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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作家群体中，70后作家被称作是“尴尬的一代”，他们上接资历深厚的50、60后作家，如余华、奠言，下临像韩寒、郭敬明等具有巨大商业价值的80后作家，处在时代的更迭处。路内被认为是70后最好的写作者，不过，他并不认同用代际定义作家，“我们不再看自己是谁，自己是哪一代人，这对中国作家来说似乎已经不大重要了，更多的是去看自己的文学观是什么，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工人出身的他讲述上世纪90年代工厂里的社会与人生，诙谐、伤感又带着点洒脱。正在热映的电影《少年巴比伦》即改编自他的同名小说，被称作是工厂版“阳光灿烂的日子”。
与路内见面之前，我曾多次在脑海中勾勒过他的模样。在他的“追随三部曲”中，男主人公路小路玩世不恭，时常咧嘴坏坏地笑，会把“关我屁事”挂在嘴边，不甘于日子的平庸、琐碎，与时代格格不入。我猜想着，作者与其笔下的人物大抵是会有些相似之处的吧。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与路内见面时，却让我有点意外一路内身着白衬衫，西装外套，头发打理得一丝不苟，眼睛上架着一副银白色框架眼镜，一副严肃正派的模样和想象中有不小的出入。不过，这也只是他的一面而已。短暂的交谈过后，从言语中我们很快感受到了他的耿直和洒脱的另—面。
路内曾自嘲说，毕业于化工技校的自己可能是中国年轻—代作家里学历最低的—位。但他的人生也有可能是作家里最丰富的一位。1992年，19岁的路内就以工人的身份辗转于各种工厂，先后做过钳工、电工、操作工等，正是这一段早年的工厂生活为他日后写作以工厂为背景的“追随三部曲”打下了基础。工人之后，路内还陆续做过会计、播音员、摄像师、广告公司文案、公关公司老板等不下十个工种。“失业，找工作，又失业，又找工作，就这么回事。”对于年轻时的辗转波折，路内说起来却是云淡风轻。在不同社会角色之间快速地切换，在不同城市间穿梭腾挪，加深了他对人、对生活、对时代的感受与理解。都说作家是丰富的人生经历磨炼出来的，由此可见一斑。
但真正回望年少时代，他也不无遗憾。路内坦陈，当时家里没钱念书，要是有钱的话他也应该能念个好的大学，学文学，找到自己喜欢的路，没准儿现在正在大学里教书，或者只是当个图书馆管理员他也很开心。所以，路内心里始终较着一股劲：“我奔命写书就是为了证明一件事，至少证明之一吧，虽然没有读过什么书也可以从事文学写作。但此事非常讨厌，你并不能在过往的经历和现在的事情之间建立一个因果关系，我既不觉得过去是美好的，也不会觉得当时的情况是为了现在，我能知道我二十年后会成为作家所以我当时拼命在经历生活？我当时就是想找口饭吃，挣一份工资，有个像样点的姑娘喜欢我。人只想很体面地活下去，至于未来是什么样的不知道，掉坑里也只能快速地爬出来。”
路内真正成为作家不过10年时间，但他的写作年龄可不止10年。早年为生计奔波时，他一直没有停止创作。那时候还没有“伯乐”来发掘这匹千里马，他只是爱写东西，写了就去投稿，而他的文章总是在恐怖小说的报纸专栏发表。再谈起自己的写作时，他又开玩笑般地说，“写书是件多余的事，但有点上瘾，跟抽烟一样。我本来应该写完一个长篇就歇菜的，但是不知哪儿来的诱惑，架不住自我膨胀。”一如笔下的主人公路小路般自我调侃，“什么时候有精神危机了，我就出来哭诉，说我写小说写出抑郁症了，也许能混个工伤。”
除了写作，让路内上瘾的还有一个电子游戏。在长时间工作之后，他会说“今天我必须出去糜烂一下。”他很喜欢玩一些单机游戏，“我当然还有很多小说要写，但这不是—天能干完的活，我也比较贪玩，谁弄个好玩的电子游戏就能把我勾引过去。”此外，他还爱看各种类型的电影和纪录片，有时也会故意找点烂片儿来看，“看那个导演是怎么把自己搞死的，或者说肯定会搞死自己的导演是怎么在烂泥里找到一线生机的。这特别有意思。我还爱看好的演员怎么表演。”
