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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要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为何能历经磨难坎坷而一次次化危为机？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蕴含着怎样的化危为机的智慧？这一智慧对当今有何启示？
《周易·系辞下》中有云：“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意思是说真正具有格局和见识的人，会在事情萌发阶段就预知和判断，作出正确的应对。从“动之微”可看出，“几”表示很渺小、不易察觉的苗头和趋势。所以危几一词最早是指祸患或灾难在萌芽状态。后来几与机通假，危几写作危机，机又有表机会、机遇的义项，危机一词在使用中就出现了辩证的意味。这种词语内涵的变迁与丰富无疑提示我们危与机总是并存的，要善于在危中寻机。
遍数古往今来的无数史实，能体现化危为机智慧的历史案例数不胜数。此次应《博览群书》之约，四位学者就周初周公摄政、北魏孝文帝改革、清初康熙平三藩及晚清化解西北边疆危机四个典型事件，揭示出化危为机的中国智慧之丰富面向和多元内涵。它们既有开国初期的乘势而为，又有承平已久后的主动变革，还有危机四伏中反向出击，无不是在危机中抓住了机遇，展现了历史先哲们审视各自所处历史机遇期的卓越见识。
历史上我们能够一次次化危为机，具体的理念方法有很多。比如首先是知势，古人强调“察势者明，趋势者智，驭势者独步天下”，无论是在强盛、承平已久或是危急关头，都要把握形势，清醒务实；还有辩证，“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不要被眼前的危所吓倒，要善于发现几微之处的希望；同时求变也很重要，“穷则变、变则通”，要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借势而变。
从更深层次看，在逆境中奋发、在危机中寻求生机，是中华民族能够五千年历经坎坷而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这背后是由中华民族的精神品质提供着强大支撑。这些品质历时甚久故来之不易，当被我们后人继承弘扬。
——王学斌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中国史教研室主任）
公元前1045年，“小邦周”攻克“大邑商”，建立周王朝。但周人的军事、文化等实力都远不如商，周人克商，只是杀掉了负隅顽抗的统治者和士卒，他们不仅要面对商遗民，还要面对与商联盟的部族，这些势力依然强大。武王忧心忡忡，夜不能寐，为了稳固殷遗势力，他只能封纣王之子武庚治理殷遗民，让自己兄弟管叔、蔡叔“相禄父治殷”，此即文献所载“三监”。同时，还通过释放箕子和被囚百姓，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赈济民众，争取民心。虽然如此，形势仍然不容乐观，雪上加霜的是周武王早逝，成王尚在襁褓之中，周公无奈而摄政，这遭到了其兄弟的猜疑，他们联合纣子武庚发动了“三监之乱”，周王朝岌岌可危。周公英明决断，东征三年，平定三监及商奄之乱，随后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建立了以礼乐文明为代表的、高度发展的周文明。有关这一问题，《尚书大传》记载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于成王。”虽然年代排列或有偏差，但准确地记载了周公摄政的业绩。
周公摄政成为图谋反叛之人的借口，管叔、蔡叔因未能在朝居于权力中心而散布流言，意欲反叛；纣王之子武庚见此形势便与管、蔡联合起来，发动“三监之乱”，东方的商奄等部族也蠢蠢欲动。可以说，周王朝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面对这一情势，周公做了三项重要的准备工作。
