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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蒙古在1949年设立新中国第一个驻京办算起,驻京办这一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机构,已经生存了一个甲子。驻京办以前的形态如何,功能怎样,又怎么演变,在弊病丛生的今天,又该如何治理?前北京市经济协作办公室主任、负责驻京办管理的郑焕明讲述了他眼中的驻京办演化史。
随便挂个牌子,就成“驻京办”
南都周刊:你管理驻京办有好几年了?
郑焕明: 我是1998年退休的,在(北京市经济协作办)主任位置上做了8年。当时这个办公室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驻京机构管理,当然,还有其他内容,比如全国经济技术协作、对口支援等等。对三峡库区、内蒙古、西藏等地区扶贫性质的支援,也因为北京市没有扶贫办,这一块也由我们来负责。
对驻京机构的管理,当时我除了在行政职务上是北京市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主任,直接管理驻京办,同时,我有另外一个职衔,我还是各地驻京办事处、联络处联谊会会长,当时叫理事长,实际上等同于现在的会长,而这个会长我一直担任到了退休那年。
退休前,国务院每年开驻京办主任会议,我都参加,通过工作上的相互支持,我与很多驻京办负责人关系搞得都挺好。一直到现在,一些地方上的老同志还经常会找我,聚聚会什么的。
成立联谊会,这和我们国家管理体制有关,而这又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媒体记者不认真,在发出报道前,往往对驻京办概念是认识不清的。
南都周刊:正确的理解应该怎样?
郑焕明:首先,办事处是什么含义呢,它是经过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批准,由它下面的驻京办事处管理司直接负责管理的这么一个机构。驻京办涵盖省、直辖市、自治区以及特区的驻京机构,而所谓特区,并非传统意义上深圳等经济特区,而是经过特别批准的地区。当时600多家驻京机构里,只有3个县级市,这3家,是由重要政治人物特批的。
除了特区,还有两个特殊的,一个是一汽,一个是东风,这是两个汽车企业。本来企业不应该成立驻京办,但它们上面都有特殊人物,所以,先是批准了东风,而批准了东风后,老大哥一汽不干了,一汽找到了更高级别的官员。于是,一汽、东风都成立了驻京办。
除此之外,其他都是省、直辖市以及副省以上城市,比如东部地区的省会城市。
按理说,驻京办属于国管局职能范畴,北京市好像管不着,但驻京办却是在首都北京展开工作的,它又必将与北京方面发生关系。这样,我们就通过民间社团的方式,将北京市政府与驻京办之间衔接了起来。名义上是社团,实际上很多活动都是市政府出面,比如开大会,基本都是以北京市政府的名义来操办的。
办事处和联络处是不同的概念,两者的核准机关是不同的,办事处需国管局批准,而联络处划归北京市政府。
南都周刊:这些驻京机构是怎么产生的?
郑焕明:这不是我们现在社会的专利,而是古来有之,两广、湖广会馆从很早就存在了,当地政府到京城办事,都是通过这些机构与朝廷发生往来的。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驻京机构职能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和调整,以便适应派出单位的要求。那时候没有网络,没有电脑,信息闭塞,与过去相比,现在当然是截然不同了。
有人说,驻京办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这不对,它比计划经济早多了。还有人说,驻京办是搞市场经济后才冒出来的,也不对,更早。现在媒体上炒作得挺响,说什么撤销驻京办,这是误导。
南都周刊:为什么?
郑焕明: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文件里用的可是“加强和规范”这样一个说法,至于撤销,撤销的是什么呢,是县一级驻京机构。之前,我一直认为县一级驻京机构并没有经过政府批准,最近我得到确切说法,是给予批准的,数量已经很多了,不止最早的那三个特区了。
针对驻京办,最早我们用的词汇是“整顿”。那时候,有些人随随便便就在北京某个地方挂了个牌子。记得那时候我住在方庄,政府的楼嘛,就在那小一片竟挂了好几块牌子,从他外面挂的牌子,我就能判断出他是不是规范的、是不是经过合法审批的。
有时候,有些地方政府看到人家挂了个牌子,于是他也挂个牌子,但他对这里面的情况并不清楚。而我们那时候已经提出,不但驻京办的名称要规范,牌子规格也要规范,尺寸多大多小、写怎样的字体都有标准。这是当时的状况,所以,当然要整顿,不整顿就乱了。
维稳,驻京办的首要任务
南都周刊:县一级驻京办,能否这样总结:它的管控路径基本是这样走的:禁止—放开—再收紧?
