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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情亲情，还能撑得了几代人。
梁耀忠已经有些认不出自己的村主任。
广西来宾市兴宾区七洞镇下棉村村主任韦家丰，这位64岁的干瘦老人说，自己从来没有这样寂寞过：现在村主任的任务就是在乡里开会之后，把会议精神和文件传达给村民。
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村主任的担子确实轻多了：不需要催粮款，也不需要那么“狠”地抓计划生育。
而他和他的村民们看起来越来越远了。
20户废墟
24年前，当梁耀忠一家从下棉村搬走的时候，韦家丰并没有远送。梁耀忠一家把能卖掉的东西全都清理掉，直至把祖房的瓦片都装到了买家的拖拉机上。然后一家人头也不回地走远了。这样的背影韦家丰看过很多。
梁耀忠的父亲是下棉村第一批外出打工者，走得毅然决然。直到2004年去世，他也没有回到过下棉村，死后更没有埋进风景秀丽的故土。
梁耀忠说自己一家离开下棉村是“被逼无奈”。改革开放之后，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他一家8口人只分了3亩水田。
“虽然那时农村已经实行了‘多种经济’，有了养殖户，也有人去开了荒地，但要靠他们家两个人养活6个孩子，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韦家丰说。他很理解梁耀忠父亲的举动。过去大包干的时候，孩子多的困难人家还可以吃村里的大锅饭，“一承包到户，村里就管不了他们了。”
梁耀忠家的老房子就在韦家丰家前面。不过，如今这个院落早已是一片废墟，整个老宅只剩下一面堂屋的后墙。“凄凉得很。”站在那片废墟上，梁耀忠对本刊记者说。
在下棉村，像梁耀忠家这样的“废墟”大约有20户。他们的主人大多是下棉村第一批外出打工者，现在都在来宾、柳州等地类似凌窝的地方生活，处境也大致相仿。
梁耀忠说，当时他们一家外出谋生是“响应国家号召”，“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是那个时候经常说的吗?”
这一批20多户鲜有远赴广东沿海的。他们选择了就近的来宾县城，至多到柳州市。走得不远，但却拖家带口一起出来，走得彻底。
“我爸帮人烧石灰，挣点苦力钱，我妈做点粮食买卖，做得很小。”梁耀忠回忆说，从他记事开始，他们一家就在苦苦挣扎。无论是在下棉村，还是在凌窝。
与那些背井离乡到广东、江浙打工的农民相比，梁耀忠家虽然没有两地分居的痛苦，但仍然远离那些现代化的工业城市。父辈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到了下一代也没有任何改变。
户口上的下棉村人
搬到凌窝的梁耀忠家与下棉村也不是没有任何联系。除了必需的人情往来，还有老家的几亩田地。前几年，为了完成乡镇派下来的粮款任务，韦家丰每年都要去凌窝找梁耀忠。“那个时候没有现在交通这么方便。”韦家丰说，每次出去催缴粮款，都要用好几天时间。
为了保住自家的田地，梁耀忠那时每年都要“倒贴钱”。虽然土地已经租出去了，但租金并不够支付农业税等开支。“他们都不会拖欠公粮的，我们村每年都能圆满完成。”韦家丰自豪地说。而现在，农业税已经取消，韦家丰不需要每年再去奔波。韦家丰与梁耀忠家的联系就越来越少了。
算起来，梁耀忠已有3年多没有回老家了。为了给本刊记者做向导，他特意换了一件整齐的衣服，西裤熨烫得棱角清晰。一路上，秀丽山水不断映入眼帘，“可是风景美丽有什么用呢!”他说。
同龄的乡亲们都还认识梁耀忠，相见甚欢。很快，梁耀忠和他们一样，蹲在村口抽烟聊起天来。一个骑摩托车的小伙子从村口经过，梁耀忠回头问自己的堂弟：“这是谁家的孩子?”堂弟看了他一眼，说：“我的啊，你大侄子。”
梁耀忠一脸惊讶，呜呜半天，拍了拍堂弟肩膀说道：“我都认不得了。”“你看，乡情亲情，还能撑得了几代人?”他转身对记者说。
