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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北京大学哲学系百年系庆。来自海内外的两千多名系友欢聚一堂，庆贺母系百年华诞，盛况空前。国家领导人的贺信，教育部领导讲话，国际国内知名大学哲学院系代表祝辞，北大哲学系老先生和知名校友代表发言，都让人感受到北大哲学系的百年辉煌与沧桑，感受到中国现代哲学曾有过的亮丽与沉重。
庆典，回顾与展望；聚会，叙旧和祝愿；沧桑抑或青春的笑脸，洋溢着北大“哲学门”的骄傲，以及从这门里走出的哲学人的骄傲。围绕哲学，却是无尽的思绪与感慨，欣慰与苦涩，还有难以言表的茫然。
庆典之后，寂静下来，我来到静园四院北大哲学系所在地，面对熟悉而又陌生的“哲学门”，怀旧情绪涌上心头。自前两天我读到《有哲学门以来》，怀旧情绪便油然而生，一直缠绕着我，挥之不去。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帝制结束，作为晚清“百日维新”硕果仅存的“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是年“哲学门”宣告成立，开启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学科。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是年北大废“学门”改系，“哲学门”改称“哲学系”。北大哲学门（系）迄今已经百年历程。百年风雨沧桑，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战争与革命血雨腥风，开放改革和民族复兴之路坎坷曲折。北大哲学门（系）既是时代的晴雨表、风向标，又是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坐标系、智慧库和思想演绎场。二十世纪以来，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的政权更迭、意识形态变迁、思想文化转型与一所大学哲学系的兴衰荣辱如此紧密地纠结在一起。这究竟是哲学的荣幸，还是哲学的悲哀？
在北大“哲学门”怀旧，最禁不住怀念的是蔡元培时期的哲学门（系）。一九一七年一月，蔡元培正式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支持新文化运动，废除读经，倡导学术自由，实行教授治校，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教育理念。他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认为“思想自由”是“大学之所以为大”的原因。在他任内，北大哲学系成了引领中国社会的新思潮策源地。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最早在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传播马克思主义；胡适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告别旧学，开启新学，奠基现代中国哲学研究范式；杨昌济讲授《伦理学》，主张汇通中西，将伦理学与哲学基本原理相结合；蔡元培虽公务繁忙，仍致力于研究康德、席勒哲学美学，汇通中西，讲授伦理学，并大力倡导美育。更多的学人，是在“思想自由”的感召下，聚集北大哲学门（系），或研究、宣扬和译介西学、新学，或传承、弘扬和诠释中学、旧学；或力图融会中西、立一派之说，或竭力汇通古今、成一家之言；或“为学术而学术”、做纯形而上哲学思辨，或“为社会人生而问学”，以哲学做“批判武器”，改造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譬如，研究中国哲学史、老庄哲学闻名的马叙伦，中国逻辑学学科名称的创立者章士钊，以研究印度哲学见长的现代新儒学开山者梁漱溟，以研究佛学和儒学闻名的现代新儒学重要代表熊十力，我国西方哲学研究和教学的先驱、讲授西洋哲学的第一人张颐，我国心理学研究和教学的先驱、中国第一本大学心理学教科书的作者陈大齐，专攻哲学与美学、书法研究造诣精深的邓以蛰，专攻历史学与考古学、中西历史文化通博的徐旭生，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另类宗师”、饱受争议的张竞生等等，都云集北大哲学门（系）。
蔡元培所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成为北大哲学门（系）最根本的、最深入人心的学术传统。如果没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近代的“科学民主”精神就不会首先在北京大学登场弘扬，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就不会首先在北大哲学门传播，哲学门（系）先贤们汇通融合中西古今的学术胸襟与抱负也就得不到肯定和施展。韦政通先生在北大讲学指出：“蔡元培先生开创了北大的自由学风。所谓‘自由学风’指的就是兼容并包，新旧并重。任何一个老师只要你有一定的学术成就，只要你在学术上能够言之成理，能够有一套自己的见解，都能允许在北大教学。