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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资、消费和出口的“三驾马车”中，中国经济能够取得高增长的动力源是投资，它决定了消费和出口增长率。
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也就是说，不能用人均GDP达到5万美元的工业发达国家为标准来评价人均GDP仅为5000美元的中国投资增长率高还是低，以及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三大需求的合理比例。各个国家的国情有差异，发展阶段也不同，工业发展史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可以囊括所有国家生产与消费结构具有相似比例的统一观点。
中国正处于一个高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阶段，也是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腾飞时期。所以，2013年能否实现经济较为快速增长除了拉动内需消费之外，可能依然需要重视投资的作用。
制造业的“资本深化”趋势
资本积累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关键因素，是产业技术创新率和劳动生产率差异的关键因素。众所周知，一条扁担的运输量不如一辆自行车，一辆自行车的装载量不及一辆汽车，而一辆载重卡车的行驶距离远不如一架飞机。以此计算，中国的资本积累量尚未完成从自行车向汽车时代的过渡，更需要加快步伐迈向飞机时代。
不少证据表明，技术变迁影响生产力是通过改善机器和设备的质量而进行的。
如何度量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呢？其一，2010年的中国制造业人均资本存量只是美国的1/ 8，导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也仅为美国的1/ 8，同时说明中国制造业保持一个高的投资增长率是缩小与美国生产率差距的必经步骤。其二，2012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的生产率要高于原有的固定资产投资，也就可以合理地假设，2009~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所形成的资本质量要比2003~2008年高。
最近的数据显示，2011年和2012年上半年的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的重点行业是化学工业、制药业、机械制造、汽车制造和电气设备制造业，其增长率在30%~50%之间，比制造业平均值高得多，隐含着“资本深化”必然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有不少人经常引用美国生产总值中的三大需求比例来论证中国应当转向消费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下述的工业化时期增长核算的美国例子则给出了经典的经济学解释：资本形成和技术变迁要占增长源泉的47%，再一个就是劳动力数量增长占32%和人均教育水平提高要占14%，这四大因素合计达到93%。
而一个客观事实是，今天美国人均资本存量要超过欧洲，日本人均资本存量也要超过韩国，韩国则超过中国。因此，技术内生化要求有更高的资本形成率和更快的增长率，才会有更高的知识创造率。人均资本存量越高，意味着增长率才有可能转向一个不断提高的轨道。如果没有资本投入的持续增加，产出增长率也就不可能提高。
事实本身是客观的，争议只是不同的解释，非工业化派指责又一次的产能过剩，笔者则看到了制造业的“资本深化”趋势。
中国工业化的决心绝对不能动摇
中国经济增长战略的核心是坚持工业化道路还是非工业化？是去产能还是增产能？
最近一段时间，各种观点迭起：比如制造业的劳动报酬比较低是因为资本密度比服务业更高，由于服务业的劳动报酬比制造业要高得多，那么普通老百姓就可以从服务业发展中获益。实际数据并不能得出以上的观点：2003~2008年间，制造业人均工资提高1. 9倍，住宿和餐饮业提高1. 5倍，居民服务业提高1. 6倍。还有观点认为，服务业中的高工资部门是银行、保险、通信等国有企业的垄断结果，并不是效率的体现。
在空气中弥漫着越来越多的非工业化气味时，笔者担心人均制造业资本存量极低的中国一旦放下工业革命的伟大旗帜，带给中国人民的并不是服务业的就业增加和人均工资收入的持续上升，更不会是一个平衡的经济结构，而是沉沦到“自我服务消费的低循环水平”泥沼中。真到了那个阶段，整个社会的就业创造能力下降，工资水平原地踱步，经济才真正走向了衰落。
如果说现在的制造业工资水平不高，其真实原因是整个社会的资本积累尚处于一个低水平状态，那么，正确的因果答案是提高资本积累率，而不是调低制造业资本积累率的增长率，更不能得出制造业发展基本到顶的断言。
为此，我们需要对主要经济大国的制造业产出的全球比重做一个简洁的对比，以明是非。
以2009年为例，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的“五国集团”人口是6. 42亿，占全球的9. 48%，其制造业产值占全球的42%；1990年的产值比重达到61%。中国的全球人口比重接近20%，制造业产值占全球的19%，还没有与人口比重相同就达到顶点了？
