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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五星红旗》唱出了亿万人民对国旗的崇敬和热爱，令人激动。中国的外交人员对此有着较深的感受。他们在世界各地，在不同场合，为了捍卫国旗的尊严所进行的斗争，虽然鲜为人知，但无一不体现了豪情满怀和奋不顾身的精神。有的同志为了护卫国旗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
我只能在五星红旗下同他谈话
从曼谷驱车约45分钟就可以抵达颇负盛名的亚洲理工学院。理工学院是一个培养实用科技人才的研究生院。它虽设在泰国，却主要由发达国家出资和管理，学生多来自亚太发展中国家。由于它的国际性质，中国同它的联系历来由我驻泰国使馆的亚太处负责。
在该学院里，海峡两岸均有学生，长期以来中国台湾地区学生居多。台湾地区学生自组了学生会，公然打出“中华民国学生会”的旗号。每年“双十节”，台湾“地下大使馆”的官员都来举行升旗仪式，学院领导也出席。学期之始，新生入学欢迎会上，台湾地区新生也都要手持台旗，招摇过市，到台上亮相。每年校庆，校方组织国际文化节，各国学生各摆具有民族特色的展台，台湾地区学生不仅在其展台上，甚至在整条马路的突出物上都挂上台湾的旗子。每个台湾地区学生的宿舍门上也要贴上台湾的旗子。总之他们无孔不入，千方百计要在整个校园里表现它的存在。有人说亚洲理工学院是台湾地区在东南亚除台湾外唯一可以公然挂出其旗子的地方。我到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工作后，多次去亚洲理工学院暗访，与中国大陆学生座谈。每当大陆学生谈到以上情况，诉说他们在理工学院受到的“窝囊气”时，莫不义愤填膺，要求早日结束这种“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不正常状态。
要解决这个问题有相当的难度。在中国的影响日益扩大、中国大陆学生不断增多的情况下，亚洲理工学院当局虽希望同我建立关系，但又舍不得台湾地区每年50万美元捐款。我们分析了形势，觉得我方政治上居于十分有利的地位，便决心以进促变。
1988年6月17日，一辆中国大使馆的汽车驶进了校园，缓慢地行驶在平坦的柏油路上，只见道路两旁柳枝低垂，随风摇曳。近旁，草坪上奇花异卉怒放。远处，池塘里碧波轻漾。我在此地多年，漂亮的花园见过不少，但哪一个也没有如此开阔恬静。造型优美的建筑和田园般的景色融为一体，尤为难得。确是一个读书的好去处。但今天，我公务在身，顾不得观景了。
车子在一座白色的两层小楼前停下。下了车，一位身穿黑裙白衣的泰国小姐迎上前来，把我们带进了楼。门内，副院长已守候在那里。他陪我们参观了一层大厅的校园模型，然后带领我们上楼。我已来此多次，但今天还是首次踏入这所平时“闲人免进”的院长办公大楼。
会客室陈设简朴，一张套着米黄色罩布的长沙发，对着两张单人小沙发，中间有一个玻璃小几。引人注目的是，小几上有个旗座，上插两面旗帜：一面理工学院的校旗，一面中国的五星红旗。我心里打鼓，来前说得明明白白，这是一次私人性质的接触，主要请校方介绍学生的情况，何须如此正式？此前，院长和校董会主席曾多次邀请中国大使参加该校的活动，都被婉拒，也不派代表参加。双方尚未建立正式关系。
副院长让我和助手坐在长沙发上，然后前去通报诺斯院长。我端坐着，面对随着轻风飘拂的窗帘，沉思可能发生的一切。
诺斯院长很快来到会客室。他六十开外的年纪，满头白发，面色红润，是个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他微笑着，远远就伸出手来。热烈握手后，交换名片。他和副院长分别在两张小沙发上就座，俨然是双方会谈的架势。
他对我们的到来表示诚挚欢迎，称我们是中国大使馆的代表，表示相信：这次会晤是发展双方关系的良好开端。我也客气了一通，顺便重申我是以个人身份前来的。诺斯院长提议先看一部分介绍该校的录像，然后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
