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牧民与一位教授的羌塘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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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
  中国西藏自治区北部的羌塘地区,地大人稀,有着世界上最重要且最独特的野生动物群落之一。多少世代以来,那里牧民们的生计和文化都依赖着这片一望无垠的高原草场。在过去的25年里,这个地区不断变化,给当地的牧民和野生动物,比如藏羚羊和野牦牛等,带来了显著的影响。
  记得我第一次遇到普穷那拉——一位羌塘的牧民,是在1991年。那时我正和来自西藏自治区林业厅、西藏高原生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一同,在羌塘进行一次野生动物调查。当时,普穷的家就是个牦牛毛编制的帐篷,和其他牧民家庭一样,他们的家畜群由绵羊、山羊和家牦牛组成。他们所在之地的海拔有4900米高,已经位于牧草草场的北部边界了。再往北,500公里的无人区内,绝大部分是贫瘠的荒漠草原。不过那里的草还够他们家的家畜使用。有位西方探险家曾这样描述:“这里除了风,没有其他痕迹”。
  普穷用当地牧民特有的热情和友善把我们邀请到他们的帐篷里做客。他女儿为我们端上了新鲜的酥油茶。他告诉我们,他们是在12年前从南边搬到这里来的。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后期,政府曾用集体制来进行管理当地的生产生活。1981年起,开始实施家庭承包责任制,家畜和草场等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管理。普穷家的条件在二十多年里逐步好起来了。
  2003年,我又一次来到普穷居住的地区,这次的合作来自北京大学和西藏自治区林业厅。普穷身上有了更多岁月的痕迹,背驮了起来,手里也握着拐杖,但是他亲切的笑容依然如故。现在,他们家已经拥有了三间房子,一辆摩托和一辆卡车代替了马。以前,他们要用牦牛运输羊毛、酥油和羊肉到南边交换青稞,再运回来磨制藏粑。而今这样的旅程已经成为历史。一条土路衍生到他家门口,邻里之间的交往变得容易了。“当我刚到这里的时候”普穷说,“只有我们一家,现在一共有11家人了。不过这样一来,草地也就少起来了。”附近的北措乡,上世纪70年代建立的时候,有90户人家,现在已经增长到137户了,家畜由原来的45000头增加到79000头。
  从1985年至今,我多次在羌塘进行野生动物调查,加上2007年的一次,已有19次了。除了越来越多的摩托车以外,卫星通讯、太阳能板、电视机,甚至做酥油茶都用上了电搅拌机。看到许多牧民家生活水平如此快速的提高,我感到十分惊喜。
  与此同时,大部分乡上的草场已经承包到户,承包年限为50年。在我眼里,普穷从一个游牧民转变为定居型的牧场主。我担心,这样的定居模式,是否会导致当地草场承受过多的畜牧压力?草场质量会下降。在美国和澳大利亚,我们已经遭遇过很多这样的教训。我还担心,在这样固定的草场中,普穷是否愿意接纳那些不断来访吃草的野生动物,比如藏野驴?过去,如果普穷的草场遇到干旱和大雪灾,他可以把饥饿的家畜转移到其他地方,现在还可以吗?政策的变化,常常会带来一些意料之外的负面效应。我们该采取怎样的措施减少这些效应?
