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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春至秋，中国的电视屏幕始终沉浸在歌声的海洋中。而在第四季度，它突然被《爸爸去哪儿》等儿童真人秀节目搅了个火热，清新的“亲子风”瞬间吹醒了昏昏欲睡的观众审美。
可是，细细追究起来，和曾经火热荧屏的《超级女声》、《我是歌手》一样，《爸爸去哪儿》仍然是一档版权引进的电视节目。在电视领域，“舶来品”战胜“本地造”的魔咒仍然无法打破。
儿童遇上“真人秀”
8个月前，当湖南卫视金牌制作人谢涤葵第一次看到韩版《爸爸，我们去哪儿》时，据说就已经知道了它的精髓。那是一眼望过去就能想象出很多场景的感觉，就是“隔着一层窗户纸，不去引进就无法捅破。”
湖南卫视的版权中心捅破了窗户纸，才有了《爸爸去哪儿》在中国的落地。虽然有了几档节目，但儿童真人秀类节目，在中国仍然算新生事物。
“事实上，湖南卫视最开始并没有对这档节目抱有很大信心”，知名娱评人舞美师曾透露，《爸爸去哪儿》的引进，是迫于广电总局“限唱令”调控下的产物，但新的尝试显然代表了新的风险，以至于某知名家电品牌在播出前“临阵脱逃”，放弃冠名权。
这一切，并未阻止《爸爸去哪儿》在之后红透大江南北，它所掀起的热潮足以令及时补位的冠名商暗自得意。而且，随着《爸爸去哪儿》的热播，类似的亲子真人秀节目《人生第一次》、《老爸老妈看我的》、《好爸爸坏爸爸》、《我猜我宝贝》也开始引发人们的关注，各自都有拥趸。
在这些节目中，《爸爸去哪儿》和《老爸老妈看我的》是纯粹的舶来品，分别引进自韩国MBC电视台的《爸爸，我们去哪儿》和日本电视网公司的《第一次任务》，而《人生第一次》也承认节目虽然是原创，却在很多方面借鉴了日韩的亲子类节目。
引进版权，基本上成为成功的保证。从2008年开始，中国每年引进电视节目模式约20种，2013年达到创纪录的30多种，能够在中国荧屏上走红的电视综艺节目90%是海外版权引进。
这已然是一个“舶来品”制胜的时代。但如许多业内专家所言，“如果一个国家90%的成功电视节目都源于海外。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的‘原创’已经病了，而且，病得很重”。
轻松制胜
在湖南卫视，谢涤葵还是另一档儿童纪实节目《变形记》的制片人，与《爸爸去哪儿》一样，但两个节目播出后所引起的反响却差别巨大。
两档节目在谢涤葵看来都是强调“反差”的产物，一个是明星父母带着孩子乡村游，另一个是城市孩子与农村孩子的身份互换。只是，《变形记》的矛盾冲突更激烈，所激发的情感更动人。而《爸爸去哪儿》却偏重综艺，是一个大体量的综艺节目，使命就是在黄金时间去抢占收视率的制高点，“它们是大手笔与小作坊的区别”。
尽管拥有同一个“掌舵人”，但《爸爸去哪儿》靠着明星效应与“轻松欢快”的基调，却成功“打败”《变形记》，“在投入上，与《爸爸去哪儿》获得的巨大投资相比，《变形记》得到的的确很少”，“但我们都得承认，与《爸爸去哪儿》相比，《变形记》的贴近现实与并不轻松的基调，注定了观众面的狭窄”，这直接决定了它也许是湖南卫视获得影响力的“轻骑兵”，却不是争夺收视率的“主力军”。
