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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东披着一件军大衣,被几个年轻的助手簇拥着走进了一个小公园。几天之前,他曾在这里搭建了一个大棚用来画画。晒太阳的老人们小声咕哝,“那人不就是那个画画的!”刘小东也不抬头,自顾自地走,风尘仆仆的背影在夕阳下像一位下乡考察的县委书记。
这个地方叫作金城,隶属辽宁锦州的一座小城。它依托于当地一家造纸厂生长成现在的样子。随着中国经济转型,造纸厂从辉煌变得沉寂,小城亦然。这里是画家刘小东的故乡。在这里,很少有人知道他是谁。但在几小时车程之遥的北京,他是时尚party的贵宾、拍卖场上的宠儿、“千万俱乐部”的标杆。
他坐在面包车里从这座小城中穿过,在电话里谈论着上海双年展和时尚杂志的拍摄邀请,车窗外流淌着晾晒的玉米、自发的集市和表情无辜的毛驴……
刘小东这次回到金城有点衣锦还乡或者明星下凡的架势,无论成名前后,他从未如此正式地画过家乡的人和事,尤其在他功成名就之后。这一次,他把自己儿时的玩伴召集到一起,做他的模特。这些人中有现职警察兼武术老师、夜总会老板、小生意人和无所事事的闲散者,这些人太符合刘小东画作中的人物风格,就像批评家汪民安所说,“刘小东作品中的人物,总是处在不愤然、不沉思、不爆发和不极端的状态。”其实,这就是小城人生活的最常态。
他让这些朋友躺着、坐着、靠着、打牌或者聊天,再把这一切记录下来,混杂着现实的底色和现代主义的笔触。他呆在家乡从夏天画到深秋,生活规律,效率极高。每天早晨踢一场球,然后工作,周末就和助手们躲在屋子里看电视相亲节目,为那些姑娘们的雷人言论大笑。
工作告一段落,他们就聚在一起喝酒。找个有火炕的饭馆,盘着腿,就能回到小时候。大家回忆当时的样子,讲着各自现在的段子。刘小东总是最沉默的一个,一个人喝酒、抽烟、倾听。小城是个熟人社会,别的客人有时会认出刘小东,就会走过来,握手、寒暄,称他为“家乡的骄傲”。有人说,“你小时候在我家墙上画画,我妈回家就骂我,问谁画的,后来都给铲了。现在想想要是留着就好了。”一桌哄笑。刘小东也跟着笑,一脸羞涩。于是,人们开始说起刘小东儿时的事。
他的成长经历就像一部中规中矩的奋斗小说,一个小城孩子在北京成功的故事:凭借着农民的狡黠和运气,刘小东进入中央美院附中,后考入美院,找到自己的绘画语言,被业界承认,又赶上作品可以变钱的时代,不知不觉身价千万。他承认,这是他的运气。“那是一个精英的时代,只要你在那个圈子里,就有成功的可能。”他说。那时,社会还尊重知识和努力,权贵与资本还没露出獠牙,萨特和加缪就像现在的房地产一样是全社会的热门话题。
在“八五美术运动”的大潮中,刘小东进入美院,但他只在大学的围墙内活动,考试时就画得规矩一些,平时就试着表现主义或者抽象一点。直到参加“八九现代艺术大展”他才发现“原来全国有这么多艺术家做着不一样的事情”。那时,他已经毕业,在毕业创作前,终于发现可以按照最平实的生活画画,比如人们站在窗前,姿势懒散、表情懈怠,一切都是生活的原样。之后他被批评家栗宪庭发现,与方力钧等人被归纳为“玩世现实主义”。
如果说方力钧用更鲜明的符号描述了90年代中国人的精神状态,那么刘小东则以温和的方式切中了“后八九”时期的社会脉搏。在栗宪庭看来,刘小东十分幸运,“他的画基本上是写实的,容易得到官方的认可;同时又有现代主义的东西,也容易被西方认可。”
与此同时,远在美国的陈丹青也在杂志上发现了刘小东。他觉得,刘小东平实和日常化的作品完成了自己想做但未能做到的事情。他给素不相识的刘小东写了一封信,以前辈的口吻鼓励刘小东,“就这样画下去”。
于是,刘小东这样画下去。他只画自己能看见的东西,他相信眼见为实,这里似乎有种小城人的固执。1990年代中期以后,他的生活在变化,视野变得更加宏大,画面里不再只有身边的人和事。2000年之后的《三峡大移民》和《三峡新移民》成为了他又一阶段的代表。艺术家艾未未评价这些作品,“呈现出一个国家的伤口和一个艺术家无言的立场”。但这些伤口和立场注定被它的时代消费。2006年,《三峡新移民》拍出2200万天价。拍卖会上,刘小东的一位朋友给他打来电话。刘小东把手机开了免提扔在桌子上,假装冷静地抽烟,听着遥远的会场里一路狂奔的心惊胆颤的价格。落槌之后,他收到朋友的短信,上面写着“信上帝吧”。
