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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对金融控股集团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金融综合化、专业化经营孰优孰劣等问题一直争论不休。
支持者认为，金融控股集团有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协同效应、股权杠杆和分散风险等优势，是金融综合化趋势下最高效的金融企业组织；反对者认为，随着金融控股集团的急剧扩张，管理成本高企，风险链条拉长易导致“雪崩效应”，金融业应向专业化经营回归。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金融控股集团遭受重创，个别机构甚至一夜倾覆。伴随人们对危机原因的探究，对金融控股集团危机前后扮演角色的声讨不绝于耳，金融控股集团再次引起关注。
当前中国金融机构正面临扩张发展的关键阶段，是走专业化方向发展还是走金融控股集团模式仍在探索阶段。但金融危机引发的对金融控股模式的声讨，需要进一步厘清。
金控曲折路
所谓金融控股集团，是指金融机构（或非金融机构）通过控股或设立子公司，同时开展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两种以上金融业务的企业组织形式，是金融综合化经营的主要载体。
金融控股集团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反映了金融业演变进程中资本结构、组织形态、管理架构、信息技术、企业文化等多维度综合化的变革与深化，被视为金融业中的“航空母舰”。
18世纪以后，伴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商业银行得到了迅速发展，业务主要集中在存款、贷款和结算上。进入20世纪，在银行业自由化、集中化趋势下，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从早期的专业化经营向混业经营演进，金融综合化初步形成。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金融混业经营被认为是导致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大萧条的罪魁祸首。在此背景下，各国相继通过法案，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20世纪70年代后，严格的分业经营已不能适应经济自由化、集中化和国际化的要求，为规避监管的金融创新和机构扩张层出不穷，综合化经营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些分业经营的法规已形同虚设。
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金融控股集团为主角的兼并扩张风起云涌，最典型的是美、日、欧各国的银行业兼并浪潮（如1998年涉及7000亿美元资产的花旗银行和旅行者集团合并案）。在此背景下，1999年末，美国最终废除了名存实亡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宣告了以金融控股集团为主要模式的综合化经营时代的全面到来。
金融危机后，美国2010年7月出台的《金融改革法案》并非否定综合化经营和金融控股集团，而是维持现有构架下的纠偏，进一步规范经营主体、控制规模、加强监管。
可见，国际金融业经历了“混业-分业-综合化-修正综合化”的螺旋式发展过程，金融控股集团也在这一过程中诞生、发展并壮大。
究其根源，外部动力是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和金融自由化、国际化、综合化、高级化、信息化的发展，银行业由单向、同业扩张向全方位、跨业扩张转变；内部动力是金融资本内在的扩张冲动和避险要求，金融组织机构从以业务为纽带向以资本为纽带转变，风险主体由集中化向分散化转变。
总体看，分业经营和综合化经营（混业的高级化）各有利弊。分业经营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不明显，效率较低；但风险明晰，强于管控。综合化经营交叉协同和资本杠杆效应突出，效率更高；但风险链条更长，且较为隐蔽，对公司治理、外部监管能力的要求也就更高。
不能误读危机因果
有观点认为，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主因之一，是金融控股集团的综合化经营，而且其过长的风险链条加深了危机，加剧了风险的传播。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在危机中能够成功抵御风险并快速恢复的，恰恰是大型综合化金融集团，如花旗集团、JP摩根大通、汇丰集团等，往往有更均衡的业务结构、更稳定的资金来源、更完备的风控能力。
花旗集团2008年－2009年亏损达293亿美元，2010年已迅速扭转亏损，赢利106亿美元；而JP摩根大通即使在危机最严重的2008年仍赢利56亿美元，2009年和2010年更分别赢利117亿美元和174亿美元。
与之相反，危机中迅速垮塌的大多是杠杆率较高、规模较小、经营模式单一的投行机构和中小金融机构，如雷曼兄弟、美林及中小银行，业务集中在衍生交易、证券化资产、住宅建设和商业房地产开发等，而高盛、摩根士丹利危机后则纷纷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
2007年，美林和摩根士丹利的杠杆率分别升至28倍和33倍，远高于商业银行12倍的平均水平，清偿力难以应对危机。
