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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欧美债务危机以及金融机构“去杠杆化”的影响，全球经济预期将在未来数年内保持缓慢恢复的态势。而对于在过去数年中一枝独秀的中国经济来说，面对外部需求减弱的影响，必须再度审视自身的内部潜力，以期在未来的十年内仍然保持高速增长，进一步提升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
中国在过去的30年中已经证明了其自身经济体的强大调节能力，在多轮全球性经济和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受到的负面影响并不明显，而却通过各种结构性调整以及改革，在全球危机中寻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经济发展是关键
事实上，针对过去20年的研究显示，发达经济体放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仅较小，而且持续时间较短，我们的向量自回归（VAR）研究模型显示，来自美国的“需求冲击”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期限大约为两个季度，而对欧洲的影响则将长达十个季度，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为六个季度。而美国“需求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幅度，分别仅为对欧洲以及日本影响幅度的四分之一和五分之一左右。
这表明，中国经济在过去的20年中，保持了相当良好的自身调节能力。
具体来看，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依靠出口提升了自己的竞争力，并逐步累积财富，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由于亚洲经济出现低迷，中国开始积极转向欧美等出口市场，并在2001年加入了WTO，此举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权重，并进一步积累了国内投资所需要的财富。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看似伴随着出口的高速发展，但拉动经济的最大权重，却来自于投资，这与中国在1998年后大规模推进的城镇化建设高度相关。
而在本轮全球性金融危机肆虐时，中国又通过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走出了2008年下半年经济停滞的泥淖。
过去的六个季度中，净出口对中国GDP的贡献率几乎全为负值，而主要拉动经济发展的是投资和消费，这再次证明中国经济拥有着相当的调节能力。
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尽管带来了中国公共债务的上升，但目前中国仍然处于财政相对稳健以及债务可控的状况中。按照IMF的估计，中央政府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到2009年底，大约为18％左右，加上此后审计署陆续公布的地方债务，中国整体的公共债务比例不到GDP的40％，依然处于安全可控的范围内。
解决债务问题，虽然有若干手段，但底线不可不提：即一国财富的增量，必须要大于其所需要支付的利息。换句话说，只有保持经济增速高于利息的增速，债务问题才能最终被解决。如希腊式的“借新还旧”，其可持续性当然会存在问题。
回到中国的议题上，中国必须保持经济的增长，才能解决全球经济放缓以及自身债务问题带来的一系列挑战。
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经济依靠各种推动因素的互相配合，实现了自身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自身调整，并提高了自身的竞争力，而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这样的“轮动配合”能否继续实现，将决定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
地区平衡较易实现
首先需要解决的疑问是，中国经济是否还有持续发展的空间。答案是肯定的。中国人均GDP大约为4000美元，按照五年翻一番的速度，并考虑到人民币年均兑美元升值5％的因素，中国的人均GDP将在2015年左右达到1万美元，步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
如果这一目标能够实现，到时中国的经济总量也将与美国相当。当然，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因素，中国达到欧美这样的富裕水平，仍然需要10年－15年的时间。
按照这样的目标，中国经济应该遵循怎样的发展路径，并如何完成新一轮的经济调节呢？
笔者认为，未来的经济调节，需要从地区平衡、阶层平衡以及所有制平衡三个方面完成，而体制改革需要为各项平衡的实现提供制度保障。
其实，地区平衡相对容易完成，从目前的态势来看，这样的调整已经开始，大量制造类企业受到东部地区工资上升的影响，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进行转移。从过去数个季度公布的GDP数据来看，以上海和北京为代表的发达地区的GDP增速开始出现回落至8％左右，而以天津和重庆为代表的相对落后地区却保持了12％以上的经济增速。
这样的一种“增速差”，也代表了投资回报率的差异，逐利的资本将更多地向回报率较高的区域转移，最终完成相对落后地区的“赶超效应”（catch-up effect）。
政策和资源也开始向落后省区进行转移。中国从今年开始了西部资源省区的资源税改革，仅此项改革就将带来西部资源省区单项资源税收入增长5倍以上，这将为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在赶超过程中，相对落后省区将投入大量基建，因此，笔者并不认为中国整体的投资增速会出现明显下降，换言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会出现过快下滑。即使在地方债务问题开始影响全局的情势下，笔者也认为，中西部省区仍然将保持投资的高速增长，并通过增长来逐步化解其承担的债务包袱。
阶层平衡要克服资本崇拜
