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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朵瑰丽的花朵。发表时，由《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和《人民日报》（1978年2月17日）重力推出，随后产生广泛、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哥德巴赫猜想》不仅将中国报告文学推向一个高潮，使报告文学成为文学领域的宠儿，推动了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体的自觉，更以“轻骑兵”的姿态直接介入现实，促发了全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尤其是有力地改变了知识分子的命运。虽然只是一部报告文学，但《哥德巴赫猜想》在文学史、思想史和科技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徐迟以数学家陈景润和哥德巴赫猜想之间的因缘际会为线索勾勒了他传奇而多难的命运，以诗化的叙述语言、生动感人的情节设置、个性化特征和象征性细节的捕捉、信实的内容再现了陈景润这样执着于学术、为国争光的知识分子形象。尤其突出的是，徐迟尊重生活的真实和人性的真实，他所塑造的陈景润形象，并没有写成流行的单一化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介绍，在刻画陈景润执着、坚韧、不屈不挠、勇于攀登科学高峰的同时，还写出了他的孤僻、内向、善良、不通世事等性格特征，展现了困窘的生活、战争、“文革”等给知识分子带来的身体和心灵的创伤。这才是完整而真实的陈景润，更接近人性，更能触动人们的心弦。
一个人的性格和生存形态不是天生的，而是深受他的家庭、社会环境、时代状况的影响，所以一般叙事类文学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往往把人物放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去反映，追求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从而发掘人物形象普遍的社会意义。《哥德巴赫猜想》在塑造陈景润这位科学家典型时也是如此。年少的陈景润，缺衣少食，在一个多子的家庭里他无法得到双亲的疼爱，幼小的心灵不仅缺乏呵护，更遭受到了种种伤害，有来自同学们的欺侮，更要承受民族灾难——抗日战争的伤害。
他从小就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多余”人，瘦弱、内向、敏感。但是，幸亏有数学，他在数学里不断寻求着滋养，演算那些在别人眼中枯燥乏味，对他来说却是津津有味的数学题，在生活里受到的歧视更让他沉浸在数学的世界里，那是他的幸福，他的乐趣。高中时，他从数学老师那知道了数学是自然科学的皇后，数论是皇冠，而哥德巴赫猜想则是那皇冠上的明珠，也许其他同学听过却很快就忘记了，甚至老师也都不知道他随意播撒的种子，却深深扎根在那个不合群的“怪人”陈景润的心里，在将来的某一天会绽放出最绚烂的花朵。
陈景润在大学时代虽然依然内向、依然孤单，但不再被嘲笑和歧视，可以自由自在地畅游在数学的海洋里，那是他的黄金岁月。在数学的世界里，他是自在的，但在数学之外的生活世界里，他却手足无措。他不会照顾自己，不会和别人交流，更无法胜任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中学老师的工作。在一般人的眼中，他也许是无能的、笨拙的、木讷的，不过，陈景润又是幸运的，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他遇到了伯乐，遇到了理解和尊重他的老师、同事，正是这些温暖、这些闪烁的微弱的星光支撑着他走过艰难的岁月。
王亚南，他的母校厦门大学的校长懂得陈景润的价值，安排他在厦大图书馆里工作，但不用管理图书，而是专心研究数学；他的数论方面的论文被华罗庚赏识，从文章里看到了他的“英姿勃发和奇光异彩”，并将他调到了中科院数学所，向哥德巴赫猜想挺进；那些靠边站的研究员坚持订阅国际数学期刊，才使陈景潤能够及时获知最新进展……当一切似乎进入正轨，陈景润可以全身心、不受干扰地攻克数学难题时，“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却开始了。各种政治审查、帮派斗争、专政活动让他迷茫、心惊肉跳。他在黑暗的时代隐居到只有6平方米的被掐断电线、没有电灯的小屋里，在煤油灯下，被人遗忘了一样，钻进数学的世界里，没有明亮的光线，没有充裕的食物，甚至没有他大量演算必需的计算器……就是在如此凄冷、黯淡的环境里，他一点点地、忘我地向那个数学高峰奋力攀登，最终到达那个“光辉的顶点”。他所提出的原理被称为“陈氏定理”“辉煌的定理”，被国际数学界称作是“移动了群山”。