在同一电视台之外，“本地造”们经历得似乎更多。7月17日，《人生第一次》在浙江卫视首播。但播出后不久，青海卫视就发出异声，称这档节目与自己10月推出的节目《老爸老妈看我的》完全一致，节目原型均来自日本原版节目《第一次任务》。对于此，浙江卫视表示：“我们只是借鉴，从未说自己是原版，不作过多的回应。”《人生第一次》的制作公司元纯传媒觉得很是“冤枉”，其执行总裁黎明告诉《中国周刊》的记者，《人生第一次》策划于2011年，是创意团队经过市场调查和对现有节目形态进行分析基础上的想法，“的确借鉴了很多的国外儿童真人秀节目，但元纯是在形成完整而成熟的制作手册后才与浙江卫视联系播出的。”
孰是孰非，难以捉摸，清华大学教授尹鸿的一番话倒是较理性的注脚：“你很难去界定究竟哪部分、哪些元素能够算得上是抄袭，国家在这方面也没有明确的规定。而且，归根结底，这都是从国外学来的模式，不是你原创的，在你模仿的同时，很难避免被别人再度模仿。”
“舶来品”的魅力
“拿来主义”盛行的时代，国内电视业付出更多的是版权费，从占节目投入的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SMG星尚传媒总经理鲍晓群曾直呼“太高了！”
但中国的卫视似乎从未在意过费用问题，对于他们来说，“舶来品”的魅力远大于资金投入，至少在制作环节上，海外电视节目制作的严谨与专业有着超高的“性价比”，这是在中国买不到的。
在国外，一个电视节目的创意或原始概念通常都源自专门的“模式写手”。他们大多是自由职业者，或组成一个公司或只是简单地聚在一起，在观察电视市场受众需要后，通过头脑风暴提出创意和概念。点子随后会被推介给“模式制作公司”或电视台，一个初步获得认可的点子将在电视台进行再次验证，得到认可，模式写手就与制作公司或电视台达成交易；反之，创意被扔进了垃圾堆。
而在节目正式制作之前，国外的制作公司还会进行详细的市场调查，通过邀请观众观看“样片”等方式对节目进行充分的评价，继而约谈专家对节目的播出时间、播出平台、播出风险等进行分析。只有被验证为收视率高、观众反馈良好的节目，才会从筹备期进入正式制作。
《人生第一次》的外拍导演海晏说，国外热播电视节目的整个制作流程相当科学，每个成熟的节目模式，都是在大量论证和实践的基础上成型的。引进方擅自动一个环节，可能就导致收视率的下降。
但在中国，从机制上就缺乏大量创意的来源。泽传媒高级副总裁杜泽壮告诉《中国周刊》的记者，尽管制播分离对于中国电视人并不是新鲜词汇，但在具体落实上，却是千姿百态：在制作之前，国内电视节目虽然也有一套测试机制，如各省卫视台会首先把地方台作为新节目的测试平台，但对整体观众市场却常常缺乏充足的市场调查，一个节目的播出与否，更多地来自领导意见；进入制作过程后，概念与执行更多地停留在导演一个人的脑海里，所谓分工协作只是分出工种，很少有专业、细致、成体系、可操作的“制作宝典”。 因此，当“精打细磨”遭遇“仓促而就”，高下可见一斑。不仅如此，一旦引入版权，电视台还会得到版权方“飞行制片人”的指导。谢涤葵介绍说，在《爸爸去哪儿》的拍摄过程中，就得到韩方导演在音乐、视觉设计、电脑特效等方面的诸多指点。尽得精髓之后才进行了适当本土化的改造，令节目的气质更偏向纪录写实。
扼杀原创
不过，虽然《爸爸去哪儿》大热，但谢涤葵更偏爱《变形记》——普通孩子的生活与激烈冲突下的情感碰撞，常常令他自己也“热泪盈眶”。事实上，《变形记》有极高的口碑，不少观众惋惜这档节目未能持续。
