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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对不同时期中印战略合作的内容、特点和水平进行了总结，并提出在“和谐世界”理念指导下两国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对策建议。
一、战略合作黄金期
印度学者将冷战时期中印关系概括为从战略伙伴到政治对手。在上世纪50年代，这种合作甚至超出“战略伙伴”，成为“巴伊巴伊”(“兄弟”)。
(一)共同目标和需求
两方面因素促使中印很快建交并进入“蜜月期”。
首先是外交目标的交叉。新中国对外交往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团结世界人民”。当时中国认为，尼赫鲁政权在反帝反殖上旗帜鲜明，属于应该团结的对象国。在印度这方面，独立后的尼赫鲁政府采取了不与美苏结盟、团结第三种力量的外交战略。中国成为印度交好对象。双向选择使两国很快建交。
其次是共同需要。中印刚摆脱旧殖民枷锁，又面临新殖民威胁。美国在亚洲频频动作：插手朝鲜半岛和印支半岛事务，组建从朝鲜半岛经日本过台湾到菲律宾的对华战略包围链，拼凑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两个军事同盟体系，试图接手葡萄牙在印度的殖民地果阿。美国不仅将手伸到中印两国后院，还将手伸到两国前庭，破坏两国维护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努力，给两国安全带来威胁，使两国走向团结和合作。
(二)多层次战略合作
1、战略互信达到“兄弟”程度。
1954年尼赫鲁访华时，毛泽东在与他谈话时称，中国同印度不需要相互防备，中国没有感觉到印度要损害中国，两国外交是“很容易办的”、“说错了话也不要紧”。而尼赫鲁一度在对华外交上奉行“凡是”政策。他曾批示一份政府文件：“凡是促进中印关系的机构都应该受到鼓励……”
2、双边领域战略合作。
(1)尊重对方维护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努力。中国在国际上支持印度收复残存殖民据点的努力，即使中印关系恶化后，中国政府对印度武装收复葡属殖民地果阿也持支持立场。印度在台湾问题上坚决维护中国的利益。在承认新中国后的第二天，印度政府即宣布撤销对国民党政府的承认，与之断绝外交关系。印度主张以《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协议精神解决台湾归属问题。在1950年1月后的历次会议上，印度都投票赞成安理会驱逐国民党政权代表的提案。
(2)经济上互帮互助。上世纪50年代，中印贸易规模小。两国经济往来更多体现在互帮互助上。1950～1951年，印度发生粮荒，在美国拒绝印度政府粮食援助要求后，中国政府在自己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下慨然相助，先后与印度签署6个合同，提供66.65万吨紧急粮食援助，帮助印度度过粮荒。
3、维持亚洲和平稳定。
亚洲是中印立足之点、发展之基。为维护亚洲和平与稳定，中印在一系列涉亚问题上相互支持和配合。印度积极参与朝鲜问题的调停和善后事宜，多数时候都秉持独立和公正的态度，且与中国保持密切的磋商和協调，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的利益，有些时候甚至成为中国信息传递管道。比如，当美国扬言要越过三八线时，周恩来总理通过印度渠道将中国“不能坐视不顾”的态度转达给美国。中国欢迎印度充当中国与世界的桥梁，接受印度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和宝贵贡献。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多次强调，他对印度这样的亚洲重要国家未能出席会议深表遗憾。
4、致力于壮大国际第三种力量。
中国抗日战争和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为保护和壮大民族解放运动成果，中印自觉团结起来，组织新独立国家，争取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组建反帝反殖的世界统一战线。两国精诚合作最突出的例子是1955年的万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印两国总理自始至终保持密切联系，在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上都相互配合和支持，使会议顺利进行并圆满结束。两国的默契配合使“第三种势力”首次成功集体亮相，并发出反帝、反殖、反种族压迫的呼声，更使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走向世界。
二、冷战后战略合作走向深化
这一时期战略合作比50年代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多样，并出现了机制化趋势。
(一)战略互信逐渐加强
