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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春玲（以下简称“朱”）：学生作文，尤其是考场作文，模式化现象越来越严重，甚至发展成为一种特殊而又普遍的作文样式，被称作“高考体”。请从作文教学的角度谈谈您对这一现象的看法。
张丽钧（以下简称“张”）：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在高考作文阅卷的日子里，内心总是十分纠结。我觉得，孩子们感染了一种“雷同病”——说着极其相似的话，抒着极其相似的情。他们的立意会撞车，他们的论据会撞车，他们的语言也会撞车。好不容易看到了一篇刻意求新的文章，也是无病呻吟，满纸的“文艺腔”。我们几乎看不到真正有思想、有文采的好文章。这也不奇怪，老师从没有往这条路上引过他们，他们一直被告知一定要写一篇“保险文”，这就注定了他们在考场上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宁肯追求庸俗的相似，也断不敢冒险仓哇新。他们输不起。他们不敢拿着自己的前途命运开玩笑——是我们的高考制度扼杀了孩子们的灵性。
无论是日常练笔还是考场作文，我发现孩子们常常在纸上说假话，他们又感染了“作假病”。在“战胜脆弱”这个题目下，那么多考生毫不犹疑地让“父母双亡”了，那么多考生毫不犹豫地让自己“失去双臂”了。面对一堆堆公然扯谎的文字垃圾，我这个阅卷者的心在流血。我在心里跟考生说：“孩子，我宁愿看你‘脆弱’，也不愿看你这样‘战胜脆弱’！”在我看来，孩子罹息了“作假病”，仅给孩子吃“药”是无济于事的。在一个急功近利、假冒伪劣商品充斥的大环境下，作文纸上怎能见到敦厚诚实？——是我们的社会风气腐蚀了孩子的真实。
朱：您认为该从何处入手扭转作文雷同、作假现象？语文教师应该怎样帮助学生摆脱“高考体”？
张：“高考体”这个隆胎的父亲是社会风气，母亲是高考制度。若想要“高考体”彻底退出历史舞台，非从这两个方面着手不可。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语文教师就可以天经地义不作为了。优秀的语文教师要竭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营造“局部晴天”。
语文老师要想教学生写好作文，首先是不能迷信“作文秘笈”“作文捷径”“作文克星”之类的玩意儿，这些东西恰是“雷同病”“作假病”的强致病因子，是社会功利、浮躁在作文教学上的投影。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语文教师的首要任务，当是培养起孩子对语言文字的“敏感性”。让孩子对语言文字着迷、上瘾，让孩子具备在精妙的语言文字面前“踏步”的能耐。其次，语文老师应该是一个“热衷于做示范动作的游泳教练”。他不该满足于在岸上指手画脚，告诉水里的人如何划水、如何蹬腿，他要亲身下到水中，在游泳中教游泳。关于语文教师写作，叶圣陶先生说过一段妙语：“善读善作，深知甘苦，左右逢源，则为学生引路，可以事半功倍。”当下，我们的语文老师常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为借口，拒绝动笔，这是一种非常令人遗憾的现象。我曾为语文老师分过等次，我说：“眼高手高，是一等语文教师；眼高手低，是二等语文教师；眼低手低，是三等语文教师。”有人听了跟我说：“咦？你好像忘了讲‘眼低手高’这个等次了吧？”我说：“‘眼低手高’这个等次是不存在的，所以不必讲。”我的经验使我明白，凡是能写一手漂亮文章的人，他的鉴赏力肯定不会差。另外，语文教师还要善于在班级营造“写作场”，让写作成为孩子与自我心灵对话的一种方式，让写作成为孩子精神成长的助推器。