在工作人员架设录像机的过程中，我环视了四墙，忽然看见在我背后的壁炉架上有20来面小旗紧紧地排成一行。职业的敏感性促使我要看个究竟。我依稀感觉其中有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但不敢肯定。特别需要慎重，因为台湾地区的旗子和缅甸国旗十分相似。我请助手也回头辨认一下。他的视力是1.2。不幸，结论是：确是台湾地区的旗子。
“院长先生，请原谅我的处境，劳驾把后面的那面台湾旗帜拿下来！”
诺斯院长没有想到这个突如其来的要求，把脸一沉，问道：“为什么？”
我也收起了笑容，回答道：“在那面旗帜下，我无法同你继续谈话。”
“我们是学科技、搞教育的，同政治无关。”他的态度生硬。
“在我的面前摆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但背后又放了一面台湾地区的旗子。这就是政治。”我也不含糊。
“这面旗帜长期以来就在这里。台湾向来积极对理工学院作贡献。我们愿意同你们发展友好来往，但不能在结交新朋友时，把老朋友丢一旁，把它的旗帜也撤了。”
“理工学院过去同台湾是何关系，是你们之间的问题。如今学院想同大陆建立关系，就应改弦更张。我不能接受两面旗帜同时存在的局面。”
菲律宾籍的副院长看我们“刀”来“枪”往，怕最后不好收拾，便出来圆场：“既然杨先生觉得在这里谈话不便，就换一间。隔壁一间蛮好的，现在空着。”
我也不愿意把关系搞僵了，这有违此来的目的，就同意了。更换谈话房间时，校方没有忘记把小几上的两面小旗子挪了过去。
易地后，双方都有意把气氛缓和一下，后面的谈话便进行得较顺利。会见结束后，诺斯院长把我们一直送到楼梯口。
后来我同诺斯又有多次的交往，包括他单独请我吃法国大菜，进行密谈。他承认：那次交锋使他更加了解了中国外交人员在坚持“一个中国”问题上的坚定态度。
经过了国内外的持续努力和国际朋友的配合，理工学院的校董会终于通过了台湾改称“中国台湾”和接纳中国大陆校董的决议。根据校董会的决定，诺斯又布告全院师生：除东道国泰国外，以后院内不得悬挂或使用其他国家和地区旗帜，学生也不得从事政治活动。 从此，那面招风惹雨、显赫一时的旗子就在亚洲理工学院销声匿迹了。
五星红旗岂容玷辱
1988年4月，一架远航的客机徐徐降落在印尼雅加达国际机场。机上下来200多名乘客，其中包括我有3名中国人。我们是雅加达国际会议中国代表团的先遣人员。当时，中国的外交人员已有多年未曾踏上这块土地了。
先遣队的任务是落实各项准备工作，以备代表团大队人马的到来。我们称得上是“人地生疏，举目无亲”。幸好所住旅馆和国际会议的会场是同一座大楼，省却了许多麻烦。我们把旅馆内外整个走了一圈，把哪里是会议厅、秘书处，哪里是服务处、餐厅、商店、娱乐场所等都了解得一清二楚。然后，又转到街上，看看周围环境，包括安全警卫和交通秩序的情况。总的情况令人满意。尤其是，大门前树立了40多根旗杆，40多面与会国国旗迎风招展。在异国他乡，特别是在一个同中国断交多年的国家，能看到代表祖国尊严和荣誉的五星红旗沐浴在阳光之中，心情格外舒畅。
第3天下午4时许，我正和代表团的同志们在议事，突然有人敲门。门开处，国际职员蒋先生跑了进来。他气喘吁吁，劈头就说：“不好了。旗杆上的中国国旗不见了。有人看见是一名穿军服的人扯下来的。”
我听罢，吃了一惊，连忙带了一个年轻同志奔下楼去。到了楼前，抬头一看，果然其他40多面国旗都在，唯独五星红旗不翼而飞。
我把情况如实向比先遣人员迟来两天的代表团团长作了汇报。他也认为此事非同小可，决定马上去找主持这次国际会议的联合国机构领导人基勃里亚。我用电话联系，不巧基去印尼外交部了。事不宜迟，我们先把事件及时通报对会议负全责的联合国机构。
基勃里亚的副手兼大会秘书拉赫曼接见了我们。得知此事后，他也感到十分吃惊。我们分析了情况，一致同意这不是偶发事件，而是有政治背景的。怎么办？经验丰富的拉赫曼认为，仅是对方外交部还不足以处理此案，此事需提到苏哈托总统。总统兼三军司令，只有他才能压得住。根据计划，当晚10时基勃里亚要会见总统。拉赫曼答应立即同基勃里亚取得联系，请他据理力争，解决此事。临别时，中国代表团团长向拉赫曼表示：可以告诉东道国，如问题得不到圆满解决，中国代表团将不出席明晨总统主持的大会开幕式。
