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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是幸福的
1935年，胡福明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县长安乡的一个农村家庭。因为家境贫寒，胡福明失学过几次。失学在家的时候，他就帮父亲种田。只有等到空闲时，他才能抱着弟弟跑到学校，站在墙外听老师讲课。父亲决定，家里就算卖粮食挨饿，也一定要供胡福明读书。
1952年，17岁的胡福明考上了无锡师范学校的春季班。“教室里有电灯，晚上能在灯光下读书，是多么幸福的事啊！”在学校里，胡福明将所有时间都用在读书上。即使后来毕业分配到江苏省总工会干部学校工作，每天下了班，也还是扎在书堆里。
1955年，胡福明成功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自小饱尝民生疾苦的他，曾梦想当一名作家，为群众发声，于是他选择了新闻学专业。“我认为从事新闻工作可以深入了解社会，这是搞文学创作的基本要求。”但是，他很快又发现，新闻工作者需要敏锐的头脑，而胡福明觉得自己并不适合。于是，他又主动到哲学系去听选修课，自学哲学。毕业时，国家刚好要培养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为此要从应届生中选送有志学习的人继续深造。就这样，1959年的夏天，胡福明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班录取。
虽然没当成作家，但胡福明那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心还在。他重视学习马列原著，认为原著才是作者的真实思想。面对这些书籍，他如饥似渴，先是逐章阅读，然后逐字逐句阅读，给每个段落归纳内容，分析论点与论据，写心得体会……每每读完一本书，他几乎可以背诵全书的论点和各章各节的基本观点。
他徜徉在深奥的哲学书籍里，甚至达到了忘我的境界。这个年轻的读书人，也许从未想过，在此阶段所打下的深厚功底，多年以后激起一场时代大潮。这是命运的偶然，或许也是历史的必然。
1961年北京的仲夏，在胡福明的记忆里是甜蜜的，他完成了自己的人生大事，与从家乡无锡赶来的张丽华结婚了。1962年12月，面临毕业分配，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领导6次找胡福明谈话，动员他留校。但因为妻子在无锡当小学老师，他想回南方，就申请分配到了南京大学任教。于是，胡福明的另一段人生开始了。当年从乡下田埂上走出来的穷小子，成为中国高等学府的青年教师。
因为“两个凡是”失眠
“文革”期间，胡福明遭到批斗。“肉体上的痛苦是次要的，思想上的折磨是我最无法忍受的。”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同全国老百姓一样，胡福明以饮酒吃蟹的方式来庆贺“四人帮”的倒台。
但不久后，胡福明又变得忧心忡忡起来。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突然降温、刹车。南大校园当时私下批“文革”的很多，但从没有听说过要批“两个凡是”。
1977年的三四月间，正是胡福明思想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我这辈子从来不失眠，但两段时间除外。第一段是被打成‘黑帮’之后，白天被批斗、游街，我晚上睡不着，想不明白。第二次失眠，便是在那个时候了。”胡福明说。
他开始酝酿写文章了。长期与哲学打交道的胡福明敏锐地捕捉到，破解所有问题的总开关就是破除“两个凡是”，否定“句句是真理”，否定“天才论”。
“我始终相信，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人民一旦觉醒了，是没有一种力量能使他们屈服的。”胡福明凝视着书桌上的五星红旗，感慨地说。
医院里完成了提纲
就在胡福明把文章的主题和结构大概定下来的时候，家里出了一件大事：妻子张丽华在体检时查出肿瘤。
胡福明急了，放下手里的一切工作，带着生病的妻子四处奔走。好在查出是良性肿瘤，全家人都松了口气。一心想陪伴妻子的胡福明，索性在医院的走廊里过夜。
南京的夏天无比闷热，蚊虫众多。深夜难眠，胡福明发现医院走廊里的灯光尚可，他便在走廊里搁一条凳子，把书一批批地带到医院。早已翻了无数遍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再一次铺排在眼前，走廊的灯光有些昏暗，但他的心却通透得像面镜子。“两个凡是”是违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他现在就是要以实践标准来批判“两个凡是”，批判唯心论、先验论和形而上学。
他忘我地在马列著作中挑选着语录、资料，寻找有关实践标准的论述，蹲着身子在椅子上草拟文章提纲，累了就用几张凳子拼起来，眯一会儿。面对每一部分的论证材料，写了又改，改了又写。他全然不顾走廊里来来往往的人群。这么多年来，他太需要痛痛快快地说些什么了！他仿佛再一次回到了学生时代，回到那些没日没夜啃啮哲学书籍的日子里，每一笔每一画，胡福明的手都在颤抖……
一个星期以后，妻子出院，胡福明的提纲也接近完成。为了防止再受打击，胡福明撰写文章的时候，并未和同事们提及，免得连累他们。同时也未告诉家人，怕家人担心自己。“一人做事一人当，传统上也有‘文责自负’的规矩，要进地狱，我一个人去！”
寄出文章，“此生不得安宁了”
1977年9月初，胡福明从南京大学邮局门口，将8000字左右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寄给了曾向他约稿的《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王强华。走出邮局的那一刹那，他在心里想着：“此生不得安宁了。”
文章寄出后，整整4个月没有一点消息。一直到1978年1月19日，胡福明才收到了王强华的来信及文章小样，希望作者对文章做进一步修改。4月，恰巧胡福明到北京开全国哲学讨论会，王强华便把他接到报社，讨论改稿事宜。于是他白天参加会议，晚上讨论修改文章。第二天一早，《光明日报》的编辑就把修改的大样拿去，傍晚又把重新排版后的大样送来。
后来，光明日报社总编辑杨西光看了清样，表示“这是一篇重要文章，放在哲学版可惜了”，于是胡福明、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还有中央党校的孙长江、吴江等人共同参与讨论修改，以此增加文章的针对性和战斗力。所以，胡福明一直强调这篇文章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1978年5月10日，中央黨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经胡耀邦同志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新华社于当天转发了文章全文。
这篇文章及其引发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受到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注。邓小平同志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他在1978年6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以后视察东北三省行程中，都对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对怎样正确看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了深刻而精辟的阐述，尖锐地批评了那种违背实事求是，搞“照抄照搬”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邓小平同志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魄力，有力地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入开展。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从此，解放思想成为中国人民思想乐章的主旋律；从此，改革开放大潮在中国大地不断涌起。
时代呼唤有担当的人
经历了那一场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后，胡福明依然在思索的路上：我国建设社会主义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1980年，他写出了另一篇自己很满意的文章《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特点》，在《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虽然反响不如第一篇大，但对于胡福明来说，保持一个学者的严肃思考至关重要。
在妻子张丽华的眼里，胡福明除了“勤”，便是“真”。工作状态下的胡福明，为了深入了解社会，常常深入基层调研，有时候数月才回家一趟。张丽华曾抱怨“家就是你的旅馆、饭馆”，但后来慢慢懂得了，“他对人对事，都是抱着一颗真心。他是真心实意地希望国家好，每个人都好……”
因为真，他发奋读书，想为国家社会做力所能及之事；因为真，他敢于说出别人不敢说的真话，从而掀起一场时代风波；因为真，他砥砺前行，始终未曾停止自己思索的步伐。
“我以为，只要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着想，为人民谋利益，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坚持改革开放，使得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家富起来强起来，军队更强大，那么中国就一定会有更好的前途……”这位时代老人诉说了一个朴素而真挚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