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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文化与武侠小说，分别在清朝末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及50至80年代的香港形成过三个高峰。但无论哪个时期，都是对当下社会政治形态和大众心理的反射
清末：“侠”“官”相互依存
自秦始皇以来，两千年的文化是一种以皇帝为中心的皇权文化。人们没有公民意识，中国文化自身并没有生长出皇权以外的制度想象，面对社会问题时只能在皇权制度的框架下去面对。文化服务的对象是皇帝，而大众在皇权文化之下同样需要自娱自乐的文化形式，于是逐渐派生出清官文化与武侠文化两个支流。
人们盼望着有一个清官为自己解决问题，如果清官难以解决就盼望出现一个匡扶正义的侠客。所以，那时的清官文化和侠客文化是帝王文化的补充，而这两者又是一体两面，难以分割。
在这段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三侠五义》《小五义》《施公案》等等。大致可以归纳为“公案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人们盼望的主角通常是能够飞檐走壁、武艺高强的侠客，比如《三侠五义》中的展昭、五鼠等等。但是，这些侠客并非真正的主角，而在他们背后的清官，才是最重要的人物。展昭为保护包拯，五鼠中最顽皮的锦毛鼠最终也投靠朝廷为朝廷卖命
这类小说的模式，是武功高强的侠客终要投靠一个清官，受到招安。这些从《水浒传》中也可以看出端倪。这样的模式，是中国侠文化的起源——武侠与清官互相依存。
这个时期的武侠小说，有着浓重的模式化倾向。好坏人在出场时就被立即分辨清楚，叙述语言大都属于说书性质的话本语言。
20~30年代：脱离现实的想象江湖
随着时代发展，进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政府，都与清朝以前的王朝制度不同了。这个时期，共和意识产生，中国的市民社会开始发育，人们对于清官的渴望渐渐淡化。武侠文化与清官文化也逐渐脱钩。武侠小说从而变为更具有市民消费性质的大众文化。于是，写作者开始转而写像《十二金钱镖》这样反映江湖恩怨、门派纠纷、武术较量的作品。于是出现了宫白羽与还珠楼主这样的作者。
武林和江湖，在这个时代成为了一种以身处的民间社会为背景的想象世界。武侠小说成为更为纯粹的消遣。
但是因为战争的爆发，这个时段并没有存在太长时间。抗日战争的激烈与动荡，很快将这类消遣文化压制下去。在此之后，大陆的武侠小说告一段落。
直到50年代才又在香港重新被赋予生命，其代表就是金庸与梁羽生，他们的作品被称为“新派武侠”，并逐渐被整个华人世界所接纳，达到了武侠文化的新高峰。
50~80年代：香港独有土壤下的家国梦
从50～80年代，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所在的鸳鸯蝴蝶派在大陆销声匿迹。在当时的台湾，也属于威权统治时期，所以只有在香港那样一个英国殖民地之下，新武侠小说才有了生长的基础。
首先，接受过旧学教育，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感情的文人并没有绝迹，金庸与梁羽生就属于此列。
第二，这些人又受过新式教育。梁羽生是岭南大学经济系的毕业生，金庸曾经就读于两所高校学习外语和国际法。他们读过英文，有着开放的视野。
第三，这些人赶上了大时代的背景，经历过抗日战争的创伤，感受过亡国的痛楚，也经历了内战的纷扰。金庸与梁羽生的父亲同在1951年作为地主被枪毙，因为政治的巨大变革，他们亡命香港，与家人隔绝，在英国殖民地享有了自由却失去了文化的根。由于这样的背景，他们对于故国文化的怀恋比常人深刻而强烈得多。当他们有机会介入武侠小说创作的时候，不自觉地就会把自己的知识积累、文化传承、悲痛身世以及对家国的感慨都化入自己的武侠作品当中，一下子把武侠的层次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又因为地处香港，能有机会看到更为广阔的世界，虽然用传统的方式去写作，但是自然有了一个世界的参考系。即使是旧形式、旧瓶也有新酒。至于表述方式，金庸与梁羽生的小说语言也与前人不同，采用的都是雅致的文人语言。梁羽生的词作可以直追宋人。