目前路内的第一部小说《少年巴比伦》已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在2017年1月13日上映。此前，它曾入围上海电影节亚洲新人奖一最佳影片、东京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一最佳影片、远东国际电影节等，被称作是工厂版“阳光灿烂的日子”。在采访中问到他对这部电影有什么话想说，他只说了一句“对电影没有更高的要求了，只希望男主角董子健好运。”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责编樊晓哲评价路内，“在生活中，他很洒脱，有礼貌，仗义，非常有担当，也有暖男的一面。”他总是会很贴心地为别人着想，他说自己出小说最大的希望就是不让出版社朋友亏。本次对路内的采访一波三折，最后在微信上完成的采访。由于是微信采访，最令我担心的就是收发消息的时间差产生的问题，比如我不确定他是否已经说完话，或者我在什么时候问下一个问题比较合适等等，但是实际惠-兄比我预想的好很多。显然，他早就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在他每回答完一个问题后，都会紧接着回复一个“#答完”。这不是本刊第一次采访路内，上一采访他还是《慈悲》刚面世的时候，当时的他带着新书与我们侃侃而谈。他虽然说自己是写东西的，不像郭德纲，不擅长表达，可是真聊起来还是思维敏捷，头头是道。这—次在微信上的访谈，他语言诙谐、戏谑，但一如既往地有礼貌。当被赞有趣时，他毫不谦虚地回答，“我就仗着这点有意思，骗媒体陆续来采访我。不然的话，我不够红，不够拽，谁搭理我啊。”
文如其人。从“追随三部曲”《云中人》、《花街往事》到《慈悲》，路内用诙谐的笔触，戏谑又克制的文风，把生活糅进故事，最鲜活的人物道出人生与时代的真相与隐痛。樊晓哲说，“路内有才华，又很勤奋，总是在不断地突破自己，而且写作的实践证明这种突破的努力有效而必要。他对文学创作有种天然的悉知能力和非常准确的赋形能力，这在青年作家中非常可贵……让人总是满怀期待地守候他的下一步作品。他的创作、人物、故事、背景等等，都始终是在追赶他那掘进的思考。”
对话Q《北京青年》周刊
A=路内
Q：你的“追随三部曲”被看做是准“成长发展小说”，部是以个体成长发展为核心，将主人公的成长历程与时代的生活全景图交织在一起，你怎么看？
A：这个提法我是第一次看到，说得蛮对的。我这几年倾向于写一种时间轴很长的长篇小说，总觉得如果停留在一个时间点上（当然这也是长篇小说很常见的模式，在横向或内心纵深展开），并没那么多话要说。我和别人讨论过，问我为什么写心理活动不深入，我说不太信任那个，我似乎更想表达一种长久的沉默，闹哄哄的沉默，把心理活动交给读者。也许以后我能写得更深入。不探讨心理活动的话，小说容易浅薄，还是应该去探讨的，不能全部交出去，否则作者自己的位置会失去向度。
Q：你小说中也反复出现着“原乡”和“他城”两个概念，在戴城里向往上海等大城市，真正去到大城市又回眸寻拢戴城，这体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
A：我对原乡没什么感情，从小说里能看出主人公对这个地方充满伤感和厌恶。我生活过的那座城市，人都骄傲了，觉得它是个旅游城市就代表了高等，不得不说，这是西方右翼。大城市在我的小说里也只是一个符号，那个地方看起来很美好，其实更令人难堪。有时我觉得，这个原乡的位置感，很中国。可能不是当下，而是一百年来中国的境遇。当然，这么解读也不好，太大了，太得瑟。我宁愿认为它是一些个人际遇造成的错位。
Q：感觉你的风格由张扬变得平缓了。
A：是的。但是分两层讲，第一，确实我也变了；第二，还得根据小说人物、题材做些取舍。将来我要是还有机会写追随三部曲类似的小说，希望能写得更聪明些。
Q：你的虚无主义情愫是70年代以来新生代作家精神状态的投射吗？
