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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欧化”是鲁迅白话文小说现代性言说的有效路径。“欧化”增加了鲁迅小说词汇的多样性、概念的科学性与系统性，提高了小说语言的精密度，启发了小说语言的灵活性，其负面效应在于造成一定程度的晦涩难懂。
关键词：欧化 鲁迅 白话文 现代性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建立在语言现代化的基础之上。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为白话文运动理论建设之功臣，他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白话文写作的“八事”，然而真正将这“八事”付诸实践，取得白话文创作实绩的却是诗人鲁迅。这位思想的巨人，欣喜地挥舞起手中的笔，古语、外省语、外国语，一切可能为我所用的语言，悉皆收纳。这一股股新鲜的血液，注入到中国文学之中，使得鲁迅的白话文小说从一出手就代表了高水准，并具备了现代特质。经此，中国文学的书面语由文言转为白话的形式。这其中，“欧化”何以成为鲁迅白话文小说现代性言说的一条路径，它对鲁迅小说语言究竟产生了怎样的效用，值得深思。本文以《呐喊》为例探讨这一问题。
一 欧化：鲁迅白话文小说现代性言说的必由路径
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认为：“语言以其根部各种很细的纤维与人民精神连接在一起，人民的精神特点和语言的结构深深地相互渗透。”欧化之所以成为鲁迅白话文小说现代性言说的路径之一，是由“五四”时期精英知识分子对于世界和中国社会现实的普遍认知以及鲁迅小说创作启蒙主义的出发点所决定的。
一方面，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一种语言的强盛与衰颓直接关涉该种语言所反映的思维方式先进与否。“五四”时期，当中西文化发生激烈碰撞与交汇之时，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特别是有过西学背景的文化人，基于他们对世界和中国社会现状的认知，深深地体味到了中国的极度落后。自然科学知识的匮乏，民主自由思想的空白，逻辑理性精神的缺失，封建蒙昧主义的盛行，这些都使古老的汉语在语言接触中处于弱势。在语言接触中，弱势语言向强势语言靠拢和学习是一种规律。因而，“欧化”是20世纪初汉语书面语现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普遍趋势。
另一方面，鲁迅文学创作的根本出发点在于启蒙主义，启迪民众，破除蒙昧，“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本着这样的宗旨，鲁迅白话文小说也必然以“欧化”作为思想现代化的路径。诚如朱自清所言，把欧化“称为现代化也许更确切些”，20世纪初汉语的欧化，其实质是从思想到语言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部分。鲁迅的启蒙主义主旨必然要求寻找更通俗、明白、新鲜、缜密的言说方式，欧化便成为历史契机造就的一种可能，同时欧化也是将中国置身于世界图景下进行重新认识的最好途径。
二 “欧化”对鲁迅白话文小说语言现代性的激活
1 “欧化”词汇增加了小说词汇的多样性、概念的科学性与系统性
欧化词汇丰富了小说词汇的类别。鲁迅小说中词汇的“欧化”主要表现为外来词的吸收与改造，包括字母词的应用，词缀与类词缀的使用。
外来词包括音译的人名、地名、事物名，扩大了小说反映世界的内容量。鲁迅小说中使用了大量的字母词，纯字母词较少，多为字母汉字混合词，鲁迅用词缀“阿”+字母“Q”创造的字母词“阿Q”用以指称小说的主人公，有一种中西合璧式的诙谐效果，成为现代文学独树一帜的人物代号。现代汉语中典型的欧化前缀“老”、“阿”、后缀“们”，在鲁迅的小说里都已广泛地运用，如：阿Quei、老Q、小D、闲人们、绅士们、老拱们等。“们”这个后缀不仅引进了西文复数的概念，还有类化的作用。此外“党”、“家”、“式”、“性”、“者”这些类词缀在小说中也都参与了新词的构造，如：“革命党”、“好事家”、“圆规式”、“奴隶性”、“听讲者”。
