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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已故著名作家姚雪垠先生生前最后一位文字助手许建辉女士所著《姚雪垠传》，我想起了往昔曾与姚老通过信，那是在“文革”末期。如果把这过去近四十年的事写出来，或许可以让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学者了解一点姚老为人行事的某个侧面。而且，姚老在艰苦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间歇中的这点小事，不唯《姚雪垠传》所无，而且，二十二卷本的《姚雪垠书系》、《姚雪垠回忆录》中亦无，北京姚雪垠文学馆内也是阙如的。
“文革”后期，文禁局面有所松动，文艺政策有所调整。“文革”甫始即停刊的《长江文艺》杂志恢复，更名《湖北文艺》。原《长江文艺》小说组编辑索峰光（女）从“五七”干校回来，重操旧业。大约是1975年春天吧，她来黄石市办“短篇小说创作学习班”，指导修改某些作品以便在刊物发表。我去探望时，顺便谈到想尝试写点文史小品，但苦于无人指导。索老师很热心，说：“写比不写好，你写出来，我带回去给姚老看看，他知识渊博，让他提提意见。”姚老是原中国作协武汉分会驻会专业作家，编制在文联，与索峰光既是同事，又是邻居，同住汉口解放公园路省文联大院内。
黄石市有座西塞山，刘禹锡《西塞山怀古》：“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即在此咏吟。自古及今，有以为“铁锁沉江”之役在今黄石西塞山者。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蘅塘退士（孙洙，1719—1778年，乾隆十六年进士）所编选的《唐诗三百首》，“西塞山”下注：“《广舆记》：山在武昌府大冶县，孙策击黄祖于此。”这一注释使人产生误解，以为“铁锁沉江”之役在此。我读《晋书》时，对这一认知产生了怀疑，于是写成文字，文后留了地址，请索老师转呈。大概由于是同事，面子难却，姚老不仅读了我的粗劣文字，而且回复了长信。他支持我的怀疑，但指出我读《晋书》的不仔细之处。还告诉我，《晋书·王浚传》中“浚乃作大筏数十，亦方百余步。缚草为人，披甲执杖”这两句中，“亦”字是衍文；“杖”字应为“仗”（收到信后，查阅有关词典，方知“仗”字是古代兵器的总称）。姚老的支持与指导，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这篇小文，在“四人帮”被粉碎后，经傅璇琮先生之手，刊于1979年6月出版的《文史》第六辑上。
我抓住这一机遇，继续写信去讨教。这种问答式的通信一直持续到姚老应邀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驻社专心创作《李自成》时为止。
姚老使用的信封与当时风行的印有“最高指示”的不同，是颜色淡黄、印有花草的艺术信封。这大约是文人雅士审美意趣的一种体现吧？而且，似乎也有点“反潮流”的味道。信笺一律是稿纸，毛笔竖写，工整、娟秀的蝇头小楷，一字一格，一丝不苟，说是书法作品也不为过。在解我之惑时，姚老总是先将我信中的原话引出，然后针对着一一作答。当时，正值全国范围内“评《水浒》，批宋江”，各行各业，童叟青壮皆不能免。我就此请教。姚老复长信谈了自己的看法：“平方腊之役，宋朝的统帅是童贯，重要将领为刘延庆、辛兴宗、王渊等，韩世忠当时为王渊手下偏将。方腊被擒，是在主要战斗已经过去之后，战役进入尾声。”对于宋江参与擒方腊，姚老是这样看的：“至于宋江投降后是否参加此役，我是抱着‘存疑’的态度。《宣和遗事》作为史料，不可全信。也有的书上说平宋江是在平方腊之后。即使宋江果真参加了征方腊之役，他的兵力也是微不足道的。《水浒》作者为完成小说的主题思想，随意夸大了宋江的作用。”现在我们知道，“文革”中“评《水浒》，批宋江”是“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一环，是有非正常政治博弈背景的。这一点，不知姚老当时是否有预感。他在信中虽然谈的是学术，但也不可能丝毫不触及“时代精神”和“主流话语”。信中说：“目前批判《水浒》所宣扬的投降路线，而不是将《水浒》作全面学术分析”，委婉地表达了一种不满。这反映了姚老的直率和坦诚，对我这个从未谋面的青年读者毫不设防。而且，姚老虽然谈了不少意见，却谦虚地写道：“我对《宋史》不熟，对《水浒》没有作过研究，以上回答，略作参考。”