A：一部分作家是这样的，但是现在看来，也不完全都是。文学上，对虚无主义还得好好地再梳理一下，到底往哪里去。至于现实生活中的虚无主义我就不太清楚了，没有统计学的依据，假虚无和假崇高一样都挺让人讨厌的。
Q：有评论家把你、阿乙、曹寇称为“戏谑派”，你怎么看？
A：阿乙和曹寇是我最喜欢的70后作家，两个人都充满个性，但他们之间的差异也很明显，当然也包括我。冯唐亦有戏谑感，女作家中间，盛可以也有。等这代人老了，但愿有文学批评家能研究一下。
与路内见面之前，我曾多次在脑海中勾勒过他的模样。在他的“追随三部曲”中，男主人公路小路玩世不恭，时常咧嘴坏坏地笑，会把“关我屁事”挂在嘴边，不甘于日子的平庸、琐碎，与时代格格不入。我猜想着，作者与其笔下的人物大抵是会有些相似之处的吧。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与路内见面时，却让我有点意外一路内身着白衬衫，西装外套，头发打理得一丝不苟，眼睛上架着一副银白色框架眼镜，一副严肃正派的模样和想象中有不小的出入。不过，这也只是他的一面而已。短暂的交谈过后，从言语中我们很快感受到了他的耿直和洒脱的另—面。
路内曾自嘲说，毕业于化工技校的自己可能是中国年轻—代作家里学历最低的—位。但他的人生也有可能是作家里最丰富的一位。1992年，19岁的路内就以工人的身份辗转于各种工厂，先后做过钳工、电工、操作工等，正是这一段早年的工厂生活为他日后写作以工厂为背景的“追随三部曲”打下了基础。工人之后，路内还陆续做过会计、播音员、摄像师、广告公司文案、公关公司老板等不下十个工种。“失业，找工作，又失业，又找工作，就这么回事。”对于年轻时的辗转波折，路内说起来却是云淡风轻。在不同社会角色之间快速地切换，在不同城市间穿梭腾挪，加深了他对人、对生活、对时代的感受与理解。都说作家是丰富的人生经历磨炼出来的，由此可见一斑。
但真正回望年少时代，他也不无遗憾。路内坦陈，当时家里没钱念书，要是有钱的话他也应该能念个好的大学，学文学，找到自己喜欢的路，没准儿现在正在大学里教书，或者只是当个图书馆管理员他也很开心。所以，路内心里始终较着一股劲：“我奔命写书就是为了证明一件事，至少证明之一吧，虽然没有读过什么书也可以从事文学写作。但此事非常讨厌，你并不能在过往的经历和现在的事情之间建立一个因果关系，我既不觉得过去是美好的，也不会觉得当时的情况是为了现在，我能知道我二十年后会成为作家所以我当时拼命在经历生活？我当时就是想找口饭吃，挣一份工资，有个像样点的姑娘喜欢我。人只想很体面地活下去，至于未来是什么样的不知道，掉坑里也只能快速地爬出来。”
路内真正成为作家不过10年时间，但他的写作年龄可不止10年。早年为生计奔波时，他一直没有停止创作。那时候还没有“伯乐”来发掘这匹千里马，他只是爱写东西，写了就去投稿，而他的文章总是在恐怖小说的报纸专栏发表。再谈起自己的写作时，他又开玩笑般地说，“写书是件多余的事，但有点上瘾，跟抽烟一样。我本来应该写完一个长篇就歇菜的，但是不知哪儿来的诱惑，架不住自我膨胀。”一如笔下的主人公路小路般自我调侃，“什么时候有精神危机了，我就出来哭诉，说我写小说写出抑郁症了，也许能混个工伤。”
除了写作，让路内上瘾的还有一个电子游戏。在长时间工作之后，他会说“今天我必须出去糜烂一下。”他很喜欢玩一些单机游戏，“我当然还有很多小说要写，但这不是—天能干完的活，我也比较贪玩，谁弄个好玩的电子游戏就能把我勾引过去。”此外，他还爱看各种类型的电影和纪录片，有时也会故意找点烂片儿来看，“看那个导演是怎么把自己搞死的，或者说肯定会搞死自己的导演是怎么在烂泥里找到一线生机的。这特别有意思。我还爱看好的演员怎么表演。”