研究表明，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经济体制和消费结构失衡、监管缺位、创新过度、激励不当，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等，并非综合经营和金融控股集团本身。不能误读金融危机的原因与结果，也不宜过分夸大金融控股集团在风险传递中的作用。
当然，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也暴露出金融控股集团经营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资本充足率偏低、杠杆率过高、风险控制体系也需引起重视。
中国金控起步
中国金融控股集团的发展道路并不平坦。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国曾实行过某种程度的混业经营，社会上也出现过金融控股公司的初级形态（如银行可以办证券、信托、保险）。但由于体制和环境等诸多因素，混业经营导致了金融秩序的混乱，并对经济过热产生了推波助澜作用。
1993年以后，中国金融业开始了治理整顿，经多次阵痛校正了混乱局面。1997年之后则逐步形成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运行体系，并开启了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银行业改制进程。由于中国的金融改革是政府主导的市场化改革，2000年以后的改革以传统金融主力军商业银行改制为主线，金融控股集团没有也不可能成为改革重点。
长期以来，严格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银行赢利模式单一、同质化趋势凸显、抗经济周期能力差、软实力不强等问题，更难以参加国际市场的竞争，这给中国金融改革进程带来了不利影响。
在金融国际化浪潮下，尤其是入世五年过渡期结束后，中国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要想加快银行业转轨转型步伐，就必须加快推进金融综合经营和金融控股集团建设。
近年来，随着金融管制的逐步松绑和金融创新的迅速发展，出现了多种形式的金融综合经营模式，甚至是金融“全牌照”机构。
现阶段，主要有四类金融控股集团模式。第一类是金融控股公司型，如光大集团、中信集团、平安集团等，集团自身一般不从事具体经营活动，主要负责战略制定、监督管理、交叉联动和服务保障，旗下金融业务功能齐全，结构相对均衡。
第二类是大银行主导型，如工、农、中、建、交等大型银行主导设立的银行控股公司，通过投资成立保险、基金、信托、租赁等非银行子公司，搭建综合金融平台，往往是银行“一业独大”，其他业务围绕银行母体展开。
第三类是地方政府主导型，如上海国际集团、天津泰达控股等，以参（控）股方式进入金融企业，具有明显的地方特征。
第四类是实业渗透型，少数大型企业集团（包括民营）涉足金融业，形成金融控股公司架构的企业集团，如海尔集团、新希望集团等，一般以实业为主，金融为辅，两业互为补充。
此外，信达、华融等资产管理公司也在探索转型。我国金融控股集团的发展路径、经营模式将不是一个单纯的市场化进程，而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今后金融改革的取向。
金融控股集团的出现有力地促进了交叉销售和产品创新的发展，提升了金融服务水平，为中国金融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应该看到，中国金融控股集团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仍存在诸多薄弱环节：如法规相对滞后、资本实力不强、经营模式和收入结构单一、公司治理结构有待增强、风险管理和监管机制有待完善等。
综合金融模式挑战
后金融危机时代，综合化经营仍然是国际金融发展的主流。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稳步推进，银行利差收入将进一步收窄，行业竞争会更加激烈，这决定了多元化、综合化将是中国金融业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
我认为，内外环境决定了未来中国金融控股集团的发展潜力巨大，必须从提升我国国际金融竞争能力的战略高度加以认识和实施。
当前，中国的金融控股集团仍处在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阶段，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首先要加快相关立法。尽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规范主体资格、治理结构、经营机制等，尤其是要防范“影子银行”和“大而不倒”问题。
其次要完善体制机制。要按照集约、扁平、高效、合规的原则设立组织结构，完善公司治理，强化资本运营，加强财务控制和合规管理，完善信息披露，加快金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另外,要加强风险管控。加快建立“防火墙”机制，重点防范系统性风险的传播，强化内部控制和稽核审计，建立危机预案和处理机制。
发展金融控股型机构，还要完善金融综合经营监管机制。借鉴国际经验，探索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综合金融监管体系，从体制和技术层面改革完善功能性监管，加强对资本金、流动性、杠杆率、风险等方面的监管要求，避免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