可谢涤葵明白，《变形记》不可能创造收视奇迹，它的落寞是多因素的。“现在，卫视之间的竞争已经不允许失败。拿着一个原创的节目，要求在黄金时段播出，要求台里出钱，根本不能说服台长。这是很无奈的现实，在一个原创构想和一个已经成功了的模式之间，任何人都不会轻易冒风险。”
同时，“在市场化运营上，国内电视市场相对封闭，外部精英力量很难进入，点子来源就有问题；电视台内部又缺乏创新动力，其内部评价体系和考核体系一直鼓励速成，电视人的疲于奔命与被掏空的状态尽人皆知，哪里还有创新？”杜泽壮的一番话道出了“电视人”的辛苦。
《人生第一次》的制作公司元纯传媒执行总裁黎明似乎更切中要害。在他看来，外国的电视节目之所以成功，源于其核心对人的关注，没有“高大全”的阴影。但在中国，哪怕是以娱乐为主的电视节目，多少都会沾染“宣传”的因子。“在建国后，媒体一直被定位为宣传工具，现在提的虽然少了，但电视台和宣传之间的联系其实从未切断，加上多年流行的官方话语体系，使得我们的电视节目习惯于从上俯视观众。习惯了俯视，自然就不会研究观众的口味，即便弄出一点原创，也不会接地气。”
在更宏观的层面，清华大学教授尹鸿曾把原创力匮乏的原因指向了现有的电视体制，“电视台数量过多、竞争激烈造成跟风者多、创新者少的困局。同时，在一个习惯模仿的国度，创新和版权始终未能得到相应的保护，这对于甘于寂寞进行原创的人而言，是致命的。”此前，广电总局向各大卫视下文，规定每家卫视每年新引进版权模式节目不得超一个，卫视歌唱类节目黄金档最多保留4档。“加强版限娱令”的出现似乎是鼓励原创的推手，但在目前的情况下，“一旦执行，很多原创匮乏的电视台将只能山寨到底。”杜泽壮并不看好行政命令对原创的拯救。
如何拯救原创，出身央视的黎明和湖南卫视的谢涤葵给出了同样的答案。在谢涤葵看来，“文化产品是释放心灵的过程，它需要宽松的尺度，过多的条条框框只能是压抑。”黎明的说法更直接，“管制与约束，只能束缚电视业的创新。要原创，自由才是土壤。”
可是，细细追究起来，和曾经火热荧屏的《超级女声》、《我是歌手》一样，《爸爸去哪儿》仍然是一档版权引进的电视节目。在电视领域，“舶来品”战胜“本地造”的魔咒仍然无法打破。
儿童遇上“真人秀”
8个月前，当湖南卫视金牌制作人谢涤葵第一次看到韩版《爸爸，我们去哪儿》时，据说就已经知道了它的精髓。那是一眼望过去就能想象出很多场景的感觉，就是“隔着一层窗户纸，不去引进就无法捅破。”
湖南卫视的版权中心捅破了窗户纸，才有了《爸爸去哪儿》在中国的落地。虽然有了几档节目，但儿童真人秀类节目，在中国仍然算新生事物。
“事实上，湖南卫视最开始并没有对这档节目抱有很大信心”，知名娱评人舞美师曾透露，《爸爸去哪儿》的引进，是迫于广电总局“限唱令”调控下的产物，但新的尝试显然代表了新的风险，以至于某知名家电品牌在播出前“临阵脱逃”，放弃冠名权。
这一切，并未阻止《爸爸去哪儿》在之后红透大江南北，它所掀起的热潮足以令及时补位的冠名商暗自得意。而且，随着《爸爸去哪儿》的热播，类似的亲子真人秀节目《人生第一次》、《老爸老妈看我的》、《好爸爸坏爸爸》、《我猜我宝贝》也开始引发人们的关注，各自都有拥趸。
在这些节目中，《爸爸去哪儿》和《老爸老妈看我的》是纯粹的舶来品，分别引进自韩国MBC电视台的《爸爸，我们去哪儿》和日本电视网公司的《第一次任务》，而《人生第一次》也承认节目虽然是原创，却在很多方面借鉴了日韩的亲子类节目。
引进版权，基本上成为成功的保证。从2008年开始，中国每年引进电视节目模式约20种，2013年达到创纪录的30多种，能够在中国荧屏上走红的电视综艺节目90%是海外版权引进。
