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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学界的同仁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基础教育参考》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跟大家一起交流。我现在是人民大学教育学院的教授，原来在中央教科所工作了30年，在海淀、丰台、通县也办过学，当过校长，当过老师，虽然我现在的研究不完全局限在义务教育这一方面，但是对义务教育这一块还是特别关注的。我觉得，我们这个《基础教育参考》不仅办得很出色，而且这个名字也好。“参考”就是不一定、不确定，所以它里面能包容很多新的探索、新的实验、新的改革，很值得阅读和借鉴。这些年不仅我们自己看，我还在教科所的时候还推荐给年轻的研究人员看，到人民大学我又推荐给研究生看。我说，你们不要老是死盯着那几本所谓的学术刊物，因为教育改革之中会有很多开先河、先行探索的东西，不是简单的理论就可以包容的。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多读《基础教育参考》受益很多。
另外，由于教育改革在往前持续推进，整个教育部门的压力是很大的。特别是在十七大、十八大以来，包括几届领导，特别是习总书记等尤其关注教育的公平问题、社会的和谐问题与今后发展的问题。再从我们的“中长期规划”看，到2020年要实现规划提出的目标，现在还剩有6年，所以很紧迫。在这样一个时候，《基础教育参考》召开这样一个专题会，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也就是说，在后边6年，我们整个教育界要怎么做才能实现我们既定的改革目标，这其中确实有很多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探讨。刚才狄区长也讲了丰台区的探索和举措，十八中我也不是第一次来了，都学到了很多，包括在教育、教学的改革方面，以及德育方面，他们都有很多的经验与特色。我就想结合这次陈主编给我的这个考题，从几个方面来谈谈粗浅的想法。
第一、就是我们觉得，这些年，大概从2000年以后，教育部就特别关注整个教育今后的发展问题，尤其是义务教育的均衡化问题。而且部长、司长都有自己的对口扶持的地区，我觉得教育部有这样一种工作作风是非常值得赞扬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年很多地方的教育均衡发展的一些实验，其实都有教育部的大力支持和努力推广。我问过王司长，邯郸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场会开过以后的推广问题，他说教育部一直在大力推进。当然，我们也知道，一个地方教育的发展，有时候不是教育主管部门能够通过一己之力能完成的。你比如说，特别是像在北京的海淀、丰台、朝阳等既有城区又有郊区的地方，学校的发展不均衡现象现在也还是存在的。我在2006年的时候曾经在海淀区做了一个教育均衡发展的调查。发现在这个文化大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还是存在不足和问题的，此后，海淀区在这方面努力推进了均衡的工作，使海淀的教育有了不断的改善。通过这一经历我觉得，我们要想真正把教育改革推向深入，把事情做实，调查研究是最基础的。如果我们对教育的有些情况只是通过系统内的汇报，局限性就会比较大，一些深入和严重的问题就难以揭示出来。记得有一次我在教育部开会，当着两位部长部长的面我提到，根据我在某省的实地考察，在县城里的小学，而不是偏僻的乡村小学，语文开了16节，数学也开了16节，这就意味着，在部分学校其他的课还是不能保障的。当然，根据我个人有限的调研，在城市里面的学校，不均衡发展的问题也还是存在的，薄弱校和重点学校的差别已经是比较大了。这几年在部分大城市屡禁不止的恶性择校现象，就说明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充分的解决。而这也正是牵动党中央、国家和老百姓心的重要教育问题。
面对上述这些问题，如果政府及其主管部门没有一个很好的对策，问题就会更加严重。为了解决问题，推进改革，我个人认为，首先是要改善我们现在的教育法制建设不全面的现状。这些年，我一直在提《学校法》的建设问题，这是因为我们校长的责权利是缺少法律规范的。其中一些权力非常明显地应该交给校长，比如说掌控教师的人员安排，教师的发展，学校的正常教育教学活动。当然，还有一些责任不应该落在校长的身上，比如说校舍的建设、维修，新设备的添置等问题。这些都应该在《学校法》里头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学校法》还是一直不能出台，而且看来在短期内还不可能出台。我觉得，这是我们教育法制建设方面的一些僵化的体制导致的。我们一直在想，新中国建立60多年了，改革开放30多年了，我们为义务教育阶段公立学校的这个法律标准都出不来，用什么方法来从根本上保证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为此我建议，要通过我们教育部，通过人大的立法系统，推进《学校法》的出台工作，不能再等了。尽管我知道立这个法，要教育部提出来，可能还要到人大再做平衡，问题和程序很复杂。但是我觉得，在这一方面我们要做不断的努力。我们也会从学者的角度给予更多的配合。
