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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考察经济风险偏好与社会风险偏好对信任行为的影响，采用信任博弈任务（Trust Game，TG）和特定领域风险量表（Domain-Specific Risk-Taking Scale，DOSPERTS）中的社会风险分量表和经济风险分量表对60名（29名男性，31名女性）被试施测。结果发现：在信任博弈情景下社会风险偏好与信任行为显著相关，表现为社会风险偏好越高信任率越高;在小金额社会互动情景下，经济风险偏好与信任行为无显著相关;高社会-高经济风险个体在损失反馈后信任率显著高于低社会-高经济风险个体，但与高社会-低经济和低社会-低经济个体组均无显著差异。因此在遭受背叛后，高社会风险偏好个体比低社会风险偏好个体更愿意再次做出信任选择。文章研究发现在小金额社会博弈情景下，社会风险而非经济风险对个体信任决策有显著影响，并且社会风险偏好可能可以成为背叛容忍度的指标之一。
关键词：经济风险;社会风险;信任博弈;背叛
一、引言
信任是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研究领域中一个极具价值的研究主题。Thielmann及Hilbig提出信任是指个体在不确定情景下，基于对对方友好行为的期待，即使有背叛可能性但仍使自己的结果取决于对方行为的一种风险决策。当前风险与信任的关系研究大多聚焦于经济风险对信任的影响，并认为经济风险对信任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表明经济风险偏好是信任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然而，不断有研究发现经济风险对信任行为预测并不显著，在社会信任情景下人们更可能受到社会风险而非经济风险的影响，例如，研究者发现经济风险厌恶无法预测信任博弈中的信任行为，而能够预测风险任务中的行为。
因此，社会风险偏好着重于社会情景的影响，而经济风险偏好着重于效价的影响。最近研究表明经济风险偏好主要表现在自然风险情景中，如赌博任务或彩票任务，而社会风险偏好主要表现在社会风险情景中，如信任博弈任务。有研究提出较之于经济风险，社会风险更能预测和解释信任行为。因为信任行为本身具有更多社会意义，即在自然风险条件下个体可能认为决策“应该”是理性的，而在社会风险条件下个体可能认为决策“应该”是符合道德的。
综合以往的研究发现，目前研究中仍未深入探讨不同领域（社会及经济）的风险偏好对信任行为的影响。针对这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本研究主要探究不同领域的风险偏好如何影响个体在人际互动中的信任行为。
二、方法
（一）被试
从某县基层企事业单位中招募60名被试，其中29名男性，31名女性，平均年龄27.32±1.28岁。所有被试自我报告均是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且在实验前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实验结束后给予被试一定报酬。
（二）信任博弈任务
本研究使用简化版信任博弈任务。具体任务规则如下：委托者和受托者在每次互动前都被给予10点初始资金，被试作为委托者需选择是否将资金交给匿名同伴（受托者）。若被试不给对方，那么本次互动终止且双方各获10点。若被试选择给对方，那么受托者得到3倍金额并选择如何分配所有点数;受托者具有独吞或平分两种备选项，无论做出何种决策，当前互动终止且两人获得相应的收益。
实验互动情境为单次匿名情境。实验者告知被试：实验开始前曾筛选了有代表性的400名成人，询问他们“在单次匿名情境下，倘若其被信任且得到30点，那么他们会从独吞或平分中选择何种选项？”，同时将其选择存放于电脑中，每次互动时电脑会从中随机选择一名成人的决策以完成该回合互动。但实际上，通过事先编制的实验程序来控制每回合的返还决策，以使得总体强化率（信任后互惠反馈的比例）接近50%。
（三）实验程序
被试在正式任务开始前被告知任务的规则，并完成十次练习来熟悉程序。被试在每次互动开始时都先看到一个决策树（1500ms），以知晓所有潜在的选项及其收益。在一个800ms～1000ms随机出现的十字后，被试看到决策选项图（2000ms），同时需要出现时间内按键1或3键做出信任或不信任的决策，按键方式在被试间平衡;超出时间未按键则重新呈现决策选项图并要求其完成按键。最后，在随机黑屏（800ms～1200ms）后，屏幕上呈现本次互动的结果（1200ms）。信任博弈任务共包含150次回合，大约耗时30分钟。
（四）问卷测量
实验结束后采用Blais和Weber编制特定领域风险量表中的社会风险分量表和经济风险分量表，两种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0和0.70，量表采用7点评分。
三、结果
（一）操纵检验
