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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家住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下马关长城城门旁的杨国兴给远在北京的摄影师马宏杰发了一条短信，短信只一句话，“生活如此艰难”。马宏杰问他发生了什么，杨国兴回说，“沒事呢，马哥，一切都会过去”。马宏杰知道，杨国兴是遇到困难的事情了。
两人结缘于马宏杰对“中国人的家当”的拍摄。2003年，马宏杰所在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派他到湖南省凤凰县拍了一组黄丝桥古城人家的家当照片，反响不错，编辑部觉得“挺难得能让人家把所有的家当都搬出来的”。意识到“这个选题可以做得更深更久”，马宏杰就开始到处寻找适合的家庭拍摄“家当”。
2009年，经宁夏一位朋友的介绍，马宏杰找到了杨国兴。杨国兴一家三代都住在下马关长城城墙的两个窑洞里。为了遵守父亲临终时留下的“保护下马关城墙最后一点样子”的嘱托，杨国兴成了长城上的守护者。
这位城墙守护人的家当并不多，从60多平方米的黑漆漆的窑洞里搬出来的物器，除了两三件家电，剩下的都是些木制简易用具，能够看出杨国兴他们简单又清贫的生活。然而马宏杰并不觉得这就代表着他们的窘困和单薄，“生活既温柔又直接，替别人过多的担忧和痛苦都是不对的”。
拍摄杨国兴家当时，天气很不错，在阳光下整齐放置着的家当似乎拥有了不同以往的鲜艳色彩，杨国兴一家人站在器物中间，四围黄色城墙映着暖光，他们都微笑着，“很有安全感”。
2003年开始，之后10余年，从哈尔滨到三亚，再从绍兴到墨脱，马宏杰走访了中国40多个地区，拍摄了近50户像杨国兴这样让人印象深刻的普通人家庭，他们将所拥有的物品一件一件整齐排列到家门外面来，使家庭的细节一览无遗。这些家当，包含了主人一家的生活和命运，是解读当下普通人社会生活的图像样本。
“城里人的家当，几乎没法拍”
什么是“家当”？马宏杰自己对它的理解是“家里的东西”。
马宏杰回忆，小时候，自家能拥有的东西很少。5岁左右，他跟父母进城，一家人住在父母厂里分配的20平方米的房子里，房子里的大床、小床、方桌和4个凳子都是公家的，没有一件属于自己。
父亲后来在寄卖店花了10元钱买了一台电子管收音机，成了马宏杰家第一件家当。1977年，父亲又花100元做了一个两开门且带抽屉的大立柜，那是家里第一件大家具。马宏杰记得，大立柜拉回来的时候，还赢得了全家属院的羡慕。
还有一件家当让马宏杰记忆深刻。1978年时，电视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很受孩子们欢迎，放了学的晚上，有电视机的邻居家就被前来看电视的孩子们挤满。有一次，马宏杰和弟弟被邻居轰了出来，被父亲知道了，父亲就去洛阳电视机厂买回来一台电子管组装的黑白电视，为了让电视有些颜色，父亲还在电视机屏上贴了张三色贴膜。一个月过后，《加里森敢死队》播完，那台电视机又被父亲退掉了。
在“全部家当加起来也不够800元钱”的年月里，“家里的东西”实在是珍重，那是踏实劳作后所得到的收获，里面有着平常人家的情感寄托。
这样的经历，似乎使得马宏杰更容易理解“有些偏远山区的老百姓，拿着若干年前装方便面的袋子当钱包”这样的事情。因此，在家当的拍摄中，马宏杰选择的大多是中国的基层百姓，“因为他们家里本身就没有多少值钱的东西，敢拿出来让人看”，他曾试图拍摄一些煤老板或者其他有钱人的家当，但他发现这并不容易，“他们不会像普通百姓那样敢让别人看自己的家产”。
“城里人的家当，几乎没法拍”，知道马宏杰在拍中国人的家当，作为出版人的朋友张立宪考虑过这个问题，“在城里人看来，照片里的这些‘家当’，放在城里几乎全是垃圾，全是要从家里被扔出去的东西”。
