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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金秋的一个下午，葛亮《北鸢》新书发布会在古色古香的西华书房举行。书房毗邻故宫颇让作者于感慨之际心下欢軎，“我的祖父是—个艺术史学者，他那本在艺术史上留名的巨著叫《据几曾看》，涵盖了从汉代到晚清中国历代最重要的书画典藏，而这些藏品绝大多数部与故宫有关。就我而言，（《北鸢》这本小说的写作缘起—方面是想写出祖辈那—代人生活的那个时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前辈在精神上对我的—种滋养。”
新书发布会被冠之以“此情可待成追忆”的前缀，此言诚哉——之于生于古都南京，现居摩登香港的葛亮而言，他的家世显然有太多值得追忆的过往：祖父是著名艺术史学者葛康俞、太舅公为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表叔公为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这些赫赫有名的家族先贤让生得秀气又文质彬彬的葛亮不管走到哪里都自带光环，在众人“哦，他的××就是那谁谁谁”的惊讶与感叹中成长起来，当葛亮在内心确立了自己这个“我”之后，家族的掌故与故事又成了他心心念念着力开掘的灵感与富矿。
关于此书的创作缘起，葛亮回忆起祖父遗作《据几曾看》编辑的一封信，“这位我很尊敬的编辑在信中说，希望我从家人的角度，写一写祖父的过往。”就此，他曾考虑以非虚构的文体进行写作，甚至数年间做了近百万字的读书笔记与采访礼记，然而反复思量之后，仍然选择了小说这样一种更“有温度”的表达方式。
于是便有了这本新作《北鸢》。作为葛亮书写近代历史、家国兴衰的“南北书”之“北篇”（“南篇”是葛亮前一部长篇小说《朱雀》），《北鸢》的创作前后历时七年，在小说自序里葛亮写道：“题为《北鸢》，出自曹沾《废艺斋集稿》中《南鹞北鸢考工志》—册。曹公之明达，在深谙‘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之道。字里行间，坐言起行。虽是残本，散佚有时，终得见天日。管窥之下，是久藏的民间真精神。”
《北鸢》起笔于民国商贾世家子弟卢文笙的成长，落笔于上世纪中叶。将波诡云谲的民国动荡史寄予两个家族的命运沉浮，书写了近现代中国最为丰盛起伏的断代。民国时代风云激荡，当下也不乏书写大事件的历史小说，但葛亮以家族故事为引，铺排开来后则让其时的政客、军阀、寓公、文人、商人、伶人等上百位经典民国人物相继登场、工笔勾勒。这其中，葛亮的外公即是《北鸢》主人公卢文笙的原型，年幼的外公随家人寓居于天津意租界，做“寓公”的生活经历便被作者活灵活现地搬进小说。而外公的姨父褚玉璞（《北鸢》中名为石玉璞）作为北洋时代的直系将领，曾与张学良、张宗昌并称“奉鲁直三英”。上世纪二十年代褚玉璞曾任直隶省长兼军务督办，地处天津东北的督办衙门府邸，也是小说中文笙幼时的成长之所。
除了原本有的小说人物与背后的家族谱牒，葛亮在行文间更是涉猎大至政经地理、城郭佯貌，精致烹调、书画、服饰、曲艺，这令《北鸢》显现出力图擘画一幅“民国清明上河图”的野心，也看得出这位香港浸会大学副教授，过往的学术训练赋予他的格物致知的考据功夫比如书中提及“祭孔大典”，虽只是—处段落，却事先对府县两祀的日程，主祭的祭辞格式，祭服的具体样式他都做了详尽查证。
有评论指出：“70后”长篇小说创作以关注现实居多，聚焦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热点问题，以及边缘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现实，而与那部分不属于他们的“历史”多少有些隔膜。尤其在小说领域，“历史”这个词对这代作家始终意味着严酷的考验。生于1978年的葛亮如何在“知识考古学”的理据之上构筑自己独特的历史审美笔触7这就不得不再次回到他双城记、两地书的行走身份。如何看待家乡南京？“南京是民国的旧都，又顶着六朝古都的名号。但它的意义与其说是昔日政治宰制的实体，不如说是民间意味的传承。至少对我个人而言是这样。这个城市出过不少小朝廷，说帝王之气，其实有些勉强，每每都是‘黯然收’，但是吴敬梓说‘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却是不假。”
