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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的本质是学习语言文字的运用，其目的是培养学生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即语文能力。
“语言文字的学习，就理解方面谈，是得到一种知识；就运用方面说，是养成一种习惯，这两个方面必须连成一贯。就是说理解是必要的，但是理解了后必须能够运用；知识是必要的，但是这种知识必须成为习惯。语言文字的学习，出发点在“知”而终极点在“行”，到能够行的地步，才算具有生活的能力。”①叶圣陶先生这段论述道出了语文教学的本质——语言文字运用。但我们关注的是“在理解方面说，是得到一种知识。”那么利用什么样的方法策略让学生理解语言呢？
文学作品留有意义的空白。这是尽人皆知的艺术规律。文学语言的空白结构是指文学作品中所存在语言空缺、叙述中断、叙事要素的缺席等断裂与不连贯性。萨克雷说过：“作品最有趣的地方正是那没有写出的部分。”②伊瑟尔也说：“在虚构性文本中，空白是一种典型的结构；它的功能是在读者引起有结构的运作过程，这个过程的实施把本文位置的相互作用传输给读者的意识。…文本的意义在读者的想象中才变得栩栩如生。”③可见，意义空白是沟通文本与读者读解的桥梁。读出作品意义的空白，是理解读懂文章的关键，也是避免阅读在文章表层滑行而进入文章深层的要津。语用学知识就是帮助我们打开文章意义空白之门的钥匙。
“语用学是在言语交际的总框架中研究话语意义的恰当的表达和准确理解的。”④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在《逻辑与会话》中指出：在正常情况下，人们交谈不是由一串不连贯、无条理的话语组成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交谈的参与者都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一个或一组共同的目的，或者至少有一个彼此都接受的方向。这种目的或方向使交谈得以顺利的进行。这样，就提出了一个要求参与对话的双方或者多方共同遵守的一般原则：“合作原则”，即在参与交谈时，要使你说的话符合你所参与的交谈的公认目的或方向。接着他又提出了四条准则：第一，量的准则，指对话时所提供的信息的量。即所说的话应包含为当前交谈目的所需要的信息；所说的话不应包含多于需要的信息。第二，值的准则，指所说话力求真实，尤其是不要说自知是虚假的话；不要说缺乏足够证据的话。第三，相关准则，即所说的话是相关的。第四，方式准则，指清楚明白地说出要说的话，尤其是要避免晦涩；避免歧义；要简炼；有条理。
我们理解文章语言意义空白，从语用学的角度来讲，就是依据语境研究话语的真正含义，解释话语的言外之意。会话含义关注的不是说话人说了什么，而是说话人说这句话可能意味着什么。
杨绛的散文《老王》的语言由作者的叙述语言及“我”和老王的会话语言两部分组成。文章开头叙述“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文章结尾“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作者这些话语是否暗示我们理解《老王》意义的关键，在于分析推敲作者的叙述语言及“我”和老王的会话呢？
先看文章中“我”和老王的会话。
（1）后来我在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那儿多年了。
（2）我吃惊地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他“嗯”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
（3）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他只说：“我不吃。”
显然这三句按照对话应遵守原则，老王是答非所问，违背会话的“合作原则”，第（1）句老王目的在于掩饰自己无家无亲独身鳏居的艰难窘境。第（2）（3）句老王在于掩饰自己病入膏肓的无奈与绝望。
（4）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一定要给他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着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按照“合作原则”“你还有钱吗？”这是单方转移话题。表现出老王关心作者夫妇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在文革动乱中的艰难处境；老王虽然是一个“粗人”，但心思十分聪敏、精细，对当时社会环境保持着足够的警觉。也体现出老王对“我”的体贴入微。
（5）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这一句按照会话原则，有意违反方式准则，悖于说话应该简明避免晦涩准则。老王在临死之前表明心迹：送东西不是为了要钱；但是他到底要什么，恐怕他自己也难以说明。而“我”的回答，虽然两次强调“我知道”，可事实上，她还是不知道老王的心思，只能按照自己世俗的见解，继续用钱换取香油和鸡蛋。因此我和老王都有善良的人性，却始终圄于社会阶层的隔膜，“我”和老王的交流始终没有跨过这道坎。这也许就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真正原因所在。
再看作品中作者的叙述话语。这类言语将人物之间会话连缀起来。对于读者来说又是和作者进行会话。