既然“五国集团”以9. 5%的人口比重拥有60%或40%以上的全球制造业产能，为什么中国以20%的全球人口不能够创造30%或40%的全球制造业产值呢？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大国会听信他国的劝说而停下或放慢工业化的步伐：德国超过英国，美国超过英国和德国，日本超过德国是人人皆知的事实。如果按照上述的“顶点论”，“五国集团”早在2000年或2010年之前就应当去产能化，使其制造业产值下调到全球的10%比重。由此看来，中国工业化的决心绝对不能动摇。
2012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6200美元左右的水平，只是高收入国家的1/ 6，离服务业驱动经济增长的路还是非常遥远。因此，当以人均美元数来测定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时，更高的人均收入和稳定的增长率意味着经济趋于向“工业发达”状态，那么产出的更大一部分有可能或应当投入到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中，仍然处于一个高的资本形成时期，所可能的产生的问题只是投资的结构配置。
增长的基本趋势是“资本深化”和“技术深化”
当前讨论创新驱动的前提是必须引入资本。技术创新不是一种虚幻的影像，它是看得见的，以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反映出来。创新的实施需要资本，相对于技术知识状态的资本越多，技术创新投入的成功率越高。
这种资本密集度对创新价值的正面作用是资本积累刺激创新的一个渠道。任何伟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离开了先进的实验和生产设备，不可能制造出治癌新药、机器人、智能手机、超音速飞机和航天飞机。因此，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因为新的技术几乎总要体现在新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形式中，而如果要使用这些新技术，就必须积累这些资本。
目前中国劳动力供应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使得提高投资增长率的迫切性比任何时候都要高。
2013~2015年间，每年新毕业的大学生数为650万人，中专和技校的学生有330万人，加上50万的研究生。他们不仅是熟练劳动力，而且是有创新潜能的人力资源。大致说来，每年有1000万的莘莘学子需要技术性和知识性的工作岗位。2010年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的新增就业数为672万人，2011年就业数则减少378万人。
制造业劳动力数减少，资本积累率的增长率必须上升，一降一升的前提是应当有更多的资本投入，才会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既然劳动力供应的主流是人力资源的质量越来越高，客观上必然要求有更高的物质资本积累率。这是唯一的解决之道。
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奇迹般冲刺的正能量是基于制造业设备更新、基础设施改善和人力资本的投资热潮。这是中国的重大进步，世纪之交，没有人会预测到这种进步，却有人连篇累牍地发布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下降的文章，也喋喋不休地批评中国工业化的过度投资。
一个符合经济学常识的观点是，没有一个持续的高的资本形成率，就不可能完成大国工业化的艰巨任务，更不可能形成自主技术的创新能力；只有达到与美国、日本和德国相似的人均资本存量，劳动生产率才会接近工业发达国家，才会进入到创新型国家的行列。
穷国和富国的差别是人均资本量的差异，也决定了劳动生产率的差异。2010年，制造业生产率提高所需的机器设备的投资成本肯定要高于2000年；那么2020年更高的制造业生产率所要花费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必定高于今天。对一个低的资本积累率的国家来说，保持一个稳定的资本积累率是生活质量提高所必不可少的步骤。
但对于主张和坚持提高资本积累率的发展观点来说，要回答一个潜在的问题，即会不会出现资本的“过度积累”的情况。当资本存量非常大，而边际产出很小时，放弃消费而用于替换折旧机器的成本比这些机器的边际产出要高。这样就会存在一个“动态低效率”，从而会降低资本存量来增加所有时期的消费，就会使经济陷入报酬递减的诅咒泥沼。“投资过度、消费不足”批评之声的理论依据就在此点，这就涉及到投资结构的重点调整上。
2013年，投资重点不仅是像铁路、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而且应当提高具有长期回报率的技术创新能力建设项目的比重，也就是要增加那些可以进入生产过程的物质资本、以及可以改变劳动力质量的投资项目，将会大大提高以劳动生产率提升为标志的投资回报率。
只要中国的技术处于不断进步中，不管资本存量有多大，增长率有多快，都不会存在动态低效率。所以，投资于制造业的新机器，投资于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投资于新技术的创造活动，既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驱动力量，也是迈向工业化国家的必经之路。
中国经济增长有它自己的轨迹，增长的基本趋势是“资本深化”和“技术深化”。那么，整个国家的资源配置的重点已经明确了，它应当成为主流观点，
政策含义
投资结构应当有一个明确和明显的重点调整，就是应提高对能够提升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行业和部门的投资，使投资呈现一个长期保持动态效率的结构。对此，笔者提出与之相关的政策。
