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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1日，第十八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现场，一本正在发布的新书《一九一一》成为全场的热点。这本书以简体中文、繁体中文及英文在全球同时发行。编者刘香成曾获得过普利策现场新闻图片报道奖，是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获得该奖项的华人。一年前，刘香成遍访全球，从几万张老照片中挑出400余张，试图通过自己的集纳、归类，告诉大家一个世纪前的辛亥历史。
9月5日上午，坐在自己家——一座位于北京市中心的四合院中，品着刚刚沏好的香茶，刘香成和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聊起他心中的中国、他眼中的现实以及他镜头中的历史。
“我们仍在自说自话”
1951年，刘香成出生在香港。外叔公陈壁是清朝末年的邮传部尚书，父亲刘季伯曾是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一名官员。3岁时，刘香成被母亲从香港抱回福建老家，却被当地人视为“大地主后代”。10岁时，他又被父亲带回香港。
在香港，因为听不懂一句粤语，刘香成不爱和同龄人玩，反倒更乐于和时任《大公报》国际新闻编辑的父亲待在一起。暑假，他按照父亲的要求将美联社、路透社的新闻翻译成中文，再交给父亲改。
20岁时，刘香成成为纽约城市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一名新生。他凭兴趣选修了摄影课，却没想到自己的简易摄影习作集会吸引授课老师、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摄影师基恩·米利的注意。随后，刘香成进入米利工作的《生活》杂志，成为他的实习生。
当年米利的一句“解读事件要比抓住事件更重要”，让刘香成受用一生。这次出版《一九一一》，刘香成所看重的，依旧是“解读”。“中国几千年历史，在西方人眼中，已经超越了国家的概念，成为一个文明。但我们仍在自说自话，无法与其他文明形成对话。”袅袅茶香中，刘香成的话不疾不徐。
为了整理辛亥历史，刘香成从东京到悉尼，从伦敦到巴黎，几乎踏遍了每一个能找到相关图片的公共展馆和私人寓所。这些珍贵的照片，一小块碎片都能折射一个时代，刘香成细心地挑拣，并不局限于大人物与大事件。“收录和遴选这些照片，为的是能展示西方摄影师如何描绘中国的物与人。”
“这本书以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武昌起义和军阀内战这六大历史事件为主线，加入当时的日常生活，让人们对那100年能有个大概的认识。虽然有关这个题材的书不少，但相当一部分都没有得到照片所有人的版权授权。这不应该是我们做事情的态度。我们应该很严谨、很正规地将我们的历史收回来。”
《一九一一》的封面，没有用溥仪或孙中山等人的照片，而是选了一位无名军官，目光炯炯，在和读者的对视中，流露出丰富的情感。
“局内人的体验，局外人的敏感”
《一九一一》并不是刘香成第一次尝试用图像阐述历史。
1976年的一天，时任美国《生活》杂志驻法国摄影记者的刘香成，结束完拍摄工作走出法国总理府，看到巴黎街头的报亭里几乎所有报纸的头版都是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他突然意识到，这是中国历史的又一个转折时刻，他想回到中国。同年，刘香成作为《时代》杂志驻中国的记者，来到北京。
当时的中国，刚刚开始接纳西方新闻社派驻记者。不少媒体同行对他“温情提示”：“不该做的不要做。”但刘香成却花费数年时间，看到了被众人忽略的中国的真相，也成就了自己的第一个事业高峰——1983年，他将自己自1976年至1981年间在中国拍摄的96张照片汇集成书，取名《毛以后的中国》,由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后来出中文版时，刘香成又将照片扩展到200余张，时间跨度也延长到1983年。