从1962年边界战争到1976年大使级外交关系恢复，中印关系中断达14年之久。战争阴影是一个原因，大国因素也影响较大。上世纪60年代，中国与美苏交恶，印度与美苏走近。70年代初，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印度很快与苏联结成准军事结盟。这样，在南亚就出现了所谓美－中－巴(基斯坦)轴心和苏－印－阿(富汗)轴心。这一结构性的对抗使两国关系难以根本改变。只是在苏联领导人倡导“新思维”、中苏关系正常化后，印度才开始反思印苏“特殊关系”、考虑中印关系正常化问题。而中印关系成为真正的双边关系要等到冷战结束、两个轴心消解后。只有在这时，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加速，两国战略合作才有了基础。
拉吉夫·甘地总理访华开启了中印两国关系的新时代，也创造了管理两国关系的“新思维”，即实现边界谈判和政经关系脱钩发展、以经促政、以政促谈的发展战略。由于边界问题不再是前提，两国政治关系逐步理顺，高层领导保持较好互访势头：1991年李鹏总理访印，1993年拉奥总理访华，1996年江泽民主席访印，2000年印度纳拉亚南总统访华，2002年朱镕基总理访印，2003年瓦杰帕伊总理访华，2005年温家宝总理访印，2006年胡锦涛主席访印。每次最高领导人的访问都对两国关系有极大推动，使两国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实现了从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跨越。
(二)双边合作
1、建设战略对话机制。目前有两类三套机制，即安全方面的中印安全对话会议和中印反恐对话会，战略方面的中印战略对话。中印安全对话会议为司局级，原则上一年一次，轮流在对方首都进行，2000年召开首次会议。九一一事件后，非传统安全成为两国合作的新内容。2002年4月，中印举行首轮反恐对话会。2003年和2005年，两国海军分别在中印海域举行非传统安全为内容的军演。中印战略对话2005年1月首次在新德里举行，一年后在北京举办了第二次会议。讨论的问题不仅有边界等双边问题，还涉及地区和国际合作。应该说，这些机制都存在着级别偏低、随意性大、功能不强的问题。随着2006年11月签署的《中印外交部合作议定书》的落实，战略和安全对话形式有望走向机制化。
2、有效管控边界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三个“保障”。一是政治保障。两国在边界问题上有共识，即通过和平友好协商方式争取早日解决问题。在问题解决前，双方共同努力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二是条约保障。两国于1993年和1996年分别签署了两个边界协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 定》和《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议》。实践证明，这两个协定在消除隐患、增进互信方面非常有效。三是机制保障。两国已建立边界问题“特别代表制度”、联合工作小组、边界问题专家委员会三个机构。它们在加强信息沟通、专业咨询、协调立场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解决边界问题是目标，淡化边界概念则是现实思维。中印本是文明国家，而非西方意义上的领土国家。50年代两国关系密切时，在领土问题上“给”和“拿”都较模糊。这样模糊处理使双方将更多精力放在别的更有意义的事情上。近年来，随着边境地区信任措施的建设和两国政治互信的增强，边界地区又开始出现积极变化。2006年7月，乃堆拉山口重新开放。至此，边境地区已开放了三个口岸，边民互市，人民友好往来，边防军过境联欢。喜马拉雅山逐渐被跨越，成为和平、友好、合作的纽带和桥梁。
3、探索经贸、能源合作新途径。经贸是两国关系发展中的亮点。中印贸易额从1991年的1.34亿美元剧增到2005年的186.9上世纪亿美元，14年增长了138倍，年增幅30％以上。中国已成为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以目前发展势头，加上“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等政策的落实，2010年前后中国将成为印度最大贸易伙伴。有印度学者认为，两国在经济方面的相互发现才刚开始，还有巨大潜力可以挖掘。中印经贸科技联合研究小组是专门的“挖潜”机构。继完成两国《全面经贸合作五年规划》后，该小组正启动中印区域贸易安排的可行性研究。