首先，保持一个较高的投资增长率是必要的。当前，应当将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长率从20. 5%提高到2013年上半年的23%，再以小步的方式提高到2013年的25%。在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大比例中的投资比例略高于需求将是一个长期现象，它符合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基本特征，人均收入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追赶特征需要一个特殊比例的时期。
其次，国家发展战略是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重点则是加快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快速增长。既然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已呈现出“资本深化”苗头，那么就要通过银行和金融市场的融资政策来引导更多的资金流向化学工业、制药业、汽车工业、机械设备制造等技术产业，不仅可以加快制造业的设备折旧速度，而且迅速形成以新设备、新技术为基础的制造体系，使劳动生产率有一个新的飞跃，以适应新的国内需求结构变动和进一步提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更多的创新产品、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更多的就业数，它们是基于更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量。
此外，财政政策可以被用作扩大总需求和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工具，更应该用于促进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资本积累。减税的作用是短期的，增加对基础教育、专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医疗健康设施的投资具有短期扩大总需求，中长期具有扩大人力资源供应能力和提升人力资本质量的明显作用，从而有利于生产率提高和经济稳定增长的长期效应。
因此，适度扩大中等专业学校、技术学院和应用型大学的固定资产投资，以便为未来数年的产业结构升级供应源源不断的合格的技术人才；适度扩大对县级医疗机构的固定资产投资，可以提高劳动力的健康水平，使得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率有一个新的提高。
2013年，经受了2012年一次负面冲击的中国经济在稳定增长的过程中，可能会比没有受到负面冲击的状况增长得更快一些，而投资增长率的上升将扮演一个最主要的角色。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也就是说，不能用人均GDP达到5万美元的工业发达国家为标准来评价人均GDP仅为5000美元的中国投资增长率高还是低，以及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三大需求的合理比例。各个国家的国情有差异，发展阶段也不同，工业发展史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可以囊括所有国家生产与消费结构具有相似比例的统一观点。
中国正处于一个高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阶段，也是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腾飞时期。所以，2013年能否实现经济较为快速增长除了拉动内需消费之外，可能依然需要重视投资的作用。
制造业的“资本深化”趋势
资本积累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关键因素，是产业技术创新率和劳动生产率差异的关键因素。众所周知，一条扁担的运输量不如一辆自行车，一辆自行车的装载量不及一辆汽车，而一辆载重卡车的行驶距离远不如一架飞机。以此计算，中国的资本积累量尚未完成从自行车向汽车时代的过渡，更需要加快步伐迈向飞机时代。
不少证据表明，技术变迁影响生产力是通过改善机器和设备的质量而进行的。
如何度量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呢？其一，2010年的中国制造业人均资本存量只是美国的1/ 8，导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也仅为美国的1/ 8，同时说明中国制造业保持一个高的投资增长率是缩小与美国生产率差距的必经步骤。其二，2012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的生产率要高于原有的固定资产投资，也就可以合理地假设，2009~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所形成的资本质量要比2003~2008年高。
最近的数据显示，2011年和2012年上半年的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的重点行业是化学工业、制药业、机械制造、汽车制造和电气设备制造业，其增长率在30%~50%之间，比制造业平均值高得多，隐含着“资本深化”必然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有不少人经常引用美国生产总值中的三大需求比例来论证中国应当转向消费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下述的工业化时期增长核算的美国例子则给出了经典的经济学解释：资本形成和技术变迁要占增长源泉的47%，再一个就是劳动力数量增长占32%和人均教育水平提高要占14%，这四大因素合计达到93%。