郑焕明:的确是这样的,因为他所谓的放开,放得太开了,结果暴露出了这样那样很多问题。我当然是赞成整顿的,不光现在赞成,我当时就赞成,不整顿就会不规范,一定会出问题。当然,不能管得太紧,太紧会阻碍发展,所以,这个度要掌握好。
南都周刊:驻京机构这些年来干了些什么呢?
郑焕明:我看了下最近国务院关于驻京办的红头文件,虽然它对驻京办的功用只是扼要地讲了几句话,但我觉得还是总结得不错的。比如它说,改革开放以来,办事机构在加强地区间协作、服务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处置突发事件、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话不多,不到两行字,但已经概括出了它的基本职能。当时我作报告时,关于驻京办作用,我是把“维护首都北京稳定”放到了第一位。
当时包括到现在,全国各地到北京上访的老百姓非常多,不能说他们来北京就是为了闹事,这里面自然有深层次的问题。
对于访民,之前是由北京市和中央来管的,但是,你想把这些访民送回去,首先他说没钱,你得拿钱出来,可当你费尽气力刚把他送回当地,他就跑回来了,而且比你跑得还快,周而复始,苦不堪言。
南都周刊:你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郑焕明:他没有组织上的保障。驻京办在维稳上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功不可没、无可替代。现在,一旦了解到有访民到了,我们马上就可以查清到底是谁的人,然后通知所在地驻京办,让他们赶紧把人接走。人领回去之后,当地政府衔接好、安置好,这样,解决了他的问题,他就不再回来了。
光这一块,北京市就省了不少钱,还不要说省了多少事。当然,中央也省钱省事。
公安也好,武警也好,中央政府部门也好,其实都不如驻京办解决问题来得更顺畅。
国务院这个文件里,有一条没有写进去。现在的两会,是谁接待的?现在可都是驻京办负责啊,河南驻京办接待河南的,山东驻京办接待山东的。这样,驻京办缓解了北京市政府和中央很大压力。
南都周刊:除了这一点,驻京办的主要任务还有哪些?
郑焕明:还有一个是招商引资,针对的目标是两块,一块是外国人,一块是上级政府部门。
北京是首都,外国人到了北京,并不知道各地具体情况,当时信息又不像今天这么畅通,现在的一台电脑,比过去一层楼甚至一座楼的作用还大。技术进步太快了,现在一条信息上网后,几分钟几秒钟就传遍了全世界,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可即便到现在,信息是畅通了,只了解信息还是不够的,还得接触,还得当面谈,地方政府还要向上级申请项目,要到北京跑项目,不跑往往就做不成。所以,这些驻京机构并不是没事干了。发改委、财政部等,都聚集在北京,他不来北京,去哪里?他不找你,找谁?不找你,能批到项目吗?撤了驻京办,他还会来,临时性多次地派人来,因为项目总得有人跑啊。
腐败透顶?简直耸人听闻
南都周刊:可是驻京办弊端日显,在你看来,最佳解决途径是怎样的?
郑焕明:撤销驻京办是不可能的,至于用什么方式管理它才是最好、效率更高的,这个问题则可以探讨。
驻京办承载的任务不可能消失,除非中央进行体制改革,改到他不用跑到北京来找你也能办事的程度。权力过于集中,他必然来求你,要看你脸色行事,一旦你脸难看、门难进、事难办,他自然要想办法让你高兴。好吧,你还不高兴,干脆我从包里掏出点什么送给你吧。
要我说,这都是逼出来的,他不这么办,又能怎么办呢?怪不得他们。记得我在任时,河北驻京办出问题了。首先是省委书记程维高出了问题,进而牵出一大帮人,当时河北省驻京办主任王福友跟着出了问题。
可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上级那个样子,他交给驻京办的任务,他能不去办吗?当然,王福友也的确是有个人问题的。我的意思是说,不能孤立地看待驻京办弊病。
现在有些人,连驻京办概念都没弄清楚,就洋洋洒洒说了些时髦话,什么驻京办腐败透顶了,说它一无是处,简直耸人听闻,我觉得是夸大其词。
南都周刊:但驻京办的腐败已是众所周知,你不觉得很严重吗?
