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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慵懒沙哑的嗓音曾经直指现代人内心的原始情感,如今已知天命的陈昇说,过了五十岁,情情爱爱不算什么大事了,更愿意在作品中关注类似于“财团控制的执政党要盖化工厂”这样的事情。这个最让他生气。
“能喝谁不想喝呢,享受人生多美好啊”,陈昇慢悠悠地嘟哝了一句,从果盘里拿起一颗小西红柿塞进嘴里。头一天晚上,他跟乐队及广州的朋友喝酒玩乐,但自己不得不少喝点。
陈昇是爱酒之人,当天晚上在广州的演出现场,他在舞台上一边唱着人们熟悉的老情歌,一边喝着矿泉水瓶子里装着的红酒。一场演出结束,常常也会是他喝高了的时候,工作人员说,每次演出后的庆功宴,主角陈昇往往都缺席。
他依旧像人们见惯了的那样,在舞台上唱得风情万种,招牌动作是背过身去对着观众席扭动臀部。一众粉丝手里拿着啤酒瓶趴在舞台边,大声和着他的歌声。特意从杭州赶来的名叫“一衣”的歌迷,给陈昇带来了蓝色的印有“BOBBY CHEN”(陈昇的英文名)的“海豚”,她过来在我耳边兴奋地喊:“这就是昇哥,每一次都不会让我们失望”,然后又挤回被陈昇称为“摇滚区”的舞台区……
52岁了,还动不动就将演出一口气唱到零点后,问陈昇累不累,他依旧是慢悠悠但摇着头连说了五个“差很多了”,末了补上一句,“这两三年差很多了”,并感慨相信星座相信血型都不如相信年龄。
在台湾,陈昇有一个非常本土特色的称号——“台湾土产音乐金刚”。在台湾乐坛二十余年间,他用自己的方式为人们累积起一个微妙的惯例:一年左右发行一张个人专辑,一年办一场跨年演唱会。这个他自己的节奏,在许多年过去后也成了一些台湾人的节奏,尤其是从1995年起举办的演唱会,一年一期会,伴随着陈昇慵懒沙哑的嗓音唱出的直指现代人内心的原始情感,追忆往昔。
对于一些在台北谋生活的人来说,尤其如是。早年陈昇退伍后,为了在台北生活,从事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因为想学美术,第一份工作是进了广告公司做业务员,负责公车站牌广告,但几个月过去一个客户都没拉到,不得不很快离开,其间他还在晚上到酒吧兼职做酒保养活自己,但只是一个会切水果的酒保而已。
陈昇原名“陈志昇”,关于改名的缘由很有趣。他说当时喜欢音乐,决心到唱片公司去做事,但因为到同一家唱片公司面试了很多次都没被录取,怕被人家认出来才灵机一动去掉了名字中间的“志”。千辛万苦被录用后,他被分配到知名作曲家刘家昌身边当助理,上工第一天到饭店里找到刘家昌,没想到一开门就被吓住了,因为房间里全是演艺界大人物。结果直到晚上九点,刘家昌才发现他,陈昇吞吞吐吐地介绍说,“我,我,我是来当你的助理的”。
从唱片公司小弟做起,到《玻璃心》的制作,再到滚石开始做自己的音乐,陈昇的“愤怒”一直是有名的。有台湾记者回忆,陈昇曾说他拿试带到滚石去,那种“要出就出,不出也别想批评我”的架势,令人印象深刻。
今年6月,新专辑《PS.是的,我在台北》发行,这是陈昇的第17张个人专辑,记录台北人的故事。台北市副市长李永萍也现身陈昇的发片记者会上,感谢他用动人的方式为台北发声。“我跟她讲,我的作品不是都一定是光明面的哦,然后她也很客气地说,留学的时候都听我的歌,一个城市本来就有不同的面貌,不用介意。你自己说的哦,那就送你一张(专辑)”,陈昇用他的台湾国语漫不经心地说,新专辑中有一首歌叫《老鼠万岁》,对准的就是市长及官僚们。
陈昇在台北生活了将近30年,在他看来,台北是个很有趣的城市,很多元化。他原本以为以台北为主题做个专辑应该不是难事,但后来发现——正因为台北的多元化,应该写200首才能写得完整个城市,一张专辑的容量太小了,有故事的人太多了,恨不得给每个人都写一首,“我非常高兴也非常骄傲我就是台北人!”