據《姚雪垠传》，知毛泽东对姚雪垠创作《李自成》的关照有两次。第一次是在1966年中共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毛主席对当时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说，《李自成》第一卷上册刚看完，写得不错，回去对武汉市委说，给他提供条件，让他把书写完。正是由于这把尚方宝剑，在“文革”初期“捣毁文艺黑线”的狂乱中，姚老未受皮肉之苦，虽然被抄家，被批斗，两万多张资料卡片却基本保存下来。随着“文革”的逶迤纵深进程，各种干扰袭来，《李自成》写不下去了。1975年10月19日，在中国青年出版社责任编辑江晓天先生的提示下，姚老写信给原中共武汉市委文教书记、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学部负责人的宋一平，内附有呈毛主席的信。信中诉说了写作中的种种干扰及困难，为了让毛主席了解自己的心愿，信最后是一首七律：
堪笑文通留《恨赋》，耻将意气化寒灰。
凝眸春日千潮涌，挥笔秋风万马来。
欲与云霞共驰骋，岂持酒杯退徘徊。
鲁阳时晚龙欲奋，弃杖成材亦壮哉！
这封信，宋一平请胡乔木转呈了毛主席。姚老终于有幸通了天。毛主席当时已是重病缠身，也许是最初读《李自成》第一卷印象还好，也许是以大诗家的心态为“弃杖成材亦壮哉”所触动，可怜文人不容易，遂在信上批曰：“印发政治局诸同志，我同意他写小说《李自成》二卷、三卷至五卷。”
毛泽东明知姚雪垠在1957年划为“右派分子”，又赞赏过姚文元批姚的文章，为什么两次关照《李自成》的创作呢？文学史家有这样的理解：“姚雪垠对于这一人物（以及高夫人等）和起义军的描写，明显地是以井冈山为根据地的农民武装作为参照。李自成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他的卓越的军事才能，他的严以责己、宽以待人，以及他的天命观和流寇思想等弱点；起义军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原因，军队与百姓之间的‘鱼水关系’，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对军队发展的重要性——所有这一切都来自于二十世纪工农红军的经验教训的总结。这是作者考察明朝末年那支起义军的思想基点”（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只是，这一“主题先行”的认知未必尽合《李自成》创作的初衷。据姚老《〈李自成〉创作余墨》说，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二十三岁时，在河南大学图书馆里就萌生了创作念头，且毕生一以贯之（《红旗》1978年第1期）。从接受美学的观点看，读者如对某部作品产生兴趣，那必定是这部作品的共鸣者、参与者、互动者。或许，《李自成》第一卷中李自成及其农民起义军在困境中奋力拼搏、矢志不渝的情节使毛泽东心头涌起对业已逝去的根据地生涯的回忆吧？不管怎么说，持第二把尚方宝剑的领导同志相继去省文联大院调研、落实批示。中国青年出版社为落实批示，邀请姚老赴北京驻社专心写作（《李自成》第一卷上、下册1963年由该社出版）。离开武汉前，姚老让省文联下到黄石市群艺馆协助工作的一位同志给我带口信，鼓励我努力学习并告之北京的地址。我按地址写了信。复信很快收到，仅一页纸，仍是毛笔小楷竖写。信中有“到京后谢绝交游，不见客，也极少写信”之语。所以，我不再写信请教，以免干扰传世巨著《李自成》的创作。 在新时期，姚老的境遇有了根本的改变。他写作激情迸发，《李自成》第二卷获“茅盾文学奖”，学术论文屡见报刊。他还担任了行政职务和社会职务，如湖北省文联主席、中国当代文学学会会长等。海外翻译他的作品也不少，如日文版《李自成》第一卷、日文版《叛旗》、法文版《长夜》等。全国统编教材的高中课本也选了《李自成》的章节作为课文，全国的高中语文教师都向学生介绍“著名作家姚雪垠”。一段时期里，媒体对他及其作品的宣传也多。他的声誉如日中天，真所谓“开会主席台，看戏前三排”、“电视有形、报纸有名、广播有声”。再后来，听说文学圈子里有人议论，认为《李自成》后几卷有些现代化，高夫人太高、红娘子太红、老神仙太神等，远不如第一卷。这就怪了。写第一卷时，姚老还处于戴了“右派”帽子的逆境。
