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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浙江靠实业富民、靠实业强省、靠实业发展起来。然而，受国际需求萎缩、中小企业产能过剩、用工成本上升、实体经济和非实体经济之间投资回报反差大等综合因素影响，比较利益诱导要素流向非实体经济，我国经济面临产业“空心化”的潜在风险。
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扭转“脱实向虚”倾向，做大做强实体经济，推动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代表们建言献策。
打破“三重门”，为实体经济拓展空间
“温家宝总理提出要认真落实‘非公新36条’，制定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这是民间资本的一大利好。”3月5日上午11时许，刚刚听完政府工作报告走出人民大会堂东门的全国人大代表、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南存辉向记者表示了他的喜悦。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完善和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营造各类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环境”，这让南存辉等民营企业家看到了希望。
全国人大常委会内司委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曾指出，当前小微企业进入垄断行业面临“三重门”：一重是铁门，垄断企业把持；一重是“玻璃门”，看得见进不去；还有一重是“弹簧门”，进去以后逼你退出来。
对此观点，全国人大代表、浙商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程惠芳深表认同。“目前在一些垄断行业，民间资本准入的确存在‘玻璃门’、‘天花板’现象。垄断企业的高利润，并不是靠发明创造，靠个人智慧取得，而是凭借稀缺资源，凭借机会的不平等。”
“打破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的‘三重门’，要防止‘雷声大、雨点小’。”程惠芳说，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规范政府行为，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比如教育、医疗、铁路等。“我期待‘非公新36条’实施细则的出台，为我省民营经济迎来新的发展高潮。”
“真正落实‘非公新36条’，促进各类经济主体公平竞争，我们举双手赞成！”全国人大代表、飞跃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邱继宝提出，打破垄断，政府要营造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好环境，包括公平竞争的环境和产业发展良好预期的环境。
“在产业准入上，实现大中小企业和国有、民营企业的公平竞争。在产业发展预期上，一方面要降低房地产、矿产资源、资本市场等高溢价行业的资本利得，另一方面在上中下游产业链明确技术、资金、土地、税收待遇等一揽子政策支持，推进民营中小企业加快转型升级。”
扶持中小企业，促进创业富民
民营中小企业是浙江经济活力之源，是实体经济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一个必须面对的事实是，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浙江民营经济先发优势不再，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生存困境成为导致我国产业“空心化”潜在风险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小微企业生存难，到底难在哪？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市化工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姚献平有感而发：“难在三个方面：一是成本上升，包括原材料、人力资本等上涨得很厉害；二是融资难，银行里贷不到钱，资金十分紧张，小微企业不得不进行民间融资，大大增加了企业的财务成本；三是税费太重了。我们发现，大部分小微企业的利润在5%以下，甚至亏损。而税费很高，甚至占了利润的一半。”
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民间资本“有钱没地方投，要钱没地方融”的困境屡屡被代表提及。如果说打破垄断限制解决了民间资本的去处问题，那么对中小企业而言，更为迫切的是如何融到资。
“在当前形势下，一方面是民间资金流动泛滥，另一方面是大量民营与中小企业在资金上嗷嗷待哺，民间资金和民营企业之间急需架设有效的资金融通渠道。”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宗庆后建议鼓励发展由民间资本控制与经营并且责、权、利统一的民营银行，民营银行以民营与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
“一方面，发展民营银行有利于规范民间信贷，让大量‘地下钱庄’转到‘地上’合法化经营，这不仅可以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而且能够有效遏制高利贷犯罪行为。另一方面，发展民营银行有利于推动金融业竞争机制的发展，提高经营效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宗庆后说。
“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关键在于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结构单一，竞争不足。”南存辉代表援引全国工商联的调查数据说，90%以上受调查的民营中小企业表示，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在过去3年中，全国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有62.3%的融资来自民间借贷。
