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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福建南平“3·23案”等一系列令人震惊的戮童案过后，公众对相关报道质疑不断，媒体陷入“犯罪帮凶”的道德困境，进而引发社会关于媒体伦理的反思。本文认为，此类犯罪新闻中媒体伦理失衡，背负道德指责的原因在于，犯罪新闻本身的特性决定了这类报道必然面临较大的伦理风险；媒体对犯罪案件进行深度报道时的一些不当做法则加重了犯罪新闻的伦理风险。
【关键词】犯罪新闻 深度报道 新闻伦理
从福建南平“3.23”案起，不到两个月各地接连发生了七起无辜幼童遇害的重大刑事犯罪案件。随着犯罪嫌疑人一一受到法律制裁，公众逐渐从震惊、痛惜转向反思、责问。除校园安保疏漏等问题外，许多人对新闻媒体在这一系列案件报道中的表现提出质疑。更有甚者，将媒体视作暴力犯罪的帮凶，媒体陷入道德困境。
返观媒体在这一系列案件报道过程中的表现，实际上除个别媒体外，多数媒体把握住了报道的分寸，没有出现过度渲染细节等常见弊病，对犯罪嫌疑人及受害者信息的披露也基本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在事实层面，媒体并未出现较大问题。然而，对这类重大犯罪案件来说，后续报道通常并不停留在事实层面，而是侧重对案件深度挖掘。因此，除犯罪新闻自身因素之外，深度报道在犯罪新闻中如何操作，与伦理问题密切关联。
本文考察犯罪新闻的伦理特性及媒体实践，以及深度报道的“深度”因素及其在犯罪新闻中的常见做法，提出了犯罪新闻伦理失衡的另一种解释：其一，犯罪新闻本身的特性决定了这类报道必然面临较大的伦理风险；其二，在深度理念盛行的媒体实践背景下，媒体对犯罪案件所作的深度报道中的一些不当做法加重了犯罪新闻的伦理风险。
一、犯罪新闻特性决定其必然存在伦理风险
犯罪新闻，一般指对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触犯刑法、应受刑事处罚的犯罪行为的报道。作为新闻报道的一个重要门类。犯罪新闻的内容主要是关于“警察和安全、司法、腐败和恐怖主义，以及个人犯罪，而且包括对各种各样的犯罪行为的报道：街头犯罪、恐怖主义、腐败、毒品以及经济犯罪。”①犯罪新闻一向为媒体和受众普遍关注，它更因与社会稳定、个人生命和财产的安危、法制建设的密切关联而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在东西方的媒体实践中，犯罪新闻无一例外都受到格外重视，“根据美国媒体管理研究中心读者研究部最近的一次调查显示，警察和罪案新闻占的平均版面在所有新闻类别中排第三位，仅次于政治新闻和体育新闻，比商业新闻还多；从版面位置来看，这类新闻在头版上占得比例更多，仅次于政治或政府新闻排名第二位。”②就此而言，犯罪新闻对媒体、受众具有天然的吸引力。
从犯罪新闻的特性来看，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在于，犯罪新闻迎合了人性中的某些弱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人对恶的追逐欲望是生来就有的，对犯罪新闻的热衷正是这一人性弱点的反映。根据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每个人都有犯罪倾向。而犯罪新闻以停留在纸面的文字的形式去除了犯罪行为的暴力和血腥，同时又保留了让人产生想象的力量，能让受众在潜意识里完成一种替代性参与，获得某种快感。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受众对犯罪新闻趋之若鹜。既然受众对犯罪新闻乐此不疲，媒体自然乐于顺应其要求，大量提供犯罪内容以谋取自身利益。
此外，在我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犯罪新闻报道与法律权威、法制意识的关联尤其明显。利益格局调整、社会发展不平衡导致社会冲突频繁，刑事犯罪与民事冲突也对大众的日常生活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因此在众多新闻题材中，犯罪新闻得到了受众超乎寻常的关注。同时，在社会价值观多元化背景下，公众法制意识、法治观念亟待加强，因此这一时期的犯罪报道除了担负弘扬社会正义、维护法律权威、普及法律知识等任务之外，对维护党的形象及地位也有极大作用。