书里的几张照片，刘香成至今仍津津乐道：“有一对新婚夫妇，因为没钱，在拍婚纱照时，只穿了上半部分的结婚礼服，下半身穿的仍是平日里的普通衣服；1980年，高考恢复不久，为了给家里省电，那些要考大学的学生就跑到天安门广场，借着路灯夜读。为了拍下几个女孩夜读的身影，我趴在地上，四周黑乎乎的，我又没有测光表，只能端着自己的莱卡相机，在心里数数，1、2、3、4……我数到25才放开快门，她们竟然纹丝不动，画面也一点没虚。之所以要拍下这个画面，是因为我知道中国人若想做成一件事，付出多少努力也愿意……”
刘香成说，自己只是在拍人、拍生活，而生活本身刚好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独有的政治生态。“你的思想对你拍什么很重要，你对中国的了解、你的深度和感情都会在照片里得到体现。”
用影像来表现历史、表现中国，自此成了刘香成心里的一个念想。2008年8月，他主编的摄影集《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以英、法、德、日等6种语言全球发行，里面是他花4年时间在中国搜集的88位摄影师的作品。2010年5月，《上海：1842—2010 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中英文版同时出版。用评论家许知远的话说，刘香成有着“局内人的体验，局外人的敏感”，在他的视角之下，历史也有了一副新面孔。
在编撰摄影集的过程中，刘香成一步步完善着对中国的认识，他说：“必须对自己的历史尽量客观、准确地去正视和反思，因为历史是我们的共同记忆。中国如何对待它的历史，将会影响中国将来如何发展。这太重要了。”
“可以派他去世界上任何地方”
刘香成不仅是影像的搜集者，更是历史的见证者。大学毕业后，他曾任美国《时代》首席摄影师，美联社驻北京、新德里、莫斯科等地摄影记者，拍摄了大量照片，内容涉及中國经济改革、斯里兰卡宗教冲突、苏联出兵阿富汗及苏联解体等。他奔波于世界各地，亲历过数次战争，见证了许多重要瞬间。
1984年，刘香成任美联社驻洛杉矶记者，却选择去印度。一位同事听到消息问他：“所有人都希望调来这里，享受阳光和沙滩，你却偏偏要跑到印度那种地方去。你要干什么？”当时的印度，甘地夫人刚刚遇刺。刘香成要记录当地刺激而混乱的局面，有时，还要前往阿富汗，冒着在战场上被人用枪指着脑袋的危险，往回发稿。“从印度回来后，我的同事们都说，‘这个人（刘香成），你可以派他去世界上任何地方’。”
1991年12月25日晚，苏联解体前一刻，刘香成和时任CNN（美国有线电视网）董事长的汤姆·约翰逊一起“混”进克里姆林宫的总统办公室。因为戈尔巴乔夫的辞职演说会通过苏联电视台直播，为了不让快门声和闪光灯影响直播效果，通过关卡时，克格勃警告刘香成，绝对不许拍照。但面对那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刘香成悄悄调试好相机的快门速度、光圈大小。
“我将要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19点，戈尔巴乔夫用这句话结束了自己的辞职演说，无精打采地坐在办公桌前，身体向右侧倾，右臂撑在办公桌上，左手将最后一页讲稿重重地甩向办公桌。“我调慢快门速度，选在最后一页讲稿落下时按动快门，照片上，你能看到讲稿落下时的动态。”他只拍了一张照片，但那是决定性的瞬间。第二天，这张照片登上了全世界主要报纸的头版。凭借它，刘香成获得了普利策现场新闻图片报道奖。
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里，刘香成经历了若干重大的历史事件。但很多人忽略了若缺少另一种能力，机会同样会与他擦肩而过。“我们说的故事是人的故事，我们所做的事情，归根结底就是与人打交道，这是很复杂的。”刘香成说道，并回忆了一件往事。1982年，《上海公报》发表10周年之际，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从上海前往杭州西湖，刘香成等境外记者被批准随行。“水门事件”后，尼克松对记者本来是十分反感的，但当刘香成问他可不可以到西湖边走走，单独照相，他竟爽快地答应了。从杭州返回上海时，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处长的李肇星突然跑过来，说尼克松要给大家送啤酒。刘香成一抬头，看见尼克松拿着一条白毛巾、一个装了几瓶青岛啤酒的水桶走了过来，便赶紧抓拍。