郑焕明:谈到腐败,不能一面之词地责备下面。如果你上面清廉、办事果断,他何必给你送钱呢,他有钱没处花了?我还没见过哪个傻瓜无缘无故给人送钱送东西的。他总是有点原因的,而且总觉得送了比不送好,即便不是马上让你给他好处,也是为他以后铺路。
要解决这个问题,上面要做出样子来。在这个方面,我自认为是做得是比较好的,我从来不向驻京办索取或者接受任何好处,绝对不会,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做呢?我记得当时我下面有个处长,他总是变着法儿向人家要钱、要东西,我就不点名了。一怒之下,我把他调离了。
我赞成整顿驻京办,但不能夸大它的弊端,而且单纯斥责驻京办有问题,也是不公道的,至于出了问题的驻京办,就该处理它,这也不能回避,但不能因此以偏概全。驻京办问题的解决,要从体制上寻找答案,要深化改革,否则总是解决不了,怎么说都没用。
而且有些驻京办的撤销与否,还将涉及到民族、宗教以及所在地区的稳定。
南都周刊:可是那么多驻京机构,不裁撤该如何办?
郑焕明:我们曾研究过,希望让省办管理下面的联络处以及地市、部门驻京办,并希望他们统一起来进行管理。但有些省这样做了,有些省则不愿意这样做。也曾设想,像使馆区一样,专门开设驻京办专区,但后来发现不现实,有些驻京机构希望活动私密性好一点,不必要的沟通少一点。
也试图集中管理过,有过一个“穷七家”,包括宁夏、甘肃、青海等,集中在和平里,而马甸那边也集中了七家,“富七家”,山东、福建、浙江等。当时办公已经相对集中了,有些公用设施是共用的。但后来,随着经济发展,各省办都出去建立了自己的大厦,而这些大厦的产权,现在都归各地所有了。浙江大厦、四川大厦、河南大厦等,基本都是驻京办所在地,我都去开过会、吃过饭。
南都周刊:你曾提到,驻京办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这个观点是如何得出的?
郑焕明:西部大开发是国家大政方针,西部地区要发展,就要和全国发生联系,要对外招商引资,要到北京报批项目,人家在北京设立个窗口还不行了?大家要知道,首都,那可是全国人民的首都啊,人家有这个权利啊。于是,我说,驻京机构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因为有些西部地区,从来没有在北京设立过这样一个窗口。
关于驻京办,笼而统之谈撤销,那是媒体的误导,简单“堵”的办法不是上策,我经常拿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为例,大水来了,一下子截住,水位上涨,肯定要决堤、要崩溃的,而通过疏导的方式,四川成了天府之国。大禹治水也是同样道理。
但无序又是不行的,要规范起来。
现在看,县一级的、开发区的、某些政府部门的驻京机构可能要撤销,而即便撤销,也必须给予引导,不解决引导的问题,它必将变换形式卷土重来,堵是堵不住的。
驻京办历史
驻京办起源可以追溯到历代王朝的同乡会和会馆。设在京城的同乡会和会馆的功能不外乎沟通家乡与京师之间的联系,接待来京出差的地方官员及进京赶考的家乡学子。
内蒙古自治区驻京办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驻京办,开设于1949年,最初的功能是方便京蒙两地的交流。
在1958年至1959年之间共有28个驻京办事处相继成立,且全是省一级的驻京机构。20世纪80年代以后,驻京办的数量迅速增长,驻京办的主要任务也逐步发生变化。
上个世纪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驻京办的热情更高,各省市、区、县纷纷兴建集联络、接待和服务功能于一体的办公大楼,这些占据京城黄金地段的驻京办事机构一般以省命名。
驻京办功能
“跑部钱进”2006年,前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将一些驻京办职能形容为“跑部钱进”。驻京机构主要职能是承办各种中央指定项目所需的手续和文件,通过运作,在中央和各部之间,争取地方发展所需项目、指标、物资和资金等。
维护稳定在一些重大活动期间,如每年的“两会”,驻京办首要工作就是做好信访工作,接待劝返当地非正常上访人员,维护稳定,是驻京办主要政务工作之一。
商业平台一些政府机关招商引资,甚至直接经商,驻京办成为招商平台。随着资产膨胀,一些驻京办还建宾馆、开酒楼、经营地方土特产等,甚至涉足开发房产。
接待服务过去主要承担迎来送往等任务。有的还会想办法安排当地领导会见一些在京“重要人物”。
转型服务民生近年来处于风口浪尖的驻京办,也在尝试转型把百姓进京看病、进京农民工的培训以及各种协调服务等列为工作内容,有意识地强化为民服务的职能。(王宏宇对本文亦有贡献)
随便挂个牌子,就成“驻京办”
南都周刊:你管理驻京办有好几年了?