在那之后,天价成为常态,他也就再无所谓。资本为他开辟了更大的空间,让他可以去画任何内容。比如曼谷的性工作者、海峡两岸的士兵和明星林志玲。媒体却不再关心他作品的内容,更关心他新买的阿玛尼长裤。★
这个地方叫作金城,隶属辽宁锦州的一座小城。它依托于当地一家造纸厂生长成现在的样子。随着中国经济转型,造纸厂从辉煌变得沉寂,小城亦然。这里是画家刘小东的故乡。在这里,很少有人知道他是谁。但在几小时车程之遥的北京,他是时尚party的贵宾、拍卖场上的宠儿、“千万俱乐部”的标杆。
他坐在面包车里从这座小城中穿过,在电话里谈论着上海双年展和时尚杂志的拍摄邀请,车窗外流淌着晾晒的玉米、自发的集市和表情无辜的毛驴……
刘小东这次回到金城有点衣锦还乡或者明星下凡的架势,无论成名前后,他从未如此正式地画过家乡的人和事,尤其在他功成名就之后。这一次,他把自己儿时的玩伴召集到一起,做他的模特。这些人中有现职警察兼武术老师、夜总会老板、小生意人和无所事事的闲散者,这些人太符合刘小东画作中的人物风格,就像批评家汪民安所说,“刘小东作品中的人物,总是处在不愤然、不沉思、不爆发和不极端的状态。”其实,这就是小城人生活的最常态。
他让这些朋友躺着、坐着、靠着、打牌或者聊天,再把这一切记录下来,混杂着现实的底色和现代主义的笔触。他呆在家乡从夏天画到深秋,生活规律,效率极高。每天早晨踢一场球,然后工作,周末就和助手们躲在屋子里看电视相亲节目,为那些姑娘们的雷人言论大笑。
工作告一段落,他们就聚在一起喝酒。找个有火炕的饭馆,盘着腿,就能回到小时候。大家回忆当时的样子,讲着各自现在的段子。刘小东总是最沉默的一个,一个人喝酒、抽烟、倾听。小城是个熟人社会,别的客人有时会认出刘小东,就会走过来,握手、寒暄,称他为“家乡的骄傲”。有人说,“你小时候在我家墙上画画,我妈回家就骂我,问谁画的,后来都给铲了。现在想想要是留着就好了。”一桌哄笑。刘小东也跟着笑,一脸羞涩。于是,人们开始说起刘小东儿时的事。
他的成长经历就像一部中规中矩的奋斗小说,一个小城孩子在北京成功的故事:凭借着农民的狡黠和运气,刘小东进入中央美院附中,后考入美院,找到自己的绘画语言,被业界承认,又赶上作品可以变钱的时代,不知不觉身价千万。他承认,这是他的运气。“那是一个精英的时代,只要你在那个圈子里,就有成功的可能。”他说。那时,社会还尊重知识和努力,权贵与资本还没露出獠牙,萨特和加缪就像现在的房地产一样是全社会的热门话题。
在“八五美术运动”的大潮中,刘小东进入美院,但他只在大学的围墙内活动,考试时就画得规矩一些,平时就试着表现主义或者抽象一点。直到参加“八九现代艺术大展”他才发现“原来全国有这么多艺术家做着不一样的事情”。那时,他已经毕业,在毕业创作前,终于发现可以按照最平实的生活画画,比如人们站在窗前,姿势懒散、表情懈怠,一切都是生活的原样。之后他被批评家栗宪庭发现,与方力钧等人被归纳为“玩世现实主义”。
如果说方力钧用更鲜明的符号描述了90年代中国人的精神状态,那么刘小东则以温和的方式切中了“后八九”时期的社会脉搏。在栗宪庭看来,刘小东十分幸运,“他的画基本上是写实的,容易得到官方的认可;同时又有现代主义的东西,也容易被西方认可。”
与此同时,远在美国的陈丹青也在杂志上发现了刘小东。他觉得,刘小东平实和日常化的作品完成了自己想做但未能做到的事情。他给素不相识的刘小东写了一封信,以前辈的口吻鼓励刘小东,“就这样画下去”。
于是,刘小东这样画下去。他只画自己能看见的东西,他相信眼见为实,这里似乎有种小城人的固执。1990年代中期以后,他的生活在变化,视野变得更加宏大,画面里不再只有身边的人和事。2000年之后的《三峡大移民》和《三峡新移民》成为了他又一阶段的代表。艺术家艾未未评价这些作品,“呈现出一个国家的伤口和一个艺术家无言的立场”。但这些伤口和立场注定被它的时代消费。2006年,《三峡新移民》拍出2200万天价。拍卖会上,刘小东的一位朋友给他打来电话。刘小东把手机开了免提扔在桌子上,假装冷静地抽烟,听着遥远的会场里一路狂奔的心惊胆颤的价格。落槌之后,他收到朋友的短信,上面写着“信上帝吧”。
在那之后,天价成为常态,他也就再无所谓。资本为他开辟了更大的空间,让他可以去画任何内容。比如曼谷的性工作者、海峡两岸的士兵和明星林志玲。媒体却不再关心他作品的内容,更关心他新买的阿玛尼长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