大量从西方传入的词汇将科学和民主的新思想、新方法、新理念引入到鲁迅小说中，涵盖了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鲁迅小说词义体系呈现出异质的新鲜感。同时伴随着“社会、革命、思想、主义、经济、自由、平等”这些外来词而来的是一整套完备的概念术语，有着明确的内涵与外延，能够避免文言与旧白话词汇表义的模糊性，使小说词汇更具科学性与系统性，具备了现代特质。
2 “欧化”句法增加了鲁迅小说语言的精密度
汉语重意合，语言中的逻辑关系往往不甚明了。“欧化”句法则重形合，各种句法关系和语法意义都在语言的形态上有明显的标记，因而增加了语言的明晰度和逻辑性。鲁迅认为：“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外国的句法比较的难懂……但补这缺点的是精密。”
鲁迅小说“欧化”句法的嵌入首先表现为连接词、助词“的”的频繁使用。汉语中关联词语原本就很丰富，但古代文人历来推崇“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意境，往往惜墨如金，句意靠读者由上下文气来领会，因而关联词语使用频率较低。在鲁迅的现代白话文小说中，学习西语语段、语篇显性衔接的手段，许多复句复杂而曲折的语义层次关系都依靠关联词语来揭示。例如，他自从发现了这一句平凡的警句以后，“虽然”引起了不少的新感慨，同时“却”也得到许多新慰安。譬如看见老辈威压青年，在先是要愤愤的，“但”现在“却”就转念道，将来这少年有了儿孙时，大抵“也”要摆这架子的罢，“便”再没有什么不平了。“又”如看见兵士打车夫，在先也要愤愤的，“但”现在也就转念道，“倘使”这车夫当了兵，这兵拉了车，大抵也“就”这么打，“便”再也不放在心上了。他这样想着的时候，有时也疑心是“因为”自己没有和恶社会奋斗的勇气，“所以”瞒心昧己的故意造出来的一条逃路，很近于“无是非之心”，远不如改正了好。“然而”这意见总反而在他脑里生长起来。（《端午节》）
此段中，关联词语“虽然……却（但）”、“倘使……就”、“因为……所以”的成对和交替使用使得原本隐含在句中的成分之间的关系得以明确，语义几承几转，层次却丝毫不乱，语篇得以连贯。
而助词“的”频繁使用于加长的定语、谓词为中心语的定中结构、包孕结构之中。加长的定语如“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谓词为中心语的定中结构如“宝儿的一呼吸”；包孕结构指的是内嵌句子或者谓词结构充当句子成分的长句。例如，“阿Q第三次抓出栅栏门的时候，便是举人老爷睡不着的那一夜的明天的上午了。”此句中内嵌“举人老爷睡不着”这个谓词结构作为长句中的一个定语。这几种复杂结构读起来比较拗口，但其叠加的效果正反映了思想的复杂程度，有利于小说进行更为细致的叙述描摹和严密的推理论断，使鲁迅小说叙事的格局突显出现代风格。 鲁迅小说“欧化”句法的嵌入也表现在超常语序的组合。汉语是一种分析型的语言，语序相对固定，而印欧语的语序则较为灵活。语序的改变能够突显作者的意图，更适应于现代小说丰富自由的表达。鲁迅小说中的超常语序包括状语后置，如“大家便散开在阿发家的豆田里”；从句后置，如因果关系复句中从句的倒置等；另外插入语的使用效果尤为明显，起到了突出强调、解释说明的作用，加强了语言的精密度。例如，“但他对于‘男女之大防’却历来非常严；也很有排斥异端——如小尼姑及假洋鬼子之类——的正气。”
此句中两个破折号之间插入一个从句，补充说明“异端”所指的对象，使词义的所指明确。这在古代汉语的句法中是没有出现过的。
鲁迅小说“欧化”句法的嵌入还表现在共用成分的增多。或是多个动词共用一个宾语，或是多个助动词共用一个动词；或为多个状语共用一个中心词，或为多个形容词共用一个修饰语。将并列的多个词语共用于同一个句式中适应了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同时又满足了鲁迅小说细致描摩刻画人物、场景、事件的现代性要求。例如：“这使赵太爷很失望，气愤而且担心，至于停止了打呵欠。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
