政府投入较少，但所占比例不低），社会排第三。相比普通高等教育，高职教育更偏向市场。这与国家倡导高职教育以就业为导向、贴近市场的理念是一致的，与国家通过市场经济的规律，在财政投入不足情况下加强高职教育市场化引导的初衷是一致的。高职院校要在办学职能、服务对象、培养过程、学校管理等方面打破传统学校与社会的界限，多方向、多层次贴近市场，与社会高度互动，与市场深度融合。在某种程度上，评价一所高职院校是否有特色，就是要判断其办学理念、办学思路、办学途径、办学成果是否贴近市场，而其来自社会的办学经费总量及所占份额则是极为重要的判断标准之一。因此，高职院校应该以荷兰特文特大学等欧洲创业型大学为榜样，强化市场理念，加强自身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努力提高来自社会的办学经费总量及所占份额，从而享有“一所前摄性大学的好名声”，提升自身在高职教育子系统，甚至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的等级。[9]
4.注重社会声誉的培育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学生“用脚投票”的时代已到来，高等院校固守象牙塔封闭办学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对于高职院校来说，能否吸引更多、更好的学生报考，或者能否吸引更多、更好的教师前来任教，已直接影响到其能否生存，能否在高职教育子系统中挤进更上层的位置。因此，高职院校更应注重社会声誉的培育。具体措施包括：（1）培育一批批典型人物（包括教学名师、学科带头人、社会各领域著名评论专家、优秀学子等等），积极参与社会活动，通过媒体放大效应，提高学校影响力。（2）塑造学校品牌，增强影响力。一是专业品牌，特色兴校主要指专业特色，世界高校排名主要是专业、学科排名；二是人才品牌，包括各种专业技能竞赛人才、体育竞赛人才、优秀校友；三是文化品牌，比如志愿者工程、党旗工程等；四是科研品牌，包括科技奖励、发明奖、社会服务、技术支援等。（3）善用媒体。世界已进入第二媒介时代，博客、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产生，已经改变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必须主动传播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用先进文化占领网络阵地，产生影响力。
参考文献：
[1][3][4][5][6][7][美]伯顿·克拉克等.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30-170.
[2]马陆亭.高等学校的分层与管理[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140.
[8]刘洪一.“官校企行”四方联动“产学创用”立体推进[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9（3）：115-120.
[9][美]伯顿·克拉克.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45-72.
（责任编辑 于小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