1994年，刘香成告别一线新闻事业，1997年就任时代华纳集团驻中国首席代表，2000年又加入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此后，还参与了其他一些媒体的管理工作。
“有观察，然后才有深度”
环球人物杂志：您当过摄影记者，经营过媒体，又出过历史影集，您怎样定义自己的职业？
刘香成：人文工作者。其实，无论是摄影还是新闻，都试图发现这个世界上人文的那一面。我们所拍下的照片是我们的集体记忆，是某段历史的第一张草稿，后人会在这个草稿的基础上加入自己的认识，将它做成一幅画。唯一的不同在于，照片需要耐看，要经得住、传得下来。要拍出一张完美的照片，并不容易。法国著名的摄影师布列松先生曾说，他从事摄影50多年，值得人们花几秒钟去注视的照片不会超过50张。我相信，他这样说绝不是谦虚，而是真正明白一张好的摄影作品的力量在哪里。
环球人物杂志：您觉得自己的作品中最终留下的会有多少？
刘香成：可能会有十来张吧。至于是哪些，我有自己的判断，但最好还是听听别人的意见。摄影本身是一种语言，只有将图片摆放在一个时代下，它才会有意义。
环球人物杂志：您说过，想通过相机这种工具找到自己的中国。什么叫“自己的中国”？
刘香成：我的中国当然是片面的，因为我是在这个时代活着的人。
我现在住在北海公园附近，经常被湖面上的鸳鸯吸引。它们看起来一动不动，很平静，但水面之下的双脚却一刻不停地在划动。这就是中国留给世人的姿态，它一直很努力。这就是我的中国，我想通过图片将它记录下来、表达出来。
环球人物杂志：听说您现在出门很少带相机。那么如何记录？
刘香成：我经历了很多战争，每次都是一个人带着不少于100公斤的器材四处奔波。一看到相机，我马上就会联想到那段噩梦般的日子。但我的确每天都在“拍照”，眼睛就是我的相机：一个人戴怎样的眼镜、有怎样的眼神……这是一种锻炼。如果不思考，在看到一个画面时，你脑海中可能会是空的。摄影和做文字报道一样，要先做足功课，有观察，然后才有深度。
环球人物杂志：思考完再照，可能有的细节就错过了。您难道不想尽可能抓住那些宝贵的细节？
刘香成：这种情况太多了。虽然会觉得可惜，但还是要学会将自己放到一个大框架中去思考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您曾是一名出色的摄影师，现在却转向了“幕后”，觉得遗憾吗？
刘香成：我已经60岁了，不可能再走進战场，但是整理历史这样的事情，却需要我这样一个人。要像剥洋葱一样，慢慢地一片片剥下去，过程层层展示，结论则完全开放。要明白，过去是未来最好的向导。
编辑：王晶晶 美编：陈思璐 编审：张勉
9月5日上午，坐在自己家——一座位于北京市中心的四合院中，品着刚刚沏好的香茶，刘香成和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聊起他心中的中国、他眼中的现实以及他镜头中的历史。
“我们仍在自说自话”
1951年，刘香成出生在香港。外叔公陈壁是清朝末年的邮传部尚书，父亲刘季伯曾是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一名官员。3岁时，刘香成被母亲从香港抱回福建老家，却被当地人视为“大地主后代”。10岁时，他又被父亲带回香港。
在香港，因为听不懂一句粤语，刘香成不爱和同龄人玩，反倒更乐于和时任《大公报》国际新闻编辑的父亲待在一起。暑假，他按照父亲的要求将美联社、路透社的新闻翻译成中文，再交给父亲改。
20岁时，刘香成成为纽约城市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一名新生。他凭兴趣选修了摄影课，却没想到自己的简易摄影习作集会吸引授课老师、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摄影师基恩·米利的注意。随后，刘香成进入米利工作的《生活》杂志，成为他的实习生。
当年米利的一句“解读事件要比抓住事件更重要”，让刘香成受用一生。这次出版《一九一一》，刘香成所看重的，依旧是“解读”。“中国几千年历史，在西方人眼中，已经超越了国家的概念，成为一个文明。但我们仍在自说自话，无法与其他文明形成对话。”袅袅茶香中，刘香成的话不疾不徐。
为了整理辛亥历史，刘香成从东京到悉尼，从伦敦到巴黎，几乎踏遍了每一个能找到相关图片的公共展馆和私人寓所。这些珍贵的照片，一小块碎片都能折射一个时代，刘香成细心地挑拣，并不局限于大人物与大事件。“收录和遴选这些照片，为的是能展示西方摄影师如何描绘中国的物与人。”