朱：在您看来，好作文的标准是什么？如何引导学生写出好作文？
张：列夫·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这里我套用一下这句话：“拙劣的文字是相似的，美妙的文字各有各的美妙。”
高考作文评分标准的“发展等级”要求是：“深刻，丰富，有文采，有创新。”这似乎就是所谓的“好作文”的标准了。但是，作为一个作家，我心中的“好作文”远不是这几个干巴巴的形容词就能概括得尽的。
我曾在《书疗》一文中说：“好的阅读究竟像什么？不同的人会做出不同的回答，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也会做出不同的回答吧。最近看一个评论家的‘酷论’，说，好的阅读就是引燃的炸药，它会在你心里炸出一个大坑，并在你身上留下无数细密难言且终生难愈的伤口。是啊，好的阅读，会以撕裂你的方式，拯救你。”如果用这把尺子去丈量我们学生的作品，就会量出太多的悲凉与沮丧。我们的学生没有培养起“用文字触及生命”的本领。
你可能会说，你这个标准定得未免太高了吧？他们哪有那么深刻？他们毕竟是学生啊，能够用文字如实地记录生活就不错了。其实，他们连观察生活的能耐都不具备。你看苇岸是怎样观察、描摹胡蜂的：“我长时间地盯过一只取水的蜂。它的上升，是直线的；口衔的水珠，晶莹耀眼。它上升，降下，一刻不停地往返于巢与楼下雨后的水洼之间。过度的辛劳，使它负重上来时，有时不得不先落在巢下的窗上，然后再爬行完成它的工作。这个感人的情景，使我猛然想到一件我早应为它们做的事情。我拿来一个盘子，盛上水，放在外面的窗台上。但直到傍晚，没有一只取水的蜂，走这个捷径。”把动人的、美妙的、转瞬即逝的生活场景忠诚老实地搬到纸上，谁能修炼这样一种本领，谁就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作家了。
怀着一颗“去功利化”的心，张开一双澄澈的眼，深沉地思考生活，细致地观察生活，且以将这思考与观察诉诸文字为乐趣，如果这能成为一个孩子的习惯，那么，他离写出好文章就不远了。
朱：有的学生一听写作文就皱眉，既没有表达的欲望，也不知道该表达些什么。作文教学不是要培养“少年作家”，而是要致力于让大多数学生善于表达，乐于表达。那么，对于这些怕写作文的学生，您用什么方法转变他们的写作心理和态度？
张：在我们的周围，“作文恐惧症患者”确实大有人在。这些人，一律是对文字没感觉的人。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对文字超级麻木的理科生，当我让他谈谈阅读朱自清《匆匆》一文开篇文字的感受时，他说：“‘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老师，这谁不知道啊？用得着他告诉我们吗！”连一篇文章的“好”都读不出来的人，我们怎能期待他写出好文章呢？
我的做法是，先引导学生做生活的有心人和合格的体察者。我曾带孩子们到公园寻觅春天的芳踪，也曾让孩子们描写自家小区卖冰棍的、卖鸡蛋的、卖豆腐的、收破烂的吆喝声，还曾让他们观察转瞬即逝的彩虹。与800字的标准篇幅作文比起来，我更愿意带孩子们练笔。有一天，我发现我班一个戴了两年牙套的孩子终于摘掉了牙套，整节课，他都在呲牙冲我笑。下课前，我就给同学们布置了一篇小作文，题目是“今天，我摘掉了牙套”。大家一听，叫了起来，觉得这个题目不公平，因为它只适合那个摘掉了牙套的同学。我说：
“难道作家描写死亡就必得真死一次？”作文交上来了，写得最优秀的，不是那个摘掉了牙套的同学。
如果说写作真有“捷径”，那就是读书。一个优秀的语文教师，要有为学生开书单的本领。这就要求老师要做“先读者”，否则他开列的书单就是没有含金量的。师生共读的时光妙不可言。我校开展的“海量阅读、全员阅读、便利阅读”让所有的师生受益。“劳于读书，逸于作文”，这样的训诫适合每一个人。
