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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IT届名人辈出，从台积电张忠谋、宏基施振荣，到鸿海郭台铭，可谓声名显赫，是各大媒体甚至娱乐新闻关注的焦点人物。与他们相比，台达集团创办人暨荣誉董事长郑崇华则非常低调。
台达集团和鸿海都是跨入“千亿俱乐部”的企业，当记者问到如何比较两者时，已经74岁的郑崇华微笑着强调：“可不一样，台达集团不是代工，产品大都是自主研发的。”从计算机、笔记本、游戏机到高端服务器、电信交换机，几乎都有台达的产品在提供动力。
1949年，13岁的郑崇华只身随舅父来到台湾。23年后，他成为一名创业者，此后数十年如一日，悄然崛起。台湾著名出版人、天下远见文化事业群总裁高希均在《实在的力量》一书中如此评价郑崇华：“凭借有原则与理想的奋斗，终必有成。倚靠朴实的工作态度与专业成就收获的事业成功，终将赢得世人的尊重。”
郑崇华还被马英九称为“环保狂热分子”，因此，在“台湾最被低估的企业家”之外，他还有一个称谓——“节能教父”。
悄然崛起
1971年，36岁的郑崇华筹了30万元，在台北新庄民安路成立台达电子，那时他已经是两个男孩的父亲。创业初期，回家后太太看他的脸就知道有事情发生。郑崇华明白，被太太看出端倪，是因为他在家仍想公司的事情。于是他就找点事情做，看书、看电视，慢慢地太太就看不出来。
有一次工厂失火，刚好柯达的客户来访，郑崇华淡定地与客户谈生意。后来，他与柯达的客户成为朋友，对方问他：“工厂烧光了怎么办？”“那就重来。”“没有客户怎么办？”“那就找别人。”
创业是个漫长而煎熬的过程，对郑崇华来说，遇到再大的事情，他回家依然能睡个好觉，他认为经理人都要有这样的心态，否则很难熬。创业3年后，郑崇华遭遇第一次石油危机，岛内订单减少，付款期一再延长。迫于压力，一直专注做内销的台达转做外销，但争取到外商的订单非常不容易。公司太小，郑崇华有时候提供的报价仅仅作为向原有供货商杀价的筹码。
台达的成长速度，与郑崇华经营客户的智慧是分不开的。RCA、飞利浦、西门子、根德等外销客户，都是郑崇华亲自去跑。
在郑崇华看来，台达和飞利浦的合作是最为成功的范例。飞利浦的采购经理是一位叫Sawar的荷兰老先生，他很明白地说所有订单都给了日本东光公司，合作关系非常稳固。郑崇华不断找机会和Sawar接触，刻意制造相遇机会。有一次Sawar在喝咖啡，郑崇华就走进店内，问是否可以坐在他旁边。Sawar告诉郑崇华：“陪我喝咖啡、聊天，非常欢迎，但要谈生意，就抱歉了。”
一来二去，郑崇华了解到Sawar在台湾非常寂寞，对家人非常思念。他对郑崇华说：“有你陪我聊天，讲心事，真好。”后来，郑崇华邀请他去台达指导业务。一个偶然的契机，成就了双方合作：飞利浦在新产品试产时，找了台湾东光分公司，但零件是日本设计的，台湾这边解决不了。眼看就要出货了，日本方面没有派人过来，Sawar就给郑崇华电话，希望台达帮忙。
郑崇华派了一个技术团队过去，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满足了飞利浦的需求。飞利浦急需量产，要求台达提供两千套零件，通过连夜赶工，双方完成了第一次合作。这给了郑崇华一个启示，即便是完全没有希望拿到的订单，只要用心发掘机会，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在田埂边起家的台达，站稳了脚跟。接下来，台达顺应产业变化，开始了其全球化的进程：在欧洲、美国、日本设立办事处，到墨西哥、泰国设厂。
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郑崇华作为总舵手，在每一次产业转型时，似乎总能触到脉搏，从而实现产业转型，使企业得以迅速增长。现在台达已发展成运营遍及5大洲，全球员工有7万人、市值近2200亿台币的跨国集团。
流离岁月