但是，由于新派武侠小说从开始就只为娱乐而作，即使有着比先前通俗小说更为深刻的内涵，但也是由无意识而生发出来，并非有意为之。梁羽生在1979年于新加坡华文报纸开设专栏“笔
清末：“侠”“官”相互依存
自秦始皇以来，两千年的文化是一种以皇帝为中心的皇权文化。人们没有公民意识，中国文化自身并没有生长出皇权以外的制度想象，面对社会问题时只能在皇权制度的框架下去面对。文化服务的对象是皇帝，而大众在皇权文化之下同样需要自娱自乐的文化形式，于是逐渐派生出清官文化与武侠文化两个支流。
人们盼望着有一个清官为自己解决问题，如果清官难以解决就盼望出现一个匡扶正义的侠客。所以，那时的清官文化和侠客文化是帝王文化的补充，而这两者又是一体两面，难以分割。
在这段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三侠五义》《小五义》《施公案》等等。大致可以归纳为“公案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人们盼望的主角通常是能够飞檐走壁、武艺高强的侠客，比如《三侠五义》中的展昭、五鼠等等。但是，这些侠客并非真正的主角，而在他们背后的清官，才是最重要的人物。展昭为保护包拯，五鼠中最顽皮的锦毛鼠最终也投靠朝廷为朝廷卖命
这类小说的模式，是武功高强的侠客终要投靠一个清官，受到招安。这些从《水浒传》中也可以看出端倪。这样的模式，是中国侠文化的起源——武侠与清官互相依存。
这个时期的武侠小说，有着浓重的模式化倾向。好坏人在出场时就被立即分辨清楚，叙述语言大都属于说书性质的话本语言。
20~30年代：脱离现实的想象江湖
随着时代发展，进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政府，都与清朝以前的王朝制度不同了。这个时期，共和意识产生，中国的市民社会开始发育，人们对于清官的渴望渐渐淡化。武侠文化与清官文化也逐渐脱钩。武侠小说从而变为更具有市民消费性质的大众文化。于是，写作者开始转而写像《十二金钱镖》这样反映江湖恩怨、门派纠纷、武术较量的作品。于是出现了宫白羽与还珠楼主这样的作者。
武林和江湖，在这个时代成为了一种以身处的民间社会为背景的想象世界。武侠小说成为更为纯粹的消遣。
但是因为战争的爆发，这个时段并没有存在太长时间。抗日战争的激烈与动荡，很快将这类消遣文化压制下去。在此之后，大陆的武侠小说告一段落。
直到50年代才又在香港重新被赋予生命，其代表就是金庸与梁羽生，他们的作品被称为“新派武侠”，并逐渐被整个华人世界所接纳，达到了武侠文化的新高峰。
50~80年代：香港独有土壤下的家国梦
从50～80年代，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所在的鸳鸯蝴蝶派在大陆销声匿迹。在当时的台湾，也属于威权统治时期，所以只有在香港那样一个英国殖民地之下，新武侠小说才有了生长的基础。
首先，接受过旧学教育，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感情的文人并没有绝迹，金庸与梁羽生就属于此列。
第二，这些人又受过新式教育。梁羽生是岭南大学经济系的毕业生，金庸曾经就读于两所高校学习外语和国际法。他们读过英文，有着开放的视野。
第三，这些人赶上了大时代的背景，经历过抗日战争的创伤，感受过亡国的痛楚，也经历了内战的纷扰。金庸与梁羽生的父亲同在1951年作为地主被枪毙，因为政治的巨大变革，他们亡命香港，与家人隔绝，在英国殖民地享有了自由却失去了文化的根。由于这样的背景，他们对于故国文化的怀恋比常人深刻而强烈得多。当他们有机会介入武侠小说创作的时候，不自觉地就会把自己的知识积累、文化传承、悲痛身世以及对家国的感慨都化入自己的武侠作品当中，一下子把武侠的层次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又因为地处香港，能有机会看到更为广阔的世界，虽然用传统的方式去写作，但是自然有了一个世界的参考系。即使是旧形式、旧瓶也有新酒。至于表述方式，金庸与梁羽生的小说语言也与前人不同，采用的都是雅致的文人语言。梁羽生的词作可以直追宋人。
但是，由于新派武侠小说从开始就只为娱乐而作，即使有着比先前通俗小说更为深刻的内涵，但也是由无意识而生发出来，并非有意为之。梁羽生在1979年于新加坡华文报纸开设专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