与地区平衡相比，阶层平衡可能更难以完成，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掌握资本的人群，往往在社会中拥有着更加强大的创造财富的能力，而客观上来说，经济发展需要资本的推动，这使现行的政策存在着“两难”。
首先需要考虑的，仍然是赶超效应，由于基数较低，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相对增长较快，并不难以实现。很多地区出现的工资上涨趋势，就是一种效应的体现。
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为全社会提供更为安全的环境，提高普通居民的生活质量，这也是政策决策者经常提到的“幸福感”问题。
笔者认为，如果说欧美社会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去福利化”的政策难题，那么，中国面临着“增福利”和“去税负”的瓶颈。
长期以来，中国依靠普通居民长期和强度较高的辛苦劳动，以及较高的储蓄率，维持着经济的竞争力，而政府则将这部分财富转化为基础建设投资，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提升经济的运转速度，强化经济的竞争力。
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需要考虑的，是将更多的财富向辛苦工作的普通居民转移，并为其提供更加良好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
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医疗保障、养老和教育体制的改革，并开始大规模建设公共住房，为普通居民提供更加良好的生活环境。与此同时，新一轮的个税改革也开始起步，为普通劳动者减负。
这些都是正确的步骤，也有利于抚平社会矛盾，减少阶层对立，但是，如何化解对资本的过度崇拜、减少利益集团对政策的干扰，仍然是中国的政策决策者们需要化解的痼疾。
所有制平衡从细节着手
更加难以达到的，是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在过去的十年内，中国的国有企业通过股权改革以及上市等手段，在所有制多元化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然而，国有资本的话事权却仍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导致了资源向这些企业集中，并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垄断利益的存在，不仅影响了社会资源的分布，也导致了占据资源者可以通过寻租来获得较大的利益。
在中国现行的所有制结构下，国有企业员工明显享有着比中小企业员工更好的福利以及待遇，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阶层利益的区隔化和扩大化。
目前存在的中小企业融资难也为一例，而很多上市公司将手中的现金或者信贷资源，变相向中小企业发放高利贷、或者购买银行的理财产品，即是这种利益实现的典型表现。通过这样的资本运作，掌握垄断资源者不仅获得了体制套利，也在很大程度上扼住了中小企业发展的咽喉。
而在未来的改革中，去垄断化仍将面临着相当的制度瓶颈，既得利益者也难以真正放弃手中的资源。而贸然推进所有制改革，也难以避免出现俄罗斯式的资产向某些利益集团转移的寡头倾向。
笔者认为，从宏观角度上看很多问题似乎存在症结，不如将眼光放在税制以及准入门槛的降低上，比如说未来可能推进的第三产业的增值税改革。如果将现行的营业税调整为增值税，将有利于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发展，而这样的改革也有助于中小企业的实力增强，并逐步使其加大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与此同时，关税改革也有利于降低国有企业的垄断优势，将更多的海外商品引入国内，也将减少对国内企业的保护，使其更加具有企业性和竞争性。
此外，在准入门槛上，仍然应该考虑放开对中小型企业的限制，并降低准入门槛，使中小企业真正能够进入很多存在事实门槛的行业，使其对国有企业造成冲击，增加市场行为的比重。
金融产业的过度国有化，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信贷资源向国有企业集中，而这方面的改革还将牵涉利率市场化和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改革，在这方面，金融监管当局应该尽快形成明确的思路。
体制改革是保障
这样的一系列经济和体制调整，根本上需要体制改革作为保障。实际上，中国过去若干年的经济建设，体制改革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国有企业冗员下岗的改革，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成本。而以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改革为代表，中国在21世纪初实施的国有企业“效益优先”的改革，也改善了中国国有企业的赢利状况，释放出发展的动力。
笔者认为，在未来的改革中，仍应该采取渐进的举措，在这其中，官员选拔机制的改革也必须提上议事日程。
在很多国家的发展中，都出现了类似中国目前的问题，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这种矛盾表现在，由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及中产阶级群体的扩大，政治体制相对僵化以及长期实施的威权体制带来了更多的阶层分化和权力寻租问题，并造成了大规模的社会冲突，最终阻碍着经济的成长。结果，韩国政府大规模任用技术型官僚，并在80年代后期完成了民主化改革，韩国也迎来了七八十年代的经济的再次腾飞。
在未来的官员选拔机制中，能否更多地起用技术型官员，而降低行政型官员的比例，将公共政策的决策和执行交给更加具有国际视野、专业背景以及了解改革次序的人才，将成为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瓶颈的节点之一——因为如果光把经济的问题留给经济本身，经济改革遇到的制度性阻滞也将越来越明显。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仍然具有相当的自我调节能力，这样的调节能力基于30年来市场改革的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和体制之间的碰撞和互相推进。在过去若干次的国际经济和金融动荡中，中国都准确掌握了改革的转折点，那么，在新的转折点来临时，中国也应该能够紧紧把握。