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中印能源需求飚升，两国油气公司满世界找油。由于世界重要油气资源已被西方主要国家控制，中印能选择的或是油气质量不高的地区，或是政治上的“高危地带”。即使在这些地区，双方竞争也是“割喉式”的。2004年10月，在安哥拉18号油田50％股权的争夺战中，印度石油公司在“最后一秒钟”败给中石油。同年同月，印度石油公司再度与中石油在印尼一处油田收购中狭路相逢。几次交手，两败俱伤。双方终于都意识到，合作才是双赢选择。2005年12月，中石油和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首度联手竞标，以5.73亿美元从加拿大石油公司购得其在叙利亚油田37％的股权，开创了中印能源合作的先河。而且，这种合作很快成为政府意志。2006年1月，中印两国政府负责能源的部长签署了《中印石油、天然气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两国油气公司签署了五项能源合作协议，涉及两国企业信息交换、合作竞标海外原油勘探、合资生产等内容。
能源合作还从双边走向多边。2004年6月，在第三次“亚合会议”上，中国推动会议通过了关于亚洲能源合作与安全的《青岛倡议》，提出建立亚洲能源合作论坛(这一提议在2006年5月多哈第五次“亚合会议”得以实现)。2005年1月，印度牵头组织首届亚洲石油经济合作部长级圆桌会议，使亚洲产油国与消费国能源部长首次面对面坐在一起，探讨建设战略储备、合作应对国际油价飙升及“亚洲溢價”等问题。2006年12月，在中国倡议下，印日韩美四国能源部长与中国发改委主任马凯在北京举行对话会议，就建立战略储备、进行核合作、发展替代能源等进行了磋商和合作。中印的积极合作大大加强了与产油国进行贸易谈判的分量，使国际能源秩序逐步朝公平、公正、安全、稳定方向迈进。
(三)维护亚洲和平与发展
中印在亚洲开展多层次合作，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
在“亚合会议”这个面向全亚洲的官方对话与合作机制里，中印发挥优势，带头行动。中国是该组织农业合作项目牵头国。印度则热心推动亚洲金融债券市场的建设。
印度自上世纪90年代推行“东向政策”以来，一直积极参与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国支持印度成为东亚峰会成员，希望两国再增添一个合作和对话平台。
中国是上海合作组织最重要的成员之一。2005年7月，该组织对印度开放，吸纳印度为观察员，两国将在这一框架内合作打击“三股”势力。印度是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中最大的国家。2006年7月，该组织正式接纳中国为观察员。中国贸促会已与该组织的工商会建立起工作关系。
此外，印度对次区域合作组织“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论坛”的态度转为积极，不仅承办了一次会议，而且同意参加该论坛组织的加尔各答一昆明(经过孟加拉国和缅甸)公路汽车拉力赛。
(四)在全球事务中的合作
中印都主张促进国际秩序的多极化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主张对联合国进行改革，反对大国以各种名义干涉他国内政，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这种不约而同的相似，中印学者常用“天然”来形容。科索沃战争是个极好的例子。战争爆发后，中印没经过任何商量和沟通，发表的观点几乎一样。
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印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全球化并不意味着世界大同，它会带来不公正、不平等。中国和印度作为发展中大国，主动承担起改变不公平规则、为发展中国家争取经济主权和正当权的责任。多哈回合谈判极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在谈判进程中，两国商务部长多次交换意见，协调立场，发出共同的声音，要求欧美等发达国家改变高补贴、高关税的农业政策。2006年7月，多哈回合陷入僵局后，两国商务部长又几次就重启谈判交换意见。
中印不仅有为发展中国家代言的责任感，还有带动发展中国家一起发展的使命感。2006年11月，中印两国政府决定在北京和新德里分别举行由两国财政部共同主持的国际研讨会，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分享成功的发展经验。
三、充实和扩大战略合作的对策建议
中印关系已进入战略伙伴阶段。这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含义有二：一是战略关系。这种关系比较稳定，在较长时期不会改变。二是伙伴关系，双方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并使分歧服从于合作。中印要通过战略合作，实现和平与繁荣，扩大东方价值的影响，创造和谐世界，没有也不可能有结盟或其他诉求。
(一)尊重差异
中印共性很多，差异也较明显。在壁垒森严的冷战时代，两国差异被过分夸大，不仅使两国产生了“陌路人”的感觉，还产生了矛盾和冲突，被其他大国所利用。比较庆幸的是，在中印同时崛起、国际上再度兴起中印比较热的时候，两国目前都还比较冷静。中国一方面指出，不排除有人在别有用心地夸大两国的差异，一方面宣扬“和谐世界”的外交新理念，强调要尊重差异、和谐相处，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印度也没有因其“制度优越”而被冲昏头脑。前几年，印度国内甚至有人抱怨“民主制度导致效率低下”。现在，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仍是印度学习的榜样和追赶目标。印度商界热衷于“到中国去”，总理辛格多次在议会提出向中国学习、将孟买变成上海的口号。随着两国发展越来越受世界瞩目，中印要继续保持清醒头脑，防止再度被 分化利用。当然，印度也有许多方面可供中国学习。