为了检验单次互动情境的有效性，计算三种不同反馈（互惠、中性、背叛）的信任率（62.13±22.82%、67.69±17.42%、62.20±21.31%），并检验先前反馈类型对当前信任决策的影响。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先前反馈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F（2，118）=1.43，p=0.243，ηp2=0.02，表明先前反馈类型不会影响当前的信任决策，进而证明当前实验中单次互动博弈操纵是有效的。
（二）数据预处理
社会风险与经济风险无显著相关（r=0.05，p=0.709），表明社会风险和经济风险是相互分离的结构。依据被试在社会风险量表和经济风险量表上的得分，采用中位数分组法（Median-Split）将被试区分为高社会-高經济、高社会-低经济、低社会-高经济、低社会-低经济四个组别，分组后各组信任率与反应时的均值与标准差见表1。
（三）信任率的方差分析结果
对被试的信任率进行2（社会风险分组：高组/低组）× 2（经济风险分组：高组/低组）的方差分析，结果只发现社会风险分组的主效应显著，F（1，56）=4.03，p=0.05，ηp2=0.07，表现为高社会风险组被试的信任率（67.67±8.99%）显著高于低社会风险（62.44±10.76%）。经济风险分组主效应不显著，F（1，56）= 0.006，p=0.941，ηp2< 0.001。两者交互作用不显著，F（1，56）= 0.078，p=0.781，ηp2< 0.001（见图2）。 （四）总体反应时的方差分析结果
对不同决策的反应时进行2（社会风险分组：高组/低组）× 2（经济风险分组：高组/低组）× 2（决策类型：信任/不信任）的混合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决策类型主效应显著，F（1，56）=7.31，p=0.009，ηp2=0.12，表现为信任决策的反应时（583.75±225.22ms）显著长于不信任决策（561.66±203.32 ms）。决策类型和社会风险分组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F（1，56）=3.22，p=0.078，ηp2=0.05（见图2）。简单效应分析发现高社会风险组被试做出信任决策的反应时（577.35±40.47ms）显著长于不信任决策（541.98±36.74ms），p=0.002，而低社会风险组被试作出信任决策的反应时（583.22 ±40.47ms）与不信任决策的反应时（576.07±36.74ms）无显著差异，p=0.459。其他主效应或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五）三种反馈后信任率的方差分析结果
对三种反馈后信任率进行2（社会风险分组：高组/低组）×2（经济风险分组： 高组/低组）×3（反馈类型：互惠/中性/背叛）的混合方差分析，结果发现社会风险分组的主效应显著，F（1，56）=6.41，p= 0.014，ηp2=0.10，表现为高社会风险组被试的信任率（67.55±2.01%）显著高于低社会风险组（60.06±2.09%）。社会风险分组、经济风险分组和反馈类型的交互作用线性显著，F（1，56）=4.53，p=0.038，ηp2= 0.038。简单效应分析发现背叛反馈后信任率上社会风险分组与经济风险分组的交互作用显著，F（2，56）= 3.96，p=0.025，表现为高社会-高经济风险组被试在背叛反馈后的信任率（70.02±5.06%）显著高于低社会-高经济风险组被试（49.25± 5.41%），p=0.008;而高社会-低经济风险组被试在背叛反馈后的信任率（63.40± 5.41%）与低社会风险-低经济风险组被试（67.15±5.06%）无显著差异，p=0.579。中性反馈后信任率和互惠反馈后信任率上社会风险分组与经济风险分组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F（2，56）<1.25，p>0.295（见图4）。
四、讨论
本研究采用信任博弈范式探讨了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偏好对个体信任决策的影响。 在总体信任选择率上，高社会风险组被试的信任率显著高于低社会风险组被试。该结果与前人研究相一致。例如，Wang等采用信任博弈任务发现高社会风险偏好的个体较之于低社会风险偏好的个体会表现出更多的信任行为。背叛厌恶理论认为，在信任决策中，个体为了避免在信任背叛后体验到负性情绪而不愿选择信任，而个体特质上表现为社会风险倾向越高的个体越可能忽略这种背叛后的负性情绪，并且在行为上表现出信任。
研究进一步发现高社会风险组被试的信任反应时显著长于不信任反应时，而低社会风险组被试的信任反应时与不信任反应时无显著差异。受到背叛厌恶的影响个体应该会表现出信任决策时反应时更长，并且信任选择行为较少。但与此同时道德规范理论认为人们为了表达对他人道德的尊重，而表现出较高的信任行为。因此高社会风险个体受到背叛厌恶与道德规范的双重影响，最终表现出更长的信任反应时与更高的信任选择率。