家乡的厚重给了葛亮表达感情的理由，在他看来寄居的香港则是个更重地域性的地方，“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它中西交汇的特质；另一方]Ntg是关乎它作为城市的独立性。‘中环价值’固然是一个层面，但是‘老香港’的部分，特别是殖民文化的历史遗留也让香港人念兹在兹。香港近年来有个非常热的概念，叫作‘集体回忆’（collectivememory），一个皇后码头的拆迁，可以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其实是一种历史危机感的寄托。在南京历史元素多得俯拾皆是，太过奢侈。是香港教会我对历史的珍视。”葛亮说。
对话Q=《北京青年》周刊
A=葛亮
Q：从2005年在《收获》上发表《无岸之河》到这本《北鸢》，都能看到家庭之于你个人的影子，家国似乎一直是你的灵感滥觞，你怎么看？
A：是的，我的家庭几代人都在学院里教书。上溯至清，祖辈亦任翰林编修，行太傅之责。但就您说的体制内外而言，每一代的际遇和经历都不同。这自然是时代环境使然，《无岸之河》多少代表了我年少时对于学院生活的想象，也来自父辈的间接经验。十年过去，当我自己也在大学执教，许多想象落实为现实。在中国的家国结构中，知识分子的处境是很微妙的。以“广场”的立场，上承“庙堂”，对接“民间”。“修齐治平”其实是古典式理想化的传统文人的愿景。光绪三十一年科举废除，“学而优则仕”的路径仓促中断。我比较关心在时代的过渡期，知识分子如何作出回应与选择。《北鸢》里以吴清舫、孟养辉与毛克俞的人生为其中三种可能性。化身公知、转以投身实业或者归隐于市，可说是大相径庭。毛克俞的原型是我的祖父。祖父是一名艺术史学者，对治学纯粹。因早年经历，个人一生无涉政治，但他的家国之念深沉，甚至具体到为儿女取名。我在这部小说中，写到一个场景，毛克俞在人生尘埃落定后，在母校杭州国立艺术院附近开了一间菜馆“苏舍”。菜单上录了苏子瞻的诗句“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是他的人生写照。 Q：前辈的高风亮节与成就是一种资凭，但有时也未尝不是一种负担，可能让你成为—名循规蹈矩的收成者。
A：没错，好的方面，是我可能拥有了比一般人较早的阅读经验以及某种感知事物的态度。但这种影响，也让我很早就对文学产生了敬畏之心。因为经典造就了一道门坎，使得我长期只愿安于做一个阅读者。其实直至现在，我都经常在问自己能否胜任一个写作者的角色。祖父是我在学问上的榜样，他多年从事艺术史研究，治学严谨，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罕见的。我经常翻看他的旧作，对我的为人为学，始终是一个提醒。
Q：写《北鸢》用了七年的时间，做了很多功课，特别是百万字的笔记，能不能大致列一下你关注的书单以及影像资料？提到民国范儿，你能给我哪些关键词？
A：《左传》、《史记》常读，这两部是当作文学书来读，编年体无论对建筑史观还是小说的格局感都有帮助。集中重读有关民国的著作，唐德刚的《袁世当国》，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还有余英时的《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林毓生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民国的老电影我比较喜欢“联华”出品的，比如《大路》、《银汉双星》、《联华交响曲》，“明星”出的《新旧上海》也不错。关于民国的关键词，在台版《北鸢》的腰封上有一句，我是认同的，“自由、智性、不拘一格。”