由此可见，犯罪新闻的社会关联极多，案件侦破、当事人权益、司法独立、法律权威、公众情绪都不同程度地受媒体报道的影响。因此，犯罪新闻与伦理道德的关联极大，也正因如此，犯罪新闻成为伦理问题的高发区。新闻记者进行犯罪报道时，极易出现有悖伦理的现象。犯罪新闻中常见的娱乐化倾向、渲染炒作、信息披露不当、媒体审判等现象便是伦理失衡的典型表现。在系列戮童案中，公众对媒体的指责即在于，媒体对犯罪现场、犯罪手法及受害人信息的的详细披露有过度渲染嫌疑，给受害者家属及公众情绪带来伤害，同时对犯罪嫌疑人有着某种潜在的启发效应。
不可忽视的是，媒体对犯罪嫌疑人犯罪动机的揣测、生活经历的挖掘，以及跳出个案从制度追因的报道模式、将犯罪嫌疑人“弱者化”的倾向，都在更深层次上加大了犯罪新闻的伦理风险。
二、深度报道操作不当加大伦理风险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公众受教育程度和民主意识提高，他们越来越关注自己周围的环境，越来越重视自己的知情权。许多人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媒体提供的单纯的关于新闻事实的报道，而是希望了解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包括历史背景、现实意义和发展趋势。受众开始更倾向于接受“讲两面理”的新闻报道，以获得对社会环境的思考。同时，新闻记者也不满足于以往程式化的、千篇一律的做法，不断探索新的报道形式与手法。新闻不再仅仅是被动的反映事实，而是对事件做全景式呈现，既报道一般事实，又报道与事件相关联的背景，力图探究事实背后的来龙去脉，于是深度报道广泛出现于各类媒体报道中。
关于深度报道的内涵，可谓众说纷纭。甘惜分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对深度报道的定义是：“运用解释、分析预测等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发展趋势等方面报道新闻的形式。”③杜骏飞教授认为，“深度报道”所体现的是一种新闻旨趣（Interests），它揭示了新闻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联，从深度（深刻性）和广度（广延性）两方面指出了新闻文本以受众认知效用为主导的运作方向。④美国哈钦斯委员会在其著名的报告《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中提到：“所谓深度报道，就是围绕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把新闻事件呈现在一种可以表现真正意义的脉络之中。”
深度报道的特点就在于对事实深度分析预测，它要求新闻记者能够综合把握新闻事件的过程，明晰并描述隐藏在事件背后的深层意义，这也就是“深度”所在。而对社会状况的准确审视难以避免价值判断，不可能做到完全的价值中立，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深度报道增加了犯罪新闻的伦理风险。
在深度理念盛行的背景下，深度报道在一些重大犯罪案件报道中得到广泛应用。在有关戮童案的媒体报道中，除一些消息形态的事件报道外，深度类报道大量见诸媒体。以福建南平案为例，借助网络，我们很容易找到《南平杀童案：死刑之后，大家都解脱了》、《他为何向孩子挥起屠刀 福建南平惨案的心理分析》、《郑民生：走上55秒杀戮之路》三篇深度报道。
本着追求真相的专业主义理念，新闻媒体不局限于犯罪案件本身，而是从考察犯罪嫌疑人成长经历入手，探究社会、制度等宏观因素的影响，是犯罪案件的深度报道中的常见做法。表面上这一做法跳出了对犯罪嫌疑人单一层次的追问，体现了媒体的社会责任感，而实际操作中，媒体极易因此滑向对犯罪心理错误归因的另一个极端。在戮童案媒体报道中，这一现象并不鲜见。例如福建南平案，一些媒体对犯罪嫌疑人郑民生的个人经历、犯罪心理动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挖掘，事实上这样做并不恰当，著名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在南平案后曾多次拒绝媒体采访，甚至不愿深入分析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不想从客观上帮助作案人扩大他希望达到的恐怖效应”。