我的经验告诉我，每个自然班中，爱好写作且文笔不错的同学大概占10%的比例。我充分发挥这10%的同学的带动作用，以他们的名字命名文学社、文学角，让我们“文学的雪球”越滚越大。
张丽钧（以下简称“张”）：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在高考作文阅卷的日子里，内心总是十分纠结。我觉得，孩子们感染了一种“雷同病”——说着极其相似的话，抒着极其相似的情。他们的立意会撞车，他们的论据会撞车，他们的语言也会撞车。好不容易看到了一篇刻意求新的文章，也是无病呻吟，满纸的“文艺腔”。我们几乎看不到真正有思想、有文采的好文章。这也不奇怪，老师从没有往这条路上引过他们，他们一直被告知一定要写一篇“保险文”，这就注定了他们在考场上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宁肯追求庸俗的相似，也断不敢冒险仓哇新。他们输不起。他们不敢拿着自己的前途命运开玩笑——是我们的高考制度扼杀了孩子们的灵性。
无论是日常练笔还是考场作文，我发现孩子们常常在纸上说假话，他们又感染了“作假病”。在“战胜脆弱”这个题目下，那么多考生毫不犹疑地让“父母双亡”了，那么多考生毫不犹豫地让自己“失去双臂”了。面对一堆堆公然扯谎的文字垃圾，我这个阅卷者的心在流血。我在心里跟考生说：“孩子，我宁愿看你‘脆弱’，也不愿看你这样‘战胜脆弱’！”在我看来，孩子罹息了“作假病”，仅给孩子吃“药”是无济于事的。在一个急功近利、假冒伪劣商品充斥的大环境下，作文纸上怎能见到敦厚诚实？——是我们的社会风气腐蚀了孩子的真实。
朱：您认为该从何处入手扭转作文雷同、作假现象？语文教师应该怎样帮助学生摆脱“高考体”？
张：“高考体”这个隆胎的父亲是社会风气，母亲是高考制度。若想要“高考体”彻底退出历史舞台，非从这两个方面着手不可。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语文教师就可以天经地义不作为了。优秀的语文教师要竭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营造“局部晴天”。
语文老师要想教学生写好作文，首先是不能迷信“作文秘笈”“作文捷径”“作文克星”之类的玩意儿，这些东西恰是“雷同病”“作假病”的强致病因子，是社会功利、浮躁在作文教学上的投影。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语文教师的首要任务，当是培养起孩子对语言文字的“敏感性”。让孩子对语言文字着迷、上瘾，让孩子具备在精妙的语言文字面前“踏步”的能耐。其次，语文老师应该是一个“热衷于做示范动作的游泳教练”。他不该满足于在岸上指手画脚，告诉水里的人如何划水、如何蹬腿，他要亲身下到水中，在游泳中教游泳。关于语文教师写作，叶圣陶先生说过一段妙语：“善读善作，深知甘苦，左右逢源，则为学生引路，可以事半功倍。”当下，我们的语文老师常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为借口，拒绝动笔，这是一种非常令人遗憾的现象。我曾为语文老师分过等次，我说：“眼高手高，是一等语文教师；眼高手低，是二等语文教师；眼低手低，是三等语文教师。”有人听了跟我说：“咦？你好像忘了讲‘眼低手高’这个等次了吧？”我说：“‘眼低手高’这个等次是不存在的，所以不必讲。”我的经验使我明白，凡是能写一手漂亮文章的人，他的鉴赏力肯定不会差。另外，语文教师还要善于在班级营造“写作场”，让写作成为孩子与自我心灵对话的一种方式，让写作成为孩子精神成长的助推器。
朱：在您看来，好作文的标准是什么？如何引导学生写出好作文？
张：列夫·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这里我套用一下这句话：“拙劣的文字是相似的，美妙的文字各有各的美妙。”