一是团结召公。根据史料所载，平叛的主力是周公和召公，他们是周王朝的政治核心。事实上，周公摄政也曾引起召公的不满，《书序》就说“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周公作《君奭》。”《史记·燕召公世家》更加明确地记载说：“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在《尚书·君奭》一篇中，周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以文王、武王的艰辛立国，成王时代面临的危险局面进行劝勉，打消了召公的疑虑。最终周、召二公尽弃前嫌，齐心协力辅佐成王平定叛乱。
二是“内弥父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皇门》篇记载了周公在平乱之前对父兄、在朝大臣的动员。我们知道，周人克商，首先依靠的就是本宗族的力量，这是周族的核心战斗力，根据《皇门》所载，周公的讲话是从夏商兴亡讲起的，他提出夏商圣王之所以成功，在于“大门”“宗子”“势臣”能够同心同德，而夏商衰败是因为大臣离心离德，通过正反两方面来训导周之宗族长、大臣等要与周王、周公齐心协力、共御外侮。
三是“外抚诸侯”。这里的诸侯主要是周人克商的同盟以及被瓦解的商同盟的部分势力。《尚书·大诰》记载了周公对诸侯的笼络，周公强调，周王朝建立是天命所归，不容置疑；周公宣称已经用文王所遗大宝龟进行占卜，获得了吉兆。对于时人而言，天命与占卜都是重要的思想导向，周公还对诸侯进行了拉拢和“恐吓”，使得那些“旁观者”能够及时地站在周人这里，形成了较强的凝聚力。
周公在遇到管叔、蔡叔联合武庚叛乱的时候，没有盲目出击，而是先团结兄弟，弥合宗族，安抚诸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做好思想工作和舆论支持，进而开始讨伐叛逆。可以看出，身经百战的周公对叛乱问题的解决有着清晰地认识，遂能采取合理的措施。
周公平叛、东征用了至少三年的时间，其间经历了无数艰苦而惨烈的战斗，《诗经·豳风·破斧》对此有着深刻的描述：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
周公东征，四国是皇。
哀我人斯，亦孔之将。
既破我斧，又缺我锜。
周公东征，四国是吪。
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
周公东征，四国是遒。
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周公对兄弟、宗族和盟国推心置腹的商讨而促成的团结，恐怕东征很难取得胜利。克伐商奄之后，周公并没有松懈，接着进行了“建侯卫”“营成周”“制礼作乐”的改革，进一步稳定周初政局。 （一）建侯衛
建侯卫即分封诸侯，《史记·周本纪》记载：
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襃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
司马迁认为分封诸国是在武王时代，实则不然，武王时代的统治权远未到达东方，真正大规模的分封只能在征伐东夷之后。
分封的目的首先是拱卫周王朝势力，如分封齐国、鲁国等国。齐、鲁所在的东方是商代晚期商人重点经营的区域，这里代表性的考古发现就有大辛庄遗址和苏埠屯遗址，这些遗址文化面貌与商文化在许多方面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大辛庄是除安阳和郑州之外第三个出土商代甲骨之地，苏埠屯遗址发现的大铜钺是商代最大的铜钺之一，两地的考古发现说明当时的东方是商文化的重要“据点”，战略位置十分重要。除此之外，在今曲阜附近的古奄地又曾是商人都邑，根据《古本竹书纪年》所载奄作为都邑共经历南庚、阳甲、盘庚三位商王，可以说是商族的“老窝”。商人经略东方的目的，学者或认为与掌控东方诸国有关，或认为与攫取海盐有关，我以为实有多重因素。此一战略，周人也自然洞悉，所以在周公东征后，分封多个诸侯国到东方，仅姬姓就有鲁、郕、郜、曹、滕等国。
