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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年代，虽然也有政府、媒体和公众，但相互间对话很少。那时候，公众不敢随意找政府，更谈不上对政府的作为加以监督。数量很少的媒体则多数归属于政府，记者更没有胆量径直去找政府官员问长论短。因此，官员、记者和公众之间极少有打交道的机会：就是上级出于特殊的政治需要，偶尔让政府官员同媒体记者碰上一回，通常也是政府部门的官员依照规定的的口径，对着规定的新闻媒体，公开讲一些规定的话。在这种情形下，自然也就不存在政府官员在公众、媒体记者面前讲错话的问题。对于一个长久在计划体制约束下工作，并且具有了某种思维定势和行为惯性的政府官员们来说，要从没有机会与媒体对话，到必须面对大众媒体说话，这无疑是一种工作方式和治理观念的转型，同时也是一种考验。并不是所有的政府官员都能在这种转型和考验面前站稳脚跟。政府官员要面对媒体讲真心话，既包括讲对的话，也包括讲错的话，这是国家多年坚持改革开放，政治生活逐渐走向民主化的结果。
我们应当提倡政府官员对公众、媒体讲真心话，不讲话，不讲真心话，一味地讲冠冕堂皇的话，讲大话、套话，甚至搞出连篇假话，这是有意地愚弄公众，是对群众的不恭政府官员是公职人员，掌管着从本源上说是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应当回应公众对某些社会治理状况和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表现出来的质疑和不满，站在公众的立场上，真心诚意地代表政府部门表明态度因此，我们首先赞成政府官员面对公众提出的问题，认真讲话，并且讲真话。
那么，怎样看待少数政府官员在特定场合讲错话?一方面，要对其有正确的认识。有人认为这是不可容许的。因为在不少人看来，政府官員天生就不能犯错，讲了错话就是犯了错，这是不可原谅的。这种见解中包含着一个假设，即政府官员总是对的。其实政府官员也是普通人，对社会公共问题的认识也有其个性的一面，他们不可能是真理的化身，不可能总是对的。一旦某个政府官员在面对公众质询和媒体采访时，出于各种原因讲一些错话，只要不是本质性的重大错误，就不应当轻率地、简单地被处理要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讲了错话的政府官员进行严肃批评，让他们在认识错误后，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公众也应调整心态，给他们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另一方面，还要秉持严肃的态度，决不能一味姑息和听之任之。公众人物讲了错话，就应当接受公众和媒体的监督、评论和批评。对于具体的政府官员来说，讲了错话，就应当主动承认错误，就应当在已经产生不良影响的范围内采取措施消除这些影响，并且要以此为鉴，加强政治学习，提高政策水平，力争不讲错话。
我们应当提倡政府官员对公众、媒体讲真心话，不讲话，不讲真心话，一味地讲冠冕堂皇的话，讲大话、套话，甚至搞出连篇假话，这是有意地愚弄公众，是对群众的不恭政府官员是公职人员，掌管着从本源上说是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应当回应公众对某些社会治理状况和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表现出来的质疑和不满，站在公众的立场上，真心诚意地代表政府部门表明态度因此，我们首先赞成政府官员面对公众提出的问题，认真讲话，并且讲真话。
那么，怎样看待少数政府官员在特定场合讲错话?一方面，要对其有正确的认识。有人认为这是不可容许的。因为在不少人看来，政府官員天生就不能犯错，讲了错话就是犯了错，这是不可原谅的。这种见解中包含着一个假设，即政府官员总是对的。其实政府官员也是普通人，对社会公共问题的认识也有其个性的一面，他们不可能是真理的化身，不可能总是对的。一旦某个政府官员在面对公众质询和媒体采访时，出于各种原因讲一些错话，只要不是本质性的重大错误，就不应当轻率地、简单地被处理要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讲了错话的政府官员进行严肃批评，让他们在认识错误后，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公众也应调整心态，给他们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另一方面，还要秉持严肃的态度，决不能一味姑息和听之任之。公众人物讲了错话，就应当接受公众和媒体的监督、评论和批评。对于具体的政府官员来说，讲了错话，就应当主动承认错误，就应当在已经产生不良影响的范围内采取措施消除这些影响，并且要以此为鉴，加强政治学习，提高政策水平，力争不讲错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