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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认为封建科举制度是吃人的，但并不明确怎样吃人，通过什么方式吃人。余秋雨的《十万进士》中有这样的表述，“科举制度本想对中国知识分子作一番选择的，没想到选择过程变成了塑造过程”。要说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在这个塑造过程中心甘情愿被毁灭，却也并不是事实。孔乙己也曾惴惴地拿起过武器，作过一番软弱挣扎的，只不过适得其反。
第一件武器——长衫。这件武器不具攻击性，它主要用途起显示标志和防护的性能，相当于士兵之盔甲，是护身符。长衫是读书人的象征和标志，长衫之下掩盖着孔乙己们的文化心理。特别对于落第之人孔乙己来说，长衫更是唯一的与短衣帮区别的外在标志。我们能通过长衫，顺藤摸瓜，循迹访得他真实的内心和思想;有了这长衫，孔乙己就能无声表达他对等级秩序的不懈追求;有了这长衫，就能告诫卑微如草的自己不忘与周遭抗争不言弃。因此孔乙己轻易不脱下它。小说中描写长衫有这样几句：“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可怜的孔乙己，只有这长衫成了他联系科举理想的唯一桥梁。
那么这长衫有没有发挥功效呢？应该说孔乙己读书人的标志是很清晰的。孔乙己识字，他也曾教小伙计写“茴”字;利用它，也能谋生，至少他写得一手好字，能替人抄书。但这一切又能怎样呢？他不能踱进酒店里面要酒要菜慢慢坐喝。这件长衫稍许能够抚慰内心失衡，可在尖锐如枪炮能揭开心灵伤疤的语言面前，别人一句：“你怎么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这护身符马上失去灵性，犹如发射不出子弹的手枪，如生锈腐烂拔不出套的匕首，毫无用处。
而一旦长衫落地，孔乙己也就永远站不起来了。过去长衫带来的些许荣耀和幻想也许是支撑他行走的动力，现在连些微唾沫星子也能洞穿孔乙己的防弹衣。孔乙己被丁举人打断了腿，但实际上真正要了孔乙己命的是他的生活理想，没了长衫的孔乙己如同房屋抽走了柱子，灭顶之灾指日可待。真的，长衫是护身符，也是催命符啊。
第二件武器——之乎者也。这件武器也不具有进攻性，也只似盾牌起防御作用。孔乙己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文言，可以让孔乙己沉浸在自我封闭的小天地里。但人生存在世上总要与人交流、打交道。孔乙己常去酒店喝酒，很明显，之乎者也行不通，只好改为白话，“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于是这白话引出了新的白话，“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在这白话的世界里，孔乙己岂能是短衣帮的对手，“窃书不能算偷”“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于是斗败的孔乙己只有又回到之乎者也的世界里，什么君子固穷，者乎之类。而当短衣帮得寸进尺揭开孔乙己未能进学的死穴时，毫无还手之力的他，嘴上全是“之乎者也”，全令人不懂了。
孔乙己只好转向与小孩子交流。当小孩还想再吃孔乙己已不多的茴香豆时，处在窘境中的他，从嘴中脱口而出《论语》中的句子，“多乎哉，不多也”，迂腐形象跃然纸上。这时的“之乎者也”的盾牌只能在小孩子面前抵挡一阵子，不过亦已千疮百孔。
当孔乙己最后来到酒店喝酒时，一共说了五句话。这五句话全是大白话，没有一个之乎者也。在这时，孔乙己连自我欺骗、自我解嘲的不中用的文言盾牌再也举不起来，此刻只要一杯水、一把沙、一阵风，都能伤他。
“之乎者也”如果从丁举人嘴中冒出来，会显得儒雅端庄而威严，大家都会洗耳恭听，而从孔乙己口中跑出来，却受到世人的愚弄嘲笑，到最后，这“之乎者也”反而成了唯独能割裂刺伤孔乙己自身肌肤、心灵的利器。
第三件武器——大钱。与长衫、“之乎者也”相比，这是一件稍显攻击性的武器。孔乙己在咸亨酒店“品行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这是份荣耀和尊严，这是孔乙己手执唯一显得理直气壮的武器——长矛。这不，书中是这样描述的：便排出九文大钱。这个“排”字，写出了孔乙己在短衣帮注视之下，把钱一个一个地往柜台上摆放的姿态，从而显示他从不拖欠的好品格，显示他有一定经济实力。请注意，这是唯一一次孔乙己在被动状态下对短衣帮主动进攻，这是在短衣帮不怀好意和挑衅（“孔乙己，你脸上又添新伤疤了”）之下的无言反击，来显示孔乙己对对方的耻笑若无其事，因而颇有些傲气和不可轻侮的尊严。不过，狡黠的短衣帮避其锋芒，击其软肋，善良的孔乙己的长矛刺了一个空。
好景不长，随着情节发展，孔乙己这武器很快失去了矛头，只留下的半截木棍也遭遇虫蛀，伤不了人护不了身。因为没大钱，孔乙己去偷，结果被打断了腿，因而酒店粉板上也就永远记下了他欠下的十九个钱。他最后一次来到酒店，书中是这样描述的：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一个“摸”字写尽了孔乙己的凄凉悲苦，与前文的“排”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此时孔乙己不要说进攻，连自卫能力完全丧失殆尽。只有这四个大钱似乎诉说着孔乙己做人的一点点尊严。最后那块粉板分明把孔乙己的耻辱铭记，但同时又那么不经意的擦去，到头来，连这点痕迹也没有留下。曾经稍许有点抗争的孔乙己彻底消失了。