作者为澳新银行大中华区经济研究总监
中国在过去的30年中已经证明了其自身经济体的强大调节能力，在多轮全球性经济和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受到的负面影响并不明显，而却通过各种结构性调整以及改革，在全球危机中寻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经济发展是关键
事实上，针对过去20年的研究显示，发达经济体放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仅较小，而且持续时间较短，我们的向量自回归（VAR）研究模型显示，来自美国的“需求冲击”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期限大约为两个季度，而对欧洲的影响则将长达十个季度，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为六个季度。而美国“需求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幅度，分别仅为对欧洲以及日本影响幅度的四分之一和五分之一左右。
这表明，中国经济在过去的20年中，保持了相当良好的自身调节能力。
具体来看，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依靠出口提升了自己的竞争力，并逐步累积财富，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由于亚洲经济出现低迷，中国开始积极转向欧美等出口市场，并在2001年加入了WTO，此举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权重，并进一步积累了国内投资所需要的财富。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看似伴随着出口的高速发展，但拉动经济的最大权重，却来自于投资，这与中国在1998年后大规模推进的城镇化建设高度相关。
而在本轮全球性金融危机肆虐时，中国又通过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走出了2008年下半年经济停滞的泥淖。
过去的六个季度中，净出口对中国GDP的贡献率几乎全为负值，而主要拉动经济发展的是投资和消费，这再次证明中国经济拥有着相当的调节能力。
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尽管带来了中国公共债务的上升，但目前中国仍然处于财政相对稳健以及债务可控的状况中。按照IMF的估计，中央政府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到2009年底，大约为18％左右，加上此后审计署陆续公布的地方债务，中国整体的公共债务比例不到GDP的40％，依然处于安全可控的范围内。
解决债务问题，虽然有若干手段，但底线不可不提：即一国财富的增量，必须要大于其所需要支付的利息。换句话说，只有保持经济增速高于利息的增速，债务问题才能最终被解决。如希腊式的“借新还旧”，其可持续性当然会存在问题。
回到中国的议题上，中国必须保持经济的增长，才能解决全球经济放缓以及自身债务问题带来的一系列挑战。
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经济依靠各种推动因素的互相配合，实现了自身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自身调整，并提高了自身的竞争力，而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这样的“轮动配合”能否继续实现，将决定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
地区平衡较易实现
首先需要解决的疑问是，中国经济是否还有持续发展的空间。答案是肯定的。中国人均GDP大约为4000美元，按照五年翻一番的速度，并考虑到人民币年均兑美元升值5％的因素，中国的人均GDP将在2015年左右达到1万美元，步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
如果这一目标能够实现，到时中国的经济总量也将与美国相当。当然，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因素，中国达到欧美这样的富裕水平，仍然需要10年－15年的时间。
按照这样的目标，中国经济应该遵循怎样的发展路径，并如何完成新一轮的经济调节呢？
笔者认为，未来的经济调节，需要从地区平衡、阶层平衡以及所有制平衡三个方面完成，而体制改革需要为各项平衡的实现提供制度保障。
其实，地区平衡相对容易完成，从目前的态势来看，这样的调整已经开始，大量制造类企业受到东部地区工资上升的影响，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进行转移。从过去数个季度公布的GDP数据来看，以上海和北京为代表的发达地区的GDP增速开始出现回落至8％左右，而以天津和重庆为代表的相对落后地区却保持了12％以上的经济增速。
这样的一种“增速差”，也代表了投资回报率的差异，逐利的资本将更多地向回报率较高的区域转移，最终完成相对落后地区的“赶超效应”（catch-up effect）。
政策和资源也开始向落后省区进行转移。中国从今年开始了西部资源省区的资源税改革，仅此项改革就将带来西部资源省区单项资源税收入增长5倍以上，这将为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在赶超过程中，相对落后省区将投入大量基建，因此，笔者并不认为中国整体的投资增速会出现明显下降，换言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会出现过快下滑。即使在地方债务问题开始影响全局的情势下，笔者也认为，中西部省区仍然将保持投资的高速增长，并通过增长来逐步化解其承担的债务包袱。
阶层平衡要克服资本崇拜
与地区平衡相比，阶层平衡可能更难以完成，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掌握资本的人群，往往在社会中拥有着更加强大的创造财富的能力，而客观上来说，经济发展需要资本的推动，这使现行的政策存在着“两难”。