“这本书以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武昌起义和军阀内战这六大历史事件为主线，加入当时的日常生活，让人们对那100年能有个大概的认识。虽然有关这个题材的书不少，但相当一部分都没有得到照片所有人的版权授权。这不应该是我们做事情的态度。我们应该很严谨、很正规地将我们的历史收回来。”
《一九一一》的封面，没有用溥仪或孙中山等人的照片，而是选了一位无名军官，目光炯炯，在和读者的对视中，流露出丰富的情感。
“局内人的体验，局外人的敏感”
《一九一一》并不是刘香成第一次尝试用图像阐述历史。
1976年的一天，时任美国《生活》杂志驻法国摄影记者的刘香成，结束完拍摄工作走出法国总理府，看到巴黎街头的报亭里几乎所有报纸的头版都是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他突然意识到，这是中国历史的又一个转折时刻，他想回到中国。同年，刘香成作为《时代》杂志驻中国的记者，来到北京。
当时的中国，刚刚开始接纳西方新闻社派驻记者。不少媒体同行对他“温情提示”：“不该做的不要做。”但刘香成却花费数年时间，看到了被众人忽略的中国的真相，也成就了自己的第一个事业高峰——1983年，他将自己自1976年至1981年间在中国拍摄的96张照片汇集成书，取名《毛以后的中国》,由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后来出中文版时，刘香成又将照片扩展到200余张，时间跨度也延长到1983年。
书里的几张照片，刘香成至今仍津津乐道：“有一对新婚夫妇，因为没钱，在拍婚纱照时，只穿了上半部分的结婚礼服，下半身穿的仍是平日里的普通衣服；1980年，高考恢复不久，为了给家里省电，那些要考大学的学生就跑到天安门广场，借着路灯夜读。为了拍下几个女孩夜读的身影，我趴在地上，四周黑乎乎的，我又没有测光表，只能端着自己的莱卡相机，在心里数数，1、2、3、4……我数到25才放开快门，她们竟然纹丝不动，画面也一点没虚。之所以要拍下这个画面，是因为我知道中国人若想做成一件事，付出多少努力也愿意……”
刘香成说，自己只是在拍人、拍生活，而生活本身刚好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独有的政治生态。“你的思想对你拍什么很重要，你对中国的了解、你的深度和感情都会在照片里得到体现。”
用影像来表现历史、表现中国，自此成了刘香成心里的一个念想。2008年8月，他主编的摄影集《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以英、法、德、日等6种语言全球发行，里面是他花4年时间在中国搜集的88位摄影师的作品。2010年5月，《上海：1842—2010 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中英文版同时出版。用评论家许知远的话说，刘香成有着“局内人的体验，局外人的敏感”，在他的视角之下，历史也有了一副新面孔。
在编撰摄影集的过程中，刘香成一步步完善着对中国的认识，他说：“必须对自己的历史尽量客观、准确地去正视和反思，因为历史是我们的共同记忆。中国如何对待它的历史，将会影响中国将来如何发展。这太重要了。”
“可以派他去世界上任何地方”
刘香成不仅是影像的搜集者，更是历史的见证者。大学毕业后，他曾任美国《时代》首席摄影师，美联社驻北京、新德里、莫斯科等地摄影记者，拍摄了大量照片，内容涉及中國经济改革、斯里兰卡宗教冲突、苏联出兵阿富汗及苏联解体等。他奔波于世界各地，亲历过数次战争，见证了许多重要瞬间。
1984年，刘香成任美联社驻洛杉矶记者，却选择去印度。一位同事听到消息问他：“所有人都希望调来这里，享受阳光和沙滩，你却偏偏要跑到印度那种地方去。你要干什么？”当时的印度，甘地夫人刚刚遇刺。刘香成要记录当地刺激而混乱的局面，有时，还要前往阿富汗，冒着在战场上被人用枪指着脑袋的危险，往回发稿。“从印度回来后，我的同事们都说，‘这个人（刘香成），你可以派他去世界上任何地方’。”
1991年12月25日晚，苏联解体前一刻，刘香成和时任CNN（美国有线电视网）董事长的汤姆·约翰逊一起“混”进克里姆林宫的总统办公室。因为戈尔巴乔夫的辞职演说会通过苏联电视台直播，为了不让快门声和闪光灯影响直播效果，通过关卡时，克格勃警告刘香成，绝对不许拍照。但面对那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刘香成悄悄调试好相机的快门速度、光圈大小。