目前路内的第一部小说《少年巴比伦》已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在2017年1月13日上映。此前，它曾入围上海电影节亚洲新人奖一最佳影片、东京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一最佳影片、远东国际电影节等，被称作是工厂版“阳光灿烂的日子”。在采访中问到他对这部电影有什么话想说，他只说了一句“对电影没有更高的要求了，只希望男主角董子健好运。”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责编樊晓哲评价路内，“在生活中，他很洒脱，有礼貌，仗义，非常有担当，也有暖男的一面。”他总是会很贴心地为别人着想，他说自己出小说最大的希望就是不让出版社朋友亏。本次对路内的采访一波三折，最后在微信上完成的采访。由于是微信采访，最令我担心的就是收发消息的时间差产生的问题，比如我不确定他是否已经说完话，或者我在什么时候问下一个问题比较合适等等，但是实际惠-兄比我预想的好很多。显然，他早就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在他每回答完一个问题后，都会紧接着回复一个“#答完”。这不是本刊第一次采访路内，上一采访他还是《慈悲》刚面世的时候，当时的他带着新书与我们侃侃而谈。他虽然说自己是写东西的，不像郭德纲，不擅长表达，可是真聊起来还是思维敏捷，头头是道。这—次在微信上的访谈，他语言诙谐、戏谑，但一如既往地有礼貌。当被赞有趣时，他毫不谦虚地回答，“我就仗着这点有意思，骗媒体陆续来采访我。不然的话，我不够红，不够拽，谁搭理我啊。”
文如其人。从“追随三部曲”《云中人》、《花街往事》到《慈悲》，路内用诙谐的笔触，戏谑又克制的文风，把生活糅进故事，最鲜活的人物道出人生与时代的真相与隐痛。樊晓哲说，“路内有才华，又很勤奋，总是在不断地突破自己，而且写作的实践证明这种突破的努力有效而必要。他对文学创作有种天然的悉知能力和非常准确的赋形能力，这在青年作家中非常可贵……让人总是满怀期待地守候他的下一步作品。他的创作、人物、故事、背景等等，都始终是在追赶他那掘进的思考。”
对话Q《北京青年》周刊
A=路内
Q：你的“追随三部曲”被看做是准“成长发展小说”，部是以个体成长发展为核心，将主人公的成长历程与时代的生活全景图交织在一起，你怎么看？
A：这个提法我是第一次看到，说得蛮对的。我这几年倾向于写一种时间轴很长的长篇小说，总觉得如果停留在一个时间点上（当然这也是长篇小说很常见的模式，在横向或内心纵深展开），并没那么多话要说。我和别人讨论过，问我为什么写心理活动不深入，我说不太信任那个，我似乎更想表达一种长久的沉默，闹哄哄的沉默，把心理活动交给读者。也许以后我能写得更深入。不探讨心理活动的话，小说容易浅薄，还是应该去探讨的，不能全部交出去，否则作者自己的位置会失去向度。
Q：你小说中也反复出现着“原乡”和“他城”两个概念，在戴城里向往上海等大城市，真正去到大城市又回眸寻拢戴城，这体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
A：我对原乡没什么感情，从小说里能看出主人公对这个地方充满伤感和厌恶。我生活过的那座城市，人都骄傲了，觉得它是个旅游城市就代表了高等，不得不说，这是西方右翼。大城市在我的小说里也只是一个符号，那个地方看起来很美好，其实更令人难堪。有时我觉得，这个原乡的位置感，很中国。可能不是当下，而是一百年来中国的境遇。当然，这么解读也不好，太大了，太得瑟。我宁愿认为它是一些个人际遇造成的错位。
Q：感觉你的风格由张扬变得平缓了。
A：是的。但是分两层讲，第一，确实我也变了；第二，还得根据小说人物、题材做些取舍。将来我要是还有机会写追随三部曲类似的小说，希望能写得更聪明些。
Q：你的虚无主义情愫是70年代以来新生代作家精神状态的投射吗？
A：一部分作家是这样的，但是现在看来，也不完全都是。文学上，对虚无主义还得好好地再梳理一下，到底往哪里去。至于现实生活中的虚无主义我就不太清楚了，没有统计学的依据，假虚无和假崇高一样都挺让人讨厌的。
Q：有评论家把你、阿乙、曹寇称为“戏谑派”，你怎么看？
A：阿乙和曹寇是我最喜欢的70后作家，两个人都充满个性，但他们之间的差异也很明显，当然也包括我。冯唐亦有戏谑感，女作家中间，盛可以也有。等这代人老了，但愿有文学批评家能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