(二)发扬东方文明优势
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印崛起过程就是东方文明复兴的过程，更是两国共同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践行和弘扬东方价值的过程。
1、继续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印的创造，是中印将王道传统文化与当代世界现实相结合的产物，而其效能已从中印关系史中得到印证。当恪守五项原则时，两国关系就会亲密、友好或至少正常；反之，两国关系就会不正常、敌对甚至发生战争。其原则精神帮助中印解决了西藏、锡金等问题，并正在指导两国边界问题的解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是反“霸道”的哲学，因此它也适应于亚洲和世界。特别在“先发制人”、“人权高于主权”、预防性外交等理论成为强国干涉他国内政借口的当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弱国实现正义的武器，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本指导原则。正如纳拉亚南所言，“全球化世界中国家的行为准则应该是由中国和印度一起向国际社会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不是由某一个国家或一些国家提出的霸权主义。”
2、探索具有东方特色的发展模式。中印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现代化的宏大任务，但中印现代化在理论上不能等同于“西化”，在实践中也不能是对西方的简单模仿。西方发展模式建立在物质主义基础之上，主张向自然索取来满足物质需求。东方文明以精神为重，对自然秩序抱有一定的敬畏和遵从。中国“天人合一”和印度“梵我一如”思想都将人与自然看作相互依存的统一体，而不将个人凌驾于自然之上。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伟大领袖圣雄甘地曾非常智慧地反问：“英国为达到它那种富裕程度曾消耗掉地球上一半的资源，像印度这样一个国家需要多少个地球?”。但是，在过去几十年里，两国在发展模式方面都走了弯路，结果导致程度不同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2005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47，印度为0.37～0.42。2008年5月21日，世界银行发布《持续增长与包容性发展战略》的报告，指出中国与印度均属过去15年中基尼系数增长最多的国家，而中国的基尼系数增幅更领先于印度。
由于国情大体类似，发展阶段趋同，中印政策取向不约而同地相似。在今后发展中，除向西方借鉴和学习外，还需相互学习，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中国近代思想家康有为认为，举印度之例，析中國之事，“最有说服力”。新儒家杜维明也主张中国将印度当做参照社会，这将“会给中国带来最大的利益”。如果中印两国政府解决了24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并让他们过上小康生活，环境、生态和古代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那将是对世界非常了不起的贡献。无论印度模式还是中国模式，均有其可取之处。
(三)共倡和谐世界理念
九一一事件后，文明取代意识形态成为国际政治新的对抗模式，文化冲突成为解释国际冲突的万灵丹。然而，中印的现实和历史都证明这一理论的不足和缺陷。中印都是多元复合社会，不管是“民族熔炉”中国，还是“民族拼盘”印度，文化兼容性都非常强，冲突和对抗并不突出。两国对世界构想充满了和平与和谐。中国的“天下为公”和印度的“天下一家”以其道德高尚性远远超出权力、无政府主义等现实主义理论范式，是一种理想而且可能成为现实。中印两大古老文明的交往史就基本上是一部友好史。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印为争夺土地、掠夺财富而进行的战争次数少，时间短，对外交往更多地体现在文化、宗教和道德等方面的输出。儒家思想的传播不是靠暴力而是靠文化的吸引，是输入国的自觉需要，是文化使者的主动传播，是民间的热情学习。同样，印度佛教和印度教的对外传播靠的是佛教徒和印度教徒的和平传教和信众自觉自愿的朝圣。只是到了近代，两国物质文化严重落伍，两国的古老文化和思想传统也遭到怀疑和忽视。但是，随着中印经济的稳步崛起，两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思想终将再度发扬光大。印度的非暴力思想和中国的“和谐世界”理念，将长期作用于世界不同文明的友好相处与和平发展。
