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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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他们回到历史现场已经不可能,就算《于无声处》复活舞台,时代荷尔蒙早已迅猛改变…… 宗福先的《于无声处》三十年后重新回到舞台,在高校间巡演,年轻的学生对“何是非”这个人物不太满意,觉得他不应该这么坏。难道他不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吗?难道他就愿意卑鄙愿意出卖恩人?难道他没有苦衷没有痛苦吗? 如果早十年二十年,我也会像他们一样发问,在我们的成长年代,扁平人物全部圆形起来,高大全立体化以后,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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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他们回到历史现场已经不可能,就算《于无声处》复活舞台,时代荷尔蒙早已迅猛改变……
宗福先的《于无声处》三十年后重新回到舞台,在高校间巡演,年轻的学生对“何是非”这个人物不太满意,觉得他不应该这么坏。难道他不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吗?难道他就愿意卑鄙愿意出卖恩人?难道他没有苦衷没有痛苦吗?
如果早十年二十年,我也会像他们一样发问,在我们的成长年代,扁平人物全部圆形起来,高大全立体化以后,小人物也人性化发展。课堂上讲到《红岩》,叛徒甫志高总是能得到同情,所以红色经典的当代改编,我们再也没见过丑陋的蝴蝶迷和猥琐的座山雕。三十年风生云起,激动过我们父母的话语让我们哈哈大笑,而我们哈哈笑过还能心中一动,我的学生却站起来说,这不可能!
带他们回到历史现场已经不可能,就算《于无声处》复活舞台,时代荷尔蒙早已迅猛改变,怎么办呢,好在丁罗男教授适时推出《上海话剧百年史述》。
基本上,在这个年代写这样的一本书,本身就像敢死队行为,因为既要安于寂寞,在一百年中上下求索,又要淡于名利,显然著述的未来不会是畅销市场。当然了,学院派可以是一种安慰,但是戏剧学院的学院派可以做更轻松更明星的事情,所以,丁教授率领一帮博士硕士,在一个人人可以出名十五分钟的年代,的确做了功德无量的事情。
写史最见功力的地方,当然是史识。话剧史我是外行,但现在我还记得,当年现代文学课,老师讲到黄子平、陈平原和钱理群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非常激动,认为现当代文学重新起步了。其时不理解,后来明白,“二十世纪”这个概念一旦提出,整部文学史就要重写。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吧,丁教授的话剧百年史识需要我们定格看待。
表面上,整本书的章节无甚新意,好像也就是从“兴衰”,到“成熟”,到“黄金时代”,然后遭遇“曲折”,重新起步焕发“新气象”,最后走到“多元”。很多史论,也都这样开场,这样结构,这样结尾,但这部《史述》有不同气魄和眼光,比如说,“左翼话剧”、“抗战话剧”、“文革话剧”这些构成传统话剧论述的核心命题,在丁教授的史论框架中,也就是一个章节,和“国防戏剧”、“群众戏剧”、“儿童戏剧”等互相镶嵌,所以,这部《史述》的时间节点既可以说是意识形态的,也可以说是话剧艺术的,而双驾马车并驰的功夫,又是怎么炼成的?
这就又回到了方法论,有了灯,如何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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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这本书最精彩的章节,在我看来,不是对个体编导演的评价,而是对各类剧社的重新钩沉和讨论,所以,《上海话剧百年史述》虽然是一本史论,却遥遥地突破了传统话剧论述的框架,走出了电影史和文学史的影响焦虑,为以后的地方戏剧论述提供方法论的范式。
不过,新眼光好像也带来新问题。整本《史述》,让我感到稍有遗憾的地方是,各类剧社和著名编导演之间常常分开描述,既在有些段落造成重复论述的现象,又在两头突出中遮蔽了“社团”和“个人”,“社会”和“个人”的关系。当然,这是外行说话不腰疼,但我想,以丁教授的话剧识见,他的论述当然可以更具革命性,以剧社、剧院和演出团体为主体来论述上海百年话剧,甚至牺牲一些面面俱到的表述,也许更具冲击力?
《史述》我读了整整一个星期,介绍给我的学生读,也是希望他们在一百年的话剧成长史中看到一个地方一个国家精气神的养成,看到为什么当年的《于无声处》会如此撼人心魂,能让胡乔木操那么多的心。而现阶段的上海话剧状态,除了可以永远怪罪时代,到底缺的是领导的关心,还是话剧的力量?回首百年,在《史述》中读到现代话剧的少年和青年时代,那个条件艰苦但群星璀璨的时代,我总会想,难道我们都老得走不到剧院穷到买不起戏票了?话剧一百岁了,但我们才多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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