而一个客观事实是，今天美国人均资本存量要超过欧洲，日本人均资本存量也要超过韩国，韩国则超过中国。因此，技术内生化要求有更高的资本形成率和更快的增长率，才会有更高的知识创造率。人均资本存量越高，意味着增长率才有可能转向一个不断提高的轨道。如果没有资本投入的持续增加，产出增长率也就不可能提高。
事实本身是客观的，争议只是不同的解释，非工业化派指责又一次的产能过剩，笔者则看到了制造业的“资本深化”趋势。
中国工业化的决心绝对不能动摇
中国经济增长战略的核心是坚持工业化道路还是非工业化？是去产能还是增产能？
最近一段时间，各种观点迭起：比如制造业的劳动报酬比较低是因为资本密度比服务业更高，由于服务业的劳动报酬比制造业要高得多，那么普通老百姓就可以从服务业发展中获益。实际数据并不能得出以上的观点：2003~2008年间，制造业人均工资提高1. 9倍，住宿和餐饮业提高1. 5倍，居民服务业提高1. 6倍。还有观点认为，服务业中的高工资部门是银行、保险、通信等国有企业的垄断结果，并不是效率的体现。
在空气中弥漫着越来越多的非工业化气味时，笔者担心人均制造业资本存量极低的中国一旦放下工业革命的伟大旗帜，带给中国人民的并不是服务业的就业增加和人均工资收入的持续上升，更不会是一个平衡的经济结构，而是沉沦到“自我服务消费的低循环水平”泥沼中。真到了那个阶段，整个社会的就业创造能力下降，工资水平原地踱步，经济才真正走向了衰落。
如果说现在的制造业工资水平不高，其真实原因是整个社会的资本积累尚处于一个低水平状态，那么，正确的因果答案是提高资本积累率，而不是调低制造业资本积累率的增长率，更不能得出制造业发展基本到顶的断言。
为此，我们需要对主要经济大国的制造业产出的全球比重做一个简洁的对比，以明是非。
以2009年为例，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的“五国集团”人口是6. 42亿，占全球的9. 48%，其制造业产值占全球的42%；1990年的产值比重达到61%。中国的全球人口比重接近20%，制造业产值占全球的19%，还没有与人口比重相同就达到顶点了？
既然“五国集团”以9. 5%的人口比重拥有60%或40%以上的全球制造业产能，为什么中国以20%的全球人口不能够创造30%或40%的全球制造业产值呢？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大国会听信他国的劝说而停下或放慢工业化的步伐：德国超过英国，美国超过英国和德国，日本超过德国是人人皆知的事实。如果按照上述的“顶点论”，“五国集团”早在2000年或2010年之前就应当去产能化，使其制造业产值下调到全球的10%比重。由此看来，中国工业化的决心绝对不能动摇。
2012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6200美元左右的水平，只是高收入国家的1/ 6，离服务业驱动经济增长的路还是非常遥远。因此，当以人均美元数来测定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时，更高的人均收入和稳定的增长率意味着经济趋于向“工业发达”状态，那么产出的更大一部分有可能或应当投入到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中，仍然处于一个高的资本形成时期，所可能的产生的问题只是投资的结构配置。
增长的基本趋势是“资本深化”和“技术深化”
当前讨论创新驱动的前提是必须引入资本。技术创新不是一种虚幻的影像，它是看得见的，以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反映出来。创新的实施需要资本，相对于技术知识状态的资本越多，技术创新投入的成功率越高。
这种资本密集度对创新价值的正面作用是资本积累刺激创新的一个渠道。任何伟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离开了先进的实验和生产设备，不可能制造出治癌新药、机器人、智能手机、超音速飞机和航天飞机。因此，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因为新的技术几乎总要体现在新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形式中，而如果要使用这些新技术，就必须积累这些资本。
目前中国劳动力供应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使得提高投资增长率的迫切性比任何时候都要高。
2013~2015年间，每年新毕业的大学生数为650万人，中专和技校的学生有330万人，加上50万的研究生。他们不仅是熟练劳动力，而且是有创新潜能的人力资源。大致说来，每年有1000万的莘莘学子需要技术性和知识性的工作岗位。2010年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的新增就业数为672万人，2011年就业数则减少378万人。
制造业劳动力数减少，资本积累率的增长率必须上升，一降一升的前提是应当有更多的资本投入，才会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既然劳动力供应的主流是人力资源的质量越来越高，客观上必然要求有更高的物质资本积累率。这是唯一的解决之道。