一、战略合作黄金期
印度学者将冷战时期中印关系概括为从战略伙伴到政治对手。在上世纪50年代，这种合作甚至超出“战略伙伴”，成为“巴伊巴伊”(“兄弟”)。
(一)共同目标和需求
两方面因素促使中印很快建交并进入“蜜月期”。
首先是外交目标的交叉。新中国对外交往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团结世界人民”。当时中国认为，尼赫鲁政权在反帝反殖上旗帜鲜明，属于应该团结的对象国。在印度这方面，独立后的尼赫鲁政府采取了不与美苏结盟、团结第三种力量的外交战略。中国成为印度交好对象。双向选择使两国很快建交。
其次是共同需要。中印刚摆脱旧殖民枷锁，又面临新殖民威胁。美国在亚洲频频动作：插手朝鲜半岛和印支半岛事务，组建从朝鲜半岛经日本过台湾到菲律宾的对华战略包围链，拼凑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两个军事同盟体系，试图接手葡萄牙在印度的殖民地果阿。美国不仅将手伸到中印两国后院，还将手伸到两国前庭，破坏两国维护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努力，给两国安全带来威胁，使两国走向团结和合作。
(二)多层次战略合作
1、战略互信达到“兄弟”程度。
1954年尼赫鲁访华时，毛泽东在与他谈话时称，中国同印度不需要相互防备，中国没有感觉到印度要损害中国，两国外交是“很容易办的”、“说错了话也不要紧”。而尼赫鲁一度在对华外交上奉行“凡是”政策。他曾批示一份政府文件：“凡是促进中印关系的机构都应该受到鼓励……”
2、双边领域战略合作。
(1)尊重对方维护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努力。中国在国际上支持印度收复残存殖民据点的努力，即使中印关系恶化后，中国政府对印度武装收复葡属殖民地果阿也持支持立场。印度在台湾问题上坚决维护中国的利益。在承认新中国后的第二天，印度政府即宣布撤销对国民党政府的承认，与之断绝外交关系。印度主张以《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协议精神解决台湾归属问题。在1950年1月后的历次会议上，印度都投票赞成安理会驱逐国民党政权代表的提案。
(2)经济上互帮互助。上世纪50年代，中印贸易规模小。两国经济往来更多体现在互帮互助上。1950～1951年，印度发生粮荒，在美国拒绝印度政府粮食援助要求后，中国政府在自己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下慨然相助，先后与印度签署6个合同，提供66.65万吨紧急粮食援助，帮助印度度过粮荒。
3、维持亚洲和平稳定。
亚洲是中印立足之点、发展之基。为维护亚洲和平与稳定，中印在一系列涉亚问题上相互支持和配合。印度积极参与朝鲜问题的调停和善后事宜，多数时候都秉持独立和公正的态度，且与中国保持密切的磋商和協调，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的利益，有些时候甚至成为中国信息传递管道。比如，当美国扬言要越过三八线时，周恩来总理通过印度渠道将中国“不能坐视不顾”的态度转达给美国。中国欢迎印度充当中国与世界的桥梁，接受印度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和宝贵贡献。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多次强调，他对印度这样的亚洲重要国家未能出席会议深表遗憾。
4、致力于壮大国际第三种力量。
中国抗日战争和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为保护和壮大民族解放运动成果，中印自觉团结起来，组织新独立国家，争取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组建反帝反殖的世界统一战线。两国精诚合作最突出的例子是1955年的万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印两国总理自始至终保持密切联系，在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上都相互配合和支持，使会议顺利进行并圆满结束。两国的默契配合使“第三种势力”首次成功集体亮相，并发出反帝、反殖、反种族压迫的呼声，更使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走向世界。
二、冷战后战略合作走向深化
这一时期战略合作比50年代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多样，并出现了机制化趋势。
(一)战略互信逐渐加强