孔乙己在科举制度选择过程中被塑造，这种塑造是成功的，把好好的一个读书人孔乙己变成了迂腐不堪、自欺欺人、灵魂扭曲的多余人。孔乙己的抗争是极其软弱的，不要说让他去反抗封建科举制度，他甚至不敢对自己的命运做一点激烈的抗争。难怪鲁迅先生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了。
第一件武器——长衫。这件武器不具攻击性，它主要用途起显示标志和防护的性能，相当于士兵之盔甲，是护身符。长衫是读书人的象征和标志，长衫之下掩盖着孔乙己们的文化心理。特别对于落第之人孔乙己来说，长衫更是唯一的与短衣帮区别的外在标志。我们能通过长衫，顺藤摸瓜，循迹访得他真实的内心和思想;有了这长衫，孔乙己就能无声表达他对等级秩序的不懈追求;有了这长衫，就能告诫卑微如草的自己不忘与周遭抗争不言弃。因此孔乙己轻易不脱下它。小说中描写长衫有这样几句：“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可怜的孔乙己，只有这长衫成了他联系科举理想的唯一桥梁。
那么这长衫有没有发挥功效呢？应该说孔乙己读书人的标志是很清晰的。孔乙己识字，他也曾教小伙计写“茴”字;利用它，也能谋生，至少他写得一手好字，能替人抄书。但这一切又能怎样呢？他不能踱进酒店里面要酒要菜慢慢坐喝。这件长衫稍许能够抚慰内心失衡，可在尖锐如枪炮能揭开心灵伤疤的语言面前，别人一句：“你怎么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这护身符马上失去灵性，犹如发射不出子弹的手枪，如生锈腐烂拔不出套的匕首，毫无用处。
而一旦长衫落地，孔乙己也就永远站不起来了。过去长衫带来的些许荣耀和幻想也许是支撑他行走的动力，现在连些微唾沫星子也能洞穿孔乙己的防弹衣。孔乙己被丁举人打断了腿，但实际上真正要了孔乙己命的是他的生活理想，没了长衫的孔乙己如同房屋抽走了柱子，灭顶之灾指日可待。真的，长衫是护身符，也是催命符啊。
第二件武器——之乎者也。这件武器也不具有进攻性，也只似盾牌起防御作用。孔乙己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文言，可以让孔乙己沉浸在自我封闭的小天地里。但人生存在世上总要与人交流、打交道。孔乙己常去酒店喝酒，很明显，之乎者也行不通，只好改为白话，“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于是这白话引出了新的白话，“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在这白话的世界里，孔乙己岂能是短衣帮的对手，“窃书不能算偷”“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于是斗败的孔乙己只有又回到之乎者也的世界里，什么君子固穷，者乎之类。而当短衣帮得寸进尺揭开孔乙己未能进学的死穴时，毫无还手之力的他，嘴上全是“之乎者也”，全令人不懂了。
孔乙己只好转向与小孩子交流。当小孩还想再吃孔乙己已不多的茴香豆时，处在窘境中的他，从嘴中脱口而出《论语》中的句子，“多乎哉，不多也”，迂腐形象跃然纸上。这时的“之乎者也”的盾牌只能在小孩子面前抵挡一阵子，不过亦已千疮百孔。
当孔乙己最后来到酒店喝酒时，一共说了五句话。这五句话全是大白话，没有一个之乎者也。在这时，孔乙己连自我欺骗、自我解嘲的不中用的文言盾牌再也举不起来，此刻只要一杯水、一把沙、一阵风，都能伤他。
“之乎者也”如果从丁举人嘴中冒出来，会显得儒雅端庄而威严，大家都会洗耳恭听，而从孔乙己口中跑出来，却受到世人的愚弄嘲笑，到最后，这“之乎者也”反而成了唯独能割裂刺伤孔乙己自身肌肤、心灵的利器。
第三件武器——大钱。与长衫、“之乎者也”相比，这是一件稍显攻击性的武器。孔乙己在咸亨酒店“品行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这是份荣耀和尊严，这是孔乙己手执唯一显得理直气壮的武器——长矛。这不，书中是这样描述的：便排出九文大钱。这个“排”字，写出了孔乙己在短衣帮注视之下，把钱一个一个地往柜台上摆放的姿态，从而显示他从不拖欠的好品格，显示他有一定经济实力。请注意，这是唯一一次孔乙己在被动状态下对短衣帮主动进攻，这是在短衣帮不怀好意和挑衅（“孔乙己，你脸上又添新伤疤了”）之下的无言反击，来显示孔乙己对对方的耻笑若无其事，因而颇有些傲气和不可轻侮的尊严。不过，狡黠的短衣帮避其锋芒，击其软肋，善良的孔乙己的长矛刺了一个空。
好景不长，随着情节发展，孔乙己这武器很快失去了矛头，只留下的半截木棍也遭遇虫蛀，伤不了人护不了身。因为没大钱，孔乙己去偷，结果被打断了腿，因而酒店粉板上也就永远记下了他欠下的十九个钱。他最后一次来到酒店，书中是这样描述的：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一个“摸”字写尽了孔乙己的凄凉悲苦，与前文的“排”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此时孔乙己不要说进攻，连自卫能力完全丧失殆尽。只有这四个大钱似乎诉说着孔乙己做人的一点点尊严。最后那块粉板分明把孔乙己的耻辱铭记，但同时又那么不经意的擦去，到头来，连这点痕迹也没有留下。曾经稍许有点抗争的孔乙己彻底消失了。
孔乙己在科举制度选择过程中被塑造，这种塑造是成功的，把好好的一个读书人孔乙己变成了迂腐不堪、自欺欺人、灵魂扭曲的多余人。孔乙己的抗争是极其软弱的，不要说让他去反抗封建科举制度，他甚至不敢对自己的命运做一点激烈的抗争。难怪鲁迅先生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