写到这里，先插叙一段。1956年，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姚老写了篇《创作问题杂谈》，刊于1957年1月10日上海《文汇报》。不料，这篇文章被姚文元选中当了靶子。同年2月6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刊出《教条与原则（与姚雪垠先生讨论）》。此文在姚文元的发迹史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它使姚文元首次受到毛主席的青睐。毛主席读了姚文元的文章，问柯庆施有关作者的情况；柯不了解当时任上海《解放日报》编辑的姚文元，转问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后，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十天之后，即2月16日，毛主席在一次关于文艺的谈话中赞扬姚文元：“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我看是不错的。”后来，姚老被划为“右派”，应是首归姚文元之赐。姚文元为这篇棒打姚老而受毛泽东首肯的文章得意，在其论文集《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再版时更名《文艺思想论争集》）中，置于首篇，在棒打刘绍棠、秦兆阳、丁玲、冯雪峰、艾青、巴人、钱谷融等人的文章之前。
话再说回来。杜甫有言“文章憎命达”；欧阳修认为“穷者而后工”；陆游声称“天恐文人未尽才，常教零落在蒿莱”。困厄能激发才情，安逸则销蚀锐气。这难道是一种常态？我搞不懂，这大概属于创作心理学的研究范畴。
学术界也有人批评姚老訾议前贤。姚老评郭沫若的长文我找来读了（《文汇月刊》1980年一、二、三期连载之《评〈甲申三百年祭〉》）。的确，史料不够客观，且用语偏激。声誉过隆往往使人难以自持以致藐视群伦，志得意满时难免言行有失分寸。这可能也是人性的弱点之一吧。睿智严整如姚老，晚年不幸也未能脱却魔障。再后来，由于多种原因，文学风光不再，“花褪残红青杏小”，文学作品不再引起社会轰动，作家也不再引人关注，姚老从公众视野里渐渐淡出。八零后出生的，即使是文学青年，了解《李自成》及其作者的也不多了。但尽管如此，《李自成》的示范和標杆作用，评论家仍有定论：“写农民战争和农民领袖的，其代表作品应属姚雪垠的《李自成》，它获得了巨大成功，并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甚至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部作品，尤其是它的第一部，确实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是它的那种历史观的圆满体现”（雷达《关于历史小说中的历史观》，《文艺报》2003年10月21日）。
姚老逝世于1999年4月29日。5月3日，《人民日报》刊出《著名作家姚雪垠逝世》，云“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著名作家姚雪垠在北京复兴医院逝世，享年八十九岁”。后来打听到，姚老的骨灰于2000年11月18日安放在北京福田公墓。姚老的墓碑是什么样子的呢？一些中外著名作家的墓碑浮现出来：司汤达的自撰碑文是：“米兰人亨利哥·贝尔（司汤达原名）长眠于此。他曾经生存、写作、恋爱。”果戈理墓碑上刻着墓主的胸像。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墓碑上端雕刻墓主半身卧像，下端雕一顶军帽、一把马刀。海明威墓碑上的生前自撰词颇幽默：“恕我不起来啦！”石评梅在丈夫高君宇的墓碑上刻首小诗：“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超忽。”我想，以姚老的个性和艺术情趣，墓碑上断不会只是几个字。我请在京的一位友人代为凭吊。果不其然，友人复信说，墓碑前有汉白玉刻成的翻开书页、右边刻着姚老三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作书名，左边刻着姚老生前的《无题》诗：
试问迢遥路若何？丰碑数尽玉嵯峨。
低回红楼辞水寨，怅望青枫吊汨罗。
子美应夸诗律细，耐庵未必英雄多。
心随八月潮头壮，脆弱引弓射大波。
