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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美美事件”发生之后，中国红十字会形象大跌，红会如何重振信誉成为舆论持续关注的一个话题。遗憾的是，一些有关红会的“负面新闻”仍然不时发生，使得红会的自我救赎变得更加曲折。日前，身患白血病的湖北枣阳小伙张琪，在病危之际致电武汉市红十字会准备捐献遗体，并表示因为病情严重无法亲自领取捐献表，不料得到的答复却是“不提供上门服务”。
面对病危小伙捧出一颗滚烫的“爱心”，红会的态度无异于冷水浇头，不仅让当事人感到伤心，也让公众感到愤慨。一个身背“污点”的公益组织何以表现得这么冷漠、傲慢？
舆情汹涌，武汉红会也做出了迅速回应，但化解舆情的套路并不新鲜。接线员是志愿者，业务不精，这些说辞与一些机关单位出事就怪罪“临时工”几乎是大同小异。姑且不论接线员是否真的是志愿者，从红会办公电话传出来的声音，已经真实地暴露了这个组织的傲慢。这种气质会潜移默化地感染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即便是志愿者，或许也不能避免。
红十字会作为人道组织，本应慈悲为怀。从多起事件的反应态度和处理方式可以看出，红会对群众太傲慢，对问题太迟钝。而这一切又源于它的身份、地位和权力。中国红十字会作为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和国际红十字运动的成员，拥有政府、国际红十字运动和社会公众的三重赋权，既有社会组织之名，也在权力系统之内。“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身份，享受财政全额拨款的待遇，事实上给红会戴上了一顶“官帽”。它有行政级别，自然与公权力关系紧密。以器官捐献管理为例，红十字会的这个权力就来自于卫计委的委托。一个事实不容忽视，那就是该会是湖北省内唯一一家可以接受遗体捐献的机构。这就意味着“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有垄断，就容易滋生傲慢，即便是慈善事业也很难摆脱这个铁律。
尽管在”郭美美事件“之后，中国红十字会在技术性问题上做了一些改进，增加捐款的透明度，但是自我救赎的效果不容乐观。各地红会对自己“亦官亦会、亦会亦商”的身份大多是留恋的。毕竟，一顶“官帽”不只是人前风光，还有更多不被常人觉察的利益。“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让一个组织自我改革更是难上加难。一个接线员惹出的事件看似误会，却再次证明，不改体制而只做技术修复的红会已经很难改变形象，随时发生的小事件都有可能让它的全部努力功亏一篑。唯有通过顶层设计，寻求体制机制之变，红会才能真正“改头换面”，赢得信任。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有条件的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或社会组织”。虽是粗线条的描述，也基本能勾勒出红会改革的目标。习惯了财政拨款和命令式捐款的红会，必须与权力划清界限，恢复其社会组织的本来面貌。唯有如此，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人道主义原则。
面对病危小伙捧出一颗滚烫的“爱心”，红会的态度无异于冷水浇头，不仅让当事人感到伤心，也让公众感到愤慨。一个身背“污点”的公益组织何以表现得这么冷漠、傲慢？
舆情汹涌，武汉红会也做出了迅速回应，但化解舆情的套路并不新鲜。接线员是志愿者，业务不精，这些说辞与一些机关单位出事就怪罪“临时工”几乎是大同小异。姑且不论接线员是否真的是志愿者，从红会办公电话传出来的声音，已经真实地暴露了这个组织的傲慢。这种气质会潜移默化地感染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即便是志愿者，或许也不能避免。
红十字会作为人道组织，本应慈悲为怀。从多起事件的反应态度和处理方式可以看出，红会对群众太傲慢，对问题太迟钝。而这一切又源于它的身份、地位和权力。中国红十字会作为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和国际红十字运动的成员，拥有政府、国际红十字运动和社会公众的三重赋权，既有社会组织之名，也在权力系统之内。“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身份，享受财政全额拨款的待遇，事实上给红会戴上了一顶“官帽”。它有行政级别，自然与公权力关系紧密。以器官捐献管理为例，红十字会的这个权力就来自于卫计委的委托。一个事实不容忽视，那就是该会是湖北省内唯一一家可以接受遗体捐献的机构。这就意味着“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有垄断，就容易滋生傲慢，即便是慈善事业也很难摆脱这个铁律。
尽管在”郭美美事件“之后，中国红十字会在技术性问题上做了一些改进，增加捐款的透明度，但是自我救赎的效果不容乐观。各地红会对自己“亦官亦会、亦会亦商”的身份大多是留恋的。毕竟，一顶“官帽”不只是人前风光，还有更多不被常人觉察的利益。“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让一个组织自我改革更是难上加难。一个接线员惹出的事件看似误会，却再次证明，不改体制而只做技术修复的红会已经很难改变形象，随时发生的小事件都有可能让它的全部努力功亏一篑。唯有通过顶层设计，寻求体制机制之变，红会才能真正“改头换面”，赢得信任。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有条件的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或社会组织”。虽是粗线条的描述，也基本能勾勒出红会改革的目标。习惯了财政拨款和命令式捐款的红会，必须与权力划清界限，恢复其社会组织的本来面貌。唯有如此，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人道主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