侄子要比梁耀忠的孩子大五六岁。他说自己与堂弟还可以说得上话，但自己的孩子与侄子恐怕不会再有什么深层的交往了。他们一个是下棉村人，一个只是户口上的下棉村人。
韦家丰从来没有见过梁耀忠的孩子，即便对梁本人，他的印象也已比较模糊了。在韦家丰这个年龄段的老人眼里，他们仅仅是户口上的下棉村人，等老宅子的废墟被风蚀得没有了踪迹，他们就只是些名字了。
各人过各人的生活
韦家丰觉得，自己不可能再以村主任的身份去管理梁耀忠这一代村民了。下棉村走出去的农民已经到了第三代。韦家丰说，“各人过各人的生活。”
与许多农村一样，下棉村平时见不到几个年轻人。比较特殊的情况是，有个年轻人是家中独子，父母家人不允许他外出打工。
不过这个被强留下来的年轻人觉得，种地也不是没有危险。下棉村大多数田地都用来种植甘蔗，每年夏天往甘蔗上撒农药就是个危险活儿。在炎热而不透气的甘蔗地里，下棉村曾经出现过村民被农药熏死的例子。
这个年轻人种植6亩甘蔗，一年下来收获的甘蔗能卖到一万元。“但现在农药化肥太贵了，挣不下钱。”他说。
梁耀忠的另一个堂弟梁耀文在柳州的建筑队做工。他曾经到过广东，但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梁耀文的朋友有许多去过广东，但“也没有混得很好的”。在他印象中，只有少数几个人在广东挣到些钱，后来他们回柳州市开了个店面，“这就是最好的了。”
不过梁耀文说，也许他还要回下棉村：他买不起城里的房子，即便有了土地，他也建不起房子。除了建筑工地，不到30岁的梁耀文不知道自己在那里还能找到什么工作。他也不清楚自己还能不能干得了农活。城市生活艰难，但回不回老家对他同样是两难。
韦家丰与年轻人接触不多，种地仍然是老人的主要生活。他扛起四五十斤重的猪草，穿着一双黄色的塑料拖鞋，可以在山地上健步如飞。
韦家丰也认识到，年轻人离开村子是“大势所趋”，他不反对他们离开。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没有通畅的入城渠道，始终处于在交界处勉强糊口的梁耀忠们将如何摆脱困境?他们辛苦积攒的微薄资产又该如何得到保护?
梁耀忠已经有些认不出自己的村主任。
广西来宾市兴宾区七洞镇下棉村村主任韦家丰，这位64岁的干瘦老人说，自己从来没有这样寂寞过：现在村主任的任务就是在乡里开会之后，把会议精神和文件传达给村民。
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村主任的担子确实轻多了：不需要催粮款，也不需要那么“狠”地抓计划生育。
而他和他的村民们看起来越来越远了。
20户废墟
24年前，当梁耀忠一家从下棉村搬走的时候，韦家丰并没有远送。梁耀忠一家把能卖掉的东西全都清理掉，直至把祖房的瓦片都装到了买家的拖拉机上。然后一家人头也不回地走远了。这样的背影韦家丰看过很多。
梁耀忠的父亲是下棉村第一批外出打工者，走得毅然决然。直到2004年去世，他也没有回到过下棉村，死后更没有埋进风景秀丽的故土。
梁耀忠说自己一家离开下棉村是“被逼无奈”。改革开放之后，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他一家8口人只分了3亩水田。
“虽然那时农村已经实行了‘多种经济’，有了养殖户，也有人去开了荒地，但要靠他们家两个人养活6个孩子，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韦家丰说。他很理解梁耀忠父亲的举动。过去大包干的时候，孩子多的困难人家还可以吃村里的大锅饭，“一承包到户，村里就管不了他们了。”
梁耀忠家的老房子就在韦家丰家前面。不过，如今这个院落早已是一片废墟，整个老宅只剩下一面堂屋的后墙。“凄凉得很。”站在那片废墟上，梁耀忠对本刊记者说。
在下棉村，像梁耀忠家这样的“废墟”大约有20户。他们的主人大多是下棉村第一批外出打工者，现在都在来宾、柳州等地类似凌窝的地方生活，处境也大致相仿。
梁耀忠说，当时他们一家外出谋生是“响应国家号召”，“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是那个时候经常说的吗?”