以周公为首的统治者也在南方建立了封国。如曾国，近年来考古发现了多座曾侯墓地。2009年随州文峰塔墓地出土的曾侯與铭文记载：“唯王五月，吉日甲午，曾侯與曰：伯括上庸，左右文武，达殷之命，抚定天下。王遣命南公，营宅汭土，君此淮夷，临有江夏。” 伯括，就是《史记》中的名臣南宫括，在周王朝中地位显赫，可见周人对南方的重视程度。铭文告诉我们，分封曾国在江汉流域，“营宅汭土，君此淮夷，临有江夏”，是要控制南国地区。这一区域除了曾国之外，还分封有鄂、厉等诸侯国，这都源于周初的战略部署，用来防范南国淮夷。
分封诸侯的同时也迁徙了殷遗民，这是对原有殷遗势力的分化和瓦解。如分封到鲁国的有殷民六族，分封卫国的是殷民七族，分封到晋国的是怀姓九宗，这些殷人多是以宗族的形式被迁徙，如鲁国之遗民，“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保留着完整的宗族形态。这些宗族有知识、有技能，还善于政治管理，周人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作用，让其充任中下层官吏，成为周人与当地土著之间的润滑剂。为了拉拢殷遗民，周人采取了怀柔的政策，尊重殷人原有的礼俗，如丧葬习俗中的腰坑、殉狗、随葬品及器物组合等；在殷遗民聚集区建立亳社，尊重殷人的信仰，在鲁国，直至春秋晚期亳社一直存在，2014年在陕西周原遗址发掘的凤雏三号基址，就是殷遗民的亳社。这说明周人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
对于顽固的抵抗者，周人采取了断然措施，或杀伐或远距离迁徙。清华简《系年》就向我们揭示了秦人西迁之谜，解决了困扰学界多年的重要问题。其记载说：
成王伐商盖，杀飞廉，西迁商盖之民于邾 ，以御奴 之戎，是秦先人，世作周 。
这是记载飞廉在商亡后逃奔商奄，并策动了反叛，周公在成王命令之下征伐商奄，将部分商奄之民迁徙到西部，无疑这是出于对商奄的惩罚，也是希望他们能够抵御戎狄，加强西部防御力量。
（二）营建成周
营建成周并非周公的创意，而是出自武王，《逸周书·度邑解》记载：
王曰：“呜呼，旦！我图夷，兹殷，其惟依天，其有宪命，求兹无远。天有求绎，相我不难。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途，北望过于有岳，鄙顾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其曰兹曰度邑。”
可惜武王早逝，他的这一战略目的未能实现，周公在政治稳定之后，开始践行武王的构想。有关此事，周初青铜器何尊有详细记载，铭文把成周所在之地当作“中国”（这也是“中国”一词的最早来源），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周人偏居西部，在王朝建立后对全国的统治就显得不那么顺畅，所以武王在克商班师回朝时就做好了统治中心东迁的打算，尤其是面对当时势力强大的东夷，营建成周显得尤为必要。成周的建立，不仅有利于对东方的统治，也有助于加强对北方、南方等地的管
理。
（三）制礼作乐
制礼作乐是周公的重要业绩，但其内容不可确考。《孟子·离娄下》曾言“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可以看出，周公制礼作乐，前提是对夏商时代礼仪文化的继承和吸收，然后才是对“不合者”进行改造。笔者曾撰文指出，《天问》记载“到击纣躬，叔旦不嘉”，是说周公对武王处理纣王尸骸的方式和“以人为牲”的做法并不满意，所以他在进行“制礼作乐”时去除了这种“以人为牲”的礼俗（《出土文献所见〈天问〉商末周初史事》）。总体上看，周公制礼作乐遵循了“德”“敬天保民”的思想，重视民众，同时以分封制为基础，将宗法制度结合起来，形成了稳固的统治。
