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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社香的新书《毛泽民夫人朱旦华访谈录》出版了。书的体裁是访谈录，采访原毛泽民的夫人、毛远新的母亲朱旦华，共计72篇，以第一人称口述，辅以作者的研究笔记，连缀出全书的筋骨。这本书论述的角度突出女性化和个性化。我们能看到作为女儿的朱旦华、作为妻子的朱旦华、作为母亲的朱旦华，以及由于毛泽民与毛泽东的兄弟关系而生发的作为弟媳、妯娌的朱旦华，还有作为江西省妇联领导的朱旦华。
作为女儿的朱旦华，亲眼看见了父亲的国布庄，像《林家铺子》里的林家铺子一样凋弊破产，亲身感受到了原本的亲人彼时不顾血脉情谊的冷酷逼债。通过刊登在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上的一篇旧作，完整地还原了女儿担忧处于困境中父亲的细腻情感。而当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父亲支持女儿“像男儿一样报效国家”、奔赴延安时，女儿分明深切地理解了“国危家难”的朴实含义，更加坚定了追随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信念。
1959年贺子珍与毛泽东最后一次相会于庐山一事，通过2004年朱旦华的忆述，还原了这段私密化的历史细节。当年毛泽东是在请毛泽民的夫人朱旦华、原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和陶铸的夫人曾志3人吃饭时，提及想最后见贺子珍一面的。而曾志因为有所顾忌主动退出，下山接贺子珍的事情是由朱旦华和水静完成的。当事人的身份决定了这件事更近乎于一种家事的处理。1949年朱旦华和方志纯曾陪同贺子珍姊妹从天津南下，处事较为妥善。这一次仍是在前弟媳帮助下，把贺子珍接上庐山，朱旦华陪贺子珍睡了一晚。次日经过交谈，毛泽东和贺子珍之间得以卸下某种情感的包袱。就朱旦华而言，这次忆述是对自己以前相关回忆的详实性修正，更是一种补充；人至晚年，在对毛泽东的爱情婚姻问题上，朱旦华第一次完整表述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当时国统区和根据地都没有什么正式结婚证，一次事实婚姻结束，再开始另一次爱情婚姻 ，既是合情的，也都是合法的。进而从“文如其人”的角度，维护了毛泽东的高尚人格，肯定了其思想情操。而就大历史观而言，它否定对历史人物的神化，而更倾向于采信更多的历史碎片，验证历史人物凡常的情感与心态，进而推证伟人毛泽东作为常人的一面，依然保持有清醒理智、尊重家庭伦理的人格魅力，从这一点来看，反更衬其伟大。这正是怀抱公正大历史观的根本心态。
作为母亲的朱旦华，同样拥有着保护子女的本能。无论在详细回忆送毛远新回北京读书的细节，还是就1964年毛泽东《谈话纪要》出台的曲折过程，通过对时间、地点等要素的质证剖析，来对叶永烈等作家关于毛远新纪实类文章进行历史拨正，还是对所谓“毛远新发起组织哈军工红色造反团”这个不实说法的辩驳等，既传达出殷殷护子之情，又反映出对历史真实的尊重敬畏之意。这种感情并不是狂热的执念，相反非常冷静与醒觉，既痛惜儿子毛远新在人生中两次牢狱的经历，又能冷静面对伟人毛泽东侄子这个身份，给了他及这段中国历史的深刻内涵与无法抉择的结局。与此相比，她更欣慰于儿子毛远新能够走出一种困局，复归于一个思考者和普通劳动者。因而，从这一点出发，她更加感念毛泽东对毛远新从小开始的严格教育，在经历人生的惊涛骇浪之后，仍然有勇气有能力重新出发。这种舔犊之爱，无疑闪烁着大历史观的知性、人性和母性的统一。
作为社会人，朱旦华的省妇联领导身份同样也让她不断地面对是非对错的抉择，同样不可避免地承受那个时代的某些压力。正如她回忆，当时“右派”是有指标的，可是她坚信毛泽东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工作原则，主动承担不完成“右派”指标的领导责任。这让人们看到“反右”扩大化历史悲剧上演的症结与正义抗争。而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朱旦华受邓颖超之托，将反映公社食堂和浮夸问题的江西妇联报告，递交给了大会。经历一段天灾人祸的历史，反观其中仍然闪光的历史碎片，它折射着人类的良知。勇于直面现实、敢于讲真话、对历史分歧不断地反省，以利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这正是一个历史见证者最迫切的愿望。朱旦华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不应该把1959年的庐山会议，看成是个人对立甚至恩怨冲突，要看到是在对党和国家最高利益无限忠诚统一基础上的和而不同，是在特殊的历史际遇下对于“大跃进”认识上的分歧，是在历史客观局限下执政智慧的形式体现。会后，全国妇联点名批评江西省妇联主任朱旦华的“右倾”思想，但是在以事实为依据的报告面前，朱旦华最终在江西省委常委会的调查之下过关了，没有定为“右倾”。