前一句中“失望”、“气愤”、“担心”共用一个程度副词“很”来修饰，表现出赵太爷复杂的心理状态；后一句为谓词性的定中结构，“冷笑”、“恶骂”、“迫害”共用一个定语“社会”，程度愈演愈烈，表现出社会现实的残酷性。
3 “欧化”词法启发了鲁迅小说语言的灵活性
西文词法以丰富的形态变化为主要特征，每一种形态代表了一种时或体或态的语法范畴，彼此不会混淆。汉语则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主要依赖虚词和语序作为语法手段。由于语言接触的影响，鲁迅小说中的词法运用受“欧化”词法的启发，灵活多变，激活了古代汉语“词类活用”的语法现象。
“原来你家小栓碰到了这样的好运气了。”
“老栓，就是运气了你！你运气，要不是我信息灵……”
这两句中的“运气”，第一句是典型的名词用法。第二句中第一个“运气”是名词用作及物动词，带宾语，有使动意味；第二个“运气”则为名词用作形容词，相当于“走运”。“运气”的三种不同词类用法显示了鲁迅作为语言大师遣词造句的不凡手笔。其他还有名词用作动词；形容词用作动词，鲁迅还创造性地将象声词“嚓”用作动词表示砍（头），增强了小说语言的形象色彩。
鲁迅小说另一个重要的词法变异现象是不及物动词、动宾式离合词带宾语。例如，“叹息他的景况”、“投降革命党”等，这也是欧化词法影响的连带效应。
三 “欧化”影响鲁迅白话文小说语言之思考
从翻译上的“硬译”主张到文学语言上的革新，鲁迅是一位“欧化”的有力倡导者。总体上来看，“欧化”作为鲁迅白话文小说现代性言说的一条路径，对鲁迅小说语言的现代性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完善了鲁迅小说语言词汇与句法的面貌和格局，丰富了结构的表现力，延展了小说逻辑层次及语义的精密度，从而有效地表达了启蒙者深邃的精神与情感体验。
尽管如此，欧化也给鲁迅小说的语言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有些欧化句式结构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不通顺，令语义缠绕难懂。在鲁迅小说中常见一些超常搭配，这些搭配加上欧化的结构使得句法结构更为复杂，语义也更加晦涩。例如，“怕比虫子的惭愧猴子，还差得很远很远。”此句中“惭愧”是形容词活用为动词，“惭愧猴子”这个超常搭配相当于一个谓词结构，“虫子的惭愧猴子”相当于一个以谓词为中心语的定中结构。这个句式的确增加了理解的难度，有违于现代性言说“明白”、“通俗”的要求。连茅盾在评价《呐喊》时都用“冷峻的句子”，“挺峭的文调”，“含蓄半吐的意义”来形容，可见鲁迅“欧化”的白话在当时能让普通大众读懂进而启迪民智的终极目标还有较大的距离。
四 结语
“欧化”是“五四”时期文学语言革新的一个重要现象，它与鲁迅白话文小说现代性言说的要求浑然契合。鲁迅自《呐喊》开启的现代文坛“欧化”之风是中国文学寻找自身书面语言形式的实验，具有开拓性质。“欧化”不仅促进了东西方两种语言和思维方式的交融，纠正了知识的偏狭，打开了思想的通路，而且让古老的汉语释放出了青春的活性。诚然，“集体惰性对一切语言创新的抗拒”是不可避免的，“欧化”在实验的过程中遭到了许多诟病与嘲讽，它也确实存在若干问题，但它仍然不失为20世纪初白话文运动中的有益尝试。
参考文献：
[1] 涂纪亮：《现代欧洲大陆语言哲学：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2] 姜义华：《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
