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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一次，我到成都西西弗书店去领《华西都市报》和封面新闻给我颁的“名人堂·2017年度作家”奖，去那个书店要穿越热闹的春熙路。当我穿过美人、美食、美店等诸多繁华的场景，然后抵达书店——一个清凉世界，像人间的仙境——的确不易。我感觉我是穿过纷繁的人世抵达那个天堂的。那是一个象征。既是文学本身的，也是我们每个个体的。西西弗是古希腊的一个神话。在古希腊神话里，西西弗得罪了诸神，诸神罚他将巨石推到山顶。然而，每当他用尽全力，将巨石推近山顶时，巨石就会从山上滚到山底。西西弗只好重新推巨石上山，日复一日，陷入了永无止息的苦役。法国作家、“存在主义”文学大师阿尔贝·加缪以此写了一篇文章《西西弗的神话》，在加缪的笔下，西西弗是一位荒诞的英雄。西西弗拥有巨大的精神力量，他是一个注定要与失败的命运抗争的人。他清楚地知道，无数次的胜利其实是无数次的失败，但这只激起了他内心对命运的轻蔑，“没有轻蔑克服不了的命运”，他的行动就是要带着这种破裂去生活，就是对荒谬的反抗。我们制造精神产品（如果算是）——就是企图把我们破裂的生活缝补起来。在那个时刻，在成都春熙路群光广场地下二层西西弗书店的那个点上，希腊的神话、法国的加缪、西西弗式的荒谬，汇聚成了一个闪烁着光芒的时刻。那令我无比激动。它使我深知，文学其实就是由这种象征或者隐喻组成的。
但即使在如此珠光宝气的街区，我们稍一留心，就会发现仍有荒凉。甚至可以说，荒凉无处不在。他不仅存在于我们眼目所能看见的地方，更多地存在于人心之中。展示人世内心的荒凉地带，正是文学的使命之一。
我的一些小说反映的正是这样一个地带。这不仅是故事发生场域的荒凉，还有其中的时代、其中的人和人性的某些部分。
我一直在边地写作，处于文学的边缘，没人关注，很少有可交流之人。这是一种我自认为很好的状态。记得2006年，《八千湘女上天山》出版后，我在接受一位诗人的访谈时，就说过一句话：“我站在表达的中心。”一个作家首都的建立，就在他表达的那一刻。我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也就不会有《白山》。我自认为这是一部尽可能摒弃了功利因素写作的作品，历经波折，却绝对值得。
很多年来，我都处于一种隐居的状态。作者永远位于写作、位于作品之后。站在作品后面，作家与作品的关系就是这样。如果遇到的读者说，“哦，你原来是某某作品的作者”，这应是最大的褒奖。作家是为读者写作的，读者才是作品最好的评判者。作家是用自己的作品与读者对话、交谈，也是因为读者，作家和他创作的作品才有了存在的理由。所以，作家要相信读者，不能去迎合，不能降低读者的趣味。但有大量的文字试图把读者的品位引向低俗，所以真正的、有良知的写作者，有时候必须成为战士，也即“文人与战士的同体”，来抵御那样的文字。
一个作家倾其一生，可能就是在做一件事。那就是试图认识我生活的这个世界，特别是其中与我的父辈、还可能与我的后辈有关的那一部分——因为这涉及他们的未来。也许作家的所有作品都是在写自传，写家族史。比如我的拙作《白山》里就有我自身的影子。不仅凌五斗、柳文东、凌老四，甚至其他的人身上都有。因为我想通过自身或家族的经历，来反映我们身处的时代。
我是一个笨拙的写作者，不知投机取巧，没有多少文学才华，加之在大巴山区的山乡长大，没有接受过什么文学的养分，直到二十来岁，我对文学的认识和了解还是极其肤浅的。但我在文学写作上是“一根筋”，很难向自己妥协。我是个一条道走到黑的人，不上长城非好汉，不到黄河心不死，很多时候我会因此把自己逼到背水一战的境地。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无论身处何地，我想得最多的是“文学”。好在文学是可以通过自我教育来提高的。我学习的方式一是读书，二是旅行。负书而行是我的习惯。