周公制礼作乐，在周王朝统治范围内得到了有力地支持和推行，如伯禽在鲁国“变其俗，革其礼”，而在非姬姓统治区，尤其是东夷等统治区，也较好地执行了周代的礼乐制度，如齐国在西周、春秋时代始终未有殉人的葬俗。当然，改革也是循序渐进实行的，不可能一蹴而就。西周中晚期，青铜酒器组合消失而代之以食器，学者认为这一变革源于周代中期的礼制改革，与周公制礼作乐无关。我们认为并不妥当，酒器组合源于商人习俗，周公虽然保留了商遗民的饮酒习俗，但对周人饮酒有着严格的规定，《尚书·酒诰》中有详细记载，随着时代的变化，当周人倡导的礼制文明不断发展时，殷遗民后人想要在政治上有所追求，必须向政治核心靠拢，为此他们逐渐抛弃原有的礼仪，向周人看齐。同样可以青铜纹饰为例，商代盛行神秘的饕餮纹，这是具有巫术、神秘特色的纹饰，与王权贵族权力的遥不可及密切相关；周初虽然延续了部分传统，但周人更注重用鼎、簋等青铜器的数量来区分等级，因此，随着时代变迁，追随权力的殷遗民也只能接受周人所制定的“礼”，以青铜器数量体现自己的政治地位。
周公摄政，力挽狂澜，维护了周王朝的统一；通过推行系列改革，实现了政局的稳定，为周代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周人能够转危为机，实赖于周公等统治者苦心孤诣的思索，这表现在：
第一，强烈的忧患意识。如前所述，周人以小邦周克大邑商，面临的是重重危机，对此周武王、周公有着明确的认识，他们苦苦思索如何稳定政局。在周初的文献中常见“敬之哉”的叙述，徐复观先生认为这是周人的忧患意识，“尤其是一个‘敬’字，实贯穿于周初人的一切生活之中，这是直承忧患意识的警惕性而来的精神敛抑、集中及对事的谨慎、认真的心理状态。这是人在时时反省自己的行为，规整自己的行为的心理状态”。（《中国人性论史·先秦卷》）此说精确地反映了周初统治者的心态。
第二，以史为鉴的思想。殷周间政治力量的对比悬殊，其结果却是商亡周兴，引发了周人的省察和反思。这种反思，不仅是考察殷亡周兴，连带对夏商兴亡等问题一起思考，形成了以史为鉴的思想。王国维先生的名文《殷周制度论》就是总结殷周之间制度礼俗的不同，除了两个民族自身发展的因素外，可以看到，殷周制度的不同，还在于周人吸取商亡的教训对相关制度进行了改造，如“周成王、周公既迁殷民于洛邑，乃追念夏商之亡由，旁设出宗子，以作周厚屏”（清华简《系年》），实行了大规模的分封；如鉴于妲己祸商，武王提出“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禁止女子干预政事，等等。周人的许多制度，都是在借鉴商亡基础上制定的，这种以史为鉴的思想，有力推动了周代礼乐文明的发展。
（作者系历史学博士，现为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出土文献与古文字、先秦史。）
《周易·系辞下》中有云：“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意思是说真正具有格局和见识的人，会在事情萌发阶段就预知和判断，作出正确的应对。从“动之微”可看出，“几”表示很渺小、不易察觉的苗头和趋势。所以危几一词最早是指祸患或灾难在萌芽状态。后来几与机通假，危几写作危机，机又有表机会、机遇的义项，危机一词在使用中就出现了辩证的意味。这种词语内涵的变迁与丰富无疑提示我们危与机总是并存的，要善于在危中寻机。
遍数古往今来的无数史实，能体现化危为机智慧的历史案例数不胜数。此次应《博览群书》之约，四位学者就周初周公摄政、北魏孝文帝改革、清初康熙平三藩及晚清化解西北边疆危机四个典型事件，揭示出化危为机的中国智慧之丰富面向和多元内涵。它们既有开国初期的乘势而为，又有承平已久后的主动变革，还有危机四伏中反向出击，无不是在危机中抓住了机遇，展现了历史先哲们审视各自所处历史机遇期的卓越见识。
历史上我们能够一次次化危为机，具体的理念方法有很多。比如首先是知势，古人强调“察势者明，趋势者智，驭势者独步天下”，无论是在强盛、承平已久或是危急关头，都要把握形势，清醒务实；还有辩证，“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不要被眼前的危所吓倒，要善于发现几微之处的希望；同时求变也很重要，“穷则变、变则通”，要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借势而变。
从更深层次看，在逆境中奋发、在危机中寻求生机，是中华民族能够五千年历经坎坷而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这背后是由中华民族的精神品质提供着强大支撑。这些品质历时甚久故来之不易，当被我们后人继承弘扬。