作者为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现任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战略规划部总经理
支持者认为，金融控股集团有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协同效应、股权杠杆和分散风险等优势，是金融综合化趋势下最高效的金融企业组织；反对者认为，随着金融控股集团的急剧扩张，管理成本高企，风险链条拉长易导致“雪崩效应”，金融业应向专业化经营回归。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金融控股集团遭受重创，个别机构甚至一夜倾覆。伴随人们对危机原因的探究，对金融控股集团危机前后扮演角色的声讨不绝于耳，金融控股集团再次引起关注。
当前中国金融机构正面临扩张发展的关键阶段，是走专业化方向发展还是走金融控股集团模式仍在探索阶段。但金融危机引发的对金融控股模式的声讨，需要进一步厘清。
金控曲折路
所谓金融控股集团，是指金融机构（或非金融机构）通过控股或设立子公司，同时开展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两种以上金融业务的企业组织形式，是金融综合化经营的主要载体。
金融控股集团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反映了金融业演变进程中资本结构、组织形态、管理架构、信息技术、企业文化等多维度综合化的变革与深化，被视为金融业中的“航空母舰”。
18世纪以后，伴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商业银行得到了迅速发展，业务主要集中在存款、贷款和结算上。进入20世纪，在银行业自由化、集中化趋势下，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从早期的专业化经营向混业经营演进，金融综合化初步形成。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金融混业经营被认为是导致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大萧条的罪魁祸首。在此背景下，各国相继通过法案，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20世纪70年代后，严格的分业经营已不能适应经济自由化、集中化和国际化的要求，为规避监管的金融创新和机构扩张层出不穷，综合化经营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些分业经营的法规已形同虚设。
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金融控股集团为主角的兼并扩张风起云涌，最典型的是美、日、欧各国的银行业兼并浪潮（如1998年涉及7000亿美元资产的花旗银行和旅行者集团合并案）。在此背景下，1999年末，美国最终废除了名存实亡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宣告了以金融控股集团为主要模式的综合化经营时代的全面到来。
金融危机后，美国2010年7月出台的《金融改革法案》并非否定综合化经营和金融控股集团，而是维持现有构架下的纠偏，进一步规范经营主体、控制规模、加强监管。
可见，国际金融业经历了“混业-分业-综合化-修正综合化”的螺旋式发展过程，金融控股集团也在这一过程中诞生、发展并壮大。
究其根源，外部动力是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和金融自由化、国际化、综合化、高级化、信息化的发展，银行业由单向、同业扩张向全方位、跨业扩张转变；内部动力是金融资本内在的扩张冲动和避险要求，金融组织机构从以业务为纽带向以资本为纽带转变，风险主体由集中化向分散化转变。
总体看，分业经营和综合化经营（混业的高级化）各有利弊。分业经营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不明显，效率较低；但风险明晰，强于管控。综合化经营交叉协同和资本杠杆效应突出，效率更高；但风险链条更长，且较为隐蔽，对公司治理、外部监管能力的要求也就更高。
不能误读危机因果
有观点认为，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主因之一，是金融控股集团的综合化经营，而且其过长的风险链条加深了危机，加剧了风险的传播。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在危机中能够成功抵御风险并快速恢复的，恰恰是大型综合化金融集团，如花旗集团、JP摩根大通、汇丰集团等，往往有更均衡的业务结构、更稳定的资金来源、更完备的风控能力。
花旗集团2008年－2009年亏损达293亿美元，2010年已迅速扭转亏损，赢利106亿美元；而JP摩根大通即使在危机最严重的2008年仍赢利56亿美元，2009年和2010年更分别赢利117亿美元和174亿美元。
与之相反，危机中迅速垮塌的大多是杠杆率较高、规模较小、经营模式单一的投行机构和中小金融机构，如雷曼兄弟、美林及中小银行，业务集中在衍生交易、证券化资产、住宅建设和商业房地产开发等，而高盛、摩根士丹利危机后则纷纷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
2007年，美林和摩根士丹利的杠杆率分别升至28倍和33倍，远高于商业银行12倍的平均水平，清偿力难以应对危机。
研究表明，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经济体制和消费结构失衡、监管缺位、创新过度、激励不当，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等，并非综合经营和金融控股集团本身。不能误读金融危机的原因与结果，也不宜过分夸大金融控股集团在风险传递中的作用。
