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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相当长的时间里，实行的是鼓励国民生育的“计生”政策。比如在齐国，官府里有专门的“掌幼”官，负责奖励“多产妈妈”。比如有三个孩子的妈妈可以免交赋税；再生一个，全家的赋税都免了。
奖励生育，设专门“掌幼”官
从《周礼·地官·大司徒》的记载来看，可认为西周时的中国政府已相当重视人口保养了。所谓“以保息六，养万民”中，第一条就是“慈幼”。郑玄的注释是：“慈幼，谓爱幼少也，产子三人与之母，二人与之饩。”春秋时越国的制度是，妇女快分娩时得报告官府，由官府派医生守护。生男孩的奖励两壶酒一条狗，生女孩的奖励两壶酒一口猪。生三个子女的，由官府派给乳母哺育（《国语·越语》）。在齐国，官府里也有专门的“掌幼”官，负责奖励“光荣妈妈”，比如有三个孩子的妈妈可以免交赋税；再生一个，全家的赋税都免了；倘若又生第五个的话，官府还派一个保姆来，这老五和保姆的口粮，全由国家负担。此外各地还有“掌孤”官，专门负责给孤儿找领养人家，养孤人家有免赋待遇，“掌孤”官还要经常去探问。
秦汉开始，这类职能全化为州县衙门的法定责任。《后汉书·贾彪传》记载，贾彪当新息县县长时，城南发生盗杀，城北发生溺婴。贾彪吩咐驱车案验，掾吏认为两者相比，自然是盗劫害人重要，准备带他去城南。贾县长发火道：“寇贼害人，此则常理；母子相残，逆天违道。”遂驱车北行。数年间，新息县增添了数千小生命，都说是靠了贾县长才得生存，于是男孩全取名“贾子”，女孩全取名“贾女”。到了北宋时，史有明载的官办慈幼局出现了，不过仍鼓励民家来局认养，官给钱米或指派乳妇，至有“不养健儿，却养乞儿”之谚。两宋以来，慈幼局逐渐普及，后来也有叫育婴堂的，但专门的“掌孤”之官，则不再给编制，改作杂职。
强制早婚，适龄不婚受重罚
在鼓励生育的同时，越国也强制早婚。规定：“令壮者无娶老妇，令老者无娶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三十不娶，其父母有罪。”从越国计生政策来看，如今流行的年龄悬殊的“姐弟恋”“黄昏恋”均被严格禁止，青壮男子不能娶年龄大的女人，老男人则不准娶年轻女子。不仅如此，对未婚嫁适婚子女的父母，还要治罪。后来，越国能打败吴国重新崛起，虽然原因很多，但与此“计生”政策的实行不无关系。
奖励多生孩子的家庭，这只是古代中国“计生”政策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解决育龄男女性别比例失调问题，其中重要手段之一是强制早婚。在古代中国早期，一度提倡“晚婚”，西周时期法定适婚年龄是男子30岁，女子20岁。但在实行鼓励多生的“计生”政策时期，适婚年龄往往被大大提前。如春秋时的齐国，便推行男20岁、女15岁的“计生”政策，鼓励国民早婚。除了降低婚龄，古代中国有的朝代还提倡“二婚”。如唐代便提倡“男子娶寡妇、寡妇再改嫁”这样的政策，否定男子娶二婚女不体面、女子“从一而终”的旧观念。
古代中国对违反计生对象的处罚也很严厉。如在汉初刘盈（惠帝）当皇帝时期（公元前195年～公元前188年），便有明确的“罚款”方案。据《汉书·惠帝纪》记载，在公元前189年，刘盈下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算”是当时计征人头税的一种计量单位，是开国皇帝刘邦在建国后第四年定下的税收办法。15岁以上、56岁以下的国民，都要缴纳人头税，每人税款金额是120钱，称为“一算”。五算就是720钱，也就是说，如果适龄不结婚，就是违反“计生”政策，就要缴五倍人头税的罚款。这个罚款在当时并不算低，以整个西汉的粮食均价每石100钱上下的标准来算，720钱可以买到七八石粮食，至少是一个成年人一年的口粮。
唐太宗李世民刚一当皇帝，便在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的正月发布了《令有司劝勉庶人婚聘及时诏》，鼓励生育。还动员富人赞助娶不起老婆的穷光棍，将计划生育的好坏、鳏寡人口的多少，作为地方官吏的政绩指标，进行考核。
与今天一样，为宣传“计生”政策，古代中国也有各种各样的计生“标语”和“口号”，当然其主旋律是以鼓励多生为主。鼓励多生的口号有很多条，最深入人心、影响了整个封建时代的至少有两条。一条是“多子多福，养儿防老”；再一条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到了宋代，有学者估算中国人口总数首次过亿。在这种背景下，宋末著名学者、《文献通考》作者马端临正式提出了“少生”“优生”、重视人口质量和整体素质的“计生”理论，与现代的人口和计生政策相当接近。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编辑：言远
