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谈到巴西前总统卢拉，如何以举办世界杯和奥运会来作为其统治桂冠上的两颗明珠，为其“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经济学，以及治下的资本主义盛世歌舞升平一番。本期意犹未尽，再谈谈历史上世界杯如何成被政治野心家利用为宣传工具。
以往的独裁者会以战争和帝国扩张，作为成果，来使自己对民众的高压统治合理化。但战争的代价往往太大，也有打败仗而政权被推翻的风险，于是独裁者又有其他手法，例如以体育运动的桂冠来炫耀，以此作为政治宣传，夸耀个人独裁、铁腕统治，以及镇压异己。
例如，二次大战前夕，大独裁者希特勒以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为其纳粹政权作政治宣传，涂脂抹粉。同一时间，另一个独裁者墨索里尼则用世界杯来达到同样的目的。
2013年4月，瑞士苏黎世举办了一个关于世界杯的学术研讨会，“Relevance and Impact of World Cup 1930-2010”，其中Marco Impiglia发表的论文《Mussolini and the 1934 FIFA World Cup》便有一番考据，剖析了墨索里尼与世界杯的关系。
他说墨索里尼本来压根不喜欢足球，但认识到它作为政治宣传工具的潜质，可以帮他打造在其治下一个“新意大利”业已诞生的神话，于是争取主办1934年第二届世界杯。结果，该届出现了很多有问题的裁决，意大利队占尽便宜，该文论证，这些黑哨都与墨索里尼对裁判进行的恫吓和威胁有关。此外，墨索里尼还从阿根廷挖来3位球星，要他们改变国藉代表意大利参赛，这是众人皆知的事实。
1938年，意大利再次打进决赛。决赛之前，国家队收到墨索里尼寄来的电报，上面只有寥寥数字：“胜利或死亡。”结果，意大利再次赢得世界杯。回国之后，国家队穿着军服进行步操，让墨索里尼检阅。
上世纪60年代，巴西由军政府实施独裁统治。1969年，梅迪奇将军上台，旋即把足球与国家宣传机器结合，他常常在弗拉门戈队的比赛中露面，当然更不会放过世界杯这个舞台，甚至出手干预国家队的球员名单。
巴西赢得1970年世界杯锦标后，梅迪奇在总统府为国家队庆功，更向全国发表演说：“看到这样的最高爱国情操，我与国民一样感到十分高兴，我认为这是球员间手足之情和体育精神的胜利，亦对国家进一步发展增加了信心……球员取得胜利是因为他们懂得……为集体的福祉去比赛。”
国家足球英雄贝利被他拉拢，成了他的最佳宣传工具，这位球王的肖像被印刷成海报，以其飞身头球的进球姿势，配以“如今无人再能阻挡这个国家”的口号，鼓动民族情緒。贝利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说：“在巴西没有任何独裁统治，巴西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一块快乐的土地，我们都是自由的人民。”作为一个享誉国际、与拳王阿里同是当时最广为人知的黑人，这样为巴西军政府涂脂抹粉，当然胜过独裁者的千言万语。
另一著名例子，是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主办国阿根廷要在分组赛中赢秘鲁3球以上，才可压倒巴西，杀入决赛。结果，那场比赛出现了6比0的神奇赛果，举世哗然，成了世界杯史上一大悬案。2012年，前秘鲁参议员Genaro Ledesma在法院中宣誓作供词，说当年其实两国政府有秘密协议，如果秘鲁不输足够的球让阿根廷压倒巴西晋级，那么阿根廷政府也不会帮秘鲁政府打压其政敌和反对派。Ledesma在作供时说，当时阿根廷的独裁者魏地拉将军，“需要赢得世界杯来洗刷阿根廷在国际社会中的污名”。
结果，魏地拉将军如愿以偿，阿根廷赢得世界杯。之后，他就像1970年赢得世界杯后的巴西独裁者梅迪奇将军一样，以赢球功臣作为其大选王牌，甚至连选举海报都照搬巴西人的做法。不同的是，昔日梅迪奇将军利用的是巴西球王贝利，这次魏地拉将军利用的是阿根廷新球王，“轰炸机”肯佩斯。
西班牙基督教圣城Saintiago de Compostela 大约4年前，我辞掉了工作，开始了一段游手好闲、居无定所的旅行。我做了很多奇怪的零工散活，学习了大概这辈子再也用不上的技能，当然大部分时间我什么也不做，只是静静享受着时光的流逝。显然这些零工散活并不足以支付在路上的费用，我无可奈何地看着银行存款如同自己所剩无几的青春一样，越来越渺小。 这无疑是十分糟糕的体验。当一个人处于很糟糕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