台达集团的英文名字，在数学上意味着变量。对郑崇华来说，际遇改变，连续灾难未必等于失败，有时候反而是逆转。一如市场上同一款产品，不可能买一辈子。这些思考，与他人生最初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13岁之前，郑崇华和同龄的男孩没什么不同。他是福建建瓯人，父亲是中医师，母亲是小学教师。小时候的郑崇华是个充满了好奇心的男孩，喜欢看牛耕田，也喜欢到田里插秧种稻。他印象最深的是，到了冬天，大人们准备年货，把豆秆烧成灰加上盐及稻谷腌制皮蛋，把黄豆蒸熟发酵制酱油，以及腌制腊肉，大人们总是非常忙，小孩子则在一边看热闹。
1948年9月，郑崇华刚读完小学一年级，二年级还没读完，因为战乱，学校停课，母亲要他跟随三舅到福州继续上学。他记得，自己搭船离开时，母亲在河岸上追着跑。这一别，就是35年。
后来三舅在台中一中找了份工作，郑崇华就跟着到了台湾继续求学。当时台湾的白色恐怖让郑崇华印象深刻。教几何的严老师，是严复大师的孙子，授课很精彩，可被指为“匪谍”，后来遭到枪决。在那个阶段，郑崇华也遭遇了“省籍”冲突。因为学闽南语，他被激进的外省同学骂为“叛徒”。有时候本省同学看到他是外省人就打他，其他本省的同学也过来帮忙。
郑崇华的外祖父是福建省建阳市水吉镇首富，他是家里的长子长孙，少时性格十分活泼，来到台湾后，因时局动荡，见惯了祸从口出，他变得内向寡言。在家乡时，备受宠爱的他性格外向，不喜欢读数理科，到台湾后的孤独生活让他个性转变，一天到晚看物理书，几乎完全变了一个人。
1954年郑崇华考上了成功大学矿冶系，大学读了一年，他就转到了电机系，毕业后服空军预官役。退役之后，郑崇华就和交往多年的初恋女友完婚。当时，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刚毕业的穷学生，但女朋友告诉他，她的物质欲望很低，工作收入很少也可以过得很快乐。因为没有经济基础，他们结婚用的西装都是分期付款。
婚后妻子留在台北当助教，而郑崇华则通过了亚洲航空的考试，进入台南的亚航工作。
后来到美国公司TRW上班，负责品管部门。70年代初期，台湾本土电子业开始大发展，电视机、收音机外销量超过百万台，总额超过10亿美元，大同、声宝等厂商开始崛起。不过，当时台湾的电子零组件大都依赖日本进口。 正是看中这一商机，郑崇华离开工作5年的TRW公司，开始创业。
基业长青
现如今，距离郑崇华创业的初始岁月，已经过去41年了，而他一直保持一种战战兢兢的心态。
郑崇华办公室书柜里有个空间，专门放客户的年报。整理年报时，他发现很多客户都不见了——70年代的电视三大客户RCA、增你智、飞利浦；80年代计算机的三大客户王安、迪吉多、IBM ……很多公司消失了，但也有很多新公司涌现。
台达通常会选择一些技术领先、竞争者少的产品，依靠技术和服务，来获得世界级顶尖大厂的订单。他们的产品门类众多，他们的产品有非常袖珍的电磁零件、体积庞大的通信供电系统、节能的LED交通照明系统，也有绿色能源的主要产品。
郑崇华的逻辑是，让客户来主导产品的技术能力和质量。《实在的力量》一书中记载着这样一个细节，是关于台达和IBM的合作：
1981年，台达开始量产电源噪声滤波器，希望能供货给IBM。产品送过去之后，外壳并未通过环境测试。这个产品已经量产很多，从未有客户抱怨过外壳有问题。随后，郑崇华才发现，IBM的标准非常严格，必须接受长达一年的的盐水和湿度测试，在了解情况之后，台达就使用了更为严格的标准，终于拿下了IBM的订单。
现如今，英特尔、戴尔、惠普等以质量要求严格著称的世界级厂商，都把最佳供货商奖颁给台达。几个国际安全标准认证机构还对台达电进行了授权，他们可以自行品管，可以自行贴上合格标签。
他在生意上还有着道德“洁癖”。当时许多电子厂商为了争取到一些世界级厂商的订单，经常提着一大皮箱的现金来谈生意，郑并没有被佣金风气影响，希望用产品的质量和优质的服务态度来取得客户的认同。
郑崇华曾对媒体形容自己是标准的“工程师性格”，做得多、说得少，不懂得宣传，也不习惯宣扬自己。《名牌》杂志曾报道，台湾《哈佛商业评论》总编辑张玉文在2009年协助郑崇华整理回忆录，他的成长历程和行事逻辑，才公之于众。