——王学斌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中国史教研室主任）
公元前1045年，“小邦周”攻克“大邑商”，建立周王朝。但周人的军事、文化等实力都远不如商，周人克商，只是杀掉了负隅顽抗的统治者和士卒，他们不仅要面对商遗民，还要面对与商联盟的部族，这些势力依然强大。武王忧心忡忡，夜不能寐，为了稳固殷遗势力，他只能封纣王之子武庚治理殷遗民，让自己兄弟管叔、蔡叔“相禄父治殷”，此即文献所载“三监”。同时，还通过释放箕子和被囚百姓，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赈济民众，争取民心。虽然如此，形势仍然不容乐观，雪上加霜的是周武王早逝，成王尚在襁褓之中，周公无奈而摄政，这遭到了其兄弟的猜疑，他们联合纣子武庚发动了“三监之乱”，周王朝岌岌可危。周公英明决断，东征三年，平定三监及商奄之乱，随后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建立了以礼乐文明为代表的、高度发展的周文明。有关这一问题，《尚书大传》记载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于成王。”虽然年代排列或有偏差，但准确地记载了周公摄政的业绩。
从容应对，平定叛乱
周公摄政成为图谋反叛之人的借口，管叔、蔡叔因未能在朝居于权力中心而散布流言，意欲反叛；纣王之子武庚见此形势便与管、蔡联合起来，发动“三监之乱”，东方的商奄等部族也蠢蠢欲动。可以说，周王朝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面对这一情势，周公做了三项重要的准备工作。
一是团结召公。根据史料所载，平叛的主力是周公和召公，他们是周王朝的政治核心。事实上，周公摄政也曾引起召公的不满，《书序》就说“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周公作《君奭》。”《史记·燕召公世家》更加明确地记载说：“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在《尚书·君奭》一篇中，周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以文王、武王的艰辛立国，成王时代面临的危险局面进行劝勉，打消了召公的疑虑。最终周、召二公尽弃前嫌，齐心协力辅佐成王平定叛乱。
二是“内弥父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皇门》篇记载了周公在平乱之前对父兄、在朝大臣的动员。我们知道，周人克商，首先依靠的就是本宗族的力量，这是周族的核心战斗力，根据《皇门》所载，周公的讲话是从夏商兴亡讲起的，他提出夏商圣王之所以成功，在于“大门”“宗子”“势臣”能够同心同德，而夏商衰败是因为大臣离心离德，通过正反两方面来训导周之宗族长、大臣等要与周王、周公齐心协力、共御外侮。
三是“外抚诸侯”。这里的诸侯主要是周人克商的同盟以及被瓦解的商同盟的部分势力。《尚书·大诰》记载了周公对诸侯的笼络，周公强调，周王朝建立是天命所归，不容置疑；周公宣称已经用文王所遗大宝龟进行占卜，获得了吉兆。对于时人而言，天命与占卜都是重要的思想导向，周公还对诸侯进行了拉拢和“恐吓”，使得那些“旁观者”能够及时地站在周人这里，形成了较强的凝聚力。
周公在遇到管叔、蔡叔联合武庚叛乱的时候，没有盲目出击，而是先团结兄弟，弥合宗族，安抚诸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做好思想工作和舆论支持，进而开始讨伐叛逆。可以看出，身经百战的周公对叛乱问题的解决有着清晰地认识，遂能采取合理的措施。
深谋远虑，全面改革
周公平叛、东征用了至少三年的时间，其间经历了无数艰苦而惨烈的战斗，《诗经·豳风·破斧》对此有着深刻的描述：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
周公东征，四国是皇。
哀我人斯，亦孔之将。
既破我斧，又缺我锜。
周公东征，四国是吪。
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