一改以往情歌为主打的做法,新专辑里谈情说爱的成分几乎没有。这几年陈昇的唱片中,深情的作品越来越少见。这个跟作品一样煽情得厉害的老男人,人们依然记得他做过的那件极为煽情的事——“明年你还爱我吗”1999跨年演唱会,提前一年预售门票,一个人的价格可以获得两个座位。一年后,他对着那些空位置唱着:“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你的美丽让你带走……”但是现在,他居然说过了50岁,觉得情情爱爱不算什么大事了,更愿意在作品中对类似于“财团控制的执政党要盖化工厂”这样的事表示关注。
“哪有人一直到老都还在深情,五六十岁还要婆婆妈妈的阿哥阿妹入草丛,恶心死了”,说着,他站起来来回跳着扮演怪蜀黍,嘴里还不停念叨着“怪蜀黍,怪蜀黍,我是怪蜀黍”……
采访结束已是下午三点,他还要在演出前去游个泳,每天半个小时的游泳锻炼已是习惯,“一定要把自己搞醒就对了”。这次来广州前,他刚买了一辆脚踏车,虽然办公室里已有四辆了,他骑脚踏车上下班,在公司会边骑车边看贾樟柯的电影,然后觉得这个世界很凄凉……
他不是常见的那种采访对象,几乎不会正儿八经地回答问题,而且说着说着就到十万八千里之外去了。说起歌迷借他的歌来填补空虚,他会一脸无辜地说:“那我怎么办呢,我只是在卖唱片……”然后他又说起对“鬼混”的缅怀,“我也很想空虚啊,但我永远不缺乏朋友,永远不缺乏题材。”
微醺——除了这个词,可能找不到更好的来形容眼前的这个文艺老男人,尽管当时他可能并未喝酒。
南都周刊-陈昇
还想着音乐革命
南都周刊:许多年前你说你的愿望是音乐革命,现在还想着这个愿望吗?
陈昇:以前信口说说的啦。不过,说起来也算是,以音乐的形式来做一点改变人的性格的革命。用文章来改变人心,出杂志启迪人心,用音乐当然更可以了。20多年前,我们会去问罗大佑,大佑你为什么不带我们离开中国,拿个奖什么的。其实,音乐革命这个愿望好大,宣扬华人音乐就对了。
南都周刊:现在的作品情歌少了,关注社会的多了?
陈昇:在台北写作的好处,就是不用给自己框架,可以自由地写,这就是可贵的地方。总统和市长都写到歌里去,骂他们是老鼠,其实也不是骂他们,就是说,大家都一样嘛。
南都周刊:在大陆演出会挑哪些歌唱?
陈昇:还是老情歌多一些。这次我被叮嘱少说话,多唱歌。作为一个客人,本来就要有一定的风度嘛,唱人家爱听的。
南都周刊:作为一个音乐人,你与这个时代和平相处的方法是什么?
陈昇:这个时代在变化,我觉得以前是二十年一个变化,现在是十年一个变化,尤其是媒体,变得太过头了。
你知道我们那边有一百多个电视台,怎么去消化,人人如杯弓蛇影,我随便在街上散步,跟桃子(陈昇助手)去吃个鱿鱼羹,也会有人拍了上杂志。到最后我索性跟他们讲,《苹果日报》的离开好不好,我不想和你们说话,我不碰这种杂志,很怕脏的。就像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啦,把你牵扯进去,比如他们问我上次说的导演(跟刘若英拍拖)是陈国富吗,我不回答,眼睛都不敢眨,因为我眨眼睛的话就算是了……
南都周刊:如果哪天唱不动了,你想做什么呢?
