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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工场的项目来自三个方向。第一个来自我们的员工自己产生出来的经验、点子、想法，经过多次的优化排序出来的；第二个来自于我们严谨的分析，参考别的市场成功的案例，尤其是美国、日本，也可能会分析韩国、台湾等等。把这些成功的案例看看如何合适的本地化。当然，我们希望不是抄袭，而是得到一个灵感。在美国，我们看到几个非常酷的网站。但是直接移植过来肯定不会成功，我们就想如何把其中的灵感经过我们的理解提取出来。第三种就是那些认真来申请，又想把他的团队和项目带进来的。这些是在少数的情况和几个前提之下是可以考虑的：首先这个人非常优秀，而且是被推荐进来的；第二个是他还没有拿到融资，或者没有拿很多；第三个是我们对他有实质的帮助。
所以这三种来源应该是都存在的，但现阶段大部分都是第一种。
从美国、中国大陆到台湾，通过各种关系在寻找合适的人加入。包括大公司里的项目管理者，一直想创业的梦想者，创业数次成功者，创业数次失败者，以及从跟随到想主导创业者，这些都是我们挖掘的对象。我们从中挑选出合适的主导创业者，那些天生的创业者，让他们更快的找到方向，发挥他们的潜力。
当然，这个挑战也会比较大。因为让主导创业者加入一个团队可能并不符合他心中主要的召唤。现在想创业的人太多了，但是绝大多数的不见得很合适。因为创业者往往热情有余，但判断、经验、执行力等等，都还有待加强。我们必须要找到有潜力成为下一个马化腾、张朝阳的人，尽量培养他，在这一年灌输所有的企业管理、产品开发、商业策划、战略合作等多方面的经验，帮他敲开每一扇他可能自己敲不开的门，帮他招到最好的团队，帮他优化他的计划，然后希望他离开这里以后，未来得到巨大成功的概率会增加。
我们要证明：主导创业者加入我们之后，再出去会更强大。
同时，我们又是一个创业的黄埔军校，能够找到那些想创业的超级工程师进来，一边做工程，做产品，一边学习，并有机会在未来成为主导创业者。
预先判断一份创业者的简历是否符合要求，首先我看他做过什么，如果创过业，那我看是什么，为什么做，商业计划怎样，是否成功，效果好不好，失败之后是否总结了该学到的教训。然后看你周围的人、团队的人、用户、老板、客户怎么评估你。
我认为创业者应该有下列的特征。首先要有一种饥渴，从创业者的眼睛中你可以看到一种火焰，这个火焰就是我太渴望，太想要了。
第二种我想看到的是一种自信和一种人格魅力，因为你要带领一个团队，经过所有的挑战。你如果不能够让大家认为，你是有自信的，是有魅力的，是值得跟随的，团队很快就散掉了。
第三个我认为需要一定的坚韧，能够面对失败，因为创业的过程中很可能会失败。我真的很喜欢有失败经验的。
第四个我认为是客观的判断力，这个是最欠缺的。我不是在批评某一类人，因为很自然，你找那些最自信、最不怕失败的人往往很难同时有客观的判断力。因为前三个是比较强调主观的，这种人觉得自己一定是对的。但因为是在创业阶段，如果犯了错误，你必须承认，这样扭转还来得及。很多创业公司，他们走的第一步都不是公司最终的核心产品。所以一定要有这种客观的判断力来纠正自己、承认错误，找到新的潮流和方向。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软的要求，比如对市场的敏感度，知道如何做一个商业计划，怎么赚钱，对产品管理和周期要有足够的理解等。
工程师非常好找。但我补充一点，有相当经验的超级工程师不好找。一方面少，另一方面不是他们不愿意来，而是有社会大环境的因素。
中国的程序员有一种观念：超过30岁不能编程，超过35岁绝对不能编程，超过40岁再编程那简直是笑话。这是一种先入为主的理念。我们又必须承认，大部分公司里这个现象是存在的。
但是，这个理念是错误的。一个真正天才的程序员，一个很厉害的架构师，他可能精力不如20岁的人，但是他的经验绝对更有价值。你看各种脑力活动，下围棋、打桥牌等各种竞赛，都有40岁的人在做，这不是体力活动，说什么40岁不能做，一点道理也没有。你想想我们从美国为什么可以带三四十岁的超级工程师回来，而在国内却找不到，这是个严重的问题。
所以要找那种10年经验的技术人员不容易。而且，对这种三四十多岁的超级工程师来说，创业的风险可能被社会价值观和现实状况所挑战。他的妻子、父母可能会质疑，这么老了还去创业；或者房贷的压力等，他们也都会考虑这些问题。 但我们非常需要这种人，如果你是，而且正潜伏在某一个公司，这是非常好的进来的良机。你是否想要服从你所处国家的法律规定?若不，你最终是无法在该国从商的。他说，任何审查都是技术知识性的，因此，这并不是一个论题。他还同意中方的说法，即谷歌事件的发生只是一起商业行为。
盖茨的言论回应了上周微软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的表态。当时，鲍尔默表示谷歌在中国作出了过激的反应，并用微软旗下的搜索引擎bing举例：“如果中国政府为我们提供了适宜的法律提醒，我们就应该将部分信息从bing搜索引擎中撤出。”他还表示，其实一些“极端”倡导言论自由的国家，比如美国，同样也执行着审查制度。
思科系统公司首席执行官约翰·钱伯斯天前日也对谷歌事件发表了看法。他认为谷歌与中国的争端将会得到解决，该问题是一个“自然的磨合”过程。