同时，本研究没有发现经济风险对信任的预测作用，可能的解释是在这种小金额的社会博弈任务下，经济风险偏好不是影响个体信任与否的重要因素。道德规范理论认为人们为了表达对他人道德的尊重，而表现出较高的信任行为。因此在小金额的博弈下，效价的诱惑并不能使得人们破坏彼此的“道德规范”。
对不同反馈类型影响个体信任行为的分析表明，高社会-高经济风险组被试在损失反馈后的信任率显著高于低社会-高经济风险组被试，而中性反馈和获利反馈后的信任率在社会风险分组和经济风险分组上差异都不显著。反馈条件和社会与经济风险会共同影响个体的信任选择，这表明先前试次的反馈结果的确会对下一试次的选择产生影响，但影响的方向受到情景因素或人格因素的制约。有趣的是，本研究发现高低社会风险偏好个体的信任率差异主要来源于在遭受背叛后，高社会风险偏好个体比低社会风险偏好个体更愿意再次做出信任选择。这说明高社会风险偏好的个体可能更加遵循社会规范和具有社会意义的“背叛容忍度”，在被他人背叛之后仍然愿意再给一次信任的机会。
参考文献：
[1]Thielmann，I.，& Hilbig，B.E.Trust： An integrative review from a person–situation perspective[J].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2015，19（03）：249.
[2]付超，张振，何金洲，黄四林，仇剑崟，王益文普遍信任博弈决策的动态过程——来自脑电时频分析的证据[J].心理学报，2018，50（03）：317-326.
[3]Komiya，A.& Mifune，N.An individual difference in betrayal aversion： Prosociality predicts more risky choices in social but not natural domains [J].Letters on Evolutionary Behavioral Science，2015，6（01）：5-8.
[4]Wang，Y，Jing，Y，Zhang，Z，Lin，C， Valadez，EA.How Dispositional Social Risk-Seeking Promotes Trusting Strangers：Evidence Based on Brain Potentials and Neural Oscillations[J].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2017，146（08）：1150-1163.
[5]Schlsser，T.，Fetchenhauer，D.，& Dunning，D.Trust against all odds？Emotional dynamics of trust behavior[J].Decision，2015，3（03）：216-230.
（作者單位：中共安吉县委党校）
关键词：经济风险;社会风险;信任博弈;背叛
一、引言
信任是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研究领域中一个极具价值的研究主题。Thielmann及Hilbig提出信任是指个体在不确定情景下，基于对对方友好行为的期待，即使有背叛可能性但仍使自己的结果取决于对方行为的一种风险决策。当前风险与信任的关系研究大多聚焦于经济风险对信任的影响，并认为经济风险对信任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表明经济风险偏好是信任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然而，不断有研究发现经济风险对信任行为预测并不显著，在社会信任情景下人们更可能受到社会风险而非经济风险的影响，例如，研究者发现经济风险厌恶无法预测信任博弈中的信任行为，而能够预测风险任务中的行为。
因此，社会风险偏好着重于社会情景的影响，而经济风险偏好着重于效价的影响。最近研究表明经济风险偏好主要表现在自然风险情景中，如赌博任务或彩票任务，而社会风险偏好主要表现在社会风险情景中，如信任博弈任务。有研究提出较之于经济风险，社会风险更能预测和解释信任行为。因为信任行为本身具有更多社会意义，即在自然风险条件下个体可能认为决策“应该”是理性的，而在社会风险条件下个体可能认为决策“应该”是符合道德的。
综合以往的研究发现，目前研究中仍未深入探讨不同领域（社会及经济）的风险偏好对信任行为的影响。针对这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本研究主要探究不同领域的风险偏好如何影响个体在人际互动中的信任行为。
二、方法
（一）被试
从某县基层企事业单位中招募60名被试，其中29名男性，31名女性，平均年龄27.32±1.28岁。所有被试自我报告均是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且在实验前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实验结束后给予被试一定报酬。
