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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治转型以來，台湾民众的体系认同发生了显著变化。李登辉、陈水扁时期推行“去中国化”长达20年，致使小部分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观逐渐异化，“台湾认同”的乡土认同观逐渐强化。在多元政治社会化的复杂影响下，更多发生体系认同变化的台湾人因国家认同迷失，转而依赖乡土认同的归属感。从政治社会化的视角分析，作为政治文化变迁的主要内容，体系认同变迁既受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又离不开政治环境的作用，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政治社会化的连续性问题。
关键词：政治转型；台湾民众；体系认同；政治社会化
中图分类号：D67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6）01-0071-06
1986年台湾政治转型以来，民众的体系认同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体现在对“中国人”与“台湾人”的人民属性选择出现显著的此消彼长。台湾民众原有体系认同，即“中国认同”呈一定淡化趋势。作为乡土认同的“台湾认同”不断强化。一部分民众的“台湾认同”甚至异化为“国家认同”。整体看来，大多数自诩为“台湾人”的民众仍保留对“中国”的认同，并不把“台湾认同”视为一种“国家认同”。只是在李登辉、陈水扁时期（下文简称“李扁时期”）的特殊政治社会化作用下，其“中国认同”逐渐趋于迷茫与淡化，转而寻求乡土认同——“台湾认同”的归属感与精神依赖。对台湾民众体系认同变迁的原因，可从多个面向探讨，既受长期以来台湾政治文化变迁的影响，也受台湾社会总体文化转变的作用；既涉及政治结构变迁因素，也涉及经济结构变化因素；其他还包括政治社会化、两岸因素等。对文化、结构等静态方面的原因，虽然已有不少学者做过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但是专门从动态层面探讨台湾民众体系认同变迁的研究并不多见。笔者主要基于政治社会化视角，分析台湾政治转型以来的民众体系认同变迁。
一、台湾民众的体系认同与政治社会化的视角
阿尔蒙德开创的结构功能主义研究范式在分析政治体系的过程中特别强调政治文化的作用。“研究任何一个政治体系，不但需要了解这个政治体系在某个特定时期里的实际作为，而且需要了解它的基本倾向。我们把这些倾向（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称作政治文化。”[1]为更好地考察结构与功能的相互作用，阿尔蒙德提出政治体系发挥功能的三个层次，即体系层次、过程层次和政策层次。政治文化可以从体系文化、过程文化和政策文化三个层次来分析。其中体系文化是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它直接关系到政治体系维持和运转的核心问题，即政治合法性问题。体系文化的关键是体系认同，即公民对政治体系的支持和认可。“如果某一社会中的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法规，而且还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惩处，而是因为他们确信遵守是应该的，那么，这个政治权威就是合法的。”[1]32按照戴维·伊斯顿的观点，公民对政治体系的支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政治共同体、政权及权威人物。其中对政治共同体的支持常被称为“国家的认同意识”问题，即国家认同问题。它是体系认同最核心的内容。笔者所研究的台湾民众体系认同主要是指台湾民众对政治共同体的支持问题即“中国认同”问题。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1]83。“……维持、改变和创造——这些就是政治社会化为政治文化所做的工作”[2]。政治社会化本身是个动态过程。政治社会化研究试图从动态过程的角度考察公民政治态度的形成、维持和变迁过程。在政治社会化研究中，由于政治体系中执行社会化功能的结构多种多样，各种结构、功能之间可能发生交互作用和影响，致使分析单个结构所特有的社会化影响极为不易。这是政治社会化研究经常遇到的问题。1986年台湾政治转型以来，伴随政治体制的开放，政治社会化不再由国民党当局主导社会化机构定向封闭进行。它涉及一系列的社会组织和活动，体现为一个多样化的过程，包括家庭、学校、政党、族群、大众传媒、利益集团、示威游行、社会文化环境等各方面的综合作用。因此，为强调对台湾政治社会化的多结构、动态分析，对政治转型以来台湾民众体系认同变迁的政治社会化因素，笔者首先从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影响出发，重点立足政治社会化的连续性角度，探讨政治转型以来台湾民众国家认同意识变化的原因。台湾民众主流认知从“中国人”到“台湾人”（包含既是“中国人”，又是“台湾人”）的转变，需要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化作用，包括“本土化”“去中国化”“中国化”等。基于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从连续性角度出发能更好、更全面地说明这些变化，解释台湾民众的体系认同变迁问题。