郑焕明: 我是1998年退休的,在(北京市经济协作办)主任位置上做了8年。当时这个办公室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驻京机构管理,当然,还有其他内容,比如全国经济技术协作、对口支援等等。对三峡库区、内蒙古、西藏等地区扶贫性质的支援,也因为北京市没有扶贫办,这一块也由我们来负责。
对驻京机构的管理,当时我除了在行政职务上是北京市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主任,直接管理驻京办,同时,我有另外一个职衔,我还是各地驻京办事处、联络处联谊会会长,当时叫理事长,实际上等同于现在的会长,而这个会长我一直担任到了退休那年。
退休前,国务院每年开驻京办主任会议,我都参加,通过工作上的相互支持,我与很多驻京办负责人关系搞得都挺好。一直到现在,一些地方上的老同志还经常会找我,聚聚会什么的。
成立联谊会,这和我们国家管理体制有关,而这又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媒体记者不认真,在发出报道前,往往对驻京办概念是认识不清的。
南都周刊:正确的理解应该怎样?
郑焕明:首先,办事处是什么含义呢,它是经过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批准,由它下面的驻京办事处管理司直接负责管理的这么一个机构。驻京办涵盖省、直辖市、自治区以及特区的驻京机构,而所谓特区,并非传统意义上深圳等经济特区,而是经过特别批准的地区。当时600多家驻京机构里,只有3个县级市,这3家,是由重要政治人物特批的。
除了特区,还有两个特殊的,一个是一汽,一个是东风,这是两个汽车企业。本来企业不应该成立驻京办,但它们上面都有特殊人物,所以,先是批准了东风,而批准了东风后,老大哥一汽不干了,一汽找到了更高级别的官员。于是,一汽、东风都成立了驻京办。
除此之外,其他都是省、直辖市以及副省以上城市,比如东部地区的省会城市。
按理说,驻京办属于国管局职能范畴,北京市好像管不着,但驻京办却是在首都北京展开工作的,它又必将与北京方面发生关系。这样,我们就通过民间社团的方式,将北京市政府与驻京办之间衔接了起来。名义上是社团,实际上很多活动都是市政府出面,比如开大会,基本都是以北京市政府的名义来操办的。
办事处和联络处是不同的概念,两者的核准机关是不同的,办事处需国管局批准,而联络处划归北京市政府。
南都周刊:这些驻京机构是怎么产生的?
郑焕明:这不是我们现在社会的专利,而是古来有之,两广、湖广会馆从很早就存在了,当地政府到京城办事,都是通过这些机构与朝廷发生往来的。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驻京机构职能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和调整,以便适应派出单位的要求。那时候没有网络,没有电脑,信息闭塞,与过去相比,现在当然是截然不同了。
有人说,驻京办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这不对,它比计划经济早多了。还有人说,驻京办是搞市场经济后才冒出来的,也不对,更早。现在媒体上炒作得挺响,说什么撤销驻京办,这是误导。
南都周刊:为什么?
郑焕明: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文件里用的可是“加强和规范”这样一个说法,至于撤销,撤销的是什么呢,是县一级驻京机构。之前,我一直认为县一级驻京机构并没有经过政府批准,最近我得到确切说法,是给予批准的,数量已经很多了,不止最早的那三个特区了。
针对驻京办,最早我们用的词汇是“整顿”。那时候,有些人随随便便就在北京某个地方挂了个牌子。记得那时候我住在方庄,政府的楼嘛,就在那小一片竟挂了好几块牌子,从他外面挂的牌子,我就能判断出他是不是规范的、是不是经过合法审批的。
有时候,有些地方政府看到人家挂了个牌子,于是他也挂个牌子,但他对这里面的情况并不清楚。而我们那时候已经提出,不但驻京办的名称要规范,牌子规格也要规范,尺寸多大多小、写怎样的字体都有标准。这是当时的状况,所以,当然要整顿,不整顿就乱了。
维稳,驻京办的首要任务
南都周刊:县一级驻京办,能否这样总结:它的管控路径基本是这样走的:禁止—放开—再收紧?