他建议以创建温州金融改革综合实验区为契机，促进金融创新，放开金融业对民营资本的机构准入。“现有民营金融机构公司机制灵活、审批便捷，能够最大限度地为中小企业和‘三农’客户节约时间和成本。”
南存辉介绍，他们集团下属的正泰小额贷款公司，专注于大中型银行“不敢、不能、不愿”做的单笔5000元到50万元微小贷业务，创新出应收账款质押、农户联保、“母猪质押”等为中小企业和农户量身定制的信贷品种，实现了老客户贷款立等可取、新客户审批手续24小时内完成，有力地服务了中小企业和“三农”。
“一件衬衫卖600元，光税就要收走102元。”全国人大代表、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李如成认为，当前增值税水平对企业来说负担过重，建议调整税率，切实减轻企业负担。“钱留给企业，相当于增加了企业的生产资金，扩大了生产规模，国家还可以增加所得税。更何况，企业效益好了，职工收入增加了，又可以扩大消费。”李如成说，“降低增值税税率，就好比养鸡生蛋，撒出一把米，可以生出好多蛋。”
李如成代表建议，要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把市场运行中的广告费、租赁费、装修费等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切实减轻企业税负；并且应考虑将增值税改为消费税，减少企业生产环节征税，减少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
警惕银行高利润“挤压”实体经济
数据显示，2011年银行业的净利润超过1万亿元，在制造业等发展步伐放缓的情况下，继续高歌猛进的银行利润也成为代表激烈争辩的话题。
“现在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着融资难和融资成本高的困境，然而银行业的利润却高得‘不好意思’公布，银行员工的工资涨得‘不好意思’跟人提，反差之强烈，已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
“2011年中国大部分实体企业举步维艰，制造企业利润率仅约为3%—5%，但银行业却独善其身，利润出现了大幅增长，中国500强企业排行榜中不少银行都跻身前列。”
3月5日下午浙江代表团第一次全体会议现场，赵林中代表和宗庆后代表都不约而同地直指银行业的高利润。
宗庆后指出，银行的高额利润既不因为其管理效率高，也不因为其创新能力强，主要来源于过高的存贷款利息差以及名目繁多的各类收费，这不仅加重了实体经济中的贷款企业的经营成本，也减少了广大老百姓实际可支配收入。
“究其根源主要是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目标责任制的考核方法有待改进，设定的利润考核指标过高，导致民营与中小企业贷款困难或融资成本过高。”宗庆后说，应采取措施改进完善对银行的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以平衡各方利益，并推动银行为经济建设服务。
“要降低银行贷款利率，让利给企业；减少个人业务服务性收费，让利给老百姓。要重新构建银行业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银行利润要建立在企业发展的基础上。要逐步放开对存贷款利差的管制，渐进式的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增强整个银行业的竞争。”在向大会提交的《关于银行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建议》中，宗庆后如此建议道。
引导民间借贷“阳光化”
浙江是民间资本集聚地。由于缺乏规范，民间资本长期游荡于金融体系之外，始终与“炒”字相伴，遇到见效快、回报率高的产业，便疯狂涌入。2011年频频出现的老板“跑路潮”、“借贷风波”，最终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伤害。
“水用得好能滋润万物，用得不好就成了洪水猛兽。”在3月5日下午举行的浙江代表团全体会议现场，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用“治水”对民间资本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全国人大代表、绍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车晓端认为，不规范的民间融资存在五大隐患：一是利率不合理，加重了债务人（含企业）的负担；二是容易导致债务纠纷，影响社会稳定；三是引发资金不确定性流动，干扰正常金融秩序；四是冲击宏观货币政策，扰乱市场甚至影响宏观经济调控；五是诱发灰色交易，容易引发非法集资、金融诈骗、非法经营、非法洗钱等违法活动。
“民间资本是水，实体经济是田。与其让水在地下暗流涌动，倒不如打一口井，给双方一个皆大欢喜的出口。”在参加浙江代表团讨论时，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给“治水”的比喻增加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在浙江代表团开放团组活动上，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副省长毛光烈也表示，应开小型金融机构的“前门”，堵非法集资的“后门”，刹高利贷、洗钱、武力逼债等违法行为的“邪门”，引导民间借贷阳光化。
车晓端代表建议，有关部门应联合出台引导性文件，对民间融资作规范性约束。 “应完善征信报告内容，大额民间融资情况须在个人与企业的征信报告中记录，并对违约与纠纷的不良情况予以记录。金融机构、统计局、银监会、央行等部门充分地利用好民间融资备案信息，及时进行动态分析，监测社会资金运行中的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与风险隐患。”车晓端说。