只要带着书，就可以把任何旅途走完，只要能够去行走，心里就对人生有底。所以我从军艺文学系毕业后，回到了我当兵服役的新疆，并去了帕米尔边防。我走遍了帕米尔高原的每一条山谷。在那里，我读到了中世纪波斯诗人萨迪的一句话，他说，假设一个人能活90岁，他应该用30年来生活，30年来旅行，用最后30年来写作。我深受启发，1998年，我利用去边境采访的机会，走遍了西北近八千公里边防一线——对自己喜爱的地方，之后又多次前往——这包括白哈巴、阿拉山口、波马、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脉腹地、阿里高原。2000年后，我利用到新疆生產建设兵团采访之机，去了兵团绝大多数农业师和垦区。其后，我又自费背包走遍了新疆腹地、云南、川西和藏北，生活和大地的教育使我受益匪浅，获得了大量的创作素材，同时，也提高了我对生活的理解、对人的生存境况的了解、对一个边远地区的认识，从而拥有了一个自己的文学场域。还有一点，它使我能背对文坛，无缘文学的热闹与喧嚣，使我相信“墨水的诚实甚于热血”（布罗茨基）。所谓“墨水的诚实”也就是你所认识到的生活的本质。至此，我才觉得自己有了成为一个写作者的最基本的条件。
对一些人来说，文学可能就是这个世界的点缀，或是一种尚可利用的工具，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文学大于一切。所以，我理解的文学是超越职业的，是为普通人写的史诗，是人类的秘史，是一项严肃的精神生产活动。既然如此，不管自己的写作能达到什么程度，写作的标杆必须是经典、优秀文学这个背景。因此，我理解的文学，是曹雪芹的《红楼梦》、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肖霍洛夫的《静静的顿河》、诺曼梅勒《裸者与死者》那样的文学，而非其它。
我希望写出一部向上述作品致敬的文字。无论是我在帕米尔高原工作的三年多，还有多次到阿里和喀喇昆山采访、采风的经历，那些漫长的游历，我自身的阅读和文学教育，都是在为此做准备。有些东西的确是我的军旅体验，但其实是一个人——一个微小的生命个体对世界的感受。所以，并不代表我厕身某个行业，写的是与自己职业有关的生活，我写的就是自己的生活。因为我们要表达的生活只有高于其本身，揭示一种生活的普遍性——比如说《白山》中关于谎言的寓言，才具有文学的意义。
一个小说家无论写哪个年代的作品，其实都是对现实的呼应。“个人的命运体现在千百万人身上，千百万人的命运集中在个人身上。”作家就是千百万人命运的承受者。
我是半个文人，一个士兵。其实，无论是作为文人也好，士兵也罢，二者在我身上已为一体。我会更珍惜笔下“诚实的墨水”，不去浪费一滴。
2018.5.31
但即使在如此珠光宝气的街区，我们稍一留心，就会发现仍有荒凉。甚至可以说，荒凉无处不在。他不仅存在于我们眼目所能看见的地方，更多地存在于人心之中。展示人世内心的荒凉地带，正是文学的使命之一。
我的一些小说反映的正是这样一个地带。这不仅是故事发生场域的荒凉，还有其中的时代、其中的人和人性的某些部分。
我一直在边地写作，处于文学的边缘，没人关注，很少有可交流之人。这是一种我自认为很好的状态。记得2006年，《八千湘女上天山》出版后，我在接受一位诗人的访谈时，就说过一句话：“我站在表达的中心。”一个作家首都的建立，就在他表达的那一刻。我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也就不会有《白山》。我自认为这是一部尽可能摒弃了功利因素写作的作品，历经波折，却绝对值得。
很多年来，我都处于一种隐居的状态。作者永远位于写作、位于作品之后。站在作品后面，作家与作品的关系就是这样。如果遇到的读者说，“哦，你原来是某某作品的作者”，这应是最大的褒奖。作家是为读者写作的，读者才是作品最好的评判者。作家是用自己的作品与读者对话、交谈，也是因为读者，作家和他创作的作品才有了存在的理由。所以，作家要相信读者，不能去迎合，不能降低读者的趣味。但有大量的文字试图把读者的品位引向低俗，所以真正的、有良知的写作者，有时候必须成为战士，也即“文人与战士的同体”，来抵御那样的文字。