郑焕明:的确是这样的,因为他所谓的放开,放得太开了,结果暴露出了这样那样很多问题。我当然是赞成整顿的,不光现在赞成,我当时就赞成,不整顿就会不规范,一定会出问题。当然,不能管得太紧,太紧会阻碍发展,所以,这个度要掌握好。
南都周刊:驻京机构这些年来干了些什么呢?
郑焕明:我看了下最近国务院关于驻京办的红头文件,虽然它对驻京办的功用只是扼要地讲了几句话,但我觉得还是总结得不错的。比如它说,改革开放以来,办事机构在加强地区间协作、服务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处置突发事件、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话不多,不到两行字,但已经概括出了它的基本职能。当时我作报告时,关于驻京办作用,我是把“维护首都北京稳定”放到了第一位。
当时包括到现在,全国各地到北京上访的老百姓非常多,不能说他们来北京就是为了闹事,这里面自然有深层次的问题。
对于访民,之前是由北京市和中央来管的,但是,你想把这些访民送回去,首先他说没钱,你得拿钱出来,可当你费尽气力刚把他送回当地,他就跑回来了,而且比你跑得还快,周而复始,苦不堪言。
南都周刊:你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郑焕明:他没有组织上的保障。驻京办在维稳上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功不可没、无可替代。现在,一旦了解到有访民到了,我们马上就可以查清到底是谁的人,然后通知所在地驻京办,让他们赶紧把人接走。人领回去之后,当地政府衔接好、安置好,这样,解决了他的问题,他就不再回来了。
光这一块,北京市就省了不少钱,还不要说省了多少事。当然,中央也省钱省事。
公安也好,武警也好,中央政府部门也好,其实都不如驻京办解决问题来得更顺畅。
国务院这个文件里,有一条没有写进去。现在的两会,是谁接待的?现在可都是驻京办负责啊,河南驻京办接待河南的,山东驻京办接待山东的。这样,驻京办缓解了北京市政府和中央很大压力。
南都周刊:除了这一点,驻京办的主要任务还有哪些?
郑焕明:还有一个是招商引资,针对的目标是两块,一块是外国人,一块是上级政府部门。
北京是首都,外国人到了北京,并不知道各地具体情况,当时信息又不像今天这么畅通,现在的一台电脑,比过去一层楼甚至一座楼的作用还大。技术进步太快了,现在一条信息上网后,几分钟几秒钟就传遍了全世界,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可即便到现在,信息是畅通了,只了解信息还是不够的,还得接触,还得当面谈,地方政府还要向上级申请项目,要到北京跑项目,不跑往往就做不成。所以,这些驻京机构并不是没事干了。发改委、财政部等,都聚集在北京,他不来北京,去哪里?他不找你,找谁?不找你,能批到项目吗?撤了驻京办,他还会来,临时性多次地派人来,因为项目总得有人跑啊。
腐败透顶?简直耸人听闻
南都周刊:可是驻京办弊端日显,在你看来,最佳解决途径是怎样的?
郑焕明:撤销驻京办是不可能的,至于用什么方式管理它才是最好、效率更高的,这个问题则可以探讨。
驻京办承载的任务不可能消失,除非中央进行体制改革,改到他不用跑到北京来找你也能办事的程度。权力过于集中,他必然来求你,要看你脸色行事,一旦你脸难看、门难进、事难办,他自然要想办法让你高兴。好吧,你还不高兴,干脆我从包里掏出点什么送给你吧。
要我说,这都是逼出来的,他不这么办,又能怎么办呢?怪不得他们。记得我在任时,河北驻京办出问题了。首先是省委书记程维高出了问题,进而牵出一大帮人,当时河北省驻京办主任王福友跟着出了问题。
可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上级那个样子,他交给驻京办的任务,他能不去办吗?当然,王福友也的确是有个人问题的。我的意思是说,不能孤立地看待驻京办弊病。
现在有些人,连驻京办概念都没弄清楚,就洋洋洒洒说了些时髦话,什么驻京办腐败透顶了,说它一无是处,简直耸人听闻,我觉得是夸大其词。
南都周刊:但驻京办的腐败已是众所周知,你不觉得很严重吗?
