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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谷梁传》中说“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举凡是尊者、贤者、亲者的耻辱、过失、不足，都最好少说，对那些有失三者体面的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孔子在《论语》中有过相同的倡导，他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一种应该获得尊重的情感，应加以尊重。于是乎，中国就形成了为贤者讳的传统，甚至到了有些可笑的程度。
比如，为了为贤者讳，甚至连贤者的名字都成为忌讳的对象。人们所熟知的田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故事；把孔子的“丘”字念成“区”的故事；司马迁把《史记》中所有讳其父的“谈”字都去掉了的故事。诸如此类，讳得可笑。连名字都讳，所谓贤者的“耻”“过”“疾”，就更不在话下了。此风迁延，至今不绝。近读丁东主编的《先生之风》一书，仍有斑迹可寻。
《先生之风》，大多篇目是学生追念师长的。对于学生来说，师长自然为尊为贤，通讀全篇，为尊者、贤者讳的情感弥漫，很难发现学生眼中的师长有何“耻”“过”“疾”。从真实情感上，这倒也可以让人理解。可是，有的师长的“耻”“过”“疾”，已为学术圈内所知，或者师长本人并不讳，而学生仍为其讳，就有些说不过去了。譬如书中两位学生对著名史学家邓广铭、周一良先生的“讳”。
邓、周两位先生都是史学大家。20多年前，我在历史系就读中国古代史以及后来在这个领域吃饭那几年，对两位先生心中敬仰得无以复加。因导师之间相熟的缘故，还有幸数次见到过两位先生，也隐约知道，两位先生在“文革”中“有点事”。后来，在两位先生的回忆中，也不讳言“那点事”。
就邓先生而言，“文革”中，在“儒法斗争”的高潮中，修订出版旧作《王安石传》，增加了“儒法斗争”立意，自觉不自觉地配合了一回“四人帮”的“反党”行为。后来邓先生说：“老实说，我在文革中没有吃过太大的苦头，我的原则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就一良先生而言，“文革”中“梁效”（北大、清华“两校”写作组）甚嚣尘上之际，周先生因此被调入“梁效”，担任顾问之类的职务。周先生在回忆录《毕竟是书生》中，坦言地讲到了当年的境况。
说起来，在“文革”泥沙俱下的荒谬年代，两位先生这点事还真不是什么事。无论是邓还周，后来说起来，不讳言，自然含着对历史的反思，也是对当年大背景下行为的某种自责。但是，在本书中，先生的两位弟子却对先生都不讳言的事情，喋喋不休地替先生辩解。
邓先生的学生说：要求邓先生不做那点事，是“人们对于他们有一种不近情理近乎苛求的道德要求，那根本是圣人的标准”。周先生的学生说：我觉得一良先生也没有什么需要愧疚的。不就是怀着远远超出一般知识分子的“原罪感”，被人利用做了“驯服工具”吗？调入“梁效”难道不是至高无上的“组织”的决定？在“梁效”充当“顾问”难道不是为伟大领袖服务？
比如，为了为贤者讳，甚至连贤者的名字都成为忌讳的对象。人们所熟知的田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故事；把孔子的“丘”字念成“区”的故事；司马迁把《史记》中所有讳其父的“谈”字都去掉了的故事。诸如此类，讳得可笑。连名字都讳，所谓贤者的“耻”“过”“疾”，就更不在话下了。此风迁延，至今不绝。近读丁东主编的《先生之风》一书，仍有斑迹可寻。
《先生之风》，大多篇目是学生追念师长的。对于学生来说，师长自然为尊为贤，通讀全篇，为尊者、贤者讳的情感弥漫，很难发现学生眼中的师长有何“耻”“过”“疾”。从真实情感上，这倒也可以让人理解。可是，有的师长的“耻”“过”“疾”，已为学术圈内所知，或者师长本人并不讳，而学生仍为其讳，就有些说不过去了。譬如书中两位学生对著名史学家邓广铭、周一良先生的“讳”。
邓、周两位先生都是史学大家。20多年前，我在历史系就读中国古代史以及后来在这个领域吃饭那几年，对两位先生心中敬仰得无以复加。因导师之间相熟的缘故，还有幸数次见到过两位先生，也隐约知道，两位先生在“文革”中“有点事”。后来，在两位先生的回忆中，也不讳言“那点事”。
就邓先生而言，“文革”中，在“儒法斗争”的高潮中，修订出版旧作《王安石传》，增加了“儒法斗争”立意，自觉不自觉地配合了一回“四人帮”的“反党”行为。后来邓先生说：“老实说，我在文革中没有吃过太大的苦头，我的原则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就一良先生而言，“文革”中“梁效”（北大、清华“两校”写作组）甚嚣尘上之际，周先生因此被调入“梁效”，担任顾问之类的职务。周先生在回忆录《毕竟是书生》中，坦言地讲到了当年的境况。
说起来，在“文革”泥沙俱下的荒谬年代，两位先生这点事还真不是什么事。无论是邓还周，后来说起来，不讳言，自然含着对历史的反思，也是对当年大背景下行为的某种自责。但是，在本书中，先生的两位弟子却对先生都不讳言的事情，喋喋不休地替先生辩解。
邓先生的学生说：要求邓先生不做那点事，是“人们对于他们有一种不近情理近乎苛求的道德要求，那根本是圣人的标准”。周先生的学生说：我觉得一良先生也没有什么需要愧疚的。不就是怀着远远超出一般知识分子的“原罪感”，被人利用做了“驯服工具”吗？调入“梁效”难道不是至高无上的“组织”的决定？在“梁效”充当“顾问”难道不是为伟大领袖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