陈昇:我想去(台湾)东边买块地,种点东西,我们那边的地可以盖房子,然后画图自己盖房子。如果能选择在海边生活的话当然一定要去,最好买一个游艇住在上面,那边物价都很便宜,一天只要一顿饭就好了。
“能喝谁不想喝呢,享受人生多美好啊”,陈昇慢悠悠地嘟哝了一句,从果盘里拿起一颗小西红柿塞进嘴里。头一天晚上,他跟乐队及广州的朋友喝酒玩乐,但自己不得不少喝点。
陈昇是爱酒之人,当天晚上在广州的演出现场,他在舞台上一边唱着人们熟悉的老情歌,一边喝着矿泉水瓶子里装着的红酒。一场演出结束,常常也会是他喝高了的时候,工作人员说,每次演出后的庆功宴,主角陈昇往往都缺席。
他依旧像人们见惯了的那样,在舞台上唱得风情万种,招牌动作是背过身去对着观众席扭动臀部。一众粉丝手里拿着啤酒瓶趴在舞台边,大声和着他的歌声。特意从杭州赶来的名叫“一衣”的歌迷,给陈昇带来了蓝色的印有“BOBBY CHEN”(陈昇的英文名)的“海豚”,她过来在我耳边兴奋地喊:“这就是昇哥,每一次都不会让我们失望”,然后又挤回被陈昇称为“摇滚区”的舞台区……
52岁了,还动不动就将演出一口气唱到零点后,问陈昇累不累,他依旧是慢悠悠但摇着头连说了五个“差很多了”,末了补上一句,“这两三年差很多了”,并感慨相信星座相信血型都不如相信年龄。
在台湾,陈昇有一个非常本土特色的称号——“台湾土产音乐金刚”。在台湾乐坛二十余年间,他用自己的方式为人们累积起一个微妙的惯例:一年左右发行一张个人专辑,一年办一场跨年演唱会。这个他自己的节奏,在许多年过去后也成了一些台湾人的节奏,尤其是从1995年起举办的演唱会,一年一期会,伴随着陈昇慵懒沙哑的嗓音唱出的直指现代人内心的原始情感,追忆往昔。
对于一些在台北谋生活的人来说,尤其如是。早年陈昇退伍后,为了在台北生活,从事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因为想学美术,第一份工作是进了广告公司做业务员,负责公车站牌广告,但几个月过去一个客户都没拉到,不得不很快离开,其间他还在晚上到酒吧兼职做酒保养活自己,但只是一个会切水果的酒保而已。
陈昇原名“陈志昇”,关于改名的缘由很有趣。他说当时喜欢音乐,决心到唱片公司去做事,但因为到同一家唱片公司面试了很多次都没被录取,怕被人家认出来才灵机一动去掉了名字中间的“志”。千辛万苦被录用后,他被分配到知名作曲家刘家昌身边当助理,上工第一天到饭店里找到刘家昌,没想到一开门就被吓住了,因为房间里全是演艺界大人物。结果直到晚上九点,刘家昌才发现他,陈昇吞吞吐吐地介绍说,“我,我,我是来当你的助理的”。
从唱片公司小弟做起,到《玻璃心》的制作,再到滚石开始做自己的音乐,陈昇的“愤怒”一直是有名的。有台湾记者回忆,陈昇曾说他拿试带到滚石去,那种“要出就出,不出也别想批评我”的架势,令人印象深刻。
今年6月,新专辑《PS.是的,我在台北》发行,这是陈昇的第17张个人专辑,记录台北人的故事。台北市副市长李永萍也现身陈昇的发片记者会上,感谢他用动人的方式为台北发声。“我跟她讲,我的作品不是都一定是光明面的哦,然后她也很客气地说,留学的时候都听我的歌,一个城市本来就有不同的面貌,不用介意。你自己说的哦,那就送你一张(专辑)”,陈昇用他的台湾国语漫不经心地说,新专辑中有一首歌叫《老鼠万岁》,对准的就是市长及官僚们。
陈昇在台北生活了将近30年,在他看来,台北是个很有趣的城市,很多元化。他原本以为以台北为主题做个专辑应该不是难事,但后来发现——正因为台北的多元化,应该写200首才能写得完整个城市,一张专辑的容量太小了,有故事的人太多了,恨不得给每个人都写一首,“我非常高兴也非常骄傲我就是台北人!”