他所提出的自由学风，根据的就是近代人类历史上许多民主国家最重要的一个教学宗旨，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现代的国家科学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价值：培养自由的意识。因为，只有具备了自由的意识，你才可能培养出独立的判断力，你才可能培养出独立的思考能力，你才可能培养出独立的人格，所以培养自由意识是近代大学追求的核心价值。在蔡元培先生那个时代，就是根据这种理念给北大建立了第一个了不起，从现在看来，这仍然是一个难以超越的优良传统。”（《重温蔡元培先生的大学理念》，载《北大讲座》第十七辑）韦政通先生将“思想自由”理解为“兼容并包、新旧并重”是有道理的。在蔡元培时期，在北大哲学门（系），无论新派学者，还是旧派学者，抑或由守旧转而激进的学者，只要有思想、有学问、有学术专长，都会得到尊重，都会派上用场。即使政治态度相左，或个性过度张扬，甚至性格怪僻，只要在学术上出类拔萃，都有立足之地，不会受排挤。因此形成大师云集、人才济济、学科整齐、开拓性学术成果不断涌现的局面，从而初步形成西方哲学、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多元共存互补的格局，影响中国哲学百年发展历程。
蔡元培开创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传统，极大地影响了北大哲学门（系）的人才培养。一九一四年夏哲学门开始招生。一九一七年六月首届学生毕业。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张申府是哲学门最早入学的学生之一，哲学家、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冯友兰是第二届毕业生，史学家、古史辨派代表人物顾颉刚是第三届毕业生，文学家、现代散文大家朱自清是第四届毕业生，教育家、努力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的何思源是第五届毕业生。一九二零年三月，中国最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成立，当年转入哲学系的邓中夏和一九一八年转入哲学系德语预科的罗章龙是其主要发起人。一九二零年十月，在北大红楼图书馆诞生的北京共产党小组仅有三名成员，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后两人都是哲学系早期的学生。北大哲学系“思想自由”的风气，“兼容并包”的气度，汇通中西古今的视界，通过教师的著述和言传身教，影响和熏陶着一届又一届学生。正因为如此，从北大哲学门（系）走出的莘莘学子，才出了那么多引领思想文化和学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知名系友如是说：北大哲学门（系）首先教你的是自由思想、民主精神、包容气度和独立人格，而这些比具体的哲学知识更为重要，尽管知识层面不可忽视。
庆典，回顾与展望；聚会，叙旧和祝愿；沧桑抑或青春的笑脸，洋溢着北大“哲学门”的骄傲，以及从这门里走出的哲学人的骄傲。围绕哲学，却是无尽的思绪与感慨，欣慰与苦涩，还有难以言表的茫然。
庆典之后，寂静下来，我来到静园四院北大哲学系所在地，面对熟悉而又陌生的“哲学门”，怀旧情绪涌上心头。自前两天我读到《有哲学门以来》，怀旧情绪便油然而生，一直缠绕着我，挥之不去。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帝制结束，作为晚清“百日维新”硕果仅存的“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是年“哲学门”宣告成立，开启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学科。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是年北大废“学门”改系，“哲学门”改称“哲学系”。北大哲学门（系）迄今已经百年历程。百年风雨沧桑，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战争与革命血雨腥风，开放改革和民族复兴之路坎坷曲折。北大哲学门（系）既是时代的晴雨表、风向标，又是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坐标系、智慧库和思想演绎场。二十世纪以来，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的政权更迭、意识形态变迁、思想文化转型与一所大学哲学系的兴衰荣辱如此紧密地纠结在一起。这究竟是哲学的荣幸，还是哲学的悲哀？