高考作文评分标准的“发展等级”要求是：“深刻，丰富，有文采，有创新。”这似乎就是所谓的“好作文”的标准了。但是，作为一个作家，我心中的“好作文”远不是这几个干巴巴的形容词就能概括得尽的。
我曾在《书疗》一文中说：“好的阅读究竟像什么？不同的人会做出不同的回答，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也会做出不同的回答吧。最近看一个评论家的‘酷论’，说，好的阅读就是引燃的炸药，它会在你心里炸出一个大坑，并在你身上留下无数细密难言且终生难愈的伤口。是啊，好的阅读，会以撕裂你的方式，拯救你。”如果用这把尺子去丈量我们学生的作品，就会量出太多的悲凉与沮丧。我们的学生没有培养起“用文字触及生命”的本领。
你可能会说，你这个标准定得未免太高了吧？他们哪有那么深刻？他们毕竟是学生啊，能够用文字如实地记录生活就不错了。其实，他们连观察生活的能耐都不具备。你看苇岸是怎样观察、描摹胡蜂的：“我长时间地盯过一只取水的蜂。它的上升，是直线的；口衔的水珠，晶莹耀眼。它上升，降下，一刻不停地往返于巢与楼下雨后的水洼之间。过度的辛劳，使它负重上来时，有时不得不先落在巢下的窗上，然后再爬行完成它的工作。这个感人的情景，使我猛然想到一件我早应为它们做的事情。我拿来一个盘子，盛上水，放在外面的窗台上。但直到傍晚，没有一只取水的蜂，走这个捷径。”把动人的、美妙的、转瞬即逝的生活场景忠诚老实地搬到纸上，谁能修炼这样一种本领，谁就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作家了。
怀着一颗“去功利化”的心，张开一双澄澈的眼，深沉地思考生活，细致地观察生活，且以将这思考与观察诉诸文字为乐趣，如果这能成为一个孩子的习惯，那么，他离写出好文章就不远了。
朱：有的学生一听写作文就皱眉，既没有表达的欲望，也不知道该表达些什么。作文教学不是要培养“少年作家”，而是要致力于让大多数学生善于表达，乐于表达。那么，对于这些怕写作文的学生，您用什么方法转变他们的写作心理和态度？
张：在我们的周围，“作文恐惧症患者”确实大有人在。这些人，一律是对文字没感觉的人。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对文字超级麻木的理科生，当我让他谈谈阅读朱自清《匆匆》一文开篇文字的感受时，他说：“‘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老师，这谁不知道啊？用得着他告诉我们吗！”连一篇文章的“好”都读不出来的人，我们怎能期待他写出好文章呢？
我的做法是，先引导学生做生活的有心人和合格的体察者。我曾带孩子们到公园寻觅春天的芳踪，也曾让孩子们描写自家小区卖冰棍的、卖鸡蛋的、卖豆腐的、收破烂的吆喝声，还曾让他们观察转瞬即逝的彩虹。与800字的标准篇幅作文比起来，我更愿意带孩子们练笔。有一天，我发现我班一个戴了两年牙套的孩子终于摘掉了牙套，整节课，他都在呲牙冲我笑。下课前，我就给同学们布置了一篇小作文，题目是“今天，我摘掉了牙套”。大家一听，叫了起来，觉得这个题目不公平，因为它只适合那个摘掉了牙套的同学。我说：
“难道作家描写死亡就必得真死一次？”作文交上来了，写得最优秀的，不是那个摘掉了牙套的同学。
如果说写作真有“捷径”，那就是读书。一个优秀的语文教师，要有为学生开书单的本领。这就要求老师要做“先读者”，否则他开列的书单就是没有含金量的。师生共读的时光妙不可言。我校开展的“海量阅读、全员阅读、便利阅读”让所有的师生受益。“劳于读书，逸于作文”，这样的训诫适合每一个人。
我的经验告诉我，每个自然班中，爱好写作且文笔不错的同学大概占10%的比例。我充分发挥这10%的同学的带动作用，以他们的名字命名文学社、文学角，让我们“文学的雪球”越滚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