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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身在海外的华文写作者，同时也置身于院校学界的批评语境之中，我亲眼目击并参与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与批评——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一个全新话语言述体系的建构的全过程。这其中，就我个人的了解接触而言，在中国众多为此拓荒耕耘的人物中，我以为最值得嘉许的，也与海外华文作家交谊深笃、给予我个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贤厚长者有两位：一位是南昌大学的陈公仲老师，另一位就是本文着墨的华中师大的江少川教授。而三卷本《江少川选集》全面呈现的，正是少川兄长在华文文学研究领域如何从艰难起步到言述逐渐成形，并逐渐确立其“经典化”地位的跋涉历程和笔耕实绩。
回到这个“文学现场”的话题，自己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文科大学生，当年恰逢国门初开，我所在的中山大学位处南大门广州，得风气之先，读到白先勇小说、余光中诗歌与古龙、金庸的武侠小说等。当时的阅读感受，就既是新鲜惊喜的，又是陌生困惑的——全新的题材和全新的叙述带来的语言与视界的冲击，会随时被话语模式的陌生和价值意义的混淆失落所遮掩、所淹没。记得当时，上海《收获》杂志最早推介了白先勇的小说。与此同时，余光中、郑愁予的诗歌和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也在中文系学生里悄悄流传。那种读后骤然降临的题材和语言的冲击，人物和场景的新鲜感、刺激感可谓滔滔滚滚袭来，却因突破了以往习惯的审美与思维窠臼，而难免读解生误以致争议纷纭。
事在人为，人为事兴。正是在海内海外创作、批评互促互动的大势头之下，今天，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像哈金、严歌苓、虹影、张翎、陈河、陈谦等这样的海外新移民作家群的创作实绩，完全可以与国内群峰耸立的文学山群并峙，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百花园中一片全新而夺目的绚丽奇葩。
然而，站在文学史的立场，上述这一切海外华文文学的成果与实绩，都必须经过时间尺度的检验。也就是说，置身于今日信息爆炸，快餐化、碎片化的大浪淘沙的现实文化语境与氛围中，它们——他们和她们的创作，都需要经过读者和时间的择优汰劣，迈得过“经典化”的这一关。这就必须触及本文“走向经典化之路”的题旨了。何谓“经典”？又何谓文学的“经典化”？很巧，在笔者阅读江少川先生关于“新移民文学经典与经典化的思考”的相关论述时，著名作家韩少功发表了一个题为《文学经典的形成与阅读》的谈话，他简略地设置了“文学经典”的三个标准：一是创新的难度;二是价值的高度;三是共鸣的广度。“经典来自一个经典化的过程，常借助文学史、教科书、词典等权威工具的认定。应当指出，这种认定总是来自于一种建构与和淘汰两种力量的对冲，即一个‘加法’与‘减法’反复博弈的过程”。在本文的语境中，这个“经典化”的过程，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阐述，也就是韩少功说的“加法”。完全可以说，无经典，则无文学史;无经典化的过程，则无文学作品的流传和文学传统的建立与传承;而无专业评论家对作家和作品的深度阐述诠释，就无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古今中外经典文学之林和文学经典人物画廊的存在。对此，英语文学界的泰斗人物、笔者所任职的耶鲁大学的著名的哈罗德·布鲁姆教授，在其出版于1994年《西方正典：各个时代的书籍和流派》（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中，曾力拒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化，重申智识评估与审美标准对于“经典”确立的不可或缺。国内西方文学批评家王宁对布鲁姆的“正典论”（Canon）曾作如是诠释：“毫无疑问，确定一部文学作品是不是经典，并不取决于广大的普通读者，而是取决于下面三种人的选择：文学机构的学术权威、有着很大影响力的批评家和受制于市场机制的广大读者大众。”从上述论述可见，学术权威与批评家对作品的阐述，可以如何影响书本市场受众和作品传播的走向。可以肯定地说，设若海内、外沒有时时在做“加法”的——如江少川、陈公仲等等专门家（我还想到了海外的王德威、陈瑞琳等辛劳耕耘者），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的论述，及其对代表性作品的大力弘扬，“海外华文文学”或称“新移民文学”，是难成今日的格局气候的。
回到这个“文学现场”的话题，自己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文科大学生，当年恰逢国门初开，我所在的中山大学位处南大门广州，得风气之先，读到白先勇小说、余光中诗歌与古龙、金庸的武侠小说等。当时的阅读感受，就既是新鲜惊喜的，又是陌生困惑的——全新的题材和全新的叙述带来的语言与视界的冲击，会随时被话语模式的陌生和价值意义的混淆失落所遮掩、所淹没。记得当时，上海《收获》杂志最早推介了白先勇的小说。与此同时，余光中、郑愁予的诗歌和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也在中文系学生里悄悄流传。那种读后骤然降临的题材和语言的冲击，人物和场景的新鲜感、刺激感可谓滔滔滚滚袭来，却因突破了以往习惯的审美与思维窠臼，而难免读解生误以致争议纷纭。
事在人为，人为事兴。正是在海内海外创作、批评互促互动的大势头之下，今天，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像哈金、严歌苓、虹影、张翎、陈河、陈谦等这样的海外新移民作家群的创作实绩，完全可以与国内群峰耸立的文学山群并峙，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百花园中一片全新而夺目的绚丽奇葩。
然而，站在文学史的立场，上述这一切海外华文文学的成果与实绩，都必须经过时间尺度的检验。也就是说，置身于今日信息爆炸，快餐化、碎片化的大浪淘沙的现实文化语境与氛围中，它们——他们和她们的创作，都需要经过读者和时间的择优汰劣，迈得过“经典化”的这一关。这就必须触及本文“走向经典化之路”的题旨了。何谓“经典”？又何谓文学的“经典化”？很巧，在笔者阅读江少川先生关于“新移民文学经典与经典化的思考”的相关论述时，著名作家韩少功发表了一个题为《文学经典的形成与阅读》的谈话，他简略地设置了“文学经典”的三个标准：一是创新的难度;二是价值的高度;三是共鸣的广度。“经典来自一个经典化的过程，常借助文学史、教科书、词典等权威工具的认定。应当指出，这种认定总是来自于一种建构与和淘汰两种力量的对冲，即一个‘加法’与‘减法’反复博弈的过程”。在本文的语境中，这个“经典化”的过程，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阐述，也就是韩少功说的“加法”。完全可以说，无经典，则无文学史;无经典化的过程，则无文学作品的流传和文学传统的建立与传承;而无专业评论家对作家和作品的深度阐述诠释，就无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古今中外经典文学之林和文学经典人物画廊的存在。对此，英语文学界的泰斗人物、笔者所任职的耶鲁大学的著名的哈罗德·布鲁姆教授，在其出版于1994年《西方正典：各个时代的书籍和流派》（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中，曾力拒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化，重申智识评估与审美标准对于“经典”确立的不可或缺。国内西方文学批评家王宁对布鲁姆的“正典论”（Canon）曾作如是诠释：“毫无疑问，确定一部文学作品是不是经典，并不取决于广大的普通读者，而是取决于下面三种人的选择：文学机构的学术权威、有着很大影响力的批评家和受制于市场机制的广大读者大众。”从上述论述可见，学术权威与批评家对作品的阐述，可以如何影响书本市场受众和作品传播的走向。可以肯定地说，设若海内、外沒有时时在做“加法”的——如江少川、陈公仲等等专门家（我还想到了海外的王德威、陈瑞琳等辛劳耕耘者），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的论述，及其对代表性作品的大力弘扬，“海外华文文学”或称“新移民文学”，是难成今日的格局气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