二、社会经济环境对台湾民众体系认同变迁的影响
1987年“解严”前，台湾社会处于国民党威权统治下长达40年，社会化的工具和途径完全被“专政”的国民党所垄断。在国民党高压控制的社会经济环境中，由于当局不断强化“中国意识”，台湾民众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倾向虽然带有一定麻木性，但始终维持在相当高的水平。20世纪60、70年代，因大力推行政府主导型发展战略，台湾经济取得高速发展。经济繁荣极大地推动了社会进步。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对台湾民众的体系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促进了社会现代化
现代化促进了台湾民众“现代人”意识的觉醒，激发了公民参与政治的强烈意愿，提升了公民的政治主体性与效能感。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成为“现代人”。受“现代人意识”影响，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通过组织政党、参与投票选举和游行示威等方式积极投身现实政治生活。在参与政治生活的过程中，台湾民众的政治理论得到锤炼、政治素质得到训练，在政治上逐步成熟，逐渐意识到原有政治认知与现实政治间的矛盾，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和“中国认同”逐渐开始迷茫。受省籍族群和“台独”势力推动的民粹运动影响，一部分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开始迷失、淡化，更有甚者直接抛弃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开始认同“台湾”为一个“国家”。
（二）促进了教育发展与开放
一是基础教育普及、开放。普通公民是受其主要影响的群体。经济发展带来的现代化使整个社会沉浸在自由开放的氛围中，尤其是学校。基础教育学校走向自主开放，不再充当国民党当局垄断社会化的机构。基础教育的自由与多样化丰富了公民的政治知识，激发了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带来了公民认知的多元化，加之受转型以来激烈民粹运动的刻意导向，普通公民的体系认同观念逐渐发生转变。此外，“台独”势力推行的“独化”教育直接导致一部分台湾民众原有国家认同走向迷茫甚至异化。二是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社会精英是受其主要影响的群体。经济发展奠定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现代化的开放意识直接推动海外留学盛行。高等教育尤其是海外留学教育的蓬勃发展培育了一大批政治思想成熟、政治技能娴熟的社会精英。他们对体系认同的疑惑和思考更多。对“海归”精英而言，海外经历加深了他们对岛内体系认知的迷茫，使其产生了失望情绪。因此，在原有体系认同迷失之际，为寻找身份上的依靠，实现人生价值或追求现实利益，台湾社会精英开始努力塑造新的自我认同观，积极通过学校、政府、社会运动等宣扬“台湾人”认同或“新台湾人”认同。归根结底，“台湾认同意识”的本质是一种“乡土认同观”，是台湾民众在原有“国家认同意识”迷失后所寻求的一种替代性归属。 （三）促进了大众传媒技術进步
传媒技术的进步促使大众传媒工具更加多样化、即时化，尤其是新媒体、自媒体的快速发展，促使普通公民不仅能更容易地获取政治信息，而且能更方便地参与政治。在大众传媒的新时代，基本上每个台湾民众都能通过多样化的媒介迅速获得各类政治消息，便捷有效地参与各类政治活动，以微小成本实现政治参与。从“反服贸运动”的整个过程看，博客、论坛、网络社区等自媒体的串联、组织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学生之间关于集会内容的沟通交流多是通过Facebook、Line、PTT论坛等社交网站完成的。台湾社会在大众传媒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政治信息多元交杂，政治参与泛化无序，致使民众的政治认知逐渐多样化。台湾民众原有的国家认同观逐渐发生演变，其中一部分人的国家认同观可能处于迷失中。作为乡土认同的“台湾认同”得到不断强化。小部分人的国家认同观可能发生了完全转变。