“我将要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19点，戈尔巴乔夫用这句话结束了自己的辞职演说，无精打采地坐在办公桌前，身体向右侧倾，右臂撑在办公桌上，左手将最后一页讲稿重重地甩向办公桌。“我调慢快门速度，选在最后一页讲稿落下时按动快门，照片上，你能看到讲稿落下时的动态。”他只拍了一张照片，但那是决定性的瞬间。第二天，这张照片登上了全世界主要报纸的头版。凭借它，刘香成获得了普利策现场新闻图片报道奖。
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里，刘香成经历了若干重大的历史事件。但很多人忽略了若缺少另一种能力，机会同样会与他擦肩而过。“我们说的故事是人的故事，我们所做的事情，归根结底就是与人打交道，这是很复杂的。”刘香成说道，并回忆了一件往事。1982年，《上海公报》发表10周年之际，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从上海前往杭州西湖，刘香成等境外记者被批准随行。“水门事件”后，尼克松对记者本来是十分反感的，但当刘香成问他可不可以到西湖边走走，单独照相，他竟爽快地答应了。从杭州返回上海时，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处长的李肇星突然跑过来，说尼克松要给大家送啤酒。刘香成一抬头，看见尼克松拿着一条白毛巾、一个装了几瓶青岛啤酒的水桶走了过来，便赶紧抓拍。
1994年，刘香成告别一线新闻事业，1997年就任时代华纳集团驻中国首席代表，2000年又加入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此后，还参与了其他一些媒体的管理工作。
“有观察，然后才有深度”
环球人物杂志：您当过摄影记者，经营过媒体，又出过历史影集，您怎样定义自己的职业？
刘香成：人文工作者。其实，无论是摄影还是新闻，都试图发现这个世界上人文的那一面。我们所拍下的照片是我们的集体记忆，是某段历史的第一张草稿，后人会在这个草稿的基础上加入自己的认识，将它做成一幅画。唯一的不同在于，照片需要耐看，要经得住、传得下来。要拍出一张完美的照片，并不容易。法国著名的摄影师布列松先生曾说，他从事摄影50多年，值得人们花几秒钟去注视的照片不会超过50张。我相信，他这样说绝不是谦虚，而是真正明白一张好的摄影作品的力量在哪里。
环球人物杂志：您觉得自己的作品中最终留下的会有多少？
刘香成：可能会有十来张吧。至于是哪些，我有自己的判断，但最好还是听听别人的意见。摄影本身是一种语言，只有将图片摆放在一个时代下，它才会有意义。
环球人物杂志：您说过，想通过相机这种工具找到自己的中国。什么叫“自己的中国”？
刘香成：我的中国当然是片面的，因为我是在这个时代活着的人。
我现在住在北海公园附近，经常被湖面上的鸳鸯吸引。它们看起来一动不动，很平静，但水面之下的双脚却一刻不停地在划动。这就是中国留给世人的姿态，它一直很努力。这就是我的中国，我想通过图片将它记录下来、表达出来。
环球人物杂志：听说您现在出门很少带相机。那么如何记录？
刘香成：我经历了很多战争，每次都是一个人带着不少于100公斤的器材四处奔波。一看到相机，我马上就会联想到那段噩梦般的日子。但我的确每天都在“拍照”，眼睛就是我的相机：一个人戴怎样的眼镜、有怎样的眼神……这是一种锻炼。如果不思考，在看到一个画面时，你脑海中可能会是空的。摄影和做文字报道一样，要先做足功课，有观察，然后才有深度。
环球人物杂志：思考完再照，可能有的细节就错过了。您难道不想尽可能抓住那些宝贵的细节？
刘香成：这种情况太多了。虽然会觉得可惜，但还是要学会将自己放到一个大框架中去思考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您曾是一名出色的摄影师，现在却转向了“幕后”，觉得遗憾吗？
刘香成：我已经60岁了，不可能再走進战场，但是整理历史这样的事情，却需要我这样一个人。要像剥洋葱一样，慢慢地一片片剥下去，过程层层展示，结论则完全开放。要明白，过去是未来最好的向导。
编辑：王晶晶 美编：陈思璐 编审：张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