[3]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4] 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5] 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陈静，扬州大学文学院2012级在读博士生，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关键词：欧化 鲁迅 白话文 现代性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建立在语言现代化的基础之上。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为白话文运动理论建设之功臣，他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白话文写作的“八事”，然而真正将这“八事”付诸实践，取得白话文创作实绩的却是诗人鲁迅。这位思想的巨人，欣喜地挥舞起手中的笔，古语、外省语、外国语，一切可能为我所用的语言，悉皆收纳。这一股股新鲜的血液，注入到中国文学之中，使得鲁迅的白话文小说从一出手就代表了高水准，并具备了现代特质。经此，中国文学的书面语由文言转为白话的形式。这其中，“欧化”何以成为鲁迅白话文小说现代性言说的一条路径，它对鲁迅小说语言究竟产生了怎样的效用，值得深思。本文以《呐喊》为例探讨这一问题。
一 欧化：鲁迅白话文小说现代性言说的必由路径
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认为：“语言以其根部各种很细的纤维与人民精神连接在一起，人民的精神特点和语言的结构深深地相互渗透。”欧化之所以成为鲁迅白话文小说现代性言说的路径之一，是由“五四”时期精英知识分子对于世界和中国社会现实的普遍认知以及鲁迅小说创作启蒙主义的出发点所决定的。
一方面，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一种语言的强盛与衰颓直接关涉该种语言所反映的思维方式先进与否。“五四”时期，当中西文化发生激烈碰撞与交汇之时，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特别是有过西学背景的文化人，基于他们对世界和中国社会现状的认知，深深地体味到了中国的极度落后。自然科学知识的匮乏，民主自由思想的空白，逻辑理性精神的缺失，封建蒙昧主义的盛行，这些都使古老的汉语在语言接触中处于弱势。在语言接触中，弱势语言向强势语言靠拢和学习是一种规律。因而，“欧化”是20世纪初汉语书面语现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普遍趋势。
另一方面，鲁迅文学创作的根本出发点在于启蒙主义，启迪民众，破除蒙昧，“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本着这样的宗旨，鲁迅白话文小说也必然以“欧化”作为思想现代化的路径。诚如朱自清所言，把欧化“称为现代化也许更确切些”，20世纪初汉语的欧化，其实质是从思想到语言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部分。鲁迅的启蒙主义主旨必然要求寻找更通俗、明白、新鲜、缜密的言说方式，欧化便成为历史契机造就的一种可能，同时欧化也是将中国置身于世界图景下进行重新认识的最好途径。
二 “欧化”对鲁迅白话文小说语言现代性的激活
1 “欧化”词汇增加了小说词汇的多样性、概念的科学性与系统性
欧化词汇丰富了小说词汇的类别。鲁迅小说中词汇的“欧化”主要表现为外来词的吸收与改造，包括字母词的应用，词缀与类词缀的使用。
外来词包括音译的人名、地名、事物名，扩大了小说反映世界的内容量。鲁迅小说中使用了大量的字母词，纯字母词较少，多为字母汉字混合词，鲁迅用词缀“阿”+字母“Q”创造的字母词“阿Q”用以指称小说的主人公，有一种中西合璧式的诙谐效果，成为现代文学独树一帜的人物代号。现代汉语中典型的欧化前缀“老”、“阿”、后缀“们”，在鲁迅的小说里都已广泛地运用，如：阿Quei、老Q、小D、闲人们、绅士们、老拱们等。“们”这个后缀不仅引进了西文复数的概念，还有类化的作用。此外“党”、“家”、“式”、“性”、“者”这些类词缀在小说中也都参与了新词的构造，如：“革命党”、“好事家”、“圆规式”、“奴隶性”、“听讲者”。