三、政治环境对台湾民众体系认同变迁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在岛内外一系列复杂因素的联合作用下，台湾“戒严”体制开始松动，各种社会运动风起云涌，政治环境逐渐由专制向民主转变。1986年，台湾当局在内外交困的压力下推行“政治革新”，拉开了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序幕。“政治革新”既推动了台湾政治体制由一党专政的独裁体制向多党竞争的民主体制的转变，也促进了台湾原有政权体制的更新、完善。台湾政治环境由此发生急剧变化，直接对政治社会化产生作用，引起了政治文化变迁。其中最显著的是台湾民众体系认同取向的变迁。
（一）解除“戒严”的影响
国民党当局在1987年7月宣布解除“戒严”，开放公民的政治自由，恢复公民的结社、集会、游行和罢工等各项权利，为社会运动的蓬勃发展提供支持和动力。如上所述，当政治体系本身存在结构性矛盾的时候，秉承民主价值的反抗性社会运动往往容易造成社会民众体系认知的变化。
（二）解除“报禁”的影响
国民党当局在1988年元旦宣布解除“报禁”，推动台湾媒体向自由化、多元化转变。此后，“各种不同声音的报刊杂志，如《新新闻周刊》、《民进周刊》等纷纷登场……电子媒体也从90年代中期起出现多元化结构，各大政治势力分别设立自己的地下有线电视网，即所谓的第四台”[1]。大众传媒多样化带来了政治信息多元化，形塑出各式各样的认知群体，促使台湾社会迅速突破了国民党长期以来的思想控制和意识形态垄断，社会民众的政治认知逐步开放。当社会缺乏一种统一的国家认同观时，政治认知多样化必然导致体系认同的迷茫。
（三）开放“党禁”的影响
台湾“立法院”在1989年通过“人民团体法”，正式开放“党禁”。此后，上百个政党和社团在短期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它们对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和介入对转型以来台湾民众的体系认同变迁起到了突出作用。其中民进党的作用尤为突出。政治转型以来，民进党长期的“独化”宣传教育有力推动了部分台湾民众国家认同观的迷茫乃至异化。另外，岛内政治权力的争斗对台湾民众的体系认同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为维护“中国”正统、巩固独裁统治，在强化“中国意识”灌输的同时，通过限制乡土意识的发展打压台湾本省籍政治精英，把权力资源集中在外省人手中，导致本省人基本处于政治权力边缘地带。“政治革新”后，随着台湾社会的逐步开放和民主，“台湾本省人在经济地位提升的基础上，开始提出分享政权、主宰政治的要求”[3]96。政治转型后，“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在野政治势力、以李登辉为首的国民党本省籍官僚集团不约而同地举起了‘本土化’、‘台湾化’的大旗向执政的国民党、外省籍国民党传统官僚集团宣战”[3]96。为对抗国民党的“中国”正统和“中国意识”，本省籍政治精英自然而然地以“台湾”和“台湾意识”为识别符号。“中国意识和台湾意识成了巩固权力和争夺政治权力的工具。”[1]在台湾政治转型的特殊环境下，“本土化”“台湾化”的乡土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更易得到台湾本省人认可。正如刘国深所说：“在国民党外省籍传统官僚集团的政治、经济、文化歧视政策背景之下，‘台湾化’、‘本土化’的口号显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抒发台湾本省籍民众心中的怨气。”[3]97 本省籍政治精英通过“本土化”“台湾化”的策略赢得政治资源后，热衷于通过政治力量强化推动“台湾意识”的社会化，包括对“去中国化”和“台独”行为的默许甚至支持，以及对“台独”势力的宽容乃至纵容。在李扁时期，“本土化”“去中国化”运动在台湾社会蔚然成风，“台湾”与“中国”的符号和含义常被刻意对立。台湾当局通过修改历史教科书等方式不断强化这种对立。政府是重要的社会化途径。“本土化”“去中国化”的政策导向是影响台湾民众体系认同变迁的关键因素。
四、政治社会化的连续性对台湾民众体系认同变迁的关键作用
在研究政治社会化问题时，连续性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政治社会化中的连续性是指一直灌输前后连贯或相同的信息。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无论是态度的形成还是态度的维持，关键都要态度不断再现。连续性是促成态度再现的极其重要因素。“如果个人就某个政治对象获得了一组前后连贯的信息，特别是当这些信息又涉及他们自己的活动时，他们就可能对该政治对象形成一套坚定不移的信念。”[1]86与连续性相对，政治社会化也存在非连续性的问题。如果一个人在一定时期内接收的信息是零散的、多样化的，那么他对政治对象的认知将趋于模糊与迷茫。