当被问及是否担忧谷歌事件会对思科造成影响时，钱伯斯告诉记者，“我认为技术与国家之间存在磨合，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存在磨合。”
“我对此事持非常乐观的态度，认为双方尽管有分歧，但仍能把问题解决。我在中国做生意已有25年了，我对中国的领导层很有信心，我对互联网很有信心，我对美国的领导层也很有信心。”
所以这三种来源应该是都存在的，但现阶段大部分都是第一种。
从美国、中国大陆到台湾，通过各种关系在寻找合适的人加入。包括大公司里的项目管理者，一直想创业的梦想者，创业数次成功者，创业数次失败者，以及从跟随到想主导创业者，这些都是我们挖掘的对象。我们从中挑选出合适的主导创业者，那些天生的创业者，让他们更快的找到方向，发挥他们的潜力。
当然，这个挑战也会比较大。因为让主导创业者加入一个团队可能并不符合他心中主要的召唤。现在想创业的人太多了，但是绝大多数的不见得很合适。因为创业者往往热情有余，但判断、经验、执行力等等，都还有待加强。我们必须要找到有潜力成为下一个马化腾、张朝阳的人，尽量培养他，在这一年灌输所有的企业管理、产品开发、商业策划、战略合作等多方面的经验，帮他敲开每一扇他可能自己敲不开的门，帮他招到最好的团队，帮他优化他的计划，然后希望他离开这里以后，未来得到巨大成功的概率会增加。
我们要证明：主导创业者加入我们之后，再出去会更强大。
同时，我们又是一个创业的黄埔军校，能够找到那些想创业的超级工程师进来，一边做工程，做产品，一边学习，并有机会在未来成为主导创业者。
预先判断一份创业者的简历是否符合要求，首先我看他做过什么，如果创过业，那我看是什么，为什么做，商业计划怎样，是否成功，效果好不好，失败之后是否总结了该学到的教训。然后看你周围的人、团队的人、用户、老板、客户怎么评估你。
我认为创业者应该有下列的特征。首先要有一种饥渴，从创业者的眼睛中你可以看到一种火焰，这个火焰就是我太渴望，太想要了。
第二种我想看到的是一种自信和一种人格魅力，因为你要带领一个团队，经过所有的挑战。你如果不能够让大家认为，你是有自信的，是有魅力的，是值得跟随的，团队很快就散掉了。
第三个我认为需要一定的坚韧，能够面对失败，因为创业的过程中很可能会失败。我真的很喜欢有失败经验的。
第四个我认为是客观的判断力，这个是最欠缺的。我不是在批评某一类人，因为很自然，你找那些最自信、最不怕失败的人往往很难同时有客观的判断力。因为前三个是比较强调主观的，这种人觉得自己一定是对的。但因为是在创业阶段，如果犯了错误，你必须承认，这样扭转还来得及。很多创业公司，他们走的第一步都不是公司最终的核心产品。所以一定要有这种客观的判断力来纠正自己、承认错误，找到新的潮流和方向。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软的要求，比如对市场的敏感度，知道如何做一个商业计划，怎么赚钱，对产品管理和周期要有足够的理解等。
工程师非常好找。但我补充一点，有相当经验的超级工程师不好找。一方面少，另一方面不是他们不愿意来，而是有社会大环境的因素。
中国的程序员有一种观念：超过30岁不能编程，超过35岁绝对不能编程，超过40岁再编程那简直是笑话。这是一种先入为主的理念。我们又必须承认，大部分公司里这个现象是存在的。
但是，这个理念是错误的。一个真正天才的程序员，一个很厉害的架构师，他可能精力不如20岁的人，但是他的经验绝对更有价值。你看各种脑力活动，下围棋、打桥牌等各种竞赛，都有40岁的人在做，这不是体力活动，说什么40岁不能做，一点道理也没有。你想想我们从美国为什么可以带三四十岁的超级工程师回来，而在国内却找不到，这是个严重的问题。
所以要找那种10年经验的技术人员不容易。而且，对这种三四十多岁的超级工程师来说，创业的风险可能被社会价值观和现实状况所挑战。他的妻子、父母可能会质疑，这么老了还去创业；或者房贷的压力等，他们也都会考虑这些问题。 但我们非常需要这种人，如果你是，而且正潜伏在某一个公司，这是非常好的进来的良机。你是否想要服从你所处国家的法律规定?若不，你最终是无法在该国从商的。他说，任何审查都是技术知识性的，因此，这并不是一个论题。他还同意中方的说法，即谷歌事件的发生只是一起商业行为。
盖茨的言论回应了上周微软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的表态。当时，鲍尔默表示谷歌在中国作出了过激的反应，并用微软旗下的搜索引擎bing举例：“如果中国政府为我们提供了适宜的法律提醒，我们就应该将部分信息从bing搜索引擎中撤出。”他还表示，其实一些“极端”倡导言论自由的国家，比如美国，同样也执行着审查制度。
思科系统公司首席执行官约翰·钱伯斯天前日也对谷歌事件发表了看法。他认为谷歌与中国的争端将会得到解决，该问题是一个“自然的磨合”过程。
当被问及是否担忧谷歌事件会对思科造成影响时，钱伯斯告诉记者，“我认为技术与国家之间存在磨合，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存在磨合。”
“我对此事持非常乐观的态度，认为双方尽管有分歧，但仍能把问题解决。我在中国做生意已有25年了，我对中国的领导层很有信心，我对互联网很有信心，我对美国的领导层也很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