呜呼！风雨九原，云低雾重；弱水三千，阴阳阻隔。姚老身上体现的老辈学人嘉惠后学的认真态度和严谨作风，我永远铭记在心。姚老在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中，告诫我要“系统地啃一些基本著作，包括历史唯物主义经典作品和中国历史的必要作品”。由于生性愚钝，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加之条件有限，我始终未能做到，有负于姚老在近四十年前的殷殷教诲，无颜告慰姚老的在天之灵。
谨以此拉杂的文字纪念姚雪垠先生。
“文革”后期，文禁局面有所松动，文艺政策有所调整。“文革”甫始即停刊的《长江文艺》杂志恢复，更名《湖北文艺》。原《长江文艺》小说组编辑索峰光（女）从“五七”干校回来，重操旧业。大约是1975年春天吧，她来黄石市办“短篇小说创作学习班”，指导修改某些作品以便在刊物发表。我去探望时，顺便谈到想尝试写点文史小品，但苦于无人指导。索老师很热心，说：“写比不写好，你写出来，我带回去给姚老看看，他知识渊博，让他提提意见。”姚老是原中国作协武汉分会驻会专业作家，编制在文联，与索峰光既是同事，又是邻居，同住汉口解放公园路省文联大院内。
黄石市有座西塞山，刘禹锡《西塞山怀古》：“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即在此咏吟。自古及今，有以为“铁锁沉江”之役在今黄石西塞山者。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蘅塘退士（孙洙，1719—1778年，乾隆十六年进士）所编选的《唐诗三百首》，“西塞山”下注：“《广舆记》：山在武昌府大冶县，孙策击黄祖于此。”这一注释使人产生误解，以为“铁锁沉江”之役在此。我读《晋书》时，对这一认知产生了怀疑，于是写成文字，文后留了地址，请索老师转呈。大概由于是同事，面子难却，姚老不仅读了我的粗劣文字，而且回复了长信。他支持我的怀疑，但指出我读《晋书》的不仔细之处。还告诉我，《晋书·王浚传》中“浚乃作大筏数十，亦方百余步。缚草为人，披甲执杖”这两句中，“亦”字是衍文；“杖”字应为“仗”（收到信后，查阅有关词典，方知“仗”字是古代兵器的总称）。姚老的支持与指导，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这篇小文，在“四人帮”被粉碎后，经傅璇琮先生之手，刊于1979年6月出版的《文史》第六辑上。
我抓住这一机遇，继续写信去讨教。这种问答式的通信一直持续到姚老应邀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驻社专心创作《李自成》时为止。
姚老使用的信封与当时风行的印有“最高指示”的不同，是颜色淡黄、印有花草的艺术信封。这大约是文人雅士审美意趣的一种体现吧？而且，似乎也有点“反潮流”的味道。信笺一律是稿纸，毛笔竖写，工整、娟秀的蝇头小楷，一字一格，一丝不苟，说是书法作品也不为过。在解我之惑时，姚老总是先将我信中的原话引出，然后针对着一一作答。当时，正值全国范围内“评《水浒》，批宋江”，各行各业，童叟青壮皆不能免。我就此请教。姚老复长信谈了自己的看法：“平方腊之役，宋朝的统帅是童贯，重要将领为刘延庆、辛兴宗、王渊等，韩世忠当时为王渊手下偏将。方腊被擒，是在主要战斗已经过去之后，战役进入尾声。”对于宋江参与擒方腊，姚老是这样看的：“至于宋江投降后是否参加此役，我是抱着‘存疑’的态度。《宣和遗事》作为史料，不可全信。也有的书上说平宋江是在平方腊之后。即使宋江果真参加了征方腊之役，他的兵力也是微不足道的。《水浒》作者为完成小说的主题思想，随意夸大了宋江的作用。”现在我们知道，“文革”中“评《水浒》，批宋江”是“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一环，是有非正常政治博弈背景的。这一点，不知姚老当时是否有预感。他在信中虽然谈的是学术，但也不可能丝毫不触及“时代精神”和“主流话语”。信中说：“目前批判《水浒》所宣扬的投降路线，而不是将《水浒》作全面学术分析”，委婉地表达了一种不满。这反映了姚老的直率和坦诚，对我这个从未谋面的青年读者毫不设防。而且，姚老虽然谈了不少意见，却谦虚地写道：“我对《宋史》不熟，对《水浒》没有作过研究，以上回答，略作参考。”