在北大“哲学门”怀旧，最禁不住怀念的是蔡元培时期的哲学门（系）。一九一七年一月，蔡元培正式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支持新文化运动，废除读经，倡导学术自由，实行教授治校，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教育理念。他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认为“思想自由”是“大学之所以为大”的原因。在他任内，北大哲学系成了引领中国社会的新思潮策源地。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最早在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传播马克思主义；胡适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告别旧学，开启新学，奠基现代中国哲学研究范式；杨昌济讲授《伦理学》，主张汇通中西，将伦理学与哲学基本原理相结合；蔡元培虽公务繁忙，仍致力于研究康德、席勒哲学美学，汇通中西，讲授伦理学，并大力倡导美育。更多的学人，是在“思想自由”的感召下，聚集北大哲学门（系），或研究、宣扬和译介西学、新学，或传承、弘扬和诠释中学、旧学；或力图融会中西、立一派之说，或竭力汇通古今、成一家之言；或“为学术而学术”、做纯形而上哲学思辨，或“为社会人生而问学”，以哲学做“批判武器”，改造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譬如，研究中国哲学史、老庄哲学闻名的马叙伦，中国逻辑学学科名称的创立者章士钊，以研究印度哲学见长的现代新儒学开山者梁漱溟，以研究佛学和儒学闻名的现代新儒学重要代表熊十力，我国西方哲学研究和教学的先驱、讲授西洋哲学的第一人张颐，我国心理学研究和教学的先驱、中国第一本大学心理学教科书的作者陈大齐，专攻哲学与美学、书法研究造诣精深的邓以蛰，专攻历史学与考古学、中西历史文化通博的徐旭生，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另类宗师”、饱受争议的张竞生等等，都云集北大哲学门（系）。
蔡元培所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成为北大哲学门（系）最根本的、最深入人心的学术传统。如果没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近代的“科学民主”精神就不会首先在北京大学登场弘扬，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就不会首先在北大哲学门传播，哲学门（系）先贤们汇通融合中西古今的学术胸襟与抱负也就得不到肯定和施展。韦政通先生在北大讲学指出：“蔡元培先生开创了北大的自由学风。所谓‘自由学风’指的就是兼容并包，新旧并重。任何一个老师只要你有一定的学术成就，只要你在学术上能够言之成理，能够有一套自己的见解，都能允许在北大教学。他所提出的自由学风，根据的就是近代人类历史上许多民主国家最重要的一个教学宗旨，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现代的国家科学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价值：培养自由的意识。因为，只有具备了自由的意识，你才可能培养出独立的判断力，你才可能培养出独立的思考能力，你才可能培养出独立的人格，所以培养自由意识是近代大学追求的核心价值。在蔡元培先生那个时代，就是根据这种理念给北大建立了第一个了不起，从现在看来，这仍然是一个难以超越的优良传统。”（《重温蔡元培先生的大学理念》，载《北大讲座》第十七辑）韦政通先生将“思想自由”理解为“兼容并包、新旧并重”是有道理的。在蔡元培时期，在北大哲学门（系），无论新派学者，还是旧派学者，抑或由守旧转而激进的学者，只要有思想、有学问、有学术专长，都会得到尊重，都会派上用场。即使政治态度相左，或个性过度张扬，甚至性格怪僻，只要在学术上出类拔萃，都有立足之地，不会受排挤。因此形成大师云集、人才济济、学科整齐、开拓性学术成果不断涌现的局面，从而初步形成西方哲学、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多元共存互补的格局，影响中国哲学百年发展历程。
蔡元培开创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传统，极大地影响了北大哲学门（系）的人才培养。一九一四年夏哲学门开始招生。一九一七年六月首届学生毕业。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张申府是哲学门最早入学的学生之一，哲学家、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冯友兰是第二届毕业生，史学家、古史辨派代表人物顾颉刚是第三届毕业生，文学家、现代散文大家朱自清是第四届毕业生，教育家、努力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的何思源是第五届毕业生。一九二零年三月，中国最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成立，当年转入哲学系的邓中夏和一九一八年转入哲学系德语预科的罗章龙是其主要发起人。一九二零年十月，在北大红楼图书馆诞生的北京共产党小组仅有三名成员，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后两人都是哲学系早期的学生。北大哲学系“思想自由”的风气，“兼容并包”的气度，汇通中西古今的视界，通过教师的著述和言传身教，影响和熏陶着一届又一届学生。正因为如此，从北大哲学门（系）走出的莘莘学子，才出了那么多引领思想文化和学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知名系友如是说：北大哲学门（系）首先教你的是自由思想、民主精神、包容气度和独立人格，而这些比具体的哲学知识更为重要，尽管知识层面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