“政治革新”后，民进党和国民党“本土派”逐渐开始掌握政治资源，进入政治权力上层。1988年，李登辉继任“总统”后，为巩固其权力的基础来源即“本土化”“台湾化”的社会力量，利用政府工具不断推行“本土化”政策，持续推动“台湾意识”的社会化，以此来对抗国民党外省籍精英的“中国意识”。2000年，供奉“台独”党纲的民进党上台后，不遗余力地宣扬“台湾意识”，积极推动“去中国化”。从根本上说，台湾的“本土化”是本省人对长期以来遭受的文化压力或经济、政治压迫表达抗议的一种正常表现。“本土化”政策关注台湾多数群体的政治经济利益，注重发扬台湾文化、培养乡土情感，是台湾社会的正常要求。在李登辉分离主义势力的刻意引导下，加上民进党等“台独”势力的煽动，“本土化”逐步升级为“去中国化”。“中国意识”和“台湾意识”逐渐走向对立。一直到2008年前，台湾当局的“本土化”或“去中国化”表现出一种显著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促成了“台湾意识”甚至“台独意识”在台湾社会的持续喧嚣。如果一个台湾人在这一时期内一直接触到“本土化”“去中国化”的各种信息，那么他可能会慢慢对“中华民国在台湾”“我是台湾人”等认知产生一定信念，致使其“中国认同”逐渐模糊甚至异化。对李扁时期“去中国化”的连续性问题，主要可以从学校教育方面进行分析。由于学校教育本身的连续性，“去中国化”教育对政治社会化活动连续性的体现尤为明显。政治转型后一直到马英九上台前，在李扁的主导下，台湾当局以推广“乡土教育”为旗号，针对学校教育的“去中国化”改革一直在推进。“去中国化”教育逐步成为台湾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为明确凸显“去中国化”教育的连续性影响，笔者从历时性的角度研究了李扁时期“去中国化”教育改革的推进过程及其社会化影响（具体见表1）。由于李扁时期渐进推动“去中国化”教育，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中国意识”逐渐迷失，“台湾意识”不断强化，甚至有人确立了“台湾主体意识”。个别人将地方性的“乡土认同”异化为一种虚幻的“国家认同”，从“中国认同”转向“台湾认同”。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在李扁时期的近20年间，“去中国化”政策的连续性对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取向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在一些台湾人中出现了“弃中就台”的“国家认同变迁”，但是“弃中就台”的“认同异化”现象绝非普遍。政治转型以来，台湾民众的体系认同变迁多体现在“认同迷失”上。政治转型后，“去中国化”教育被不断推动的同时，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中国化”教育仍在进行。因此，大多数台湾民众不仅受到“去中国化”的连续性影响，也受到“中国化”的持续性教育。如果一个人在一段时期内持续获得的是多样化信息，那么他可能会认为世界是不确定、不可捉摸的，从而开始怀疑自身认知，逐渐走向迷茫。这是造成政治转型以来部分台湾民众“中国认同”迷茫的重要因素。
五、结语
从政治社会化视角总体分析台湾政治转型以来在社会经济政治环境急剧变化影响下，“本土化”“去中国化”等社会化连续性作用下，台湾民众体系认同取向发生的显著变迁可知：一部分人原有“中国认同”逐渐走向迷茫，处于一种国家认同迷失状态，依赖乡土认同的满足感；小部分人的国家认同观逐渐走向异化，即从“中国认同”转向“台湾认同”。转型以来， “台湾人”与“中国人”的认同比例一直在此消彼长。不可否认，部分台湾人的国家认同已出现“弃中就台”的“异化”，但并不能简单反映出“中国认同”弱化和“台湾认同”高涨。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各方面带来的影响是复杂交叉且不断变化的。不同社会化的连续性会相互作用。因此，政治转型以来台湾社会在政治社会化多元性与动态性的背景下，虽然“本土化”“去中国化”的影响占据一定优势，但是“中国化”的影响无处不在。加上，转型前近40年国民党不断强化“中国意识”，各种社会化作用带来的多是台湾民众对国家认同的迷茫。连续性对台湾民众体系认同变迁的重要影响非常值得关注。它对小部分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异化”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对当前民进党等分离主义势力的“去中国化”政策一定要倍加警惕，避免其造成连续性影响，要鼓励促进连续性的“中国化”教育。
参考文献：
[1]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等.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郑世平，公婷，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15.