晚上，我就守候在电话机旁。我们万里迢迢来到这里，是否会因个别反华分子的破坏而不能全程参加会议，就要看苏哈托的决断了。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电视机里的咿咿呀呀，一句也没有听进。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仿佛比平时要长好几倍。团长和同志们也来打听，我只好表示“暂无可奉告”。
0时20分，电话铃响了，是拉赫曼打来的。他兴高采烈地通知：“见过苏哈托了。总统对发生的事件表示歉意，保证中国国旗立即恢复原状。中国代表团可以放心地出席明晨的开幕式。”
我立即报告了团长。全团同志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
次晨，太阳刚刚升起，我就跑去看旗。果然，鲜艳的五星红旗又高高地飘扬在旗杆上，迎着绚烂的朝霞宣告它是不可玷辱的。10时，雅加达国际会议举行开幕式。中国代表昂首阔步走进了印尼国家宫。
在其后的若干天里，我们全身心投入会议中。中国的声音回响于明亮宽敞的会议大厅，博得阵阵掌声。中国代表团的招待会也办得十分成功，来客之踊跃，气氛之热烈，饭菜之丰盛，都不在他人之下。
其间，忙里偷闲，我们也到街上“认认路”。我们以找中国饭馆吃饭为由，谢绝了派车，自然也免去了印尼官方派遣的联络员的“陪伴”。走着走着，我们就到了唐人街。世界上的唐人街，我也到过几个，但没有一个如此特别——见不到一块汉字招牌。街上的行人、路边的小贩、屋前游戏的孩子，大多人的长相与当地人不同，肤色也浅一些，大概他们就是华人了。我们只是默默地看着他们，心里十分难过，但没有也不方便和他们交谈。每次这个国家有点什么风吹草动，他们都会成为替罪羊。
最后一天，会议已经闭幕，因未了事宜我又在城内逛了一圈。我请联络员在路过旧市区时给我指点一下中国大使馆旧址。汽车在拥挤无序的车马之间穿行，显示了驾驶员高超的技术。经过迂回曲折，我们终于来到一座灰黑色的高大围墙前面，墙面已陈旧剥落，显得苍凉，但它昔日的风采仍依稀可见。汽车没有停留，急驰而过，经过它的大门时，仿佛传来20年前暴徒袭击中国大使馆时嘈杂的喊叫声、敲打声和爆裂声。在那次事件中，五星红旗也被扯了下来。我问联络员这个大院现在做什么用。他笑了笑，冷冷地回答：“长途汽车的停车场！”
飞机在跑道上迅奔，然后拔地而起。几分钟后，这个美丽而富饶的国家便消失在云层之下。回首在这里的10来天，过得还是比较愉快。只是发生了一件始料不及的国旗事件，但由于当局的妥善处理而得到及时解决。
我只能在五星红旗下同他谈话
从曼谷驱车约45分钟就可以抵达颇负盛名的亚洲理工学院。理工学院是一个培养实用科技人才的研究生院。它虽设在泰国，却主要由发达国家出资和管理，学生多来自亚太发展中国家。由于它的国际性质，中国同它的联系历来由我驻泰国使馆的亚太处负责。
在该学院里，海峡两岸均有学生，长期以来中国台湾地区学生居多。台湾地区学生自组了学生会，公然打出“中华民国学生会”的旗号。每年“双十节”，台湾“地下大使馆”的官员都来举行升旗仪式，学院领导也出席。学期之始，新生入学欢迎会上，台湾地区新生也都要手持台旗，招摇过市，到台上亮相。每年校庆，校方组织国际文化节，各国学生各摆具有民族特色的展台，台湾地区学生不仅在其展台上，甚至在整条马路的突出物上都挂上台湾的旗子。每个台湾地区学生的宿舍门上也要贴上台湾的旗子。总之他们无孔不入，千方百计要在整个校园里表现它的存在。有人说亚洲理工学院是台湾地区在东南亚除台湾外唯一可以公然挂出其旗子的地方。我到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工作后，多次去亚洲理工学院暗访，与中国大陆学生座谈。每当大陆学生谈到以上情况，诉说他们在理工学院受到的“窝囊气”时，莫不义愤填膺，要求早日结束这种“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不正常状态。
要解决这个问题有相当的难度。在中国的影响日益扩大、中国大陆学生不断增多的情况下，亚洲理工学院当局虽希望同我建立关系，但又舍不得台湾地区每年50万美元捐款。我们分析了形势，觉得我方政治上居于十分有利的地位，便决心以进促变。
1988年6月17日，一辆中国大使馆的汽车驶进了校园，缓慢地行驶在平坦的柏油路上，只见道路两旁柳枝低垂，随风摇曳。近旁，草坪上奇花异卉怒放。远处，池塘里碧波轻漾。我在此地多年，漂亮的花园见过不少，但哪一个也没有如此开阔恬静。造型优美的建筑和田园般的景色融为一体，尤为难得。确是一个读书的好去处。但今天，我公务在身，顾不得观景了。