张立宪说：“如果拍我自己的家当，会是什么样子？光盗版碟就会摆不下吧，还有我最在乎的那些我编的书，可是这些加起来连一个U盘都装不满，可能最值钱的还不是盗版碟和我的那些家具，而是那套房子，一平方米的价格就抵得过家当在一起的钱”。所以，张立宪觉得，如果拍城里人的家当，画面会有很大的同质性，很难表现。“我们要拍的是‘物化’的那一面，而这‘物化’，要到父老乡亲当中找。”张立宪说。
马宏杰对此深有感触：80岁的土家族崖居老人向立明，会从一个自己在山里砍柴做成的实木柜子开始，就讲很长一段的故事；而远在海南的俄查村黎族人家，虽然满怀矛盾地搬进了政府替他们盖起的钢筋混凝土新房，但仍旧念念不忘旧的船形屋。
“中国的老百姓其实很善良”
“要经过人的同意，让人家把家里的物件一件件搬出来拍照，你是怎么做到的？”许多人会问马宏杰这个问题。
“用照片的力量。”马宏杰说。每次协商前，他通常都把之前拍摄完的家当照片拿出来给拍摄对象看，目的是让对方感觉到对面这个拿着照相机的摄影师拍出来的东西“完全没有侵略性”，看完照片之后，他们都会很欢迎他拍，“中国的老百姓还是很善良的”。
但也有被拒绝的时候，有意思的是，拒绝马宏杰的往往不是被拍那家的主人，而是家庭之外的外力。这说起来倒是有点“中国特色”。
2007年，马宏杰到甘肃阿克塞拍摄流动放牧的哈萨克族牧民，本来一个叫哈德尔的牧民已经同意了马宏杰的拍摄，不想拍摄计划却被一个30岁左右乡干部模样的人阻止。那人在看了马宏杰英文版“家当”一书之后，仍然坚定地阻止马宏杰拍摄照片，理由是“把人家的东西搬出来有损哈萨克族人的形象”。
无奈之下，马宏杰打算等这位“乡长”走了之后再继续。然而“乡长”派司机盯紧了马宏杰，那司机更是放话“只要我在这儿你就别想拍”。相持之下，“乡长”看马宏杰并没有放弃拍摄的意思，最后就对马宏杰说：“你想拍也可以，我给你安排，你按照我的安排来拍。”
“乡长”说着，把哈德尔叫出来，在帐篷后面铺了一张地毯，把毡房里的一点油炸点心和奶茶壶拿了出来，又叫人把哈德尔的羊群赶了回来，围在他们一家人的周围，然后告诉马宏杰，“这就是我给你的设计，这样拍最符合我们哈萨克民族的游牧生活，你拍吧”。 虽然“乡长”的做法违背了自己拍摄的表现形式，但马宏杰觉得，还是有必要拍下这些照片，这其中记录着家当背后的中国故事。
同樣的事情在江苏宜兴的徐舍镇又发生了一次。生活在运河边上的惠三泉夫妻同意了马宏杰的拍摄请求，但家里突然来了一个自称是“村里干部”的人，以命令的口气阻止马宏杰拍摄，并认为马宏杰将这家人的家当搬出屋内拍摄，“会有损运河人家的形象”。直到马宏杰打电话请出了镇上的宣传部长，那人才离开了。
那天，从惠三泉家中搬出来的家具很简单，除了一些杂物外，基本上就是简单的床、桌子、柜子和锅碗瓢盆，还有夫妻俩“收集”的很多根本用不上的东西。马宏杰有点能理解那“村干部”说这样“有损形象”的原因，“但这就是他们真正的生活”。
最危险的一次，是在西藏墨脱拍珞巴族的人家。马宏杰被这家人的狗咬伤，小腿处被狗撕开了一条10厘米长的口子，24小时内如果注射不上狂犬疫苗，他就面临着生命危险。由于珞巴村卫生所和墨脱都没有狂犬疫苗，马宏杰只好联系当地的朋友，后来还惊动了波密兵站和墨脱公安局。在等待被接出去注射疫苗的两个小时里，马宏杰拍下了这家人的家当照片。“当时想的是，这也许是我生命里最后一张照片。”马宏杰调侃道。
“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最后这一个画面。”同是摄影师的贺延光相信，这一张张让读者产生更多联想和思考的照片背后，可能有比被狗咬这些事更生动的故事，在这个漫长寻找拍摄的过程里，马宏杰同时也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他的这些照片，能让更多的人真正关注生活，关注生活里的细节。
“今天的拍摄，就是未来的昨天”
“一个纪实摄影者，对身边习以为常的东西习以为常，是他最大的敌人。”摄影师赵嘉觉得马宏杰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他坚持拍常态的东西，“对于摄影师而言，追求非常态的作品，拍突发事件的机会并不多，很多时候，才华要表现在拍常态作品上。”