（二）信任博弈任务
本研究使用简化版信任博弈任务。具体任务规则如下：委托者和受托者在每次互动前都被给予10点初始资金，被试作为委托者需选择是否将资金交给匿名同伴（受托者）。若被试不给对方，那么本次互动终止且双方各获10点。若被试选择给对方，那么受托者得到3倍金额并选择如何分配所有点数;受托者具有独吞或平分两种备选项，无论做出何种决策，当前互动终止且两人获得相应的收益。
实验互动情境为单次匿名情境。实验者告知被试：实验开始前曾筛选了有代表性的400名成人，询问他们“在单次匿名情境下，倘若其被信任且得到30点，那么他们会从独吞或平分中选择何种选项？”，同时将其选择存放于电脑中，每次互动时电脑会从中随机选择一名成人的决策以完成该回合互动。但实际上，通过事先编制的实验程序来控制每回合的返还决策，以使得总体强化率（信任后互惠反馈的比例）接近50%。
（三）实验程序
被试在正式任务开始前被告知任务的规则，并完成十次练习来熟悉程序。被试在每次互动开始时都先看到一个决策树（1500ms），以知晓所有潜在的选项及其收益。在一个800ms～1000ms随机出现的十字后，被试看到决策选项图（2000ms），同时需要出现时间内按键1或3键做出信任或不信任的决策，按键方式在被试间平衡;超出时间未按键则重新呈现决策选项图并要求其完成按键。最后，在随机黑屏（800ms～1200ms）后，屏幕上呈现本次互动的结果（1200ms）。信任博弈任务共包含150次回合，大约耗时30分钟。
（四）问卷测量
实验结束后采用Blais和Weber编制特定领域风险量表中的社会风险分量表和经济风险分量表，两种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0和0.70，量表采用7点评分。
三、结果
（一）操纵检验
为了检验单次互动情境的有效性，计算三种不同反馈（互惠、中性、背叛）的信任率（62.13±22.82%、67.69±17.42%、62.20±21.31%），并检验先前反馈类型对当前信任决策的影响。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先前反馈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F（2，118）=1.43，p=0.243，ηp2=0.02，表明先前反馈类型不会影响当前的信任决策，进而证明当前实验中单次互动博弈操纵是有效的。
（二）数据预处理
社会风险与经济风险无显著相关（r=0.05，p=0.709），表明社会风险和经济风险是相互分离的结构。依据被试在社会风险量表和经济风险量表上的得分，采用中位数分组法（Median-Split）将被试区分为高社会-高經济、高社会-低经济、低社会-高经济、低社会-低经济四个组别，分组后各组信任率与反应时的均值与标准差见表1。
（三）信任率的方差分析结果
对被试的信任率进行2（社会风险分组：高组/低组）× 2（经济风险分组：高组/低组）的方差分析，结果只发现社会风险分组的主效应显著，F（1，56）=4.03，p=0.05，ηp2=0.07，表现为高社会风险组被试的信任率（67.67±8.99%）显著高于低社会风险（62.44±10.76%）。经济风险分组主效应不显著，F（1，56）= 0.006，p=0.941，ηp2< 0.001。两者交互作用不显著，F（1，56）= 0.078，p=0.781，ηp2< 0.001（见图2）。 （四）总体反应时的方差分析结果
对不同决策的反应时进行2（社会风险分组：高组/低组）× 2（经济风险分组：高组/低组）× 2（决策类型：信任/不信任）的混合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决策类型主效应显著，F（1，56）=7.31，p=0.009，ηp2=0.12，表现为信任决策的反应时（583.75±225.22ms）显著长于不信任决策（561.66±203.32 ms）。决策类型和社会风险分组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F（1，56）=3.22，p=0.078，ηp2=0.05（见图2）。简单效应分析发现高社会风险组被试做出信任决策的反应时（577.35±40.47ms）显著长于不信任决策（541.98±36.74ms），p=0.002，而低社会风险组被试作出信任决策的反应时（583.22 ±40.47ms）与不信任决策的反应时（576.07±36.74ms）无显著差异，p=0.459。其他主效应或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五）三种反馈后信任率的方差分析结果