  作为一个致力于野生动物保护的人员,我还有另外一些担忧。当各方出现冲突的时候,野生动物无法发表言论,它们不会使用人类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意见。比如围栏问题。现在,有许多人家出于不同原因,在他们草场周围竖起了围栏。围栏明确了草场边界,围栏里的家畜不需要严格的看护,季节性草场划分清楚,同时也排斥了野生动物的光顾。这些都可以成为建立围栏的有利之处。县政府实施围栏工程,提供免费的围栏,甚至是给与补贴。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围栏竖立起来,藏羚羊的迁徙可能会受到阻碍,被迫改变路径或者停止迁徙,其他的大型野生动物的活动也会受到影响。当地的围栏普遍为1.2米到1.4米高,对于野生动物而言无法跳过去。我曾看到围栏上挂死的藏野驴,也听别人说起过其他动物,比如藏羚羊、岩羊和藏原羚的类似遭遇。
  1990年,当我第一次来到阿里的阿鲁盆地时,只有很少的牧民在那里季节性地放牧。我在一次野外调研中,曾记录了681只野牦牛和许多其他的野生动物。在我的眼中,这是羌塘最好的野生动物领地。我为此建议林业局,应该给予阿鲁盆地特殊的保护。但是,这个建议一直被搁置在纸上。现在,整个区域被许多条道路所分割,到处都可以看到房屋,长长的围栏切割着草场。如果谁现在经过那里,可以看到十几只野牦牛的话,已属于非常幸运的事情。疏忽和漠不关心已经破坏了西藏一处最好的自然遗产地。
  以前,羌塘的人迹非常稀少,仅仅在夏天,会有一些牧民带着家畜在部分区域放牧。上个世纪50-60年代,道路逐渐兴建起来;70年代的时候,部分家庭或者整个乡从南边迁入羌塘,建立了定居点。如今,所有好的草场都已被占据。家畜管理是一个融合了文化和生物学的综合系统,在目前变化的经济和政策背景下更为复杂。野生动物又增加了这个系统的复杂性。
  羌塘,虽然看上去荒芜,但是曾经生活在那里的野生动物数量是非常令人诧异的。早在1903年,一位西方探险者曾目睹过这样的藏羚羊群,“在我的视野中,一次至少可以数到15000,甚至20000头藏羚羊”;在一个山坡上有“几百只野牦牛在觅食”。现在,如此场景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藏羚羊、藏野驴、野牦牛就已列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名录。然而,九十年代的时候,不法之徒们频繁地猎杀这些动物,获取肉类进行买卖。藏羚羊曾经历了被大量猎杀的黑暗时期,羊绒被收集起来走私到印度,进入国际黑市。非法猎杀导致了物种数量的急剧下降。
  值得庆幸的是,许多野生动物躲过了劫难。中国政府开展了大量工作,遏制了这些物种数量的进一步锐减。现在,有些地区的动物数量正在逐步回升。卓越的反偷猎行动、枪支的没收、当地的社区共管、国内外执法力度的加强,严格的处罚、以及众多的宣教活动,所有这些为野生动物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环境。
  随着环境的不断改变,野生动物保护也要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挑战。在猎杀全面停止后,野生动物对人类的惧怕也开始减小。当我们在青藏公路上开车行驶时,可以看到藏羚羊、藏野驴和藏原羚自顾自地觅食休憩,并不在意身旁穿梭的车辆。然而,有些物种也因此开始制造麻烦。夏天交配期,庞大的雄性野牦牛会闯入家牦牛群,带走母牦牛。牧民因此而遭受损失,但野牦牛的纯遗传血统也因杂交而造成污染。
  随着藏野驴数量的上升,人们开始抱怨它们和家畜抢夺草场。当一百多头藏野驴聚集在一个草场上,而这个草场是牧民用于储备冬季牧草的时候,冲突和抱怨在所难免。这样的问题,需要在研究的基础上设计解决方案。即便是十分简单的科学信息,都对问题的解答很有帮助。比如一个乡有多少藏野驴?它们每年的平均食量是多少?但目前,还缺乏这一方面的研究。我们机构正在和当地相关部门合作,一同来着手于这个问题。野生动物需要长期的监测和研究,才有可能对它们进行合理的管理,避免冲动和直觉判断带来的盲目举措。
  目前,西藏棕熊也是当地人眼中的问题物种之一。它们中一部分个体已经学会从人类住处寻找免费的食物。绵羊和山羊所待的羊圈没有防护装置,肉存放在敞开的仓库中,整个住处弥漫着酥油和其他食物的味道。脆弱的门不堪一击,屋里储存食物的锅、橱和麻袋都是熊攻击的物品。该怎么办呢?2007年冬,我和康蔼黎一同走访了羌塘巴岭乡18户人家,了解熊的问题。去年,一半家庭的房子曾遭到过熊的破坏,包括56头家畜的损失,都是夜间熊闯入羊圈造成的。其他还有被狼和猞猁猎食的家畜。这些人家的房屋和羊圈都没有设置任何防护措施。我们准备和乡政府一同,设计和制作一些防护措施来抵御熊。
  在羌塘发现的史前古石器表明,早在1万多年前这里就有人类的活动。他们将广袤的草场和珍贵的野生动物留给了后来的我们。有些已经被浪费了,但是还有很多依旧闪烁着生物的光辉。如何才能激励羌塘的每一个居民,积极地保护和管理这片土地,使这片独特的生态系统能否永远保持下去?普穷那拉的家庭,和所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都向往一个无忧的未来。在青藏高原上,有些社区已经开始行动,他们将一些区域设置成禁牧区,留给当地的野生动物。秉着宗教和生态上的洞察力,这些社区秉承着佛教的智慧、尊敬和怜悯心,认识到他们未来的和谐,有赖于所有生活在一起的生灵,所有的植物和动物。如果羌塘能得到人类头脑里的和心灵中的双重珍惜,她的美丽将一直延续并且兴旺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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