与郑崇华合作20年的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教授李泽元如此评价他：“只要别人尽了力，就算犯错也能包容。即使发布了措辞严厉的指示，也总有办法避免伤害员工的自尊心。同时，他又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节能教父”
对喜欢种树、看Discovery频道、研究环保议题的郑崇华来说，还有一条工作主线就是“产品必须节约能源”。
郑崇华最初对环保的关注，是在创业4年后，当时台湾工业发展很快，用电量每年约增加7%，用电高峰期时常停电。那时候，台达正处于集中精力做外销的阶段，停电会遭受非常大的损失。有人提议盖电厂，但他却思考如何节省电力。
此后，台达就开发出了非常环保节能的开关电源供应器，这也是台达日后成为世界第一大开关电源制造商非常重要的契机。后来，台达又开发生产出了太阳能、光电等节能产品。正因为多年在环保问题上的不遗余力，郑崇华被业界称为“节能教父”。
谈及这个称谓，郑崇华笑了：“台达在1984年就定下目标，节能环保爱地球。那时说环保节能，大家会笑你，这个家伙不好好做生意，整天胡思乱想。今天，谈及环保问题，尤其是温室气体排放的过量，造成各种气候的不稳定，各种天灾越来越多了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个不是胡说八道。”为了纪念郑崇华长期提倡环保及其在节能方面的努力，台湾中央大学将鹿林天文台发现的一颗行星命名为“郑崇华小行星”（他也是天文爱好者）。如今的郑崇华，已经退出一线管理，闲暇时，他很少外出应酬，在家中种种花草。他在台北住家对面的公园种了几种梅树，因为光照的原因，死掉了一棵，他为这逝去的生命非常伤心。
尽管拥有一个“千亿级”的企业，但71岁的郑崇华依然觉得，自己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老人家：“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衣食住行都很随性。比如饭桌上有人推荐说肥肉很好吃，我就拿来吃。假如我太太在，一定不让我吃。我觉得一块肥肉，又不会死掉。当然也不能拼命吃肥肉。”
台达集团和鸿海都是跨入“千亿俱乐部”的企业，当记者问到如何比较两者时，已经74岁的郑崇华微笑着强调：“可不一样，台达集团不是代工，产品大都是自主研发的。”从计算机、笔记本、游戏机到高端服务器、电信交换机，几乎都有台达的产品在提供动力。
1949年，13岁的郑崇华只身随舅父来到台湾。23年后，他成为一名创业者，此后数十年如一日，悄然崛起。台湾著名出版人、天下远见文化事业群总裁高希均在《实在的力量》一书中如此评价郑崇华：“凭借有原则与理想的奋斗，终必有成。倚靠朴实的工作态度与专业成就收获的事业成功，终将赢得世人的尊重。”
郑崇华还被马英九称为“环保狂热分子”，因此，在“台湾最被低估的企业家”之外，他还有一个称谓——“节能教父”。
悄然崛起
1971年，36岁的郑崇华筹了30万元，在台北新庄民安路成立台达电子，那时他已经是两个男孩的父亲。创业初期，回家后太太看他的脸就知道有事情发生。郑崇华明白，被太太看出端倪，是因为他在家仍想公司的事情。于是他就找点事情做，看书、看电视，慢慢地太太就看不出来。
有一次工厂失火，刚好柯达的客户来访，郑崇华淡定地与客户谈生意。后来，他与柯达的客户成为朋友，对方问他：“工厂烧光了怎么办？”“那就重来。”“没有客户怎么办？”“那就找别人。”
创业是个漫长而煎熬的过程，对郑崇华来说，遇到再大的事情，他回家依然能睡个好觉，他认为经理人都要有这样的心态，否则很难熬。创业3年后，郑崇华遭遇第一次石油危机，岛内订单减少，付款期一再延长。迫于压力，一直专注做内销的台达转做外销，但争取到外商的订单非常不容易。公司太小，郑崇华有时候提供的报价仅仅作为向原有供货商杀价的筹码。
台达的成长速度，与郑崇华经营客户的智慧是分不开的。RCA、飞利浦、西门子、根德等外销客户，都是郑崇华亲自去跑。