郑焕明:谈到腐败,不能一面之词地责备下面。如果你上面清廉、办事果断,他何必给你送钱呢,他有钱没处花了?我还没见过哪个傻瓜无缘无故给人送钱送东西的。他总是有点原因的,而且总觉得送了比不送好,即便不是马上让你给他好处,也是为他以后铺路。
要解决这个问题,上面要做出样子来。在这个方面,我自认为是做得是比较好的,我从来不向驻京办索取或者接受任何好处,绝对不会,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做呢?我记得当时我下面有个处长,他总是变着法儿向人家要钱、要东西,我就不点名了。一怒之下,我把他调离了。
我赞成整顿驻京办,但不能夸大它的弊端,而且单纯斥责驻京办有问题,也是不公道的,至于出了问题的驻京办,就该处理它,这也不能回避,但不能因此以偏概全。驻京办问题的解决,要从体制上寻找答案,要深化改革,否则总是解决不了,怎么说都没用。
而且有些驻京办的撤销与否,还将涉及到民族、宗教以及所在地区的稳定。
南都周刊:可是那么多驻京机构,不裁撤该如何办?
郑焕明:我们曾研究过,希望让省办管理下面的联络处以及地市、部门驻京办,并希望他们统一起来进行管理。但有些省这样做了,有些省则不愿意这样做。也曾设想,像使馆区一样,专门开设驻京办专区,但后来发现不现实,有些驻京机构希望活动私密性好一点,不必要的沟通少一点。
也试图集中管理过,有过一个“穷七家”,包括宁夏、甘肃、青海等,集中在和平里,而马甸那边也集中了七家,“富七家”,山东、福建、浙江等。当时办公已经相对集中了,有些公用设施是共用的。但后来,随着经济发展,各省办都出去建立了自己的大厦,而这些大厦的产权,现在都归各地所有了。浙江大厦、四川大厦、河南大厦等,基本都是驻京办所在地,我都去开过会、吃过饭。
南都周刊:你曾提到,驻京办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这个观点是如何得出的?
郑焕明:西部大开发是国家大政方针,西部地区要发展,就要和全国发生联系,要对外招商引资,要到北京报批项目,人家在北京设立个窗口还不行了?大家要知道,首都,那可是全国人民的首都啊,人家有这个权利啊。于是,我说,驻京机构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因为有些西部地区,从来没有在北京设立过这样一个窗口。
关于驻京办,笼而统之谈撤销,那是媒体的误导,简单“堵”的办法不是上策,我经常拿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为例,大水来了,一下子截住,水位上涨,肯定要决堤、要崩溃的,而通过疏导的方式,四川成了天府之国。大禹治水也是同样道理。
但无序又是不行的,要规范起来。
现在看,县一级的、开发区的、某些政府部门的驻京机构可能要撤销,而即便撤销,也必须给予引导,不解决引导的问题,它必将变换形式卷土重来,堵是堵不住的。
驻京办历史
驻京办起源可以追溯到历代王朝的同乡会和会馆。设在京城的同乡会和会馆的功能不外乎沟通家乡与京师之间的联系,接待来京出差的地方官员及进京赶考的家乡学子。
内蒙古自治区驻京办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驻京办,开设于1949年,最初的功能是方便京蒙两地的交流。
在1958年至1959年之间共有28个驻京办事处相继成立,且全是省一级的驻京机构。20世纪80年代以后,驻京办的数量迅速增长,驻京办的主要任务也逐步发生变化。
上个世纪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驻京办的热情更高,各省市、区、县纷纷兴建集联络、接待和服务功能于一体的办公大楼,这些占据京城黄金地段的驻京办事机构一般以省命名。
驻京办功能
“跑部钱进”2006年,前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将一些驻京办职能形容为“跑部钱进”。驻京机构主要职能是承办各种中央指定项目所需的手续和文件,通过运作,在中央和各部之间,争取地方发展所需项目、指标、物资和资金等。
维护稳定在一些重大活动期间,如每年的“两会”,驻京办首要工作就是做好信访工作,接待劝返当地非正常上访人员,维护稳定,是驻京办主要政务工作之一。
商业平台一些政府机关招商引资,甚至直接经商,驻京办成为招商平台。随着资产膨胀,一些驻京办还建宾馆、开酒楼、经营地方土特产等,甚至涉足开发房产。
接待服务过去主要承担迎来送往等任务。有的还会想办法安排当地领导会见一些在京“重要人物”。
转型服务民生近年来处于风口浪尖的驻京办,也在尝试转型把百姓进京看病、进京农民工的培训以及各种协调服务等列为工作内容,有意识地强化为民服务的职能。(王宏宇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