确实如此，日常的事物，往往令人提不起兴趣，往往被认为不具有社会代表性。而作为记录者的马宏杰发现，事实上，日常事物才是负载社会信息的基础载体，尤其是底层人们的生活，它们的静止或许看似无意义，其实代表了某种永恒的意义，表现的是普通民众在主流叙事之外的生存状态，稳定而平淡。
马宏杰的第一张“家当”作品是2003年拍摄的黄丝桥古城人家。11年后，他再去那里发现他们的家境几乎没什么变化。最新的家具只是一台电视机，进门的屋子里贴满了最新的装饰画，才让人感觉到时代的变化。马宏杰认为，固定的那些家当，是对主人的生存方式及自我决定能力最好的展示。这么多年过去了，这家主人还是指望着通过古城搬迁带来的赔偿来改变命运。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马宏杰通过镜头将人们本来习以为常的熟悉事物“陌生化”了一次，让人们有机会用新的眼光和视角观察它们。人们发现，原来庸常、无意义的事物，其实负载了多重丰富的信息。
如果不是马宏杰拍摄的那张照片，画家许宏泉或许从来没有如此认真地审视过自己的家当。他也是马宏杰《中国人的家当》一书中拍摄的唯一一个“城里人”。但许宏泉说，虽然在北京生活10多年了，但他自己感觉还是一个“都市里的乡下人”，“我觉得自己和这本摄影集里的所有人没有什么距离”。
马宏杰是在拍摄景德镇卢窑人家时认识的许宏泉。当时许宏泉在那里画瓷，看到马宏杰往外搬陶瓷作坊老板家里的东西，“以为他在做装饰摄影或者惯例摄影”。后来有机会看到了马宏杰拍的图，发现“这并不是表面上的观念摄影，而是在一个极其平凡的场景里，捕捉一个个让人感动的画面”。
2013年8月，许宏泉要搬离在北京待了10年的小区，他主动打电话给马宏杰，希望他过来拍一个家当。如今，拍摄完成的照片现在就挂在许宏泉家的墙上。他看到自己曾经最珍视的两样东西还在，一个书台和一个写字台。这让他想起他自己的20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喜欢读书画画的少年，这两样东西曾是他少年时的梦想，不知不觉中他已梦想成真了。许宏泉觉得，这两样家当给他展示了时间的概念，让他对自己的拥有物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今天马宏杰所拍摄的东西，其实就是十几或二十几年后我们生活的昨天。”许宏泉说。
两人结缘于马宏杰对“中国人的家当”的拍摄。2003年，马宏杰所在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派他到湖南省凤凰县拍了一组黄丝桥古城人家的家当照片，反响不错，编辑部觉得“挺难得能让人家把所有的家当都搬出来的”。意识到“这个选题可以做得更深更久”，马宏杰就开始到处寻找适合的家庭拍摄“家当”。
2009年，经宁夏一位朋友的介绍，马宏杰找到了杨国兴。杨国兴一家三代都住在下马关长城城墙的两个窑洞里。为了遵守父亲临终时留下的“保护下马关城墙最后一点样子”的嘱托，杨国兴成了长城上的守护者。
这位城墙守护人的家当并不多，从60多平方米的黑漆漆的窑洞里搬出来的物器，除了两三件家电，剩下的都是些木制简易用具，能够看出杨国兴他们简单又清贫的生活。然而马宏杰并不觉得这就代表着他们的窘困和单薄，“生活既温柔又直接，替别人过多的担忧和痛苦都是不对的”。
拍摄杨国兴家当时，天气很不错，在阳光下整齐放置着的家当似乎拥有了不同以往的鲜艳色彩，杨国兴一家人站在器物中间，四围黄色城墙映着暖光，他们都微笑着，“很有安全感”。
2003年开始，之后10余年，从哈尔滨到三亚，再从绍兴到墨脱，马宏杰走访了中国40多个地区，拍摄了近50户像杨国兴这样让人印象深刻的普通人家庭，他们将所拥有的物品一件一件整齐排列到家门外面来，使家庭的细节一览无遗。这些家当，包含了主人一家的生活和命运，是解读当下普通人社会生活的图像样本。
“城里人的家当，几乎没法拍”
什么是“家当”？马宏杰自己对它的理解是“家里的东西”。
马宏杰回忆，小时候，自家能拥有的东西很少。5岁左右，他跟父母进城，一家人住在父母厂里分配的20平方米的房子里，房子里的大床、小床、方桌和4个凳子都是公家的，没有一件属于自己。