这一批20多户鲜有远赴广东沿海的。他们选择了就近的来宾县城，至多到柳州市。走得不远，但却拖家带口一起出来，走得彻底。
“我爸帮人烧石灰，挣点苦力钱，我妈做点粮食买卖，做得很小。”梁耀忠回忆说，从他记事开始，他们一家就在苦苦挣扎。无论是在下棉村，还是在凌窝。
与那些背井离乡到广东、江浙打工的农民相比，梁耀忠家虽然没有两地分居的痛苦，但仍然远离那些现代化的工业城市。父辈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到了下一代也没有任何改变。
户口上的下棉村人
搬到凌窝的梁耀忠家与下棉村也不是没有任何联系。除了必需的人情往来，还有老家的几亩田地。前几年，为了完成乡镇派下来的粮款任务，韦家丰每年都要去凌窝找梁耀忠。“那个时候没有现在交通这么方便。”韦家丰说，每次出去催缴粮款，都要用好几天时间。
为了保住自家的田地，梁耀忠那时每年都要“倒贴钱”。虽然土地已经租出去了，但租金并不够支付农业税等开支。“他们都不会拖欠公粮的，我们村每年都能圆满完成。”韦家丰自豪地说。而现在，农业税已经取消，韦家丰不需要每年再去奔波。韦家丰与梁耀忠家的联系就越来越少了。
算起来，梁耀忠已有3年多没有回老家了。为了给本刊记者做向导，他特意换了一件整齐的衣服，西裤熨烫得棱角清晰。一路上，秀丽山水不断映入眼帘，“可是风景美丽有什么用呢!”他说。
同龄的乡亲们都还认识梁耀忠，相见甚欢。很快，梁耀忠和他们一样，蹲在村口抽烟聊起天来。一个骑摩托车的小伙子从村口经过，梁耀忠回头问自己的堂弟：“这是谁家的孩子?”堂弟看了他一眼，说：“我的啊，你大侄子。”
梁耀忠一脸惊讶，呜呜半天，拍了拍堂弟肩膀说道：“我都认不得了。”“你看，乡情亲情，还能撑得了几代人?”他转身对记者说。
侄子要比梁耀忠的孩子大五六岁。他说自己与堂弟还可以说得上话，但自己的孩子与侄子恐怕不会再有什么深层的交往了。他们一个是下棉村人，一个只是户口上的下棉村人。
韦家丰从来没有见过梁耀忠的孩子，即便对梁本人，他的印象也已比较模糊了。在韦家丰这个年龄段的老人眼里，他们仅仅是户口上的下棉村人，等老宅子的废墟被风蚀得没有了踪迹，他们就只是些名字了。
各人过各人的生活
韦家丰觉得，自己不可能再以村主任的身份去管理梁耀忠这一代村民了。下棉村走出去的农民已经到了第三代。韦家丰说，“各人过各人的生活。”
与许多农村一样，下棉村平时见不到几个年轻人。比较特殊的情况是，有个年轻人是家中独子，父母家人不允许他外出打工。
不过这个被强留下来的年轻人觉得，种地也不是没有危险。下棉村大多数田地都用来种植甘蔗，每年夏天往甘蔗上撒农药就是个危险活儿。在炎热而不透气的甘蔗地里，下棉村曾经出现过村民被农药熏死的例子。
这个年轻人种植6亩甘蔗，一年下来收获的甘蔗能卖到一万元。“但现在农药化肥太贵了，挣不下钱。”他说。
梁耀忠的另一个堂弟梁耀文在柳州的建筑队做工。他曾经到过广东，但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梁耀文的朋友有许多去过广东，但“也没有混得很好的”。在他印象中，只有少数几个人在广东挣到些钱，后来他们回柳州市开了个店面，“这就是最好的了。”
不过梁耀文说，也许他还要回下棉村：他买不起城里的房子，即便有了土地，他也建不起房子。除了建筑工地，不到30岁的梁耀文不知道自己在那里还能找到什么工作。他也不清楚自己还能不能干得了农活。城市生活艰难，但回不回老家对他同样是两难。
韦家丰与年轻人接触不多，种地仍然是老人的主要生活。他扛起四五十斤重的猪草，穿着一双黄色的塑料拖鞋，可以在山地上健步如飞。
韦家丰也认识到，年轻人离开村子是“大势所趋”，他不反对他们离开。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没有通畅的入城渠道，始终处于在交界处勉强糊口的梁耀忠们将如何摆脱困境?他们辛苦积攒的微薄资产又该如何得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