当然，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也暴露出金融控股集团经营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资本充足率偏低、杠杆率过高、风险控制体系也需引起重视。
中国金控起步
中国金融控股集团的发展道路并不平坦。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国曾实行过某种程度的混业经营，社会上也出现过金融控股公司的初级形态（如银行可以办证券、信托、保险）。但由于体制和环境等诸多因素，混业经营导致了金融秩序的混乱，并对经济过热产生了推波助澜作用。
1993年以后，中国金融业开始了治理整顿，经多次阵痛校正了混乱局面。1997年之后则逐步形成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运行体系，并开启了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银行业改制进程。由于中国的金融改革是政府主导的市场化改革，2000年以后的改革以传统金融主力军商业银行改制为主线，金融控股集团没有也不可能成为改革重点。
长期以来，严格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银行赢利模式单一、同质化趋势凸显、抗经济周期能力差、软实力不强等问题，更难以参加国际市场的竞争，这给中国金融改革进程带来了不利影响。
在金融国际化浪潮下，尤其是入世五年过渡期结束后，中国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要想加快银行业转轨转型步伐，就必须加快推进金融综合经营和金融控股集团建设。
近年来，随着金融管制的逐步松绑和金融创新的迅速发展，出现了多种形式的金融综合经营模式，甚至是金融“全牌照”机构。
现阶段，主要有四类金融控股集团模式。第一类是金融控股公司型，如光大集团、中信集团、平安集团等，集团自身一般不从事具体经营活动，主要负责战略制定、监督管理、交叉联动和服务保障，旗下金融业务功能齐全，结构相对均衡。
第二类是大银行主导型，如工、农、中、建、交等大型银行主导设立的银行控股公司，通过投资成立保险、基金、信托、租赁等非银行子公司，搭建综合金融平台，往往是银行“一业独大”，其他业务围绕银行母体展开。
第三类是地方政府主导型，如上海国际集团、天津泰达控股等，以参（控）股方式进入金融企业，具有明显的地方特征。
第四类是实业渗透型，少数大型企业集团（包括民营）涉足金融业，形成金融控股公司架构的企业集团，如海尔集团、新希望集团等，一般以实业为主，金融为辅，两业互为补充。
此外，信达、华融等资产管理公司也在探索转型。我国金融控股集团的发展路径、经营模式将不是一个单纯的市场化进程，而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今后金融改革的取向。
金融控股集团的出现有力地促进了交叉销售和产品创新的发展，提升了金融服务水平，为中国金融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应该看到，中国金融控股集团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仍存在诸多薄弱环节：如法规相对滞后、资本实力不强、经营模式和收入结构单一、公司治理结构有待增强、风险管理和监管机制有待完善等。
综合金融模式挑战
后金融危机时代，综合化经营仍然是国际金融发展的主流。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稳步推进，银行利差收入将进一步收窄，行业竞争会更加激烈，这决定了多元化、综合化将是中国金融业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
我认为，内外环境决定了未来中国金融控股集团的发展潜力巨大，必须从提升我国国际金融竞争能力的战略高度加以认识和实施。
当前，中国的金融控股集团仍处在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阶段，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首先要加快相关立法。尽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规范主体资格、治理结构、经营机制等，尤其是要防范“影子银行”和“大而不倒”问题。
其次要完善体制机制。要按照集约、扁平、高效、合规的原则设立组织结构，完善公司治理，强化资本运营，加强财务控制和合规管理，完善信息披露，加快金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另外,要加强风险管控。加快建立“防火墙”机制，重点防范系统性风险的传播，强化内部控制和稽核审计，建立危机预案和处理机制。
发展金融控股型机构，还要完善金融综合经营监管机制。借鉴国际经验，探索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综合金融监管体系，从体制和技术层面改革完善功能性监管，加强对资本金、流动性、杠杆率、风险等方面的监管要求，避免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
作者为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现任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战略规划部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