大量从西方传入的词汇将科学和民主的新思想、新方法、新理念引入到鲁迅小说中，涵盖了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鲁迅小说词义体系呈现出异质的新鲜感。同时伴随着“社会、革命、思想、主义、经济、自由、平等”这些外来词而来的是一整套完备的概念术语，有着明确的内涵与外延，能够避免文言与旧白话词汇表义的模糊性，使小说词汇更具科学性与系统性，具备了现代特质。
2 “欧化”句法增加了鲁迅小说语言的精密度
汉语重意合，语言中的逻辑关系往往不甚明了。“欧化”句法则重形合，各种句法关系和语法意义都在语言的形态上有明显的标记，因而增加了语言的明晰度和逻辑性。鲁迅认为：“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外国的句法比较的难懂……但补这缺点的是精密。”
鲁迅小说“欧化”句法的嵌入首先表现为连接词、助词“的”的频繁使用。汉语中关联词语原本就很丰富，但古代文人历来推崇“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意境，往往惜墨如金，句意靠读者由上下文气来领会，因而关联词语使用频率较低。在鲁迅的现代白话文小说中，学习西语语段、语篇显性衔接的手段，许多复句复杂而曲折的语义层次关系都依靠关联词语来揭示。例如，他自从发现了这一句平凡的警句以后，“虽然”引起了不少的新感慨，同时“却”也得到许多新慰安。譬如看见老辈威压青年，在先是要愤愤的，“但”现在“却”就转念道，将来这少年有了儿孙时，大抵“也”要摆这架子的罢，“便”再没有什么不平了。“又”如看见兵士打车夫，在先也要愤愤的，“但”现在也就转念道，“倘使”这车夫当了兵，这兵拉了车，大抵也“就”这么打，“便”再也不放在心上了。他这样想着的时候，有时也疑心是“因为”自己没有和恶社会奋斗的勇气，“所以”瞒心昧己的故意造出来的一条逃路，很近于“无是非之心”，远不如改正了好。“然而”这意见总反而在他脑里生长起来。（《端午节》）
此段中，关联词语“虽然……却（但）”、“倘使……就”、“因为……所以”的成对和交替使用使得原本隐含在句中的成分之间的关系得以明确，语义几承几转，层次却丝毫不乱，语篇得以连贯。
而助词“的”频繁使用于加长的定语、谓词为中心语的定中结构、包孕结构之中。加长的定语如“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谓词为中心语的定中结构如“宝儿的一呼吸”；包孕结构指的是内嵌句子或者谓词结构充当句子成分的长句。例如，“阿Q第三次抓出栅栏门的时候，便是举人老爷睡不着的那一夜的明天的上午了。”此句中内嵌“举人老爷睡不着”这个谓词结构作为长句中的一个定语。这几种复杂结构读起来比较拗口，但其叠加的效果正反映了思想的复杂程度，有利于小说进行更为细致的叙述描摹和严密的推理论断，使鲁迅小说叙事的格局突显出现代风格。 鲁迅小说“欧化”句法的嵌入也表现在超常语序的组合。汉语是一种分析型的语言，语序相对固定，而印欧语的语序则较为灵活。语序的改变能够突显作者的意图，更适应于现代小说丰富自由的表达。鲁迅小说中的超常语序包括状语后置，如“大家便散开在阿发家的豆田里”；从句后置，如因果关系复句中从句的倒置等；另外插入语的使用效果尤为明显，起到了突出强调、解释说明的作用，加强了语言的精密度。例如，“但他对于‘男女之大防’却历来非常严；也很有排斥异端——如小尼姑及假洋鬼子之类——的正气。”
此句中两个破折号之间插入一个从句，补充说明“异端”所指的对象，使词义的所指明确。这在古代汉语的句法中是没有出现过的。
鲁迅小说“欧化”句法的嵌入还表现在共用成分的增多。或是多个动词共用一个宾语，或是多个助动词共用一个动词；或为多个状语共用一个中心词，或为多个形容词共用一个修饰语。将并列的多个词语共用于同一个句式中适应了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同时又满足了鲁迅小说细致描摩刻画人物、场景、事件的现代性要求。例如：“这使赵太爷很失望，气愤而且担心，至于停止了打呵欠。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