从1962年边界战争到1976年大使级外交关系恢复，中印关系中断达14年之久。战争阴影是一个原因，大国因素也影响较大。上世纪60年代，中国与美苏交恶，印度与美苏走近。70年代初，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印度很快与苏联结成准军事结盟。这样，在南亚就出现了所谓美－中－巴(基斯坦)轴心和苏－印－阿(富汗)轴心。这一结构性的对抗使两国关系难以根本改变。只是在苏联领导人倡导“新思维”、中苏关系正常化后，印度才开始反思印苏“特殊关系”、考虑中印关系正常化问题。而中印关系成为真正的双边关系要等到冷战结束、两个轴心消解后。只有在这时，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加速，两国战略合作才有了基础。
拉吉夫·甘地总理访华开启了中印两国关系的新时代，也创造了管理两国关系的“新思维”，即实现边界谈判和政经关系脱钩发展、以经促政、以政促谈的发展战略。由于边界问题不再是前提，两国政治关系逐步理顺，高层领导保持较好互访势头：1991年李鹏总理访印，1993年拉奥总理访华，1996年江泽民主席访印，2000年印度纳拉亚南总统访华，2002年朱镕基总理访印，2003年瓦杰帕伊总理访华，2005年温家宝总理访印，2006年胡锦涛主席访印。每次最高领导人的访问都对两国关系有极大推动，使两国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实现了从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跨越。
(二)双边合作
1、建设战略对话机制。目前有两类三套机制，即安全方面的中印安全对话会议和中印反恐对话会，战略方面的中印战略对话。中印安全对话会议为司局级，原则上一年一次，轮流在对方首都进行，2000年召开首次会议。九一一事件后，非传统安全成为两国合作的新内容。2002年4月，中印举行首轮反恐对话会。2003年和2005年，两国海军分别在中印海域举行非传统安全为内容的军演。中印战略对话2005年1月首次在新德里举行，一年后在北京举办了第二次会议。讨论的问题不仅有边界等双边问题，还涉及地区和国际合作。应该说，这些机制都存在着级别偏低、随意性大、功能不强的问题。随着2006年11月签署的《中印外交部合作议定书》的落实，战略和安全对话形式有望走向机制化。
2、有效管控边界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三个“保障”。一是政治保障。两国在边界问题上有共识，即通过和平友好协商方式争取早日解决问题。在问题解决前，双方共同努力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二是条约保障。两国于1993年和1996年分别签署了两个边界协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 定》和《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议》。实践证明，这两个协定在消除隐患、增进互信方面非常有效。三是机制保障。两国已建立边界问题“特别代表制度”、联合工作小组、边界问题专家委员会三个机构。它们在加强信息沟通、专业咨询、协调立场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解决边界问题是目标，淡化边界概念则是现实思维。中印本是文明国家，而非西方意义上的领土国家。50年代两国关系密切时，在领土问题上“给”和“拿”都较模糊。这样模糊处理使双方将更多精力放在别的更有意义的事情上。近年来，随着边境地区信任措施的建设和两国政治互信的增强，边界地区又开始出现积极变化。2006年7月，乃堆拉山口重新开放。至此，边境地区已开放了三个口岸，边民互市，人民友好往来，边防军过境联欢。喜马拉雅山逐渐被跨越，成为和平、友好、合作的纽带和桥梁。
3、探索经贸、能源合作新途径。经贸是两国关系发展中的亮点。中印贸易额从1991年的1.34亿美元剧增到2005年的186.9上世纪亿美元，14年增长了138倍，年增幅30％以上。中国已成为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以目前发展势头，加上“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等政策的落实，2010年前后中国将成为印度最大贸易伙伴。有印度学者认为，两国在经济方面的相互发现才刚开始，还有巨大潜力可以挖掘。中印经贸科技联合研究小组是专门的“挖潜”机构。继完成两国《全面经贸合作五年规划》后，该小组正启动中印区域贸易安排的可行性研究。
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中印能源需求飚升，两国油气公司满世界找油。由于世界重要油气资源已被西方主要国家控制，中印能选择的或是油气质量不高的地区，或是政治上的“高危地带”。即使在这些地区，双方竞争也是“割喉式”的。2004年10月，在安哥拉18号油田50％股权的争夺战中，印度石油公司在“最后一秒钟”败给中石油。同年同月，印度石油公司再度与中石油在印尼一处油田收购中狭路相逢。几次交手，两败俱伤。双方终于都意识到，合作才是双赢选择。2005年12月，中石油和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首度联手竞标，以5.73亿美元从加拿大石油公司购得其在叙利亚油田37％的股权，开创了中印能源合作的先河。而且，这种合作很快成为政府意志。2006年1月，中印两国政府负责能源的部长签署了《中印石油、天然气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两国油气公司签署了五项能源合作协议，涉及两国企业信息交换、合作竞标海外原油勘探、合资生产等内容。