第二、我是在2000年的时候给当时给督导部门提过一个建议，希望教育部门的工作更务实、更到位，并提出了“参与式督导”、“积极督导”等相关新概念。在去年督导条例出台前后，我又重申了相关的想法。不可否认，我们在督导体系确实对教育的改革发展起了重要的保驾护航作用，但在参与支持学校教育的发展方面，作用还是非常有限的。我在全国做教育相关的调查时发现，很多地方的督导，基本上是摆设。比如说一个县或者一个区，督导人员基本上是一两个老弱病残的人在那。对于教育经费不到位，教师工资不到位，教育出现的问题，甚至是很严重的问题，都很难通过督导这个渠道及时地反映上来。正好前几年我到北京的朝阳区，他们的督导正好让我给他们做个讲座，我也顺便了解了朝阳区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效果。结果我发现，朝阳区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因为在朝阳区，它的专职督导人员虽然不多，但是它有200多个兼职督导人员，包括退休的校长、教师，也包括社会贤达、民治党派、社区干部、企业家和家长代表等。由于这些人的广泛参与，他们的督导覆盖面几乎遍及每一个小区和每一个乡镇。而且这些督导人员能够把问题及时地反馈上来，同时又能够运用自己掌握的各类社会资源来帮助学校真正、及时地解决问题。因为朝阳区也是一个兼有城乡的区间，遇到的问题也比较复杂。但是通过他们这样的积极主动探索，我觉得也证实了我的一个想法。即督导群体也肩负着帮助政府和民众来促进学校常规发展的职责，而不仅仅是定期检查。如果我们的教育法制健全了，督导的依据也就更充分。督导的真正的价值也就会从每年例行地去做一次检查，走马观花、报喜不报忧，转变为及时地发现问题，及时地帮助学校和所在区县解决实际问题，达到积极督导和参与式督导的理想状态。
在这次督导条例出台以后，我又强调，为了提升督导的效率和作用，教育督导机构应从教育主管部门转移到人大这个体系。如此会帮助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帮助政府在一些很难解决的教育体制问题时，更超脱、更有效、更得力，更方便解决实际问题。尽管在基础教育或者义务教育这方面的治理确实比较复杂，牵涉面很广，但如果通过法制建设，规范各方面的责权利，一些长期解决不好的问题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我觉得，中国教育的改革若想有实效，就要更多地与各级政府的责任，而不仅仅是教育主管部门的责任，联系在一起，并要完成相关的制度和法律转变。因为现在教育法律和政策的调整或改善，不仅需要校长关注、教育部长关注、省市长关注，更需要最高领导人的关注。因为教育的问题已从过去一种行业的行为变成了“民生”的大事，变成了社会发展的重要的指标，变成了是否让人民满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所以，要在实现规划，真正推进义务教育均衡高效发展的最后几年，让教育改革再上一个新台阶，真正达到依法治教、因地制宜的目标，就应该在教育法的建设，特别是《学校法》的出台与督导体系的完善方面下更多更大的功夫，把教育改革和发展之事做实、做好。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先谈这两点，不对地方请大家指教。谢谢！
（责任编辑 ）
另外，由于教育改革在往前持续推进，整个教育部门的压力是很大的。特别是在十七大、十八大以来，包括几届领导，特别是习总书记等尤其关注教育的公平问题、社会的和谐问题与今后发展的问题。再从我们的“中长期规划”看，到2020年要实现规划提出的目标，现在还剩有6年，所以很紧迫。在这样一个时候，《基础教育参考》召开这样一个专题会，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也就是说，在后边6年，我们整个教育界要怎么做才能实现我们既定的改革目标，这其中确实有很多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探讨。刚才狄区长也讲了丰台区的探索和举措，十八中我也不是第一次来了，都学到了很多，包括在教育、教学的改革方面，以及德育方面，他们都有很多的经验与特色。我就想结合这次陈主编给我的这个考题，从几个方面来谈谈粗浅的想法。
第一、就是我们觉得，这些年，大概从2000年以后，教育部就特别关注整个教育今后的发展问题，尤其是义务教育的均衡化问题。而且部长、司长都有自己的对口扶持的地区，我觉得教育部有这样一种工作作风是非常值得赞扬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年很多地方的教育均衡发展的一些实验，其实都有教育部的大力支持和努力推广。我问过王司长，邯郸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场会开过以后的推广问题，他说教育部一直在大力推进。当然，我们也知道，一个地方教育的发展，有时候不是教育主管部门能够通过一己之力能完成的。你比如说，特别是像在北京的海淀、丰台、朝阳等既有城区又有郊区的地方，学校的发展不均衡现象现在也还是存在的。我在2006年的时候曾经在海淀区做了一个教育均衡发展的调查。发现在这个文化大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还是存在不足和问题的，此后，海淀区在这方面努力推进了均衡的工作，使海淀的教育有了不断的改善。通过这一经历我觉得，我们要想真正把教育改革推向深入，把事情做实，调查研究是最基础的。如果我们对教育的有些情况只是通过系统内的汇报，局限性就会比较大，一些深入和严重的问题就难以揭示出来。记得有一次我在教育部开会，当着两位部长部长的面我提到，根据我在某省的实地考察，在县城里的小学，而不是偏僻的乡村小学，语文开了16节，数学也开了16节，这就意味着，在部分学校其他的课还是不能保障的。当然，根据我个人有限的调研，在城市里面的学校，不均衡发展的问题也还是存在的，薄弱校和重点学校的差别已经是比较大了。这几年在部分大城市屡禁不止的恶性择校现象，就说明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充分的解决。而这也正是牵动党中央、国家和老百姓心的重要教育问题。