（1）“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这句话“他蹬，我坐”显然是冗余信息。删掉变为“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就本句话本身的表意而言，毫无损伤。但是就全文语境来分析，“他蹬，我坐”“常坐”“闲话”等词语，看似平淡中显示出了“我”与老王关系的亲近，“我”对老王比较随和，亲人之间、朋友之间一般才会有这种“叙闲”。和那些不愿坐老王车的“有人”比较起来，好像我没有“愧怍”可言。也许正因为如此，老王对我倍加亲近。“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在老王自己不能前来之时，老王还要托人传话，可见杨绛一家在老王心目中的分量非同一般，在老王的心中，“我”已然是他的一个亲人了！但是“我”呢？老王死了十多天之后，“我”才从同他同院的老李口中得知他的死讯。也许这又是杨绛多年后感到“愧怍”的又一原因。看来“他蹬，我坐”并非闲笔，人物之间貌似轻快地语调为后继发生的事件埋下沉重的情感因子。
（2）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
（3）胡同口蹬三轮的我们大多熟识，老王是其中最老实的。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
（4）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
这三句话语中暗示语境。第（2）句我们看到底层大众窘迫的生活状况和可能造成自我戕害。（3）（4）句暗示“文革”动乱中知识分子的遭遇
（5）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
（6）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话语意义的未定点。展示了知识分子与底层劳动大众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境遇落差和难以弥合的心理距离。
认知策略等语用学知识为我们有效地理解文章话语意义，进入文本深层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也在训练学生思维和言语方式等方面，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注释
①叶圣陶：《语文教育论文集》，广西教育出版社， 1980年版。
②刘小枫：《接受美学译文集》，三联出版社， 1989年版第251页。
③伊瑟尔，霍桂桓等译：《审美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78页。
④索振羽：《语用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作者通联：甘肃定西市安定区李家堡中学]
“语言文字的学习，就理解方面谈，是得到一种知识；就运用方面说，是养成一种习惯，这两个方面必须连成一贯。就是说理解是必要的，但是理解了后必须能够运用；知识是必要的，但是这种知识必须成为习惯。语言文字的学习，出发点在“知”而终极点在“行”，到能够行的地步，才算具有生活的能力。”①叶圣陶先生这段论述道出了语文教学的本质——语言文字运用。但我们关注的是“在理解方面说，是得到一种知识。”那么利用什么样的方法策略让学生理解语言呢？
文学作品留有意义的空白。这是尽人皆知的艺术规律。文学语言的空白结构是指文学作品中所存在语言空缺、叙述中断、叙事要素的缺席等断裂与不连贯性。萨克雷说过：“作品最有趣的地方正是那没有写出的部分。”②伊瑟尔也说：“在虚构性文本中，空白是一种典型的结构；它的功能是在读者引起有结构的运作过程，这个过程的实施把本文位置的相互作用传输给读者的意识。…文本的意义在读者的想象中才变得栩栩如生。”③可见，意义空白是沟通文本与读者读解的桥梁。读出作品意义的空白，是理解读懂文章的关键，也是避免阅读在文章表层滑行而进入文章深层的要津。语用学知识就是帮助我们打开文章意义空白之门的钥匙。
“语用学是在言语交际的总框架中研究话语意义的恰当的表达和准确理解的。”④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在《逻辑与会话》中指出：在正常情况下，人们交谈不是由一串不连贯、无条理的话语组成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交谈的参与者都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一个或一组共同的目的，或者至少有一个彼此都接受的方向。这种目的或方向使交谈得以顺利的进行。这样，就提出了一个要求参与对话的双方或者多方共同遵守的一般原则：“合作原则”，即在参与交谈时，要使你说的话符合你所参与的交谈的公认目的或方向。接着他又提出了四条准则：第一，量的准则，指对话时所提供的信息的量。即所说的话应包含为当前交谈目的所需要的信息；所说的话不应包含多于需要的信息。第二，值的准则，指所说话力求真实，尤其是不要说自知是虚假的话；不要说缺乏足够证据的话。第三，相关准则，即所说的话是相关的。第四，方式准则，指清楚明白地说出要说的话，尤其是要避免晦涩；避免歧义；要简炼；有条理。
我们理解文章语言意义空白，从语用学的角度来讲，就是依据语境研究话语的真正含义，解释话语的言外之意。会话含义关注的不是说话人说了什么，而是说话人说这句话可能意味着什么。