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奇迹般冲刺的正能量是基于制造业设备更新、基础设施改善和人力资本的投资热潮。这是中国的重大进步，世纪之交，没有人会预测到这种进步，却有人连篇累牍地发布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下降的文章，也喋喋不休地批评中国工业化的过度投资。
一个符合经济学常识的观点是，没有一个持续的高的资本形成率，就不可能完成大国工业化的艰巨任务，更不可能形成自主技术的创新能力；只有达到与美国、日本和德国相似的人均资本存量，劳动生产率才会接近工业发达国家，才会进入到创新型国家的行列。
穷国和富国的差别是人均资本量的差异，也决定了劳动生产率的差异。2010年，制造业生产率提高所需的机器设备的投资成本肯定要高于2000年；那么2020年更高的制造业生产率所要花费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必定高于今天。对一个低的资本积累率的国家来说，保持一个稳定的资本积累率是生活质量提高所必不可少的步骤。
但对于主张和坚持提高资本积累率的发展观点来说，要回答一个潜在的问题，即会不会出现资本的“过度积累”的情况。当资本存量非常大，而边际产出很小时，放弃消费而用于替换折旧机器的成本比这些机器的边际产出要高。这样就会存在一个“动态低效率”，从而会降低资本存量来增加所有时期的消费，就会使经济陷入报酬递减的诅咒泥沼。“投资过度、消费不足”批评之声的理论依据就在此点，这就涉及到投资结构的重点调整上。
2013年，投资重点不仅是像铁路、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而且应当提高具有长期回报率的技术创新能力建设项目的比重，也就是要增加那些可以进入生产过程的物质资本、以及可以改变劳动力质量的投资项目，将会大大提高以劳动生产率提升为标志的投资回报率。
只要中国的技术处于不断进步中，不管资本存量有多大，增长率有多快，都不会存在动态低效率。所以，投资于制造业的新机器，投资于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投资于新技术的创造活动，既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驱动力量，也是迈向工业化国家的必经之路。
中国经济增长有它自己的轨迹，增长的基本趋势是“资本深化”和“技术深化”。那么，整个国家的资源配置的重点已经明确了，它应当成为主流观点，
政策含义
投资结构应当有一个明确和明显的重点调整，就是应提高对能够提升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行业和部门的投资，使投资呈现一个长期保持动态效率的结构。对此，笔者提出与之相关的政策。
首先，保持一个较高的投资增长率是必要的。当前，应当将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长率从20. 5%提高到2013年上半年的23%，再以小步的方式提高到2013年的25%。在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大比例中的投资比例略高于需求将是一个长期现象，它符合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基本特征，人均收入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追赶特征需要一个特殊比例的时期。
其次，国家发展战略是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重点则是加快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快速增长。既然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已呈现出“资本深化”苗头，那么就要通过银行和金融市场的融资政策来引导更多的资金流向化学工业、制药业、汽车工业、机械设备制造等技术产业，不仅可以加快制造业的设备折旧速度，而且迅速形成以新设备、新技术为基础的制造体系，使劳动生产率有一个新的飞跃，以适应新的国内需求结构变动和进一步提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更多的创新产品、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更多的就业数，它们是基于更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量。
此外，财政政策可以被用作扩大总需求和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工具，更应该用于促进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资本积累。减税的作用是短期的，增加对基础教育、专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医疗健康设施的投资具有短期扩大总需求，中长期具有扩大人力资源供应能力和提升人力资本质量的明显作用，从而有利于生产率提高和经济稳定增长的长期效应。
因此，适度扩大中等专业学校、技术学院和应用型大学的固定资产投资，以便为未来数年的产业结构升级供应源源不断的合格的技术人才；适度扩大对县级医疗机构的固定资产投资，可以提高劳动力的健康水平，使得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率有一个新的提高。
2013年，经受了2012年一次负面冲击的中国经济在稳定增长的过程中，可能会比没有受到负面冲击的状况增长得更快一些，而投资增长率的上升将扮演一个最主要的角色。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