这已然是一个“舶来品”制胜的时代。但如许多业内专家所言，“如果一个国家90%的成功电视节目都源于海外。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的‘原创’已经病了，而且，病得很重”。
轻松制胜
在湖南卫视，谢涤葵还是另一档儿童纪实节目《变形记》的制片人，与《爸爸去哪儿》一样，但两个节目播出后所引起的反响却差别巨大。
两档节目在谢涤葵看来都是强调“反差”的产物，一个是明星父母带着孩子乡村游，另一个是城市孩子与农村孩子的身份互换。只是，《变形记》的矛盾冲突更激烈，所激发的情感更动人。而《爸爸去哪儿》却偏重综艺，是一个大体量的综艺节目，使命就是在黄金时间去抢占收视率的制高点，“它们是大手笔与小作坊的区别”。
尽管拥有同一个“掌舵人”，但《爸爸去哪儿》靠着明星效应与“轻松欢快”的基调，却成功“打败”《变形记》，“在投入上，与《爸爸去哪儿》获得的巨大投资相比，《变形记》得到的的确很少”，“但我们都得承认，与《爸爸去哪儿》相比，《变形记》的贴近现实与并不轻松的基调，注定了观众面的狭窄”，这直接决定了它也许是湖南卫视获得影响力的“轻骑兵”，却不是争夺收视率的“主力军”。
在同一电视台之外，“本地造”们经历得似乎更多。7月17日，《人生第一次》在浙江卫视首播。但播出后不久，青海卫视就发出异声，称这档节目与自己10月推出的节目《老爸老妈看我的》完全一致，节目原型均来自日本原版节目《第一次任务》。对于此，浙江卫视表示：“我们只是借鉴，从未说自己是原版，不作过多的回应。”《人生第一次》的制作公司元纯传媒觉得很是“冤枉”，其执行总裁黎明告诉《中国周刊》的记者，《人生第一次》策划于2011年，是创意团队经过市场调查和对现有节目形态进行分析基础上的想法，“的确借鉴了很多的国外儿童真人秀节目，但元纯是在形成完整而成熟的制作手册后才与浙江卫视联系播出的。”
孰是孰非，难以捉摸，清华大学教授尹鸿的一番话倒是较理性的注脚：“你很难去界定究竟哪部分、哪些元素能够算得上是抄袭，国家在这方面也没有明确的规定。而且，归根结底，这都是从国外学来的模式，不是你原创的，在你模仿的同时，很难避免被别人再度模仿。”
“舶来品”的魅力
“拿来主义”盛行的时代，国内电视业付出更多的是版权费，从占节目投入的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SMG星尚传媒总经理鲍晓群曾直呼“太高了！”
但中国的卫视似乎从未在意过费用问题，对于他们来说，“舶来品”的魅力远大于资金投入，至少在制作环节上，海外电视节目制作的严谨与专业有着超高的“性价比”，这是在中国买不到的。
在国外，一个电视节目的创意或原始概念通常都源自专门的“模式写手”。他们大多是自由职业者，或组成一个公司或只是简单地聚在一起，在观察电视市场受众需要后，通过头脑风暴提出创意和概念。点子随后会被推介给“模式制作公司”或电视台，一个初步获得认可的点子将在电视台进行再次验证，得到认可，模式写手就与制作公司或电视台达成交易；反之，创意被扔进了垃圾堆。
而在节目正式制作之前，国外的制作公司还会进行详细的市场调查，通过邀请观众观看“样片”等方式对节目进行充分的评价，继而约谈专家对节目的播出时间、播出平台、播出风险等进行分析。只有被验证为收视率高、观众反馈良好的节目，才会从筹备期进入正式制作。