【关键词】犯罪新闻 深度报道 新闻伦理
从福建南平“3.23”案起，不到两个月各地接连发生了七起无辜幼童遇害的重大刑事犯罪案件。随着犯罪嫌疑人一一受到法律制裁，公众逐渐从震惊、痛惜转向反思、责问。除校园安保疏漏等问题外，许多人对新闻媒体在这一系列案件报道中的表现提出质疑。更有甚者，将媒体视作暴力犯罪的帮凶，媒体陷入道德困境。
返观媒体在这一系列案件报道过程中的表现，实际上除个别媒体外，多数媒体把握住了报道的分寸，没有出现过度渲染细节等常见弊病，对犯罪嫌疑人及受害者信息的披露也基本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在事实层面，媒体并未出现较大问题。然而，对这类重大犯罪案件来说，后续报道通常并不停留在事实层面，而是侧重对案件深度挖掘。因此，除犯罪新闻自身因素之外，深度报道在犯罪新闻中如何操作，与伦理问题密切关联。
本文考察犯罪新闻的伦理特性及媒体实践，以及深度报道的“深度”因素及其在犯罪新闻中的常见做法，提出了犯罪新闻伦理失衡的另一种解释：其一，犯罪新闻本身的特性决定了这类报道必然面临较大的伦理风险；其二，在深度理念盛行的媒体实践背景下，媒体对犯罪案件所作的深度报道中的一些不当做法加重了犯罪新闻的伦理风险。
一、犯罪新闻特性决定其必然存在伦理风险
犯罪新闻，一般指对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触犯刑法、应受刑事处罚的犯罪行为的报道。作为新闻报道的一个重要门类。犯罪新闻的内容主要是关于“警察和安全、司法、腐败和恐怖主义，以及个人犯罪，而且包括对各种各样的犯罪行为的报道：街头犯罪、恐怖主义、腐败、毒品以及经济犯罪。”①犯罪新闻一向为媒体和受众普遍关注，它更因与社会稳定、个人生命和财产的安危、法制建设的密切关联而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在东西方的媒体实践中，犯罪新闻无一例外都受到格外重视，“根据美国媒体管理研究中心读者研究部最近的一次调查显示，警察和罪案新闻占的平均版面在所有新闻类别中排第三位，仅次于政治新闻和体育新闻，比商业新闻还多；从版面位置来看，这类新闻在头版上占得比例更多，仅次于政治或政府新闻排名第二位。”②就此而言，犯罪新闻对媒体、受众具有天然的吸引力。
从犯罪新闻的特性来看，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在于，犯罪新闻迎合了人性中的某些弱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人对恶的追逐欲望是生来就有的，对犯罪新闻的热衷正是这一人性弱点的反映。根据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每个人都有犯罪倾向。而犯罪新闻以停留在纸面的文字的形式去除了犯罪行为的暴力和血腥，同时又保留了让人产生想象的力量，能让受众在潜意识里完成一种替代性参与，获得某种快感。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受众对犯罪新闻趋之若鹜。既然受众对犯罪新闻乐此不疲，媒体自然乐于顺应其要求，大量提供犯罪内容以谋取自身利益。
此外，在我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犯罪新闻报道与法律权威、法制意识的关联尤其明显。利益格局调整、社会发展不平衡导致社会冲突频繁，刑事犯罪与民事冲突也对大众的日常生活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因此在众多新闻题材中，犯罪新闻得到了受众超乎寻常的关注。同时，在社会价值观多元化背景下，公众法制意识、法治观念亟待加强，因此这一时期的犯罪报道除了担负弘扬社会正义、维护法律权威、普及法律知识等任务之外，对维护党的形象及地位也有极大作用。