前一句中“失望”、“气愤”、“担心”共用一个程度副词“很”来修饰，表现出赵太爷复杂的心理状态；后一句为谓词性的定中结构，“冷笑”、“恶骂”、“迫害”共用一个定语“社会”，程度愈演愈烈，表现出社会现实的残酷性。
3 “欧化”词法启发了鲁迅小说语言的灵活性
西文词法以丰富的形态变化为主要特征，每一种形态代表了一种时或体或态的语法范畴，彼此不会混淆。汉语则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主要依赖虚词和语序作为语法手段。由于语言接触的影响，鲁迅小说中的词法运用受“欧化”词法的启发，灵活多变，激活了古代汉语“词类活用”的语法现象。
“原来你家小栓碰到了这样的好运气了。”
“老栓，就是运气了你！你运气，要不是我信息灵……”
这两句中的“运气”，第一句是典型的名词用法。第二句中第一个“运气”是名词用作及物动词，带宾语，有使动意味；第二个“运气”则为名词用作形容词，相当于“走运”。“运气”的三种不同词类用法显示了鲁迅作为语言大师遣词造句的不凡手笔。其他还有名词用作动词；形容词用作动词，鲁迅还创造性地将象声词“嚓”用作动词表示砍（头），增强了小说语言的形象色彩。
鲁迅小说另一个重要的词法变异现象是不及物动词、动宾式离合词带宾语。例如，“叹息他的景况”、“投降革命党”等，这也是欧化词法影响的连带效应。
三 “欧化”影响鲁迅白话文小说语言之思考
从翻译上的“硬译”主张到文学语言上的革新，鲁迅是一位“欧化”的有力倡导者。总体上来看，“欧化”作为鲁迅白话文小说现代性言说的一条路径，对鲁迅小说语言的现代性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完善了鲁迅小说语言词汇与句法的面貌和格局，丰富了结构的表现力，延展了小说逻辑层次及语义的精密度，从而有效地表达了启蒙者深邃的精神与情感体验。
尽管如此，欧化也给鲁迅小说的语言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有些欧化句式结构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不通顺，令语义缠绕难懂。在鲁迅小说中常见一些超常搭配，这些搭配加上欧化的结构使得句法结构更为复杂，语义也更加晦涩。例如，“怕比虫子的惭愧猴子，还差得很远很远。”此句中“惭愧”是形容词活用为动词，“惭愧猴子”这个超常搭配相当于一个谓词结构，“虫子的惭愧猴子”相当于一个以谓词为中心语的定中结构。这个句式的确增加了理解的难度，有违于现代性言说“明白”、“通俗”的要求。连茅盾在评价《呐喊》时都用“冷峻的句子”，“挺峭的文调”，“含蓄半吐的意义”来形容，可见鲁迅“欧化”的白话在当时能让普通大众读懂进而启迪民智的终极目标还有较大的距离。
四 结语
“欧化”是“五四”时期文学语言革新的一个重要现象，它与鲁迅白话文小说现代性言说的要求浑然契合。鲁迅自《呐喊》开启的现代文坛“欧化”之风是中国文学寻找自身书面语言形式的实验，具有开拓性质。“欧化”不仅促进了东西方两种语言和思维方式的交融，纠正了知识的偏狭，打开了思想的通路，而且让古老的汉语释放出了青春的活性。诚然，“集体惰性对一切语言创新的抗拒”是不可避免的，“欧化”在实验的过程中遭到了许多诟病与嘲讽，它也确实存在若干问题，但它仍然不失为20世纪初白话文运动中的有益尝试。
参考文献：
[1] 涂纪亮：《现代欧洲大陆语言哲学：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2] 姜义华：《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
[3]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4] 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5] 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陈静，扬州大学文学院2012级在读博士生，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