《人生第一次》的外拍导演海晏说，国外热播电视节目的整个制作流程相当科学，每个成熟的节目模式，都是在大量论证和实践的基础上成型的。引进方擅自动一个环节，可能就导致收视率的下降。
但在中国，从机制上就缺乏大量创意的来源。泽传媒高级副总裁杜泽壮告诉《中国周刊》的记者，尽管制播分离对于中国电视人并不是新鲜词汇，但在具体落实上，却是千姿百态：在制作之前，国内电视节目虽然也有一套测试机制，如各省卫视台会首先把地方台作为新节目的测试平台，但对整体观众市场却常常缺乏充足的市场调查，一个节目的播出与否，更多地来自领导意见；进入制作过程后，概念与执行更多地停留在导演一个人的脑海里，所谓分工协作只是分出工种，很少有专业、细致、成体系、可操作的“制作宝典”。 因此，当“精打细磨”遭遇“仓促而就”，高下可见一斑。不仅如此，一旦引入版权，电视台还会得到版权方“飞行制片人”的指导。谢涤葵介绍说，在《爸爸去哪儿》的拍摄过程中，就得到韩方导演在音乐、视觉设计、电脑特效等方面的诸多指点。尽得精髓之后才进行了适当本土化的改造，令节目的气质更偏向纪录写实。
扼杀原创
不过，虽然《爸爸去哪儿》大热，但谢涤葵更偏爱《变形记》——普通孩子的生活与激烈冲突下的情感碰撞，常常令他自己也“热泪盈眶”。事实上，《变形记》有极高的口碑，不少观众惋惜这档节目未能持续。
可谢涤葵明白，《变形记》不可能创造收视奇迹，它的落寞是多因素的。“现在，卫视之间的竞争已经不允许失败。拿着一个原创的节目，要求在黄金时段播出，要求台里出钱，根本不能说服台长。这是很无奈的现实，在一个原创构想和一个已经成功了的模式之间，任何人都不会轻易冒风险。”
同时，“在市场化运营上，国内电视市场相对封闭，外部精英力量很难进入，点子来源就有问题；电视台内部又缺乏创新动力，其内部评价体系和考核体系一直鼓励速成，电视人的疲于奔命与被掏空的状态尽人皆知，哪里还有创新？”杜泽壮的一番话道出了“电视人”的辛苦。
《人生第一次》的制作公司元纯传媒执行总裁黎明似乎更切中要害。在他看来，外国的电视节目之所以成功，源于其核心对人的关注，没有“高大全”的阴影。但在中国，哪怕是以娱乐为主的电视节目，多少都会沾染“宣传”的因子。“在建国后，媒体一直被定位为宣传工具，现在提的虽然少了，但电视台和宣传之间的联系其实从未切断，加上多年流行的官方话语体系，使得我们的电视节目习惯于从上俯视观众。习惯了俯视，自然就不会研究观众的口味，即便弄出一点原创，也不会接地气。”
在更宏观的层面，清华大学教授尹鸿曾把原创力匮乏的原因指向了现有的电视体制，“电视台数量过多、竞争激烈造成跟风者多、创新者少的困局。同时，在一个习惯模仿的国度，创新和版权始终未能得到相应的保护，这对于甘于寂寞进行原创的人而言，是致命的。”此前，广电总局向各大卫视下文，规定每家卫视每年新引进版权模式节目不得超一个，卫视歌唱类节目黄金档最多保留4档。“加强版限娱令”的出现似乎是鼓励原创的推手，但在目前的情况下，“一旦执行，很多原创匮乏的电视台将只能山寨到底。”杜泽壮并不看好行政命令对原创的拯救。
如何拯救原创，出身央视的黎明和湖南卫视的谢涤葵给出了同样的答案。在谢涤葵看来，“文化产品是释放心灵的过程，它需要宽松的尺度，过多的条条框框只能是压抑。”黎明的说法更直接，“管制与约束，只能束缚电视业的创新。要原创，自由才是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