據《姚雪垠传》，知毛泽东对姚雪垠创作《李自成》的关照有两次。第一次是在1966年中共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毛主席对当时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说，《李自成》第一卷上册刚看完，写得不错，回去对武汉市委说，给他提供条件，让他把书写完。正是由于这把尚方宝剑，在“文革”初期“捣毁文艺黑线”的狂乱中，姚老未受皮肉之苦，虽然被抄家，被批斗，两万多张资料卡片却基本保存下来。随着“文革”的逶迤纵深进程，各种干扰袭来，《李自成》写不下去了。1975年10月19日，在中国青年出版社责任编辑江晓天先生的提示下，姚老写信给原中共武汉市委文教书记、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学部负责人的宋一平，内附有呈毛主席的信。信中诉说了写作中的种种干扰及困难，为了让毛主席了解自己的心愿，信最后是一首七律：
堪笑文通留《恨赋》，耻将意气化寒灰。
凝眸春日千潮涌，挥笔秋风万马来。
欲与云霞共驰骋，岂持酒杯退徘徊。
鲁阳时晚龙欲奋，弃杖成材亦壮哉！
这封信，宋一平请胡乔木转呈了毛主席。姚老终于有幸通了天。毛主席当时已是重病缠身，也许是最初读《李自成》第一卷印象还好，也许是以大诗家的心态为“弃杖成材亦壮哉”所触动，可怜文人不容易，遂在信上批曰：“印发政治局诸同志，我同意他写小说《李自成》二卷、三卷至五卷。”
毛泽东明知姚雪垠在1957年划为“右派分子”，又赞赏过姚文元批姚的文章，为什么两次关照《李自成》的创作呢？文学史家有这样的理解：“姚雪垠对于这一人物（以及高夫人等）和起义军的描写，明显地是以井冈山为根据地的农民武装作为参照。李自成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他的卓越的军事才能，他的严以责己、宽以待人，以及他的天命观和流寇思想等弱点；起义军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原因，军队与百姓之间的‘鱼水关系’，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对军队发展的重要性——所有这一切都来自于二十世纪工农红军的经验教训的总结。这是作者考察明朝末年那支起义军的思想基点”（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只是，这一“主题先行”的认知未必尽合《李自成》创作的初衷。据姚老《〈李自成〉创作余墨》说，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二十三岁时，在河南大学图书馆里就萌生了创作念头，且毕生一以贯之（《红旗》1978年第1期）。从接受美学的观点看，读者如对某部作品产生兴趣，那必定是这部作品的共鸣者、参与者、互动者。或许，《李自成》第一卷中李自成及其农民起义军在困境中奋力拼搏、矢志不渝的情节使毛泽东心头涌起对业已逝去的根据地生涯的回忆吧？不管怎么说，持第二把尚方宝剑的领导同志相继去省文联大院调研、落实批示。中国青年出版社为落实批示，邀请姚老赴北京驻社专心写作（《李自成》第一卷上、下册1963年由该社出版）。离开武汉前，姚老让省文联下到黄石市群艺馆协助工作的一位同志给我带口信，鼓励我努力学习并告之北京的地址。我按地址写了信。复信很快收到，仅一页纸，仍是毛笔小楷竖写。信中有“到京后谢绝交游，不见客，也极少写信”之语。所以，我不再写信请教，以免干扰传世巨著《李自成》的创作。 在新时期，姚老的境遇有了根本的改变。他写作激情迸发，《李自成》第二卷获“茅盾文学奖”，学术论文屡见报刊。他还担任了行政职务和社会职务，如湖北省文联主席、中国当代文学学会会长等。海外翻译他的作品也不少，如日文版《李自成》第一卷、日文版《叛旗》、法文版《长夜》等。全国统编教材的高中课本也选了《李自成》的章节作为课文，全国的高中语文教师都向学生介绍“著名作家姚雪垠”。一段时期里，媒体对他及其作品的宣传也多。他的声誉如日中天，真所谓“开会主席台，看戏前三排”、“电视有形、报纸有名、广播有声”。再后来，听说文学圈子里有人议论，认为《李自成》后几卷有些现代化，高夫人太高、红娘子太红、老神仙太神等，远不如第一卷。这就怪了。写第一卷时，姚老还处于戴了“右派”帽子的逆境。