[2] 加里布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展望[M].朱曾汶，林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42.
[3] 刘国深.当代台湾政治分析[M].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2：98.
[4] 彭怀恩.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台湾政治心理倾向[M].台北：风云论坛出版社，1992：9.
责任编辑：孙德魁
关键词：政治转型；台湾民众；体系认同；政治社会化
中图分类号：D67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6）01-0071-06
1986年台湾政治转型以来，民众的体系认同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体现在对“中国人”与“台湾人”的人民属性选择出现显著的此消彼长。台湾民众原有体系认同，即“中国认同”呈一定淡化趋势。作为乡土认同的“台湾认同”不断强化。一部分民众的“台湾认同”甚至异化为“国家认同”。整体看来，大多数自诩为“台湾人”的民众仍保留对“中国”的认同，并不把“台湾认同”视为一种“国家认同”。只是在李登辉、陈水扁时期（下文简称“李扁时期”）的特殊政治社会化作用下，其“中国认同”逐渐趋于迷茫与淡化，转而寻求乡土认同——“台湾认同”的归属感与精神依赖。对台湾民众体系认同变迁的原因，可从多个面向探讨，既受长期以来台湾政治文化变迁的影响，也受台湾社会总体文化转变的作用；既涉及政治结构变迁因素，也涉及经济结构变化因素；其他还包括政治社会化、两岸因素等。对文化、结构等静态方面的原因，虽然已有不少学者做过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但是专门从动态层面探讨台湾民众体系认同变迁的研究并不多见。笔者主要基于政治社会化视角，分析台湾政治转型以来的民众体系认同变迁。
一、台湾民众的体系认同与政治社会化的视角
阿尔蒙德开创的结构功能主义研究范式在分析政治体系的过程中特别强调政治文化的作用。“研究任何一个政治体系，不但需要了解这个政治体系在某个特定时期里的实际作为，而且需要了解它的基本倾向。我们把这些倾向（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称作政治文化。”[1]为更好地考察结构与功能的相互作用，阿尔蒙德提出政治体系发挥功能的三个层次，即体系层次、过程层次和政策层次。政治文化可以从体系文化、过程文化和政策文化三个层次来分析。其中体系文化是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它直接关系到政治体系维持和运转的核心问题，即政治合法性问题。体系文化的关键是体系认同，即公民对政治体系的支持和认可。“如果某一社会中的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法规，而且还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惩处，而是因为他们确信遵守是应该的，那么，这个政治权威就是合法的。”[1]32按照戴维·伊斯顿的观点，公民对政治体系的支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政治共同体、政权及权威人物。其中对政治共同体的支持常被称为“国家的认同意识”问题，即国家认同问题。它是体系认同最核心的内容。笔者所研究的台湾民众体系认同主要是指台湾民众对政治共同体的支持问题即“中国认同”问题。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1]83。“……维持、改变和创造——这些就是政治社会化为政治文化所做的工作”[2]。政治社会化本身是个动态过程。政治社会化研究试图从动态过程的角度考察公民政治态度的形成、维持和变迁过程。在政治社会化研究中，由于政治体系中执行社会化功能的结构多种多样，各种结构、功能之间可能发生交互作用和影响，致使分析单个结构所特有的社会化影响极为不易。这是政治社会化研究经常遇到的问题。1986年台湾政治转型以来，伴随政治体制的开放，政治社会化不再由国民党当局主导社会化机构定向封闭进行。它涉及一系列的社会组织和活动，体现为一个多样化的过程，包括家庭、学校、政党、族群、大众传媒、利益集团、示威游行、社会文化环境等各方面的综合作用。因此，为强调对台湾政治社会化的多结构、动态分析，对政治转型以来台湾民众体系认同变迁的政治社会化因素，笔者首先从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影响出发，重点立足政治社会化的连续性角度，探讨政治转型以来台湾民众国家认同意识变化的原因。台湾民众主流认知从“中国人”到“台湾人”（包含既是“中国人”，又是“台湾人”）的转变，需要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化作用，包括“本土化”“去中国化”“中国化”等。基于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从连续性角度出发能更好、更全面地说明这些变化，解释台湾民众的体系认同变迁问题。