奖励生育，设专门“掌幼”官
从《周礼·地官·大司徒》的记载来看，可认为西周时的中国政府已相当重视人口保养了。所谓“以保息六，养万民”中，第一条就是“慈幼”。郑玄的注释是：“慈幼，谓爱幼少也，产子三人与之母，二人与之饩。”春秋时越国的制度是，妇女快分娩时得报告官府，由官府派医生守护。生男孩的奖励两壶酒一条狗，生女孩的奖励两壶酒一口猪。生三个子女的，由官府派给乳母哺育（《国语·越语》）。在齐国，官府里也有专门的“掌幼”官，负责奖励“光荣妈妈”，比如有三个孩子的妈妈可以免交赋税；再生一个，全家的赋税都免了；倘若又生第五个的话，官府还派一个保姆来，这老五和保姆的口粮，全由国家负担。此外各地还有“掌孤”官，专门负责给孤儿找领养人家，养孤人家有免赋待遇，“掌孤”官还要经常去探问。
秦汉开始，这类职能全化为州县衙门的法定责任。《后汉书·贾彪传》记载，贾彪当新息县县长时，城南发生盗杀，城北发生溺婴。贾彪吩咐驱车案验，掾吏认为两者相比，自然是盗劫害人重要，准备带他去城南。贾县长发火道：“寇贼害人，此则常理；母子相残，逆天违道。”遂驱车北行。数年间，新息县增添了数千小生命，都说是靠了贾县长才得生存，于是男孩全取名“贾子”，女孩全取名“贾女”。到了北宋时，史有明载的官办慈幼局出现了，不过仍鼓励民家来局认养，官给钱米或指派乳妇，至有“不养健儿，却养乞儿”之谚。两宋以来，慈幼局逐渐普及，后来也有叫育婴堂的，但专门的“掌孤”之官，则不再给编制，改作杂职。
强制早婚，适龄不婚受重罚
在鼓励生育的同时，越国也强制早婚。规定：“令壮者无娶老妇，令老者无娶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三十不娶，其父母有罪。”从越国计生政策来看，如今流行的年龄悬殊的“姐弟恋”“黄昏恋”均被严格禁止，青壮男子不能娶年龄大的女人，老男人则不准娶年轻女子。不仅如此，对未婚嫁适婚子女的父母，还要治罪。后来，越国能打败吴国重新崛起，虽然原因很多，但与此“计生”政策的实行不无关系。
奖励多生孩子的家庭，这只是古代中国“计生”政策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解决育龄男女性别比例失调问题，其中重要手段之一是强制早婚。在古代中国早期，一度提倡“晚婚”，西周时期法定适婚年龄是男子30岁，女子20岁。但在实行鼓励多生的“计生”政策时期，适婚年龄往往被大大提前。如春秋时的齐国，便推行男20岁、女15岁的“计生”政策，鼓励国民早婚。除了降低婚龄，古代中国有的朝代还提倡“二婚”。如唐代便提倡“男子娶寡妇、寡妇再改嫁”这样的政策，否定男子娶二婚女不体面、女子“从一而终”的旧观念。
古代中国对违反计生对象的处罚也很严厉。如在汉初刘盈（惠帝）当皇帝时期（公元前195年～公元前188年），便有明确的“罚款”方案。据《汉书·惠帝纪》记载，在公元前189年，刘盈下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算”是当时计征人头税的一种计量单位，是开国皇帝刘邦在建国后第四年定下的税收办法。15岁以上、56岁以下的国民，都要缴纳人头税，每人税款金额是120钱，称为“一算”。五算就是720钱，也就是说，如果适龄不结婚，就是违反“计生”政策，就要缴五倍人头税的罚款。这个罚款在当时并不算低，以整个西汉的粮食均价每石100钱上下的标准来算，720钱可以买到七八石粮食，至少是一个成年人一年的口粮。
唐太宗李世民刚一当皇帝，便在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的正月发布了《令有司劝勉庶人婚聘及时诏》，鼓励生育。还动员富人赞助娶不起老婆的穷光棍，将计划生育的好坏、鳏寡人口的多少，作为地方官吏的政绩指标，进行考核。
与今天一样，为宣传“计生”政策，古代中国也有各种各样的计生“标语”和“口号”，当然其主旋律是以鼓励多生为主。鼓励多生的口号有很多条，最深入人心、影响了整个封建时代的至少有两条。一条是“多子多福，养儿防老”；再一条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到了宋代，有学者估算中国人口总数首次过亿。在这种背景下，宋末著名学者、《文献通考》作者马端临正式提出了“少生”“优生”、重视人口质量和整体素质的“计生”理论，与现代的人口和计生政策相当接近。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编辑：言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