Q：有人从你的作品中归纳出“距离”的命题，不仅指你的行文方式，也指作品中的人物性格与命运。观照到你自身，也有双城记的背景，你如何概括南京与香港对你的影响，我注意到你曾类比过叶灵凤。
A：现在的写作，在行文上会比以往更克制，克制一己发言的欲求。我倾向于呈现，让人物自己讲述命运。这些年笔下有不少空间游走者的形象，可说是某种自我心境的代入。曾说过南京与香港在我写作轨迹中各自的角色。南京是我的文学温床，而香港更似磁场。香港多元的文化氛围触动我躬身返照，达至回归。叶先生是我的老乡，但还是不一样的。他来这个城市有自身的不得已，但他对香港的投入感之强，出人意表，做了很多地方志考掘的工作，写了三本风土史话类的作品。有关南京的，多是以“白门秋生”发表的闲笔。故乡对他而言是过去式了。但南京对我而言，至今是家城，是书写的重心。南京的历史与当下，有许多相互砥砺又互为成全的东西，十分微妙。这个城市作为中国的一枚文化切片，有许多值得深入发见之处。
Q：你如何看待网络文学？从当年《无岸之河》起到现在的《北鸢》，你的文学之路依旧是“正统”的，先是核心文学刊物，之后正规出版社单行本，我和悦然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文学这桩事体似乎有其根性。
A文学这回事，我觉得英雄莫论出处，没有正统与否之分，只有好与不好之别。纸本与网络，都是发表平台。重要的是你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写作。写作于我而言，开始是偶然的。当时在读博士，觉得要做好的文学批评者，首先要对作家将心比心。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自己写作。这一写十多年就下来了。文学归根结底，还是自我表达的途径。写《北鸢》这些年，是内心沉淀之道。其间历练与成长，甘苦自知。对我来说，完成的过程似乎更重要。成书之后，就由读者感受评说吧。
葛亮小传
1978年出生，原籍南京，现居香港。
哲学博士，毕业于香港大学中文系。现任香港浸会大学副教授。文字发表于两岸三地。著有长篇小说《朱雀》、小说集《七声》、《谜鸦》、《浣熊》、《戏年》、《相忘江湖的鱼》，文化随笔《绘色》等。2016年8月出版首部散文集《小山河》，10目出版南北书之《朱雀》、《北鸢》。
新书发布会被冠之以“此情可待成追忆”的前缀，此言诚哉——之于生于古都南京，现居摩登香港的葛亮而言，他的家世显然有太多值得追忆的过往：祖父是著名艺术史学者葛康俞、太舅公为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表叔公为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这些赫赫有名的家族先贤让生得秀气又文质彬彬的葛亮不管走到哪里都自带光环，在众人“哦，他的××就是那谁谁谁”的惊讶与感叹中成长起来，当葛亮在内心确立了自己这个“我”之后，家族的掌故与故事又成了他心心念念着力开掘的灵感与富矿。
关于此书的创作缘起，葛亮回忆起祖父遗作《据几曾看》编辑的一封信，“这位我很尊敬的编辑在信中说，希望我从家人的角度，写一写祖父的过往。”就此，他曾考虑以非虚构的文体进行写作，甚至数年间做了近百万字的读书笔记与采访礼记，然而反复思量之后，仍然选择了小说这样一种更“有温度”的表达方式。
于是便有了这本新作《北鸢》。作为葛亮书写近代历史、家国兴衰的“南北书”之“北篇”（“南篇”是葛亮前一部长篇小说《朱雀》），《北鸢》的创作前后历时七年，在小说自序里葛亮写道：“题为《北鸢》，出自曹沾《废艺斋集稿》中《南鹞北鸢考工志》—册。曹公之明达，在深谙‘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之道。字里行间，坐言起行。虽是残本，散佚有时，终得见天日。管窥之下，是久藏的民间真精神。”