由此可见，犯罪新闻的社会关联极多，案件侦破、当事人权益、司法独立、法律权威、公众情绪都不同程度地受媒体报道的影响。因此，犯罪新闻与伦理道德的关联极大，也正因如此，犯罪新闻成为伦理问题的高发区。新闻记者进行犯罪报道时，极易出现有悖伦理的现象。犯罪新闻中常见的娱乐化倾向、渲染炒作、信息披露不当、媒体审判等现象便是伦理失衡的典型表现。在系列戮童案中，公众对媒体的指责即在于，媒体对犯罪现场、犯罪手法及受害人信息的的详细披露有过度渲染嫌疑，给受害者家属及公众情绪带来伤害，同时对犯罪嫌疑人有着某种潜在的启发效应。
不可忽视的是，媒体对犯罪嫌疑人犯罪动机的揣测、生活经历的挖掘，以及跳出个案从制度追因的报道模式、将犯罪嫌疑人“弱者化”的倾向，都在更深层次上加大了犯罪新闻的伦理风险。
二、深度报道操作不当加大伦理风险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公众受教育程度和民主意识提高，他们越来越关注自己周围的环境，越来越重视自己的知情权。许多人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媒体提供的单纯的关于新闻事实的报道，而是希望了解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包括历史背景、现实意义和发展趋势。受众开始更倾向于接受“讲两面理”的新闻报道，以获得对社会环境的思考。同时，新闻记者也不满足于以往程式化的、千篇一律的做法，不断探索新的报道形式与手法。新闻不再仅仅是被动的反映事实，而是对事件做全景式呈现，既报道一般事实，又报道与事件相关联的背景，力图探究事实背后的来龙去脉，于是深度报道广泛出现于各类媒体报道中。
关于深度报道的内涵，可谓众说纷纭。甘惜分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对深度报道的定义是：“运用解释、分析预测等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发展趋势等方面报道新闻的形式。”③杜骏飞教授认为，“深度报道”所体现的是一种新闻旨趣（Interests），它揭示了新闻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联，从深度（深刻性）和广度（广延性）两方面指出了新闻文本以受众认知效用为主导的运作方向。④美国哈钦斯委员会在其著名的报告《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中提到：“所谓深度报道，就是围绕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把新闻事件呈现在一种可以表现真正意义的脉络之中。”
深度报道的特点就在于对事实深度分析预测，它要求新闻记者能够综合把握新闻事件的过程，明晰并描述隐藏在事件背后的深层意义，这也就是“深度”所在。而对社会状况的准确审视难以避免价值判断，不可能做到完全的价值中立，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深度报道增加了犯罪新闻的伦理风险。
在深度理念盛行的背景下，深度报道在一些重大犯罪案件报道中得到广泛应用。在有关戮童案的媒体报道中，除一些消息形态的事件报道外，深度类报道大量见诸媒体。以福建南平案为例，借助网络，我们很容易找到《南平杀童案：死刑之后，大家都解脱了》、《他为何向孩子挥起屠刀 福建南平惨案的心理分析》、《郑民生：走上55秒杀戮之路》三篇深度报道。
本着追求真相的专业主义理念，新闻媒体不局限于犯罪案件本身，而是从考察犯罪嫌疑人成长经历入手，探究社会、制度等宏观因素的影响，是犯罪案件的深度报道中的常见做法。表面上这一做法跳出了对犯罪嫌疑人单一层次的追问，体现了媒体的社会责任感，而实际操作中，媒体极易因此滑向对犯罪心理错误归因的另一个极端。在戮童案媒体报道中，这一现象并不鲜见。例如福建南平案，一些媒体对犯罪嫌疑人郑民生的个人经历、犯罪心理动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挖掘，事实上这样做并不恰当，著名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在南平案后曾多次拒绝媒体采访，甚至不愿深入分析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不想从客观上帮助作案人扩大他希望达到的恐怖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