在郑崇华看来，台达和飞利浦的合作是最为成功的范例。飞利浦的采购经理是一位叫Sawar的荷兰老先生，他很明白地说所有订单都给了日本东光公司，合作关系非常稳固。郑崇华不断找机会和Sawar接触，刻意制造相遇机会。有一次Sawar在喝咖啡，郑崇华就走进店内，问是否可以坐在他旁边。Sawar告诉郑崇华：“陪我喝咖啡、聊天，非常欢迎，但要谈生意，就抱歉了。”
一来二去，郑崇华了解到Sawar在台湾非常寂寞，对家人非常思念。他对郑崇华说：“有你陪我聊天，讲心事，真好。”后来，郑崇华邀请他去台达指导业务。一个偶然的契机，成就了双方合作：飞利浦在新产品试产时，找了台湾东光分公司，但零件是日本设计的，台湾这边解决不了。眼看就要出货了，日本方面没有派人过来，Sawar就给郑崇华电话，希望台达帮忙。
郑崇华派了一个技术团队过去，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满足了飞利浦的需求。飞利浦急需量产，要求台达提供两千套零件，通过连夜赶工，双方完成了第一次合作。这给了郑崇华一个启示，即便是完全没有希望拿到的订单，只要用心发掘机会，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在田埂边起家的台达，站稳了脚跟。接下来，台达顺应产业变化，开始了其全球化的进程：在欧洲、美国、日本设立办事处，到墨西哥、泰国设厂。
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郑崇华作为总舵手，在每一次产业转型时，似乎总能触到脉搏，从而实现产业转型，使企业得以迅速增长。现在台达已发展成运营遍及5大洲，全球员工有7万人、市值近2200亿台币的跨国集团。
流离岁月
台达集团的英文名字，在数学上意味着变量。对郑崇华来说，际遇改变，连续灾难未必等于失败，有时候反而是逆转。一如市场上同一款产品，不可能买一辈子。这些思考，与他人生最初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13岁之前，郑崇华和同龄的男孩没什么不同。他是福建建瓯人，父亲是中医师，母亲是小学教师。小时候的郑崇华是个充满了好奇心的男孩，喜欢看牛耕田，也喜欢到田里插秧种稻。他印象最深的是，到了冬天，大人们准备年货，把豆秆烧成灰加上盐及稻谷腌制皮蛋，把黄豆蒸熟发酵制酱油，以及腌制腊肉，大人们总是非常忙，小孩子则在一边看热闹。
1948年9月，郑崇华刚读完小学一年级，二年级还没读完，因为战乱，学校停课，母亲要他跟随三舅到福州继续上学。他记得，自己搭船离开时，母亲在河岸上追着跑。这一别，就是35年。
后来三舅在台中一中找了份工作，郑崇华就跟着到了台湾继续求学。当时台湾的白色恐怖让郑崇华印象深刻。教几何的严老师，是严复大师的孙子，授课很精彩，可被指为“匪谍”，后来遭到枪决。在那个阶段，郑崇华也遭遇了“省籍”冲突。因为学闽南语，他被激进的外省同学骂为“叛徒”。有时候本省同学看到他是外省人就打他，其他本省的同学也过来帮忙。
郑崇华的外祖父是福建省建阳市水吉镇首富，他是家里的长子长孙，少时性格十分活泼，来到台湾后，因时局动荡，见惯了祸从口出，他变得内向寡言。在家乡时，备受宠爱的他性格外向，不喜欢读数理科，到台湾后的孤独生活让他个性转变，一天到晚看物理书，几乎完全变了一个人。
1954年郑崇华考上了成功大学矿冶系，大学读了一年，他就转到了电机系，毕业后服空军预官役。退役之后，郑崇华就和交往多年的初恋女友完婚。当时，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刚毕业的穷学生，但女朋友告诉他，她的物质欲望很低，工作收入很少也可以过得很快乐。因为没有经济基础，他们结婚用的西装都是分期付款。
婚后妻子留在台北当助教，而郑崇华则通过了亚洲航空的考试，进入台南的亚航工作。
后来到美国公司TRW上班，负责品管部门。70年代初期，台湾本土电子业开始大发展，电视机、收音机外销量超过百万台，总额超过10亿美元，大同、声宝等厂商开始崛起。不过，当时台湾的电子零组件大都依赖日本进口。 正是看中这一商机，郑崇华离开工作5年的TRW公司，开始创业。
基业长青
现如今，距离郑崇华创业的初始岁月，已经过去41年了，而他一直保持一种战战兢兢的心态。