《北鸢》起笔于民国商贾世家子弟卢文笙的成长，落笔于上世纪中叶。将波诡云谲的民国动荡史寄予两个家族的命运沉浮，书写了近现代中国最为丰盛起伏的断代。民国时代风云激荡，当下也不乏书写大事件的历史小说，但葛亮以家族故事为引，铺排开来后则让其时的政客、军阀、寓公、文人、商人、伶人等上百位经典民国人物相继登场、工笔勾勒。这其中，葛亮的外公即是《北鸢》主人公卢文笙的原型，年幼的外公随家人寓居于天津意租界，做“寓公”的生活经历便被作者活灵活现地搬进小说。而外公的姨父褚玉璞（《北鸢》中名为石玉璞）作为北洋时代的直系将领，曾与张学良、张宗昌并称“奉鲁直三英”。上世纪二十年代褚玉璞曾任直隶省长兼军务督办，地处天津东北的督办衙门府邸，也是小说中文笙幼时的成长之所。
除了原本有的小说人物与背后的家族谱牒，葛亮在行文间更是涉猎大至政经地理、城郭佯貌，精致烹调、书画、服饰、曲艺，这令《北鸢》显现出力图擘画一幅“民国清明上河图”的野心，也看得出这位香港浸会大学副教授，过往的学术训练赋予他的格物致知的考据功夫比如书中提及“祭孔大典”，虽只是—处段落，却事先对府县两祀的日程，主祭的祭辞格式，祭服的具体样式他都做了详尽查证。
有评论指出：“70后”长篇小说创作以关注现实居多，聚焦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热点问题，以及边缘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现实，而与那部分不属于他们的“历史”多少有些隔膜。尤其在小说领域，“历史”这个词对这代作家始终意味着严酷的考验。生于1978年的葛亮如何在“知识考古学”的理据之上构筑自己独特的历史审美笔触7这就不得不再次回到他双城记、两地书的行走身份。如何看待家乡南京？“南京是民国的旧都，又顶着六朝古都的名号。但它的意义与其说是昔日政治宰制的实体，不如说是民间意味的传承。至少对我个人而言是这样。这个城市出过不少小朝廷，说帝王之气，其实有些勉强，每每都是‘黯然收’，但是吴敬梓说‘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却是不假。”
家乡的厚重给了葛亮表达感情的理由，在他看来寄居的香港则是个更重地域性的地方，“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它中西交汇的特质；另一方]Ntg是关乎它作为城市的独立性。‘中环价值’固然是一个层面，但是‘老香港’的部分，特别是殖民文化的历史遗留也让香港人念兹在兹。香港近年来有个非常热的概念，叫作‘集体回忆’（collectivememory），一个皇后码头的拆迁，可以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其实是一种历史危机感的寄托。在南京历史元素多得俯拾皆是，太过奢侈。是香港教会我对历史的珍视。”葛亮说。
对话Q=《北京青年》周刊
A=葛亮
Q：从2005年在《收获》上发表《无岸之河》到这本《北鸢》，都能看到家庭之于你个人的影子，家国似乎一直是你的灵感滥觞，你怎么看？
A：是的，我的家庭几代人都在学院里教书。上溯至清，祖辈亦任翰林编修，行太傅之责。但就您说的体制内外而言，每一代的际遇和经历都不同。这自然是时代环境使然，《无岸之河》多少代表了我年少时对于学院生活的想象，也来自父辈的间接经验。十年过去，当我自己也在大学执教，许多想象落实为现实。在中国的家国结构中，知识分子的处境是很微妙的。以“广场”的立场，上承“庙堂”，对接“民间”。“修齐治平”其实是古典式理想化的传统文人的愿景。光绪三十一年科举废除，“学而优则仕”的路径仓促中断。我比较关心在时代的过渡期，知识分子如何作出回应与选择。《北鸢》里以吴清舫、孟养辉与毛克俞的人生为其中三种可能性。化身公知、转以投身实业或者归隐于市，可说是大相径庭。毛克俞的原型是我的祖父。祖父是一名艺术史学者，对治学纯粹。因早年经历，个人一生无涉政治，但他的家国之念深沉，甚至具体到为儿女取名。我在这部小说中，写到一个场景，毛克俞在人生尘埃落定后，在母校杭州国立艺术院附近开了一间菜馆“苏舍”。菜单上录了苏子瞻的诗句“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是他的人生写照。 Q：前辈的高风亮节与成就是一种资凭，但有时也未尝不是一种负担，可能让你成为—名循规蹈矩的收成者。