一个作家倾其一生，可能就是在做一件事。那就是试图认识我生活的这个世界，特别是其中与我的父辈、还可能与我的后辈有关的那一部分——因为这涉及他们的未来。也许作家的所有作品都是在写自传，写家族史。比如我的拙作《白山》里就有我自身的影子。不仅凌五斗、柳文东、凌老四，甚至其他的人身上都有。因为我想通过自身或家族的经历，来反映我们身处的时代。
我是一个笨拙的写作者，不知投机取巧，没有多少文学才华，加之在大巴山区的山乡长大，没有接受过什么文学的养分，直到二十来岁，我对文学的认识和了解还是极其肤浅的。但我在文学写作上是“一根筋”，很难向自己妥协。我是个一条道走到黑的人，不上长城非好汉，不到黄河心不死，很多时候我会因此把自己逼到背水一战的境地。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无论身处何地，我想得最多的是“文学”。好在文学是可以通过自我教育来提高的。我学习的方式一是读书，二是旅行。负书而行是我的习惯。只要带着书，就可以把任何旅途走完，只要能够去行走，心里就对人生有底。所以我从军艺文学系毕业后，回到了我当兵服役的新疆，并去了帕米尔边防。我走遍了帕米尔高原的每一条山谷。在那里，我读到了中世纪波斯诗人萨迪的一句话，他说，假设一个人能活90岁，他应该用30年来生活，30年来旅行，用最后30年来写作。我深受启发，1998年，我利用去边境采访的机会，走遍了西北近八千公里边防一线——对自己喜爱的地方，之后又多次前往——这包括白哈巴、阿拉山口、波马、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脉腹地、阿里高原。2000年后，我利用到新疆生產建设兵团采访之机，去了兵团绝大多数农业师和垦区。其后，我又自费背包走遍了新疆腹地、云南、川西和藏北，生活和大地的教育使我受益匪浅，获得了大量的创作素材，同时，也提高了我对生活的理解、对人的生存境况的了解、对一个边远地区的认识，从而拥有了一个自己的文学场域。还有一点，它使我能背对文坛，无缘文学的热闹与喧嚣，使我相信“墨水的诚实甚于热血”（布罗茨基）。所谓“墨水的诚实”也就是你所认识到的生活的本质。至此，我才觉得自己有了成为一个写作者的最基本的条件。
对一些人来说，文学可能就是这个世界的点缀，或是一种尚可利用的工具，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文学大于一切。所以，我理解的文学是超越职业的，是为普通人写的史诗，是人类的秘史，是一项严肃的精神生产活动。既然如此，不管自己的写作能达到什么程度，写作的标杆必须是经典、优秀文学这个背景。因此，我理解的文学，是曹雪芹的《红楼梦》、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肖霍洛夫的《静静的顿河》、诺曼梅勒《裸者与死者》那样的文学，而非其它。
我希望写出一部向上述作品致敬的文字。无论是我在帕米尔高原工作的三年多，还有多次到阿里和喀喇昆山采访、采风的经历，那些漫长的游历，我自身的阅读和文学教育，都是在为此做准备。有些东西的确是我的军旅体验，但其实是一个人——一个微小的生命个体对世界的感受。所以，并不代表我厕身某个行业，写的是与自己职业有关的生活，我写的就是自己的生活。因为我们要表达的生活只有高于其本身，揭示一种生活的普遍性——比如说《白山》中关于谎言的寓言，才具有文学的意义。
一个小说家无论写哪个年代的作品，其实都是对现实的呼应。“个人的命运体现在千百万人身上，千百万人的命运集中在个人身上。”作家就是千百万人命运的承受者。
我是半个文人，一个士兵。其实，无论是作为文人也好，士兵也罢，二者在我身上已为一体。我会更珍惜笔下“诚实的墨水”，不去浪费一滴。
2018.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