在作者笔下，朱旦华因为历史的因缘，拥有了与一个时代、与一个时代伟人坚定同行的际遇，同时又以一个普通女性角色，见证了激情岁月的变迁历程，而使这个女性角色本身极具丰富内涵，从而演绎出个人经历与宏大历史相互交织的时代剧。
作为女儿的朱旦华，亲眼看见了父亲的国布庄，像《林家铺子》里的林家铺子一样凋弊破产，亲身感受到了原本的亲人彼时不顾血脉情谊的冷酷逼债。通过刊登在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上的一篇旧作，完整地还原了女儿担忧处于困境中父亲的细腻情感。而当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父亲支持女儿“像男儿一样报效国家”、奔赴延安时，女儿分明深切地理解了“国危家难”的朴实含义，更加坚定了追随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信念。
1959年贺子珍与毛泽东最后一次相会于庐山一事，通过2004年朱旦华的忆述，还原了这段私密化的历史细节。当年毛泽东是在请毛泽民的夫人朱旦华、原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和陶铸的夫人曾志3人吃饭时，提及想最后见贺子珍一面的。而曾志因为有所顾忌主动退出，下山接贺子珍的事情是由朱旦华和水静完成的。当事人的身份决定了这件事更近乎于一种家事的处理。1949年朱旦华和方志纯曾陪同贺子珍姊妹从天津南下，处事较为妥善。这一次仍是在前弟媳帮助下，把贺子珍接上庐山，朱旦华陪贺子珍睡了一晚。次日经过交谈，毛泽东和贺子珍之间得以卸下某种情感的包袱。就朱旦华而言，这次忆述是对自己以前相关回忆的详实性修正，更是一种补充；人至晚年，在对毛泽东的爱情婚姻问题上，朱旦华第一次完整表述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当时国统区和根据地都没有什么正式结婚证，一次事实婚姻结束，再开始另一次爱情婚姻 ，既是合情的，也都是合法的。进而从“文如其人”的角度，维护了毛泽东的高尚人格，肯定了其思想情操。而就大历史观而言，它否定对历史人物的神化，而更倾向于采信更多的历史碎片，验证历史人物凡常的情感与心态，进而推证伟人毛泽东作为常人的一面，依然保持有清醒理智、尊重家庭伦理的人格魅力，从这一点来看，反更衬其伟大。这正是怀抱公正大历史观的根本心态。
作为母亲的朱旦华，同样拥有着保护子女的本能。无论在详细回忆送毛远新回北京读书的细节，还是就1964年毛泽东《谈话纪要》出台的曲折过程，通过对时间、地点等要素的质证剖析，来对叶永烈等作家关于毛远新纪实类文章进行历史拨正，还是对所谓“毛远新发起组织哈军工红色造反团”这个不实说法的辩驳等，既传达出殷殷护子之情，又反映出对历史真实的尊重敬畏之意。这种感情并不是狂热的执念，相反非常冷静与醒觉，既痛惜儿子毛远新在人生中两次牢狱的经历，又能冷静面对伟人毛泽东侄子这个身份，给了他及这段中国历史的深刻内涵与无法抉择的结局。与此相比，她更欣慰于儿子毛远新能够走出一种困局，复归于一个思考者和普通劳动者。因而，从这一点出发，她更加感念毛泽东对毛远新从小开始的严格教育，在经历人生的惊涛骇浪之后，仍然有勇气有能力重新出发。这种舔犊之爱，无疑闪烁着大历史观的知性、人性和母性的统一。
作为社会人，朱旦华的省妇联领导身份同样也让她不断地面对是非对错的抉择，同样不可避免地承受那个时代的某些压力。正如她回忆，当时“右派”是有指标的，可是她坚信毛泽东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工作原则，主动承担不完成“右派”指标的领导责任。这让人们看到“反右”扩大化历史悲剧上演的症结与正义抗争。而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朱旦华受邓颖超之托，将反映公社食堂和浮夸问题的江西妇联报告，递交给了大会。经历一段天灾人祸的历史，反观其中仍然闪光的历史碎片，它折射着人类的良知。勇于直面现实、敢于讲真话、对历史分歧不断地反省，以利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这正是一个历史见证者最迫切的愿望。朱旦华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不应该把1959年的庐山会议，看成是个人对立甚至恩怨冲突，要看到是在对党和国家最高利益无限忠诚统一基础上的和而不同，是在特殊的历史际遇下对于“大跃进”认识上的分歧，是在历史客观局限下执政智慧的形式体现。会后，全国妇联点名批评江西省妇联主任朱旦华的“右倾”思想，但是在以事实为依据的报告面前，朱旦华最终在江西省委常委会的调查之下过关了，没有定为“右倾”。
在作者笔下，朱旦华因为历史的因缘，拥有了与一个时代、与一个时代伟人坚定同行的际遇，同时又以一个普通女性角色，见证了激情岁月的变迁历程，而使这个女性角色本身极具丰富内涵，从而演绎出个人经历与宏大历史相互交织的时代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