全国人大代表、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晓光在任期内连续几年的议案中都提及建立民间借贷的法律机制，今年她又提交了“关于制定民间借贷法的议案”。
作为在浙江当地经营多年的企业家，她亲眼看到了民间借贷从单纯走向复杂的过程。“如今，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全民放贷’现象。所有这些均表明，尽快制定和出台一部专门的民间借贷法已迫不及待。”
周晓光建议，应该将小额贷款公司等经批准从事专业放贷业务的机构或组织从一般意义的民间借贷主体中分离出来，作为专业放贷人对待，制定更有针对性、更加细致的监管条款；应规范民间借贷的合同或借据，可制定统一的标准化文本，包含借贷双方姓名、住址、借款金额、利率、还款期限、还款方式、违约责任等，从而减少纠纷，并为事后的仲裁或司法判决提供依据。
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扭转“脱实向虚”倾向，做大做强实体经济，推动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代表们建言献策。
打破“三重门”，为实体经济拓展空间
“温家宝总理提出要认真落实‘非公新36条’，制定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这是民间资本的一大利好。”3月5日上午11时许，刚刚听完政府工作报告走出人民大会堂东门的全国人大代表、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南存辉向记者表示了他的喜悦。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完善和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营造各类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环境”，这让南存辉等民营企业家看到了希望。
全国人大常委会内司委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曾指出，当前小微企业进入垄断行业面临“三重门”：一重是铁门，垄断企业把持；一重是“玻璃门”，看得见进不去；还有一重是“弹簧门”，进去以后逼你退出来。
对此观点，全国人大代表、浙商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程惠芳深表认同。“目前在一些垄断行业，民间资本准入的确存在‘玻璃门’、‘天花板’现象。垄断企业的高利润，并不是靠发明创造，靠个人智慧取得，而是凭借稀缺资源，凭借机会的不平等。”
“打破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的‘三重门’，要防止‘雷声大、雨点小’。”程惠芳说，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规范政府行为，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比如教育、医疗、铁路等。“我期待‘非公新36条’实施细则的出台，为我省民营经济迎来新的发展高潮。”
“真正落实‘非公新36条’，促进各类经济主体公平竞争，我们举双手赞成！”全国人大代表、飞跃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邱继宝提出，打破垄断，政府要营造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好环境，包括公平竞争的环境和产业发展良好预期的环境。
“在产业准入上，实现大中小企业和国有、民营企业的公平竞争。在产业发展预期上，一方面要降低房地产、矿产资源、资本市场等高溢价行业的资本利得，另一方面在上中下游产业链明确技术、资金、土地、税收待遇等一揽子政策支持，推进民营中小企业加快转型升级。”
扶持中小企业，促进创业富民
民营中小企业是浙江经济活力之源，是实体经济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一个必须面对的事实是，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浙江民营经济先发优势不再，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生存困境成为导致我国产业“空心化”潜在风险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小微企业生存难，到底难在哪？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市化工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姚献平有感而发：“难在三个方面：一是成本上升，包括原材料、人力资本等上涨得很厉害；二是融资难，银行里贷不到钱，资金十分紧张，小微企业不得不进行民间融资，大大增加了企业的财务成本；三是税费太重了。我们发现，大部分小微企业的利润在5%以下，甚至亏损。而税费很高，甚至占了利润的一半。”
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民间资本“有钱没地方投，要钱没地方融”的困境屡屡被代表提及。如果说打破垄断限制解决了民间资本的去处问题，那么对中小企业而言，更为迫切的是如何融到资。
“在当前形势下，一方面是民间资金流动泛滥，另一方面是大量民营与中小企业在资金上嗷嗷待哺，民间资金和民营企业之间急需架设有效的资金融通渠道。”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宗庆后建议鼓励发展由民间资本控制与经营并且责、权、利统一的民营银行，民营银行以民营与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
“一方面，发展民营银行有利于规范民间信贷，让大量‘地下钱庄’转到‘地上’合法化经营，这不仅可以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而且能够有效遏制高利贷犯罪行为。另一方面，发展民营银行有利于推动金融业竞争机制的发展，提高经营效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宗庆后说。