能源合作还从双边走向多边。2004年6月，在第三次“亚合会议”上，中国推动会议通过了关于亚洲能源合作与安全的《青岛倡议》，提出建立亚洲能源合作论坛(这一提议在2006年5月多哈第五次“亚合会议”得以实现)。2005年1月，印度牵头组织首届亚洲石油经济合作部长级圆桌会议，使亚洲产油国与消费国能源部长首次面对面坐在一起，探讨建设战略储备、合作应对国际油价飙升及“亚洲溢價”等问题。2006年12月，在中国倡议下，印日韩美四国能源部长与中国发改委主任马凯在北京举行对话会议，就建立战略储备、进行核合作、发展替代能源等进行了磋商和合作。中印的积极合作大大加强了与产油国进行贸易谈判的分量，使国际能源秩序逐步朝公平、公正、安全、稳定方向迈进。
(三)维护亚洲和平与发展
中印在亚洲开展多层次合作，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
在“亚合会议”这个面向全亚洲的官方对话与合作机制里，中印发挥优势，带头行动。中国是该组织农业合作项目牵头国。印度则热心推动亚洲金融债券市场的建设。
印度自上世纪90年代推行“东向政策”以来，一直积极参与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国支持印度成为东亚峰会成员，希望两国再增添一个合作和对话平台。
中国是上海合作组织最重要的成员之一。2005年7月，该组织对印度开放，吸纳印度为观察员，两国将在这一框架内合作打击“三股”势力。印度是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中最大的国家。2006年7月，该组织正式接纳中国为观察员。中国贸促会已与该组织的工商会建立起工作关系。
此外，印度对次区域合作组织“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论坛”的态度转为积极，不仅承办了一次会议，而且同意参加该论坛组织的加尔各答一昆明(经过孟加拉国和缅甸)公路汽车拉力赛。
(四)在全球事务中的合作
中印都主张促进国际秩序的多极化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主张对联合国进行改革，反对大国以各种名义干涉他国内政，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这种不约而同的相似，中印学者常用“天然”来形容。科索沃战争是个极好的例子。战争爆发后，中印没经过任何商量和沟通，发表的观点几乎一样。
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印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全球化并不意味着世界大同，它会带来不公正、不平等。中国和印度作为发展中大国，主动承担起改变不公平规则、为发展中国家争取经济主权和正当权的责任。多哈回合谈判极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在谈判进程中，两国商务部长多次交换意见，协调立场，发出共同的声音，要求欧美等发达国家改变高补贴、高关税的农业政策。2006年7月，多哈回合陷入僵局后，两国商务部长又几次就重启谈判交换意见。
中印不仅有为发展中国家代言的责任感，还有带动发展中国家一起发展的使命感。2006年11月，中印两国政府决定在北京和新德里分别举行由两国财政部共同主持的国际研讨会，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分享成功的发展经验。
三、充实和扩大战略合作的对策建议
中印关系已进入战略伙伴阶段。这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含义有二：一是战略关系。这种关系比较稳定，在较长时期不会改变。二是伙伴关系，双方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并使分歧服从于合作。中印要通过战略合作，实现和平与繁荣，扩大东方价值的影响，创造和谐世界，没有也不可能有结盟或其他诉求。
(一)尊重差异
中印共性很多，差异也较明显。在壁垒森严的冷战时代，两国差异被过分夸大，不仅使两国产生了“陌路人”的感觉，还产生了矛盾和冲突，被其他大国所利用。比较庆幸的是，在中印同时崛起、国际上再度兴起中印比较热的时候，两国目前都还比较冷静。中国一方面指出，不排除有人在别有用心地夸大两国的差异，一方面宣扬“和谐世界”的外交新理念，强调要尊重差异、和谐相处，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印度也没有因其“制度优越”而被冲昏头脑。前几年，印度国内甚至有人抱怨“民主制度导致效率低下”。现在，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仍是印度学习的榜样和追赶目标。印度商界热衷于“到中国去”，总理辛格多次在议会提出向中国学习、将孟买变成上海的口号。随着两国发展越来越受世界瞩目，中印要继续保持清醒头脑，防止再度被 分化利用。当然，印度也有许多方面可供中国学习。