车子在一座白色的两层小楼前停下。下了车，一位身穿黑裙白衣的泰国小姐迎上前来，把我们带进了楼。门内，副院长已守候在那里。他陪我们参观了一层大厅的校园模型，然后带领我们上楼。我已来此多次，但今天还是首次踏入这所平时“闲人免进”的院长办公大楼。
会客室陈设简朴，一张套着米黄色罩布的长沙发，对着两张单人小沙发，中间有一个玻璃小几。引人注目的是，小几上有个旗座，上插两面旗帜：一面理工学院的校旗，一面中国的五星红旗。我心里打鼓，来前说得明明白白，这是一次私人性质的接触，主要请校方介绍学生的情况，何须如此正式？此前，院长和校董会主席曾多次邀请中国大使参加该校的活动，都被婉拒，也不派代表参加。双方尚未建立正式关系。
副院长让我和助手坐在长沙发上，然后前去通报诺斯院长。我端坐着，面对随着轻风飘拂的窗帘，沉思可能发生的一切。
诺斯院长很快来到会客室。他六十开外的年纪，满头白发，面色红润，是个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他微笑着，远远就伸出手来。热烈握手后，交换名片。他和副院长分别在两张小沙发上就座，俨然是双方会谈的架势。
他对我们的到来表示诚挚欢迎，称我们是中国大使馆的代表，表示相信：这次会晤是发展双方关系的良好开端。我也客气了一通，顺便重申我是以个人身份前来的。诺斯院长提议先看一部分介绍该校的录像，然后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
在工作人员架设录像机的过程中，我环视了四墙，忽然看见在我背后的壁炉架上有20来面小旗紧紧地排成一行。职业的敏感性促使我要看个究竟。我依稀感觉其中有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但不敢肯定。特别需要慎重，因为台湾地区的旗子和缅甸国旗十分相似。我请助手也回头辨认一下。他的视力是1.2。不幸，结论是：确是台湾地区的旗子。
“院长先生，请原谅我的处境，劳驾把后面的那面台湾旗帜拿下来！”
诺斯院长没有想到这个突如其来的要求，把脸一沉，问道：“为什么？”
我也收起了笑容，回答道：“在那面旗帜下，我无法同你继续谈话。”
“我们是学科技、搞教育的，同政治无关。”他的态度生硬。
“在我的面前摆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但背后又放了一面台湾地区的旗子。这就是政治。”我也不含糊。
“这面旗帜长期以来就在这里。台湾向来积极对理工学院作贡献。我们愿意同你们发展友好来往，但不能在结交新朋友时，把老朋友丢一旁，把它的旗帜也撤了。”
“理工学院过去同台湾是何关系，是你们之间的问题。如今学院想同大陆建立关系，就应改弦更张。我不能接受两面旗帜同时存在的局面。”
菲律宾籍的副院长看我们“刀”来“枪”往，怕最后不好收拾，便出来圆场：“既然杨先生觉得在这里谈话不便，就换一间。隔壁一间蛮好的，现在空着。”
我也不愿意把关系搞僵了，这有违此来的目的，就同意了。更换谈话房间时，校方没有忘记把小几上的两面小旗子挪了过去。
易地后，双方都有意把气氛缓和一下，后面的谈话便进行得较顺利。会见结束后，诺斯院长把我们一直送到楼梯口。
后来我同诺斯又有多次的交往，包括他单独请我吃法国大菜，进行密谈。他承认：那次交锋使他更加了解了中国外交人员在坚持“一个中国”问题上的坚定态度。
经过了国内外的持续努力和国际朋友的配合，理工学院的校董会终于通过了台湾改称“中国台湾”和接纳中国大陆校董的决议。根据校董会的决定，诺斯又布告全院师生：除东道国泰国外，以后院内不得悬挂或使用其他国家和地区旗帜，学生也不得从事政治活动。 从此，那面招风惹雨、显赫一时的旗子就在亚洲理工学院销声匿迹了。
五星红旗岂容玷辱
1988年4月，一架远航的客机徐徐降落在印尼雅加达国际机场。机上下来200多名乘客，其中包括我有3名中国人。我们是雅加达国际会议中国代表团的先遣人员。当时，中国的外交人员已有多年未曾踏上这块土地了。