根据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类具有一些先天需求，包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以及自我超越等。越是低级的需求就越基本，越与动物相似；越是高级的需求就越为人类所特有。当一个人满足了较低的需求之后，才能出现较高级的需求。在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下来反观陈景润的人生，我们悲哀地看到，这位科学家在破解数学王国里的顶级难题的过程中，往往连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都无法得到满足：食物粗劣，长期营养不良，连水果都没有吃过，唯一一次吃到水果是领导在春节看望他时带给他的，逼仄的小屋，甚至连书桌都没有，床掀起褥子就当书桌来用，还有连绵不断的政治风波带给他的纷扰，除了偶尔少有的一些善意，他没有亲情，更没有爱情……但他却以超人的意志实现了最高级的需求。我们深深被这样的一位“科学怪人”所震撼，为他在物质、情感、生活上的极度匮乏和在数学上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之间的强烈对比所震撼。这是一位在生活上一无所求而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贯注在了解决世界级数学难题的知识分子，一位拙于生活而精于学术探索的科学家。他在生活中获得的是那样少，在极其艰难、险峻的生活环境和政治环境下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终摘下数学王国里那皇冠上耀眼的珍珠，过程中那非人的遭际让人不禁扼腕叹息。《哥德巴赫猜想》真实地反映了陈景润的故事，并以克制而又悲愤的笔调传达了对科学家不幸遭遇的深深同情和遗憾，激发了读者强烈的共鸣，也直接促发了知识分子命运的改变。
《哥德巴赫猜想》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率先塑造了科学家的典型，呼唤对人的价值、科学和知识的尊重，开辟了科技题材的领域。《哥德巴赫猜想》以及徐迟的其他作品，如《生命之树常绿》《在湍流的涡漩中》《地质之光》《祁连山下》《刑天舞干戚》等，是一系列为科学家立传的力作，打开了一个个神奇瑰丽的科学世界，改写了知识分子的形象。长期被视为改造和教育对象的“臭老九”被擦去尘埃和污垢，长期被否定和诋毁的“白专道路”的科学探索被有力地肯定和热情地讴歌，陈景润、李四光、蔡希陶、周培源等成为时代的新的英雄和楷模，他们身上所体现的科学精神、人文风范，成为新时代的重要精神资源。另外，《哥德巴赫猜想》作为一部报告文学，大大拓展了文学的宽度、厚度和力度，影响深远。《哥德巴赫猜想》一经发表，不仅是科技领域，社会的各个领域都被关注和开掘，许多优秀而富有批判性和现实性的报告文学作品纷纷涌现，黄宗英的《大雁情》、理由的《扬眉剑出鞘》、陈祖芬的《祖国高于一切》、鲁光的《中国姑娘》、柯岩的《船长》、赵瑜的《强国梦》等，蔚为壮观。在那个历史转折时期，徐迟和那一代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充分发挥报告文学文体的特质，将新闻性和文学性结合在一起，直面社会现实的各个层面的问题，推动社会的变革和完善，一起创造了中国报告文学创作自70 年代末到80 年代的黄金时期。 《哥德巴赫猜想》将科学性和文学性结合在一起，应和了时代的需求和期待，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思想的春天、中国的春天。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徐迟作为一个作家的深厚素养，《哥德巴赫猜想》和徐迟的相遇是一种有备而来的缘分。徐迟虽然以报告文学闻名于世，但他还是一位诗人、一位优秀的翻译家。很长时间内徐迟都在诗歌方面用力，阅读了大量西方現代派的诗歌，创作了许多具有现代派风格的诗歌。但是，徐迟一度感到诗这种精粹纤细、篇幅有限的文体形式不能承载复杂深广的社会内容，他不满意诗歌的吟风弄月，不满意诗歌沉溺在个人的生命感受和幻想中，不满意诗歌在现实面前的自闭和无能。他试图寻找一个更为开阔有力、通往现实世界的途径。报告文学这种特殊的文体让徐迟找到了那条诗歌无法通往的最佳路径，对自我的关注转向了他人和社会，转向推动民族生活文明进步的事物，转向时代的召唤。报告文学助力徐迟实现了自己记录国家民族的共同情绪、梦想的夙愿，实现了以文字介入现实、推进社会变革的追求。但诗歌的诗意、语言的精美却成就了《哥德巴赫猜想》的文学性和可读性，使得对艰深的让人望而生畏的数学问题的描写富有诗意和感染力。“何等动人的一页又一页篇页！这些是人类思维的花朵。这些是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抽象思维的牡丹。”“多少次坚冰封山，多少次雪崩掩埋！”但“他只知攀登，在千仞深渊之上；他只管攀登，在无限风光之间。一张又一张的运算稿纸，像漫天大雪似的飞舞，铺满了大地。数字、符号、引理、公式、逻辑、推理，积在楼板上，有三尺深，忽然化为膝下群山，雪莲万千”。《哥德巴赫猜想》在文学性上是成功的，而它的科学性和真实性也得力于徐迟的钻研精神。写作《哥德巴赫猜想》的时候， 徐迟不仅和陈景润同吃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近距离地区感受和理解这位科学家，还专门读了很多数学书籍和论文，他撰写其他报告文学时也都会对所涉及的相应学科，如地质学、植物学等做深入研究，以确保对科学问题的阐述是正确、到位的。
《哥德巴赫猜想》无论是在直面现实和问题、勇于与时代同频共振、作家的使命感和对社会生活的洞察力，还是在追求新闻性和文学性、真实性和艺术表现力的完美统一等方面，都堪称中国报告文学的典范之作。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变革需要像《哥德巴赫猜想》这样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去追踪、分析和深入的评判，需要报告文学这一具有广泛实用性的文体参与中国故事的讲述，助力中华民族的发展，影响人们的认知和感受，为历史留下珍贵的文学记录。
（作者系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