周公东征，四国是遒。
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周公对兄弟、宗族和盟国推心置腹的商讨而促成的团结，恐怕东征很难取得胜利。克伐商奄之后，周公并没有松懈，接着进行了“建侯卫”“营成周”“制礼作乐”的改革，进一步稳定周初政局。 （一）建侯衛
建侯卫即分封诸侯，《史记·周本纪》记载：
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襃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
司马迁认为分封诸国是在武王时代，实则不然，武王时代的统治权远未到达东方，真正大规模的分封只能在征伐东夷之后。
分封的目的首先是拱卫周王朝势力，如分封齐国、鲁国等国。齐、鲁所在的东方是商代晚期商人重点经营的区域，这里代表性的考古发现就有大辛庄遗址和苏埠屯遗址，这些遗址文化面貌与商文化在许多方面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大辛庄是除安阳和郑州之外第三个出土商代甲骨之地，苏埠屯遗址发现的大铜钺是商代最大的铜钺之一，两地的考古发现说明当时的东方是商文化的重要“据点”，战略位置十分重要。除此之外，在今曲阜附近的古奄地又曾是商人都邑，根据《古本竹书纪年》所载奄作为都邑共经历南庚、阳甲、盘庚三位商王，可以说是商族的“老窝”。商人经略东方的目的，学者或认为与掌控东方诸国有关，或认为与攫取海盐有关，我以为实有多重因素。此一战略，周人也自然洞悉，所以在周公东征后，分封多个诸侯国到东方，仅姬姓就有鲁、郕、郜、曹、滕等国。
以周公为首的统治者也在南方建立了封国。如曾国，近年来考古发现了多座曾侯墓地。2009年随州文峰塔墓地出土的曾侯與铭文记载：“唯王五月，吉日甲午，曾侯與曰：伯括上庸，左右文武，达殷之命，抚定天下。王遣命南公，营宅汭土，君此淮夷，临有江夏。” 伯括，就是《史记》中的名臣南宫括，在周王朝中地位显赫，可见周人对南方的重视程度。铭文告诉我们，分封曾国在江汉流域，“营宅汭土，君此淮夷，临有江夏”，是要控制南国地区。这一区域除了曾国之外，还分封有鄂、厉等诸侯国，这都源于周初的战略部署，用来防范南国淮夷。
分封诸侯的同时也迁徙了殷遗民，这是对原有殷遗势力的分化和瓦解。如分封到鲁国的有殷民六族，分封卫国的是殷民七族，分封到晋国的是怀姓九宗，这些殷人多是以宗族的形式被迁徙，如鲁国之遗民，“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保留着完整的宗族形态。这些宗族有知识、有技能，还善于政治管理，周人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作用，让其充任中下层官吏，成为周人与当地土著之间的润滑剂。为了拉拢殷遗民，周人采取了怀柔的政策，尊重殷人原有的礼俗，如丧葬习俗中的腰坑、殉狗、随葬品及器物组合等；在殷遗民聚集区建立亳社，尊重殷人的信仰，在鲁国，直至春秋晚期亳社一直存在，2014年在陕西周原遗址发掘的凤雏三号基址，就是殷遗民的亳社。这说明周人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
对于顽固的抵抗者，周人采取了断然措施，或杀伐或远距离迁徙。清华简《系年》就向我们揭示了秦人西迁之谜，解决了困扰学界多年的重要问题。其记载说：
成王伐商盖，杀飞廉，西迁商盖之民于邾 ，以御奴 之戎，是秦先人，世作周 。
这是记载飞廉在商亡后逃奔商奄，并策动了反叛，周公在成王命令之下征伐商奄，将部分商奄之民迁徙到西部，无疑这是出于对商奄的惩罚，也是希望他们能够抵御戎狄，加强西部防御力量。
（二）营建成周
营建成周并非周公的创意，而是出自武王，《逸周书·度邑解》记载：
王曰：“呜呼，旦！我图夷，兹殷，其惟依天，其有宪命，求兹无远。天有求绎，相我不难。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途，北望过于有岳，鄙顾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其曰兹曰度邑。”