郑崇华办公室书柜里有个空间，专门放客户的年报。整理年报时，他发现很多客户都不见了——70年代的电视三大客户RCA、增你智、飞利浦；80年代计算机的三大客户王安、迪吉多、IBM ……很多公司消失了，但也有很多新公司涌现。
台达通常会选择一些技术领先、竞争者少的产品，依靠技术和服务，来获得世界级顶尖大厂的订单。他们的产品门类众多，他们的产品有非常袖珍的电磁零件、体积庞大的通信供电系统、节能的LED交通照明系统，也有绿色能源的主要产品。
郑崇华的逻辑是，让客户来主导产品的技术能力和质量。《实在的力量》一书中记载着这样一个细节，是关于台达和IBM的合作：
1981年，台达开始量产电源噪声滤波器，希望能供货给IBM。产品送过去之后，外壳并未通过环境测试。这个产品已经量产很多，从未有客户抱怨过外壳有问题。随后，郑崇华才发现，IBM的标准非常严格，必须接受长达一年的的盐水和湿度测试，在了解情况之后，台达就使用了更为严格的标准，终于拿下了IBM的订单。
现如今，英特尔、戴尔、惠普等以质量要求严格著称的世界级厂商，都把最佳供货商奖颁给台达。几个国际安全标准认证机构还对台达电进行了授权，他们可以自行品管，可以自行贴上合格标签。
他在生意上还有着道德“洁癖”。当时许多电子厂商为了争取到一些世界级厂商的订单，经常提着一大皮箱的现金来谈生意，郑并没有被佣金风气影响，希望用产品的质量和优质的服务态度来取得客户的认同。
郑崇华曾对媒体形容自己是标准的“工程师性格”，做得多、说得少，不懂得宣传，也不习惯宣扬自己。《名牌》杂志曾报道，台湾《哈佛商业评论》总编辑张玉文在2009年协助郑崇华整理回忆录，他的成长历程和行事逻辑，才公之于众。
与郑崇华合作20年的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教授李泽元如此评价他：“只要别人尽了力，就算犯错也能包容。即使发布了措辞严厉的指示，也总有办法避免伤害员工的自尊心。同时，他又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节能教父”
对喜欢种树、看Discovery频道、研究环保议题的郑崇华来说，还有一条工作主线就是“产品必须节约能源”。
郑崇华最初对环保的关注，是在创业4年后，当时台湾工业发展很快，用电量每年约增加7%，用电高峰期时常停电。那时候，台达正处于集中精力做外销的阶段，停电会遭受非常大的损失。有人提议盖电厂，但他却思考如何节省电力。
此后，台达就开发出了非常环保节能的开关电源供应器，这也是台达日后成为世界第一大开关电源制造商非常重要的契机。后来，台达又开发生产出了太阳能、光电等节能产品。正因为多年在环保问题上的不遗余力，郑崇华被业界称为“节能教父”。
谈及这个称谓，郑崇华笑了：“台达在1984年就定下目标，节能环保爱地球。那时说环保节能，大家会笑你，这个家伙不好好做生意，整天胡思乱想。今天，谈及环保问题，尤其是温室气体排放的过量，造成各种气候的不稳定，各种天灾越来越多了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个不是胡说八道。”为了纪念郑崇华长期提倡环保及其在节能方面的努力，台湾中央大学将鹿林天文台发现的一颗行星命名为“郑崇华小行星”（他也是天文爱好者）。如今的郑崇华，已经退出一线管理，闲暇时，他很少外出应酬，在家中种种花草。他在台北住家对面的公园种了几种梅树，因为光照的原因，死掉了一棵，他为这逝去的生命非常伤心。
尽管拥有一个“千亿级”的企业，但71岁的郑崇华依然觉得，自己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老人家：“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衣食住行都很随性。比如饭桌上有人推荐说肥肉很好吃，我就拿来吃。假如我太太在，一定不让我吃。我觉得一块肥肉，又不会死掉。当然也不能拼命吃肥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