父亲后来在寄卖店花了10元钱买了一台电子管收音机，成了马宏杰家第一件家当。1977年，父亲又花100元做了一个两开门且带抽屉的大立柜，那是家里第一件大家具。马宏杰记得，大立柜拉回来的时候，还赢得了全家属院的羡慕。
还有一件家当让马宏杰记忆深刻。1978年时，电视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很受孩子们欢迎，放了学的晚上，有电视机的邻居家就被前来看电视的孩子们挤满。有一次，马宏杰和弟弟被邻居轰了出来，被父亲知道了，父亲就去洛阳电视机厂买回来一台电子管组装的黑白电视，为了让电视有些颜色，父亲还在电视机屏上贴了张三色贴膜。一个月过后，《加里森敢死队》播完，那台电视机又被父亲退掉了。
在“全部家当加起来也不够800元钱”的年月里，“家里的东西”实在是珍重，那是踏实劳作后所得到的收获，里面有着平常人家的情感寄托。
这样的经历，似乎使得马宏杰更容易理解“有些偏远山区的老百姓，拿着若干年前装方便面的袋子当钱包”这样的事情。因此，在家当的拍摄中，马宏杰选择的大多是中国的基层百姓，“因为他们家里本身就没有多少值钱的东西，敢拿出来让人看”，他曾试图拍摄一些煤老板或者其他有钱人的家当，但他发现这并不容易，“他们不会像普通百姓那样敢让别人看自己的家产”。
“城里人的家当，几乎没法拍”，知道马宏杰在拍中国人的家当，作为出版人的朋友张立宪考虑过这个问题，“在城里人看来，照片里的这些‘家当’，放在城里几乎全是垃圾，全是要从家里被扔出去的东西”。
张立宪说：“如果拍我自己的家当，会是什么样子？光盗版碟就会摆不下吧，还有我最在乎的那些我编的书，可是这些加起来连一个U盘都装不满，可能最值钱的还不是盗版碟和我的那些家具，而是那套房子，一平方米的价格就抵得过家当在一起的钱”。所以，张立宪觉得，如果拍城里人的家当，画面会有很大的同质性，很难表现。“我们要拍的是‘物化’的那一面，而这‘物化’，要到父老乡亲当中找。”张立宪说。
马宏杰对此深有感触：80岁的土家族崖居老人向立明，会从一个自己在山里砍柴做成的实木柜子开始，就讲很长一段的故事；而远在海南的俄查村黎族人家，虽然满怀矛盾地搬进了政府替他们盖起的钢筋混凝土新房，但仍旧念念不忘旧的船形屋。
“中国的老百姓其实很善良”
“要经过人的同意，让人家把家里的物件一件件搬出来拍照，你是怎么做到的？”许多人会问马宏杰这个问题。
“用照片的力量。”马宏杰说。每次协商前，他通常都把之前拍摄完的家当照片拿出来给拍摄对象看，目的是让对方感觉到对面这个拿着照相机的摄影师拍出来的东西“完全没有侵略性”，看完照片之后，他们都会很欢迎他拍，“中国的老百姓还是很善良的”。
但也有被拒绝的时候，有意思的是，拒绝马宏杰的往往不是被拍那家的主人，而是家庭之外的外力。这说起来倒是有点“中国特色”。
2007年，马宏杰到甘肃阿克塞拍摄流动放牧的哈萨克族牧民，本来一个叫哈德尔的牧民已经同意了马宏杰的拍摄，不想拍摄计划却被一个30岁左右乡干部模样的人阻止。那人在看了马宏杰英文版“家当”一书之后，仍然坚定地阻止马宏杰拍摄照片，理由是“把人家的东西搬出来有损哈萨克族人的形象”。
无奈之下，马宏杰打算等这位“乡长”走了之后再继续。然而“乡长”派司机盯紧了马宏杰，那司机更是放话“只要我在这儿你就别想拍”。相持之下，“乡长”看马宏杰并没有放弃拍摄的意思，最后就对马宏杰说：“你想拍也可以，我给你安排，你按照我的安排来拍。”
“乡长”说着，把哈德尔叫出来，在帐篷后面铺了一张地毯，把毡房里的一点油炸点心和奶茶壶拿了出来，又叫人把哈德尔的羊群赶了回来，围在他们一家人的周围，然后告诉马宏杰，“这就是我给你的设计，这样拍最符合我们哈萨克民族的游牧生活，你拍吧”。 虽然“乡长”的做法违背了自己拍摄的表现形式，但马宏杰觉得，还是有必要拍下这些照片，这其中记录着家当背后的中国故事。
同樣的事情在江苏宜兴的徐舍镇又发生了一次。生活在运河边上的惠三泉夫妻同意了马宏杰的拍摄请求，但家里突然来了一个自称是“村里干部”的人，以命令的口气阻止马宏杰拍摄，并认为马宏杰将这家人的家当搬出屋内拍摄，“会有损运河人家的形象”。直到马宏杰打电话请出了镇上的宣传部长，那人才离开了。