面对上述这些问题，如果政府及其主管部门没有一个很好的对策，问题就会更加严重。为了解决问题，推进改革，我个人认为，首先是要改善我们现在的教育法制建设不全面的现状。这些年，我一直在提《学校法》的建设问题，这是因为我们校长的责权利是缺少法律规范的。其中一些权力非常明显地应该交给校长，比如说掌控教师的人员安排，教师的发展，学校的正常教育教学活动。当然，还有一些责任不应该落在校长的身上，比如说校舍的建设、维修，新设备的添置等问题。这些都应该在《学校法》里头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学校法》还是一直不能出台，而且看来在短期内还不可能出台。我觉得，这是我们教育法制建设方面的一些僵化的体制导致的。我们一直在想，新中国建立60多年了，改革开放30多年了，我们为义务教育阶段公立学校的这个法律标准都出不来，用什么方法来从根本上保证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为此我建议，要通过我们教育部，通过人大的立法系统，推进《学校法》的出台工作，不能再等了。尽管我知道立这个法，要教育部提出来，可能还要到人大再做平衡，问题和程序很复杂。但是我觉得，在这一方面我们要做不断的努力。我们也会从学者的角度给予更多的配合。
第二、我是在2000年的时候给当时给督导部门提过一个建议，希望教育部门的工作更务实、更到位，并提出了“参与式督导”、“积极督导”等相关新概念。在去年督导条例出台前后，我又重申了相关的想法。不可否认，我们在督导体系确实对教育的改革发展起了重要的保驾护航作用，但在参与支持学校教育的发展方面，作用还是非常有限的。我在全国做教育相关的调查时发现，很多地方的督导，基本上是摆设。比如说一个县或者一个区，督导人员基本上是一两个老弱病残的人在那。对于教育经费不到位，教师工资不到位，教育出现的问题，甚至是很严重的问题，都很难通过督导这个渠道及时地反映上来。正好前几年我到北京的朝阳区，他们的督导正好让我给他们做个讲座，我也顺便了解了朝阳区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效果。结果我发现，朝阳区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因为在朝阳区，它的专职督导人员虽然不多，但是它有200多个兼职督导人员，包括退休的校长、教师，也包括社会贤达、民治党派、社区干部、企业家和家长代表等。由于这些人的广泛参与，他们的督导覆盖面几乎遍及每一个小区和每一个乡镇。而且这些督导人员能够把问题及时地反馈上来，同时又能够运用自己掌握的各类社会资源来帮助学校真正、及时地解决问题。因为朝阳区也是一个兼有城乡的区间，遇到的问题也比较复杂。但是通过他们这样的积极主动探索，我觉得也证实了我的一个想法。即督导群体也肩负着帮助政府和民众来促进学校常规发展的职责，而不仅仅是定期检查。如果我们的教育法制健全了，督导的依据也就更充分。督导的真正的价值也就会从每年例行地去做一次检查，走马观花、报喜不报忧，转变为及时地发现问题，及时地帮助学校和所在区县解决实际问题，达到积极督导和参与式督导的理想状态。
在这次督导条例出台以后，我又强调，为了提升督导的效率和作用，教育督导机构应从教育主管部门转移到人大这个体系。如此会帮助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帮助政府在一些很难解决的教育体制问题时，更超脱、更有效、更得力，更方便解决实际问题。尽管在基础教育或者义务教育这方面的治理确实比较复杂，牵涉面很广，但如果通过法制建设，规范各方面的责权利，一些长期解决不好的问题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我觉得，中国教育的改革若想有实效，就要更多地与各级政府的责任，而不仅仅是教育主管部门的责任，联系在一起，并要完成相关的制度和法律转变。因为现在教育法律和政策的调整或改善，不仅需要校长关注、教育部长关注、省市长关注，更需要最高领导人的关注。因为教育的问题已从过去一种行业的行为变成了“民生”的大事，变成了社会发展的重要的指标，变成了是否让人民满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所以，要在实现规划，真正推进义务教育均衡高效发展的最后几年，让教育改革再上一个新台阶，真正达到依法治教、因地制宜的目标，就应该在教育法的建设，特别是《学校法》的出台与督导体系的完善方面下更多更大的功夫，把教育改革和发展之事做实、做好。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先谈这两点，不对地方请大家指教。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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