二、社会经济环境对台湾民众体系认同变迁的影响
1987年“解严”前，台湾社会处于国民党威权统治下长达40年，社会化的工具和途径完全被“专政”的国民党所垄断。在国民党高压控制的社会经济环境中，由于当局不断强化“中国意识”，台湾民众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倾向虽然带有一定麻木性，但始终维持在相当高的水平。20世纪60、70年代，因大力推行政府主导型发展战略，台湾经济取得高速发展。经济繁荣极大地推动了社会进步。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对台湾民众的体系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促进了社会现代化
现代化促进了台湾民众“现代人”意识的觉醒，激发了公民参与政治的强烈意愿，提升了公民的政治主体性与效能感。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成为“现代人”。受“现代人意识”影响，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通过组织政党、参与投票选举和游行示威等方式积极投身现实政治生活。在参与政治生活的过程中，台湾民众的政治理论得到锤炼、政治素质得到训练，在政治上逐步成熟，逐渐意识到原有政治认知与现实政治间的矛盾，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和“中国认同”逐渐开始迷茫。受省籍族群和“台独”势力推动的民粹运动影响，一部分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开始迷失、淡化，更有甚者直接抛弃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开始认同“台湾”为一个“国家”。
（二）促进了教育发展与开放
一是基础教育普及、开放。普通公民是受其主要影响的群体。经济发展带来的现代化使整个社会沉浸在自由开放的氛围中，尤其是学校。基础教育学校走向自主开放，不再充当国民党当局垄断社会化的机构。基础教育的自由与多样化丰富了公民的政治知识，激发了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带来了公民认知的多元化，加之受转型以来激烈民粹运动的刻意导向，普通公民的体系认同观念逐渐发生转变。此外，“台独”势力推行的“独化”教育直接导致一部分台湾民众原有国家认同走向迷茫甚至异化。二是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社会精英是受其主要影响的群体。经济发展奠定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现代化的开放意识直接推动海外留学盛行。高等教育尤其是海外留学教育的蓬勃发展培育了一大批政治思想成熟、政治技能娴熟的社会精英。他们对体系认同的疑惑和思考更多。对“海归”精英而言，海外经历加深了他们对岛内体系认知的迷茫，使其产生了失望情绪。因此，在原有体系认同迷失之际，为寻找身份上的依靠，实现人生价值或追求现实利益，台湾社会精英开始努力塑造新的自我认同观，积极通过学校、政府、社会运动等宣扬“台湾人”认同或“新台湾人”认同。归根结底，“台湾认同意识”的本质是一种“乡土认同观”，是台湾民众在原有“国家认同意识”迷失后所寻求的一种替代性归属。 （三）促进了大众传媒技術进步
传媒技术的进步促使大众传媒工具更加多样化、即时化，尤其是新媒体、自媒体的快速发展，促使普通公民不仅能更容易地获取政治信息，而且能更方便地参与政治。在大众传媒的新时代，基本上每个台湾民众都能通过多样化的媒介迅速获得各类政治消息，便捷有效地参与各类政治活动，以微小成本实现政治参与。从“反服贸运动”的整个过程看，博客、论坛、网络社区等自媒体的串联、组织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学生之间关于集会内容的沟通交流多是通过Facebook、Line、PTT论坛等社交网站完成的。台湾社会在大众传媒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政治信息多元交杂，政治参与泛化无序，致使民众的政治认知逐渐多样化。台湾民众原有的国家认同观逐渐发生演变，其中一部分人的国家认同观可能处于迷失中。作为乡土认同的“台湾认同”得到不断强化。小部分人的国家认同观可能发生了完全转变。