那天，从惠三泉家中搬出来的家具很简单，除了一些杂物外，基本上就是简单的床、桌子、柜子和锅碗瓢盆，还有夫妻俩“收集”的很多根本用不上的东西。马宏杰有点能理解那“村干部”说这样“有损形象”的原因，“但这就是他们真正的生活”。
最危险的一次，是在西藏墨脱拍珞巴族的人家。马宏杰被这家人的狗咬伤，小腿处被狗撕开了一条10厘米长的口子，24小时内如果注射不上狂犬疫苗，他就面临着生命危险。由于珞巴村卫生所和墨脱都没有狂犬疫苗，马宏杰只好联系当地的朋友，后来还惊动了波密兵站和墨脱公安局。在等待被接出去注射疫苗的两个小时里，马宏杰拍下了这家人的家当照片。“当时想的是，这也许是我生命里最后一张照片。”马宏杰调侃道。
“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最后这一个画面。”同是摄影师的贺延光相信，这一张张让读者产生更多联想和思考的照片背后，可能有比被狗咬这些事更生动的故事，在这个漫长寻找拍摄的过程里，马宏杰同时也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他的这些照片，能让更多的人真正关注生活，关注生活里的细节。
“今天的拍摄，就是未来的昨天”
“一个纪实摄影者，对身边习以为常的东西习以为常，是他最大的敌人。”摄影师赵嘉觉得马宏杰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他坚持拍常态的东西，“对于摄影师而言，追求非常态的作品，拍突发事件的机会并不多，很多时候，才华要表现在拍常态作品上。”
确实如此，日常的事物，往往令人提不起兴趣，往往被认为不具有社会代表性。而作为记录者的马宏杰发现，事实上，日常事物才是负载社会信息的基础载体，尤其是底层人们的生活，它们的静止或许看似无意义，其实代表了某种永恒的意义，表现的是普通民众在主流叙事之外的生存状态，稳定而平淡。
马宏杰的第一张“家当”作品是2003年拍摄的黄丝桥古城人家。11年后，他再去那里发现他们的家境几乎没什么变化。最新的家具只是一台电视机，进门的屋子里贴满了最新的装饰画，才让人感觉到时代的变化。马宏杰认为，固定的那些家当，是对主人的生存方式及自我决定能力最好的展示。这么多年过去了，这家主人还是指望着通过古城搬迁带来的赔偿来改变命运。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马宏杰通过镜头将人们本来习以为常的熟悉事物“陌生化”了一次，让人们有机会用新的眼光和视角观察它们。人们发现，原来庸常、无意义的事物，其实负载了多重丰富的信息。
如果不是马宏杰拍摄的那张照片，画家许宏泉或许从来没有如此认真地审视过自己的家当。他也是马宏杰《中国人的家当》一书中拍摄的唯一一个“城里人”。但许宏泉说，虽然在北京生活10多年了，但他自己感觉还是一个“都市里的乡下人”，“我觉得自己和这本摄影集里的所有人没有什么距离”。
马宏杰是在拍摄景德镇卢窑人家时认识的许宏泉。当时许宏泉在那里画瓷，看到马宏杰往外搬陶瓷作坊老板家里的东西，“以为他在做装饰摄影或者惯例摄影”。后来有机会看到了马宏杰拍的图，发现“这并不是表面上的观念摄影，而是在一个极其平凡的场景里，捕捉一个个让人感动的画面”。
2013年8月，许宏泉要搬离在北京待了10年的小区，他主动打电话给马宏杰，希望他过来拍一个家当。如今，拍摄完成的照片现在就挂在许宏泉家的墙上。他看到自己曾经最珍视的两样东西还在，一个书台和一个写字台。这让他想起他自己的20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喜欢读书画画的少年，这两样东西曾是他少年时的梦想，不知不觉中他已梦想成真了。许宏泉觉得，这两样家当给他展示了时间的概念，让他对自己的拥有物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今天马宏杰所拍摄的东西，其实就是十几或二十几年后我们生活的昨天。”许宏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