首先需要考虑的，仍然是赶超效应，由于基数较低，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相对增长较快，并不难以实现。很多地区出现的工资上涨趋势，就是一种效应的体现。
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为全社会提供更为安全的环境，提高普通居民的生活质量，这也是政策决策者经常提到的“幸福感”问题。
笔者认为，如果说欧美社会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去福利化”的政策难题，那么，中国面临着“增福利”和“去税负”的瓶颈。
长期以来，中国依靠普通居民长期和强度较高的辛苦劳动，以及较高的储蓄率，维持着经济的竞争力，而政府则将这部分财富转化为基础建设投资，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提升经济的运转速度，强化经济的竞争力。
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需要考虑的，是将更多的财富向辛苦工作的普通居民转移，并为其提供更加良好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
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医疗保障、养老和教育体制的改革，并开始大规模建设公共住房，为普通居民提供更加良好的生活环境。与此同时，新一轮的个税改革也开始起步，为普通劳动者减负。
这些都是正确的步骤，也有利于抚平社会矛盾，减少阶层对立，但是，如何化解对资本的过度崇拜、减少利益集团对政策的干扰，仍然是中国的政策决策者们需要化解的痼疾。
所有制平衡从细节着手
更加难以达到的，是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在过去的十年内，中国的国有企业通过股权改革以及上市等手段，在所有制多元化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然而，国有资本的话事权却仍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导致了资源向这些企业集中，并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垄断利益的存在，不仅影响了社会资源的分布，也导致了占据资源者可以通过寻租来获得较大的利益。
在中国现行的所有制结构下，国有企业员工明显享有着比中小企业员工更好的福利以及待遇，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阶层利益的区隔化和扩大化。
目前存在的中小企业融资难也为一例，而很多上市公司将手中的现金或者信贷资源，变相向中小企业发放高利贷、或者购买银行的理财产品，即是这种利益实现的典型表现。通过这样的资本运作，掌握垄断资源者不仅获得了体制套利，也在很大程度上扼住了中小企业发展的咽喉。
而在未来的改革中，去垄断化仍将面临着相当的制度瓶颈，既得利益者也难以真正放弃手中的资源。而贸然推进所有制改革，也难以避免出现俄罗斯式的资产向某些利益集团转移的寡头倾向。
笔者认为，从宏观角度上看很多问题似乎存在症结，不如将眼光放在税制以及准入门槛的降低上，比如说未来可能推进的第三产业的增值税改革。如果将现行的营业税调整为增值税，将有利于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发展，而这样的改革也有助于中小企业的实力增强，并逐步使其加大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与此同时，关税改革也有利于降低国有企业的垄断优势，将更多的海外商品引入国内，也将减少对国内企业的保护，使其更加具有企业性和竞争性。
此外，在准入门槛上，仍然应该考虑放开对中小型企业的限制，并降低准入门槛，使中小企业真正能够进入很多存在事实门槛的行业，使其对国有企业造成冲击，增加市场行为的比重。
金融产业的过度国有化，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信贷资源向国有企业集中，而这方面的改革还将牵涉利率市场化和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改革，在这方面，金融监管当局应该尽快形成明确的思路。
体制改革是保障
这样的一系列经济和体制调整，根本上需要体制改革作为保障。实际上，中国过去若干年的经济建设，体制改革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国有企业冗员下岗的改革，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成本。而以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改革为代表，中国在21世纪初实施的国有企业“效益优先”的改革，也改善了中国国有企业的赢利状况，释放出发展的动力。
笔者认为，在未来的改革中，仍应该采取渐进的举措，在这其中，官员选拔机制的改革也必须提上议事日程。
在很多国家的发展中，都出现了类似中国目前的问题，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这种矛盾表现在，由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及中产阶级群体的扩大，政治体制相对僵化以及长期实施的威权体制带来了更多的阶层分化和权力寻租问题，并造成了大规模的社会冲突，最终阻碍着经济的成长。结果，韩国政府大规模任用技术型官僚，并在80年代后期完成了民主化改革，韩国也迎来了七八十年代的经济的再次腾飞。
在未来的官员选拔机制中，能否更多地起用技术型官员，而降低行政型官员的比例，将公共政策的决策和执行交给更加具有国际视野、专业背景以及了解改革次序的人才，将成为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瓶颈的节点之一——因为如果光把经济的问题留给经济本身，经济改革遇到的制度性阻滞也将越来越明显。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仍然具有相当的自我调节能力，这样的调节能力基于30年来市场改革的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和体制之间的碰撞和互相推进。在过去若干次的国际经济和金融动荡中，中国都准确掌握了改革的转折点，那么，在新的转折点来临时，中国也应该能够紧紧把握。
作者为澳新银行大中华区经济研究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