三、政治环境对台湾民众体系认同变迁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在岛内外一系列复杂因素的联合作用下，台湾“戒严”体制开始松动，各种社会运动风起云涌，政治环境逐渐由专制向民主转变。1986年，台湾当局在内外交困的压力下推行“政治革新”，拉开了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序幕。“政治革新”既推动了台湾政治体制由一党专政的独裁体制向多党竞争的民主体制的转变，也促进了台湾原有政权体制的更新、完善。台湾政治环境由此发生急剧变化，直接对政治社会化产生作用，引起了政治文化变迁。其中最显著的是台湾民众体系认同取向的变迁。
（一）解除“戒严”的影响
国民党当局在1987年7月宣布解除“戒严”，开放公民的政治自由，恢复公民的结社、集会、游行和罢工等各项权利，为社会运动的蓬勃发展提供支持和动力。如上所述，当政治体系本身存在结构性矛盾的时候，秉承民主价值的反抗性社会运动往往容易造成社会民众体系认知的变化。
（二）解除“报禁”的影响
国民党当局在1988年元旦宣布解除“报禁”，推动台湾媒体向自由化、多元化转变。此后，“各种不同声音的报刊杂志，如《新新闻周刊》、《民进周刊》等纷纷登场……电子媒体也从90年代中期起出现多元化结构，各大政治势力分别设立自己的地下有线电视网，即所谓的第四台”[1]。大众传媒多样化带来了政治信息多元化，形塑出各式各样的认知群体，促使台湾社会迅速突破了国民党长期以来的思想控制和意识形态垄断，社会民众的政治认知逐步开放。当社会缺乏一种统一的国家认同观时，政治认知多样化必然导致体系认同的迷茫。
（三）开放“党禁”的影响
台湾“立法院”在1989年通过“人民团体法”，正式开放“党禁”。此后，上百个政党和社团在短期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它们对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和介入对转型以来台湾民众的体系认同变迁起到了突出作用。其中民进党的作用尤为突出。政治转型以来，民进党长期的“独化”宣传教育有力推动了部分台湾民众国家认同观的迷茫乃至异化。另外，岛内政治权力的争斗对台湾民众的体系认同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为维护“中国”正统、巩固独裁统治，在强化“中国意识”灌输的同时，通过限制乡土意识的发展打压台湾本省籍政治精英，把权力资源集中在外省人手中，导致本省人基本处于政治权力边缘地带。“政治革新”后，随着台湾社会的逐步开放和民主，“台湾本省人在经济地位提升的基础上，开始提出分享政权、主宰政治的要求”[3]96。政治转型后，“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在野政治势力、以李登辉为首的国民党本省籍官僚集团不约而同地举起了‘本土化’、‘台湾化’的大旗向执政的国民党、外省籍国民党传统官僚集团宣战”[3]96。为对抗国民党的“中国”正统和“中国意识”，本省籍政治精英自然而然地以“台湾”和“台湾意识”为识别符号。“中国意识和台湾意识成了巩固权力和争夺政治权力的工具。”[1]在台湾政治转型的特殊环境下，“本土化”“台湾化”的乡土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更易得到台湾本省人认可。正如刘国深所说：“在国民党外省籍传统官僚集团的政治、经济、文化歧视政策背景之下，‘台湾化’、‘本土化’的口号显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抒发台湾本省籍民众心中的怨气。”[3]97 本省籍政治精英通过“本土化”“台湾化”的策略赢得政治资源后，热衷于通过政治力量强化推动“台湾意识”的社会化，包括对“去中国化”和“台独”行为的默许甚至支持，以及对“台独”势力的宽容乃至纵容。在李扁时期，“本土化”“去中国化”运动在台湾社会蔚然成风，“台湾”与“中国”的符号和含义常被刻意对立。台湾当局通过修改历史教科书等方式不断强化这种对立。政府是重要的社会化途径。“本土化”“去中国化”的政策导向是影响台湾民众体系认同变迁的关键因素。
四、政治社会化的连续性对台湾民众体系认同变迁的关键作用
在研究政治社会化问题时，连续性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政治社会化中的连续性是指一直灌输前后连贯或相同的信息。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无论是态度的形成还是态度的维持，关键都要态度不断再现。连续性是促成态度再现的极其重要因素。“如果个人就某个政治对象获得了一组前后连贯的信息，特别是当这些信息又涉及他们自己的活动时，他们就可能对该政治对象形成一套坚定不移的信念。”[1]86与连续性相对，政治社会化也存在非连续性的问题。如果一个人在一定时期内接收的信息是零散的、多样化的，那么他对政治对象的认知将趋于模糊与迷茫。