杨绛的散文《老王》的语言由作者的叙述语言及“我”和老王的会话语言两部分组成。文章开头叙述“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文章结尾“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作者这些话语是否暗示我们理解《老王》意义的关键，在于分析推敲作者的叙述语言及“我”和老王的会话呢？
先看文章中“我”和老王的会话。
（1）后来我在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那儿多年了。
（2）我吃惊地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他“嗯”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
（3）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他只说：“我不吃。”
显然这三句按照对话应遵守原则，老王是答非所问，违背会话的“合作原则”，第（1）句老王目的在于掩饰自己无家无亲独身鳏居的艰难窘境。第（2）（3）句老王在于掩饰自己病入膏肓的无奈与绝望。
（4）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一定要给他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着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按照“合作原则”“你还有钱吗？”这是单方转移话题。表现出老王关心作者夫妇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在文革动乱中的艰难处境；老王虽然是一个“粗人”，但心思十分聪敏、精细，对当时社会环境保持着足够的警觉。也体现出老王对“我”的体贴入微。
（5）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这一句按照会话原则，有意违反方式准则，悖于说话应该简明避免晦涩准则。老王在临死之前表明心迹：送东西不是为了要钱；但是他到底要什么，恐怕他自己也难以说明。而“我”的回答，虽然两次强调“我知道”，可事实上，她还是不知道老王的心思，只能按照自己世俗的见解，继续用钱换取香油和鸡蛋。因此我和老王都有善良的人性，却始终圄于社会阶层的隔膜，“我”和老王的交流始终没有跨过这道坎。这也许就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真正原因所在。
再看作品中作者的叙述话语。这类言语将人物之间会话连缀起来。对于读者来说又是和作者进行会话。
（1）“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这句话“他蹬，我坐”显然是冗余信息。删掉变为“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就本句话本身的表意而言，毫无损伤。但是就全文语境来分析，“他蹬，我坐”“常坐”“闲话”等词语，看似平淡中显示出了“我”与老王关系的亲近，“我”对老王比较随和，亲人之间、朋友之间一般才会有这种“叙闲”。和那些不愿坐老王车的“有人”比较起来，好像我没有“愧怍”可言。也许正因为如此，老王对我倍加亲近。“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在老王自己不能前来之时，老王还要托人传话，可见杨绛一家在老王心目中的分量非同一般，在老王的心中，“我”已然是他的一个亲人了！但是“我”呢？老王死了十多天之后，“我”才从同他同院的老李口中得知他的死讯。也许这又是杨绛多年后感到“愧怍”的又一原因。看来“他蹬，我坐”并非闲笔，人物之间貌似轻快地语调为后继发生的事件埋下沉重的情感因子。
（2）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
（3）胡同口蹬三轮的我们大多熟识，老王是其中最老实的。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
（4）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
这三句话语中暗示语境。第（2）句我们看到底层大众窘迫的生活状况和可能造成自我戕害。（3）（4）句暗示“文革”动乱中知识分子的遭遇
（5）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
（6）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话语意义的未定点。展示了知识分子与底层劳动大众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境遇落差和难以弥合的心理距离。
认知策略等语用学知识为我们有效地理解文章话语意义，进入文本深层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也在训练学生思维和言语方式等方面，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注释
①叶圣陶：《语文教育论文集》，广西教育出版社， 1980年版。
②刘小枫：《接受美学译文集》，三联出版社， 1989年版第251页。
③伊瑟尔，霍桂桓等译：《审美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78页。
④索振羽：《语用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作者通联：甘肃定西市安定区李家堡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