(二)发扬东方文明优势
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印崛起过程就是东方文明复兴的过程，更是两国共同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践行和弘扬东方价值的过程。
1、继续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印的创造，是中印将王道传统文化与当代世界现实相结合的产物，而其效能已从中印关系史中得到印证。当恪守五项原则时，两国关系就会亲密、友好或至少正常；反之，两国关系就会不正常、敌对甚至发生战争。其原则精神帮助中印解决了西藏、锡金等问题，并正在指导两国边界问题的解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是反“霸道”的哲学，因此它也适应于亚洲和世界。特别在“先发制人”、“人权高于主权”、预防性外交等理论成为强国干涉他国内政借口的当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弱国实现正义的武器，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本指导原则。正如纳拉亚南所言，“全球化世界中国家的行为准则应该是由中国和印度一起向国际社会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不是由某一个国家或一些国家提出的霸权主义。”
2、探索具有东方特色的发展模式。中印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现代化的宏大任务，但中印现代化在理论上不能等同于“西化”，在实践中也不能是对西方的简单模仿。西方发展模式建立在物质主义基础之上，主张向自然索取来满足物质需求。东方文明以精神为重，对自然秩序抱有一定的敬畏和遵从。中国“天人合一”和印度“梵我一如”思想都将人与自然看作相互依存的统一体，而不将个人凌驾于自然之上。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伟大领袖圣雄甘地曾非常智慧地反问：“英国为达到它那种富裕程度曾消耗掉地球上一半的资源，像印度这样一个国家需要多少个地球?”。但是，在过去几十年里，两国在发展模式方面都走了弯路，结果导致程度不同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2005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47，印度为0.37～0.42。2008年5月21日，世界银行发布《持续增长与包容性发展战略》的报告，指出中国与印度均属过去15年中基尼系数增长最多的国家，而中国的基尼系数增幅更领先于印度。
由于国情大体类似，发展阶段趋同，中印政策取向不约而同地相似。在今后发展中，除向西方借鉴和学习外，还需相互学习，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中国近代思想家康有为认为，举印度之例，析中國之事，“最有说服力”。新儒家杜维明也主张中国将印度当做参照社会，这将“会给中国带来最大的利益”。如果中印两国政府解决了24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并让他们过上小康生活，环境、生态和古代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那将是对世界非常了不起的贡献。无论印度模式还是中国模式，均有其可取之处。
(三)共倡和谐世界理念
九一一事件后，文明取代意识形态成为国际政治新的对抗模式，文化冲突成为解释国际冲突的万灵丹。然而，中印的现实和历史都证明这一理论的不足和缺陷。中印都是多元复合社会，不管是“民族熔炉”中国，还是“民族拼盘”印度，文化兼容性都非常强，冲突和对抗并不突出。两国对世界构想充满了和平与和谐。中国的“天下为公”和印度的“天下一家”以其道德高尚性远远超出权力、无政府主义等现实主义理论范式，是一种理想而且可能成为现实。中印两大古老文明的交往史就基本上是一部友好史。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印为争夺土地、掠夺财富而进行的战争次数少，时间短，对外交往更多地体现在文化、宗教和道德等方面的输出。儒家思想的传播不是靠暴力而是靠文化的吸引，是输入国的自觉需要，是文化使者的主动传播，是民间的热情学习。同样，印度佛教和印度教的对外传播靠的是佛教徒和印度教徒的和平传教和信众自觉自愿的朝圣。只是到了近代，两国物质文化严重落伍，两国的古老文化和思想传统也遭到怀疑和忽视。但是，随着中印经济的稳步崛起，两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思想终将再度发扬光大。印度的非暴力思想和中国的“和谐世界”理念，将长期作用于世界不同文明的友好相处与和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