“政治革新”后，民进党和国民党“本土派”逐渐开始掌握政治资源，进入政治权力上层。1988年，李登辉继任“总统”后，为巩固其权力的基础来源即“本土化”“台湾化”的社会力量，利用政府工具不断推行“本土化”政策，持续推动“台湾意识”的社会化，以此来对抗国民党外省籍精英的“中国意识”。2000年，供奉“台独”党纲的民进党上台后，不遗余力地宣扬“台湾意识”，积极推动“去中国化”。从根本上说，台湾的“本土化”是本省人对长期以来遭受的文化压力或经济、政治压迫表达抗议的一种正常表现。“本土化”政策关注台湾多数群体的政治经济利益，注重发扬台湾文化、培养乡土情感，是台湾社会的正常要求。在李登辉分离主义势力的刻意引导下，加上民进党等“台独”势力的煽动，“本土化”逐步升级为“去中国化”。“中国意识”和“台湾意识”逐渐走向对立。一直到2008年前，台湾当局的“本土化”或“去中国化”表现出一种显著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促成了“台湾意识”甚至“台独意识”在台湾社会的持续喧嚣。如果一个台湾人在这一时期内一直接触到“本土化”“去中国化”的各种信息，那么他可能会慢慢对“中华民国在台湾”“我是台湾人”等认知产生一定信念，致使其“中国认同”逐渐模糊甚至异化。对李扁时期“去中国化”的连续性问题，主要可以从学校教育方面进行分析。由于学校教育本身的连续性，“去中国化”教育对政治社会化活动连续性的体现尤为明显。政治转型后一直到马英九上台前，在李扁的主导下，台湾当局以推广“乡土教育”为旗号，针对学校教育的“去中国化”改革一直在推进。“去中国化”教育逐步成为台湾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为明确凸显“去中国化”教育的连续性影响，笔者从历时性的角度研究了李扁时期“去中国化”教育改革的推进过程及其社会化影响（具体见表1）。由于李扁时期渐进推动“去中国化”教育，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中国意识”逐渐迷失，“台湾意识”不断强化，甚至有人确立了“台湾主体意识”。个别人将地方性的“乡土认同”异化为一种虚幻的“国家认同”，从“中国认同”转向“台湾认同”。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在李扁时期的近20年间，“去中国化”政策的连续性对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取向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在一些台湾人中出现了“弃中就台”的“国家认同变迁”，但是“弃中就台”的“认同异化”现象绝非普遍。政治转型以来，台湾民众的体系认同变迁多体现在“认同迷失”上。政治转型后，“去中国化”教育被不断推动的同时，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中国化”教育仍在进行。因此，大多数台湾民众不仅受到“去中国化”的连续性影响，也受到“中国化”的持续性教育。如果一个人在一段时期内持续获得的是多样化信息，那么他可能会认为世界是不确定、不可捉摸的，从而开始怀疑自身认知，逐渐走向迷茫。这是造成政治转型以来部分台湾民众“中国认同”迷茫的重要因素。
五、结语
从政治社会化视角总体分析台湾政治转型以来在社会经济政治环境急剧变化影响下，“本土化”“去中国化”等社会化连续性作用下，台湾民众体系认同取向发生的显著变迁可知：一部分人原有“中国认同”逐渐走向迷茫，处于一种国家认同迷失状态，依赖乡土认同的满足感；小部分人的国家认同观逐渐走向异化，即从“中国认同”转向“台湾认同”。转型以来， “台湾人”与“中国人”的认同比例一直在此消彼长。不可否认，部分台湾人的国家认同已出现“弃中就台”的“异化”，但并不能简单反映出“中国认同”弱化和“台湾认同”高涨。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各方面带来的影响是复杂交叉且不断变化的。不同社会化的连续性会相互作用。因此，政治转型以来台湾社会在政治社会化多元性与动态性的背景下，虽然“本土化”“去中国化”的影响占据一定优势，但是“中国化”的影响无处不在。加上，转型前近40年国民党不断强化“中国意识”，各种社会化作用带来的多是台湾民众对国家认同的迷茫。连续性对台湾民众体系认同变迁的重要影响非常值得关注。它对小部分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异化”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对当前民进党等分离主义势力的“去中国化”政策一定要倍加警惕，避免其造成连续性影响，要鼓励促进连续性的“中国化”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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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德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