写到这里，先插叙一段。1956年，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姚老写了篇《创作问题杂谈》，刊于1957年1月10日上海《文汇报》。不料，这篇文章被姚文元选中当了靶子。同年2月6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刊出《教条与原则（与姚雪垠先生讨论）》。此文在姚文元的发迹史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它使姚文元首次受到毛主席的青睐。毛主席读了姚文元的文章，问柯庆施有关作者的情况；柯不了解当时任上海《解放日报》编辑的姚文元，转问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后，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十天之后，即2月16日，毛主席在一次关于文艺的谈话中赞扬姚文元：“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我看是不错的。”后来，姚老被划为“右派”，应是首归姚文元之赐。姚文元为这篇棒打姚老而受毛泽东首肯的文章得意，在其论文集《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再版时更名《文艺思想论争集》）中，置于首篇，在棒打刘绍棠、秦兆阳、丁玲、冯雪峰、艾青、巴人、钱谷融等人的文章之前。
话再说回来。杜甫有言“文章憎命达”；欧阳修认为“穷者而后工”；陆游声称“天恐文人未尽才，常教零落在蒿莱”。困厄能激发才情，安逸则销蚀锐气。这难道是一种常态？我搞不懂，这大概属于创作心理学的研究范畴。
学术界也有人批评姚老訾议前贤。姚老评郭沫若的长文我找来读了（《文汇月刊》1980年一、二、三期连载之《评〈甲申三百年祭〉》）。的确，史料不够客观，且用语偏激。声誉过隆往往使人难以自持以致藐视群伦，志得意满时难免言行有失分寸。这可能也是人性的弱点之一吧。睿智严整如姚老，晚年不幸也未能脱却魔障。再后来，由于多种原因，文学风光不再，“花褪残红青杏小”，文学作品不再引起社会轰动，作家也不再引人关注，姚老从公众视野里渐渐淡出。八零后出生的，即使是文学青年，了解《李自成》及其作者的也不多了。但尽管如此，《李自成》的示范和標杆作用，评论家仍有定论：“写农民战争和农民领袖的，其代表作品应属姚雪垠的《李自成》，它获得了巨大成功，并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甚至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部作品，尤其是它的第一部，确实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是它的那种历史观的圆满体现”（雷达《关于历史小说中的历史观》，《文艺报》2003年10月21日）。
姚老逝世于1999年4月29日。5月3日，《人民日报》刊出《著名作家姚雪垠逝世》，云“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著名作家姚雪垠在北京复兴医院逝世，享年八十九岁”。后来打听到，姚老的骨灰于2000年11月18日安放在北京福田公墓。姚老的墓碑是什么样子的呢？一些中外著名作家的墓碑浮现出来：司汤达的自撰碑文是：“米兰人亨利哥·贝尔（司汤达原名）长眠于此。他曾经生存、写作、恋爱。”果戈理墓碑上刻着墓主的胸像。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墓碑上端雕刻墓主半身卧像，下端雕一顶军帽、一把马刀。海明威墓碑上的生前自撰词颇幽默：“恕我不起来啦！”石评梅在丈夫高君宇的墓碑上刻首小诗：“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超忽。”我想，以姚老的个性和艺术情趣，墓碑上断不会只是几个字。我请在京的一位友人代为凭吊。果不其然，友人复信说，墓碑前有汉白玉刻成的翻开书页、右边刻着姚老三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作书名，左边刻着姚老生前的《无题》诗：
试问迢遥路若何？丰碑数尽玉嵯峨。
低回红楼辞水寨，怅望青枫吊汨罗。
子美应夸诗律细，耐庵未必英雄多。
心随八月潮头壮，脆弱引弓射大波。
呜呼！风雨九原，云低雾重；弱水三千，阴阳阻隔。姚老身上体现的老辈学人嘉惠后学的认真态度和严谨作风，我永远铭记在心。姚老在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中，告诫我要“系统地啃一些基本著作，包括历史唯物主义经典作品和中国历史的必要作品”。由于生性愚钝，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加之条件有限，我始终未能做到，有负于姚老在近四十年前的殷殷教诲，无颜告慰姚老的在天之灵。
谨以此拉杂的文字纪念姚雪垠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