先遣队的任务是落实各项准备工作，以备代表团大队人马的到来。我们称得上是“人地生疏，举目无亲”。幸好所住旅馆和国际会议的会场是同一座大楼，省却了许多麻烦。我们把旅馆内外整个走了一圈，把哪里是会议厅、秘书处，哪里是服务处、餐厅、商店、娱乐场所等都了解得一清二楚。然后，又转到街上，看看周围环境，包括安全警卫和交通秩序的情况。总的情况令人满意。尤其是，大门前树立了40多根旗杆，40多面与会国国旗迎风招展。在异国他乡，特别是在一个同中国断交多年的国家，能看到代表祖国尊严和荣誉的五星红旗沐浴在阳光之中，心情格外舒畅。
第3天下午4时许，我正和代表团的同志们在议事，突然有人敲门。门开处，国际职员蒋先生跑了进来。他气喘吁吁，劈头就说：“不好了。旗杆上的中国国旗不见了。有人看见是一名穿军服的人扯下来的。”
我听罢，吃了一惊，连忙带了一个年轻同志奔下楼去。到了楼前，抬头一看，果然其他40多面国旗都在，唯独五星红旗不翼而飞。
我把情况如实向比先遣人员迟来两天的代表团团长作了汇报。他也认为此事非同小可，决定马上去找主持这次国际会议的联合国机构领导人基勃里亚。我用电话联系，不巧基去印尼外交部了。事不宜迟，我们先把事件及时通报对会议负全责的联合国机构。
基勃里亚的副手兼大会秘书拉赫曼接见了我们。得知此事后，他也感到十分吃惊。我们分析了情况，一致同意这不是偶发事件，而是有政治背景的。怎么办？经验丰富的拉赫曼认为，仅是对方外交部还不足以处理此案，此事需提到苏哈托总统。总统兼三军司令，只有他才能压得住。根据计划，当晚10时基勃里亚要会见总统。拉赫曼答应立即同基勃里亚取得联系，请他据理力争，解决此事。临别时，中国代表团团长向拉赫曼表示：可以告诉东道国，如问题得不到圆满解决，中国代表团将不出席明晨总统主持的大会开幕式。
晚上，我就守候在电话机旁。我们万里迢迢来到这里，是否会因个别反华分子的破坏而不能全程参加会议，就要看苏哈托的决断了。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电视机里的咿咿呀呀，一句也没有听进。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仿佛比平时要长好几倍。团长和同志们也来打听，我只好表示“暂无可奉告”。
0时20分，电话铃响了，是拉赫曼打来的。他兴高采烈地通知：“见过苏哈托了。总统对发生的事件表示歉意，保证中国国旗立即恢复原状。中国代表团可以放心地出席明晨的开幕式。”
我立即报告了团长。全团同志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
次晨，太阳刚刚升起，我就跑去看旗。果然，鲜艳的五星红旗又高高地飘扬在旗杆上，迎着绚烂的朝霞宣告它是不可玷辱的。10时，雅加达国际会议举行开幕式。中国代表昂首阔步走进了印尼国家宫。
在其后的若干天里，我们全身心投入会议中。中国的声音回响于明亮宽敞的会议大厅，博得阵阵掌声。中国代表团的招待会也办得十分成功，来客之踊跃，气氛之热烈，饭菜之丰盛，都不在他人之下。
其间，忙里偷闲，我们也到街上“认认路”。我们以找中国饭馆吃饭为由，谢绝了派车，自然也免去了印尼官方派遣的联络员的“陪伴”。走着走着，我们就到了唐人街。世界上的唐人街，我也到过几个，但没有一个如此特别——见不到一块汉字招牌。街上的行人、路边的小贩、屋前游戏的孩子，大多人的长相与当地人不同，肤色也浅一些，大概他们就是华人了。我们只是默默地看着他们，心里十分难过，但没有也不方便和他们交谈。每次这个国家有点什么风吹草动，他们都会成为替罪羊。
最后一天，会议已经闭幕，因未了事宜我又在城内逛了一圈。我请联络员在路过旧市区时给我指点一下中国大使馆旧址。汽车在拥挤无序的车马之间穿行，显示了驾驶员高超的技术。经过迂回曲折，我们终于来到一座灰黑色的高大围墙前面，墙面已陈旧剥落，显得苍凉，但它昔日的风采仍依稀可见。汽车没有停留，急驰而过，经过它的大门时，仿佛传来20年前暴徒袭击中国大使馆时嘈杂的喊叫声、敲打声和爆裂声。在那次事件中，五星红旗也被扯了下来。我问联络员这个大院现在做什么用。他笑了笑，冷冷地回答：“长途汽车的停车场！”
飞机在跑道上迅奔，然后拔地而起。几分钟后，这个美丽而富饶的国家便消失在云层之下。回首在这里的10来天，过得还是比较愉快。只是发生了一件始料不及的国旗事件，但由于当局的妥善处理而得到及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