一改以往情歌为主打的做法,新专辑里谈情说爱的成分几乎没有。这几年陈昇的唱片中,深情的作品越来越少见。这个跟作品一样煽情得厉害的老男人,人们依然记得他做过的那件极为煽情的事——“明年你还爱我吗”1999跨年演唱会,提前一年预售门票,一个人的价格可以获得两个座位。一年后,他对着那些空位置唱着:“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你的美丽让你带走……”但是现在,他居然说过了50岁,觉得情情爱爱不算什么大事了,更愿意在作品中对类似于“财团控制的执政党要盖化工厂”这样的事表示关注。
“哪有人一直到老都还在深情,五六十岁还要婆婆妈妈的阿哥阿妹入草丛,恶心死了”,说着,他站起来来回跳着扮演怪蜀黍,嘴里还不停念叨着“怪蜀黍,怪蜀黍,我是怪蜀黍”……
采访结束已是下午三点,他还要在演出前去游个泳,每天半个小时的游泳锻炼已是习惯,“一定要把自己搞醒就对了”。这次来广州前,他刚买了一辆脚踏车,虽然办公室里已有四辆了,他骑脚踏车上下班,在公司会边骑车边看贾樟柯的电影,然后觉得这个世界很凄凉……
他不是常见的那种采访对象,几乎不会正儿八经地回答问题,而且说着说着就到十万八千里之外去了。说起歌迷借他的歌来填补空虚,他会一脸无辜地说:“那我怎么办呢,我只是在卖唱片……”然后他又说起对“鬼混”的缅怀,“我也很想空虚啊,但我永远不缺乏朋友,永远不缺乏题材。”
微醺——除了这个词,可能找不到更好的来形容眼前的这个文艺老男人,尽管当时他可能并未喝酒。
南都周刊-陈昇
还想着音乐革命
南都周刊:许多年前你说你的愿望是音乐革命,现在还想着这个愿望吗?
陈昇:以前信口说说的啦。不过,说起来也算是,以音乐的形式来做一点改变人的性格的革命。用文章来改变人心,出杂志启迪人心,用音乐当然更可以了。20多年前,我们会去问罗大佑,大佑你为什么不带我们离开中国,拿个奖什么的。其实,音乐革命这个愿望好大,宣扬华人音乐就对了。
南都周刊:现在的作品情歌少了,关注社会的多了?
陈昇:在台北写作的好处,就是不用给自己框架,可以自由地写,这就是可贵的地方。总统和市长都写到歌里去,骂他们是老鼠,其实也不是骂他们,就是说,大家都一样嘛。
南都周刊:在大陆演出会挑哪些歌唱?
陈昇:还是老情歌多一些。这次我被叮嘱少说话,多唱歌。作为一个客人,本来就要有一定的风度嘛,唱人家爱听的。
南都周刊:作为一个音乐人,你与这个时代和平相处的方法是什么?
陈昇:这个时代在变化,我觉得以前是二十年一个变化,现在是十年一个变化,尤其是媒体,变得太过头了。
你知道我们那边有一百多个电视台,怎么去消化,人人如杯弓蛇影,我随便在街上散步,跟桃子(陈昇助手)去吃个鱿鱼羹,也会有人拍了上杂志。到最后我索性跟他们讲,《苹果日报》的离开好不好,我不想和你们说话,我不碰这种杂志,很怕脏的。就像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啦,把你牵扯进去,比如他们问我上次说的导演(跟刘若英拍拖)是陈国富吗,我不回答,眼睛都不敢眨,因为我眨眼睛的话就算是了……
南都周刊:如果哪天唱不动了,你想做什么呢?
陈昇:我想去(台湾)东边买块地,种点东西,我们那边的地可以盖房子,然后画图自己盖房子。如果能选择在海边生活的话当然一定要去,最好买一个游艇住在上面,那边物价都很便宜,一天只要一顿饭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