A：没错，好的方面，是我可能拥有了比一般人较早的阅读经验以及某种感知事物的态度。但这种影响，也让我很早就对文学产生了敬畏之心。因为经典造就了一道门坎，使得我长期只愿安于做一个阅读者。其实直至现在，我都经常在问自己能否胜任一个写作者的角色。祖父是我在学问上的榜样，他多年从事艺术史研究，治学严谨，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罕见的。我经常翻看他的旧作，对我的为人为学，始终是一个提醒。
Q：写《北鸢》用了七年的时间，做了很多功课，特别是百万字的笔记，能不能大致列一下你关注的书单以及影像资料？提到民国范儿，你能给我哪些关键词？
A：《左传》、《史记》常读，这两部是当作文学书来读，编年体无论对建筑史观还是小说的格局感都有帮助。集中重读有关民国的著作，唐德刚的《袁世当国》，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还有余英时的《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林毓生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民国的老电影我比较喜欢“联华”出品的，比如《大路》、《银汉双星》、《联华交响曲》，“明星”出的《新旧上海》也不错。关于民国的关键词，在台版《北鸢》的腰封上有一句，我是认同的，“自由、智性、不拘一格。”
Q：有人从你的作品中归纳出“距离”的命题，不仅指你的行文方式，也指作品中的人物性格与命运。观照到你自身，也有双城记的背景，你如何概括南京与香港对你的影响，我注意到你曾类比过叶灵凤。
A：现在的写作，在行文上会比以往更克制，克制一己发言的欲求。我倾向于呈现，让人物自己讲述命运。这些年笔下有不少空间游走者的形象，可说是某种自我心境的代入。曾说过南京与香港在我写作轨迹中各自的角色。南京是我的文学温床，而香港更似磁场。香港多元的文化氛围触动我躬身返照，达至回归。叶先生是我的老乡，但还是不一样的。他来这个城市有自身的不得已，但他对香港的投入感之强，出人意表，做了很多地方志考掘的工作，写了三本风土史话类的作品。有关南京的，多是以“白门秋生”发表的闲笔。故乡对他而言是过去式了。但南京对我而言，至今是家城，是书写的重心。南京的历史与当下，有许多相互砥砺又互为成全的东西，十分微妙。这个城市作为中国的一枚文化切片，有许多值得深入发见之处。
Q：你如何看待网络文学？从当年《无岸之河》起到现在的《北鸢》，你的文学之路依旧是“正统”的，先是核心文学刊物，之后正规出版社单行本，我和悦然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文学这桩事体似乎有其根性。
A文学这回事，我觉得英雄莫论出处，没有正统与否之分，只有好与不好之别。纸本与网络，都是发表平台。重要的是你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写作。写作于我而言，开始是偶然的。当时在读博士，觉得要做好的文学批评者，首先要对作家将心比心。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自己写作。这一写十多年就下来了。文学归根结底，还是自我表达的途径。写《北鸢》这些年，是内心沉淀之道。其间历练与成长，甘苦自知。对我来说，完成的过程似乎更重要。成书之后，就由读者感受评说吧。
葛亮小传
1978年出生，原籍南京，现居香港。
哲学博士，毕业于香港大学中文系。现任香港浸会大学副教授。文字发表于两岸三地。著有长篇小说《朱雀》、小说集《七声》、《谜鸦》、《浣熊》、《戏年》、《相忘江湖的鱼》，文化随笔《绘色》等。2016年8月出版首部散文集《小山河》，10目出版南北书之《朱雀》、《北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