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山东省省长姜大明先生教导他的干部们，到基层了解情况，不要暴露干部身份，可以说自己是记者，这样才便于了解真实情况。这是4月上旬最富传播力的一句“官话”。话说得倒是比较实在：不仅透露了官民关系的底细——官员不被民众信任的程度；也多少为声名并不见佳的记者行业正了名——记者再不堪，也不比官员差。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脱离民众”一词成为官民双方共同默认的常用语，甚至一种场面话。官方是用于批评干部，干部也用于“自我批评”，仿佛鞋带没有系紧、发型不太时尚一样无关宏旨。官员们自己都说得有口无心，民众也无可奈何。于是，官员“脱离群众”被视为一种常态，官民双方心照不宣。
但实际上，当这个词加诸官员身上，应该是相当严重的指控：既然你都“脱离群众”了，那你就应该没有官当了。没有民众哪有官员，要有就只能是自封的，骗自己的游戏。可是，在中国国情下，“脱离”了民众，也还可以是官，只要他的上级承认，他就是铁定的官。他跟民众无关，他不在民众中间，但他可以管理民众，决定民众利害攸关的事务。
不过，当民众在接受这种“植入式”的权力管理的时候，有时也就不那么服帖，弄出明里暗里的不满或反对，使官员在行政的过程不太方便。而官员不会承认原因出在自己身上，只会抱怨民众素质太低，难以治理。但愈难治，愈需治。要治理民众，不能脱离民众。这就是为什么官员们有“深入群众”的共识，“深入群众”的豪迈誓言，跟“脱离群众”一样历史悠久。
但“深入群众”似乎是一件天大的难事，表现在官员很想“深入”，群众则很不情愿，以至官员不得不喊着“坚持深入”、“努力推进”等有力的号子去行事，却往往无济于事。不过，在反复的历史经验里，症结也已经昭然若揭了：即身份问题。因为在传统的政治架构中，老百姓厌官怕官，怕管拒管，避官惟恐不及，哪敢无事找事，只好既听天由命，又跟官员捉迷藏。历代的优秀民间文学，都是颂扬百姓迷藏捉得机智，或者讽刺主动给官员通风报信，欢迎深入的。
在这种情况下，官方要想达成目标，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加大力度”，以期“必须实现”。操作方式是大队随从簇拥着一位官员，前呼后拥，警车开道，封锁交通，长驱直入。这种方式可以称为“强攻”。表面看来，强攻有一些效果，因为老百姓不免会被官员强大的气场所折服。但实际上也没有什么效果。万分微妙的是，官员们在采取这种办法的时候，要的往往不是真正的效果，不是真正要了解民情，而是这个排场，是使百姓折服这件事情本身。
此外，这种方法成本太高，百姓不能长期承受，玩得久了会令百姓心生怨怒，官方有时也觉得老这么玩乏味。于是有了另一种深入方式，这相当于“智取”，即隐瞒身份去深入群众。在古代，这被称为“微服私访”，是中国政治中最欢乐的戏剧性的情节，历代戏剧为此击节不歇。“微服”就是穿上百姓的服装。理论上说，只要隐藏身份，方便深入群众，无论换上哪一行的行头都行，并不一定要装扮成比官员名声好的行当。拆迁干部进村，化装成流氓地痞，或者直接租用流氓地痞，也都只是一种形式。扮成记者，应该是因为新传媒时代，新闻在某种意义上有一种势不可挡的趋势，使民众觉得，经由这个渠道申诉意愿，比“上访”成本低，受忽悠的机会小罢了。
这么说，官民双方的互动，就真成了一种假面游戏。但这也是一种表面现象。实际上，民众是随时都在寻找自己授权的组织者和利益代言人。他们还正在“上访”呢。为什么官员不能在“深入群众”的路上遇到他们呢？这说明路径不对，导致错位。
最后要说的是，在现代社会，除非法律允许的某些特殊和危险的职业，其他工作都应该在阳光下进行。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冒充记者”是这个时代辛酸莫名的闲话。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脱离民众”一词成为官民双方共同默认的常用语，甚至一种场面话。官方是用于批评干部，干部也用于“自我批评”，仿佛鞋带没有系紧、发型不太时尚一样无关宏旨。官员们自己都说得有口无心，民众也无可奈何。于是，官员“脱离群众”被视为一种常态，官民双方心照不宣。
但实际上，当这个词加诸官员身上，应该是相当严重的指控：既然你都“脱离群众”了，那你就应该没有官当了。没有民众哪有官员，要有就只能是自封的，骗自己的游戏。可是，在中国国情下，“脱离”了民众，也还可以是官，只要他的上级承认，他就是铁定的官。他跟民众无关，他不在民众中间，但他可以管理民众，决定民众利害攸关的事务。
不过，当民众在接受这种“植入式”的权力管理的时候，有时也就不那么服帖，弄出明里暗里的不满或反对，使官员在行政的过程不太方便。而官员不会承认原因出在自己身上，只会抱怨民众素质太低，难以治理。但愈难治，愈需治。要治理民众，不能脱离民众。这就是为什么官员们有“深入群众”的共识，“深入群众”的豪迈誓言，跟“脱离群众”一样历史悠久。
但“深入群众”似乎是一件天大的难事，表现在官员很想“深入”，群众则很不情愿，以至官员不得不喊着“坚持深入”、“努力推进”等有力的号子去行事，却往往无济于事。不过，在反复的历史经验里，症结也已经昭然若揭了：即身份问题。因为在传统的政治架构中，老百姓厌官怕官，怕管拒管，避官惟恐不及，哪敢无事找事，只好既听天由命，又跟官员捉迷藏。历代的优秀民间文学，都是颂扬百姓迷藏捉得机智，或者讽刺主动给官员通风报信，欢迎深入的。
在这种情况下，官方要想达成目标，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加大力度”，以期“必须实现”。操作方式是大队随从簇拥着一位官员，前呼后拥，警车开道，封锁交通，长驱直入。这种方式可以称为“强攻”。表面看来，强攻有一些效果，因为老百姓不免会被官员强大的气场所折服。但实际上也没有什么效果。万分微妙的是，官员们在采取这种办法的时候，要的往往不是真正的效果，不是真正要了解民情，而是这个排场，是使百姓折服这件事情本身。
此外，这种方法成本太高，百姓不能长期承受，玩得久了会令百姓心生怨怒，官方有时也觉得老这么玩乏味。于是有了另一种深入方式，这相当于“智取”，即隐瞒身份去深入群众。在古代，这被称为“微服私访”，是中国政治中最欢乐的戏剧性的情节，历代戏剧为此击节不歇。“微服”就是穿上百姓的服装。理论上说，只要隐藏身份，方便深入群众，无论换上哪一行的行头都行，并不一定要装扮成比官员名声好的行当。拆迁干部进村，化装成流氓地痞，或者直接租用流氓地痞，也都只是一种形式。扮成记者，应该是因为新传媒时代，新闻在某种意义上有一种势不可挡的趋势，使民众觉得，经由这个渠道申诉意愿，比“上访”成本低，受忽悠的机会小罢了。
这么说，官民双方的互动，就真成了一种假面游戏。但这也是一种表面现象。实际上，民众是随时都在寻找自己授权的组织者和利益代言人。他们还正在“上访”呢。为什么官员不能在“深入群众”的路上遇到他们呢？这说明路径不对，导致错位。
最后要说的是，在现代社会，除非法律允许的某些特殊和危险的职业，其他工作都应该在阳光下进行。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冒充记者”是这个时代辛酸莫名的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