可惜武王早逝，他的这一战略目的未能实现，周公在政治稳定之后，开始践行武王的构想。有关此事，周初青铜器何尊有详细记载，铭文把成周所在之地当作“中国”（这也是“中国”一词的最早来源），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周人偏居西部，在王朝建立后对全国的统治就显得不那么顺畅，所以武王在克商班师回朝时就做好了统治中心东迁的打算，尤其是面对当时势力强大的东夷，营建成周显得尤为必要。成周的建立，不仅有利于对东方的统治，也有助于加强对北方、南方等地的管
理。
（三）制礼作乐
制礼作乐是周公的重要业绩，但其内容不可确考。《孟子·离娄下》曾言“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可以看出，周公制礼作乐，前提是对夏商时代礼仪文化的继承和吸收，然后才是对“不合者”进行改造。笔者曾撰文指出，《天问》记载“到击纣躬，叔旦不嘉”，是说周公对武王处理纣王尸骸的方式和“以人为牲”的做法并不满意，所以他在进行“制礼作乐”时去除了这种“以人为牲”的礼俗（《出土文献所见〈天问〉商末周初史事》）。总体上看，周公制礼作乐遵循了“德”“敬天保民”的思想，重视民众，同时以分封制为基础，将宗法制度结合起来，形成了稳固的统治。
周公制礼作乐，在周王朝统治范围内得到了有力地支持和推行，如伯禽在鲁国“变其俗，革其礼”，而在非姬姓统治区，尤其是东夷等统治区，也较好地执行了周代的礼乐制度，如齐国在西周、春秋时代始终未有殉人的葬俗。当然，改革也是循序渐进实行的，不可能一蹴而就。西周中晚期，青铜酒器组合消失而代之以食器，学者认为这一变革源于周代中期的礼制改革，与周公制礼作乐无关。我们认为并不妥当，酒器组合源于商人习俗，周公虽然保留了商遗民的饮酒习俗，但对周人饮酒有着严格的规定，《尚书·酒诰》中有详细记载，随着时代的变化，当周人倡导的礼制文明不断发展时，殷遗民后人想要在政治上有所追求，必须向政治核心靠拢，为此他们逐渐抛弃原有的礼仪，向周人看齐。同样可以青铜纹饰为例，商代盛行神秘的饕餮纹，这是具有巫术、神秘特色的纹饰，与王权贵族权力的遥不可及密切相关；周初虽然延续了部分传统，但周人更注重用鼎、簋等青铜器的数量来区分等级，因此，随着时代变迁，追随权力的殷遗民也只能接受周人所制定的“礼”，以青铜器数量体现自己的政治地位。
戒惧谨慎，史鉴三代
周公摄政，力挽狂澜，维护了周王朝的统一；通过推行系列改革，实现了政局的稳定，为周代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周人能够转危为机，实赖于周公等统治者苦心孤诣的思索，这表现在：
第一，强烈的忧患意识。如前所述，周人以小邦周克大邑商，面临的是重重危机，对此周武王、周公有着明确的认识，他们苦苦思索如何稳定政局。在周初的文献中常见“敬之哉”的叙述，徐复观先生认为这是周人的忧患意识，“尤其是一个‘敬’字，实贯穿于周初人的一切生活之中，这是直承忧患意识的警惕性而来的精神敛抑、集中及对事的谨慎、认真的心理状态。这是人在时时反省自己的行为，规整自己的行为的心理状态”。（《中国人性论史·先秦卷》）此说精确地反映了周初统治者的心态。
第二，以史为鉴的思想。殷周间政治力量的对比悬殊，其结果却是商亡周兴，引发了周人的省察和反思。这种反思，不仅是考察殷亡周兴，连带对夏商兴亡等问题一起思考，形成了以史为鉴的思想。王国维先生的名文《殷周制度论》就是总结殷周之间制度礼俗的不同，除了两个民族自身发展的因素外，可以看到，殷周制度的不同，还在于周人吸取商亡的教训对相关制度进行了改造，如“周成王、周公既迁殷民于洛邑，乃追念夏商之亡由，旁设出宗子，以作周厚屏”（清华简《系年》），实行了大规模的分封；如鉴于妲己祸商，武王提出“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禁止女子干预政事，等等。周人的许多制度，都是在借鉴商亡基础上制定的，这种以史为鉴的思想，有力推动了周代礼乐文明的发展。
（作者系历史学博士，现为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出土文献与古文字、先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