对三种反馈后信任率进行2（社会风险分组：高组/低组）×2（经济风险分组： 高组/低组）×3（反馈类型：互惠/中性/背叛）的混合方差分析，结果发现社会风险分组的主效应显著，F（1，56）=6.41，p= 0.014，ηp2=0.10，表现为高社会风险组被试的信任率（67.55±2.01%）显著高于低社会风险组（60.06±2.09%）。社会风险分组、经济风险分组和反馈类型的交互作用线性显著，F（1，56）=4.53，p=0.038，ηp2= 0.038。简单效应分析发现背叛反馈后信任率上社会风险分组与经济风险分组的交互作用显著，F（2，56）= 3.96，p=0.025，表现为高社会-高经济风险组被试在背叛反馈后的信任率（70.02±5.06%）显著高于低社会-高经济风险组被试（49.25± 5.41%），p=0.008;而高社会-低经济风险组被试在背叛反馈后的信任率（63.40± 5.41%）与低社会风险-低经济风险组被试（67.15±5.06%）无显著差异，p=0.579。中性反馈后信任率和互惠反馈后信任率上社会风险分组与经济风险分组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F（2，56）<1.25，p>0.295（见图4）。
四、讨论
本研究采用信任博弈范式探讨了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偏好对个体信任决策的影响。 在总体信任选择率上，高社会风险组被试的信任率显著高于低社会风险组被试。该结果与前人研究相一致。例如，Wang等采用信任博弈任务发现高社会风险偏好的个体较之于低社会风险偏好的个体会表现出更多的信任行为。背叛厌恶理论认为，在信任决策中，个体为了避免在信任背叛后体验到负性情绪而不愿选择信任，而个体特质上表现为社会风险倾向越高的个体越可能忽略这种背叛后的负性情绪，并且在行为上表现出信任。
研究进一步发现高社会风险组被试的信任反应时显著长于不信任反应时，而低社会风险组被试的信任反应时与不信任反应时无显著差异。受到背叛厌恶的影响个体应该会表现出信任决策时反应时更长，并且信任选择行为较少。但与此同时道德规范理论认为人们为了表达对他人道德的尊重，而表现出较高的信任行为。因此高社会风险个体受到背叛厌恶与道德规范的双重影响，最终表现出更长的信任反应时与更高的信任选择率。
同时，本研究没有发现经济风险对信任的预测作用，可能的解释是在这种小金额的社会博弈任务下，经济风险偏好不是影响个体信任与否的重要因素。道德规范理论认为人们为了表达对他人道德的尊重，而表现出较高的信任行为。因此在小金额的博弈下，效价的诱惑并不能使得人们破坏彼此的“道德规范”。
对不同反馈类型影响个体信任行为的分析表明，高社会-高经济风险组被试在损失反馈后的信任率显著高于低社会-高经济风险组被试，而中性反馈和获利反馈后的信任率在社会风险分组和经济风险分组上差异都不显著。反馈条件和社会与经济风险会共同影响个体的信任选择，这表明先前试次的反馈结果的确会对下一试次的选择产生影响，但影响的方向受到情景因素或人格因素的制约。有趣的是，本研究发现高低社会风险偏好个体的信任率差异主要来源于在遭受背叛后，高社会风险偏好个体比低社会风险偏好个体更愿意再次做出信任选择。这说明高社会风险偏好的个体可能更加遵循社会规范和具有社会意义的“背叛容忍度”，在被他人背叛之后仍然愿意再给一次信任的机会。
参考文献：
[1]Thielmann，I.，& Hilbig，B.E.Trust： An integrative review from a person–situation perspective[J].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2015，19（03）：249.
[2]付超，张振，何金洲，黄四林，仇剑崟，王益文普遍信任博弈决策的动态过程——来自脑电时频分析的证据[J].心理学报，2018，50（03）：317-326.
[3]Komiya，A.& Mifune，N.An individual difference in betrayal aversion： Prosociality predicts more risky choices in social but not natural domains [J].Letters on Evolutionary Behavioral Science，2015，6（01）：5-8.
[4]Wang，Y，Jing，Y，Zhang，Z，Lin，C， Valadez，EA.How Dispositional Social Risk-Seeking Promotes Trusting Strangers：Evidence Based on Brain Potentials and Neural Oscillations[J].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2017，146（08）：1150-1163.
[5]Schlsser，T.，Fetchenhauer，D.，& Dunning，D.Trust against all odds？Emotional dynamics of trust behavior[J].Decision，2015，3（03）：216-230.
（作者單位：中共安吉县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