“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关键在于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结构单一，竞争不足。”南存辉代表援引全国工商联的调查数据说，90%以上受调查的民营中小企业表示，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在过去3年中，全国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有62.3%的融资来自民间借贷。
他建议以创建温州金融改革综合实验区为契机，促进金融创新，放开金融业对民营资本的机构准入。“现有民营金融机构公司机制灵活、审批便捷，能够最大限度地为中小企业和‘三农’客户节约时间和成本。”
南存辉介绍，他们集团下属的正泰小额贷款公司，专注于大中型银行“不敢、不能、不愿”做的单笔5000元到50万元微小贷业务，创新出应收账款质押、农户联保、“母猪质押”等为中小企业和农户量身定制的信贷品种，实现了老客户贷款立等可取、新客户审批手续24小时内完成，有力地服务了中小企业和“三农”。
“一件衬衫卖600元，光税就要收走102元。”全国人大代表、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李如成认为，当前增值税水平对企业来说负担过重，建议调整税率，切实减轻企业负担。“钱留给企业，相当于增加了企业的生产资金，扩大了生产规模，国家还可以增加所得税。更何况，企业效益好了，职工收入增加了，又可以扩大消费。”李如成说，“降低增值税税率，就好比养鸡生蛋，撒出一把米，可以生出好多蛋。”
李如成代表建议，要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把市场运行中的广告费、租赁费、装修费等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切实减轻企业税负；并且应考虑将增值税改为消费税，减少企业生产环节征税，减少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
警惕银行高利润“挤压”实体经济
数据显示，2011年银行业的净利润超过1万亿元，在制造业等发展步伐放缓的情况下，继续高歌猛进的银行利润也成为代表激烈争辩的话题。
“现在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着融资难和融资成本高的困境，然而银行业的利润却高得‘不好意思’公布，银行员工的工资涨得‘不好意思’跟人提，反差之强烈，已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
“2011年中国大部分实体企业举步维艰，制造企业利润率仅约为3%—5%，但银行业却独善其身，利润出现了大幅增长，中国500强企业排行榜中不少银行都跻身前列。”
3月5日下午浙江代表团第一次全体会议现场，赵林中代表和宗庆后代表都不约而同地直指银行业的高利润。
宗庆后指出，银行的高额利润既不因为其管理效率高，也不因为其创新能力强，主要来源于过高的存贷款利息差以及名目繁多的各类收费，这不仅加重了实体经济中的贷款企业的经营成本，也减少了广大老百姓实际可支配收入。
“究其根源主要是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目标责任制的考核方法有待改进，设定的利润考核指标过高，导致民营与中小企业贷款困难或融资成本过高。”宗庆后说，应采取措施改进完善对银行的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以平衡各方利益，并推动银行为经济建设服务。
“要降低银行贷款利率，让利给企业；减少个人业务服务性收费，让利给老百姓。要重新构建银行业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银行利润要建立在企业发展的基础上。要逐步放开对存贷款利差的管制，渐进式的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增强整个银行业的竞争。”在向大会提交的《关于银行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建议》中，宗庆后如此建议道。
引导民间借贷“阳光化”
浙江是民间资本集聚地。由于缺乏规范，民间资本长期游荡于金融体系之外，始终与“炒”字相伴，遇到见效快、回报率高的产业，便疯狂涌入。2011年频频出现的老板“跑路潮”、“借贷风波”，最终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伤害。
“水用得好能滋润万物，用得不好就成了洪水猛兽。”在3月5日下午举行的浙江代表团全体会议现场，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用“治水”对民间资本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全国人大代表、绍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车晓端认为，不规范的民间融资存在五大隐患：一是利率不合理，加重了债务人（含企业）的负担；二是容易导致债务纠纷，影响社会稳定；三是引发资金不确定性流动，干扰正常金融秩序；四是冲击宏观货币政策，扰乱市场甚至影响宏观经济调控；五是诱发灰色交易，容易引发非法集资、金融诈骗、非法经营、非法洗钱等违法活动。
“民间资本是水，实体经济是田。与其让水在地下暗流涌动，倒不如打一口井，给双方一个皆大欢喜的出口。”在参加浙江代表团讨论时，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给“治水”的比喻增加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在浙江代表团开放团组活动上，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副省长毛光烈也表示，应开小型金融机构的“前门”，堵非法集资的“后门”，刹高利贷、洗钱、武力逼债等违法行为的“邪门”，引导民间借贷阳光化。
车晓端代表建议，有关部门应联合出台引导性文件，对民间融资作规范性约束。 “应完善征信报告内容，大额民间融资情况须在个人与企业的征信报告中记录，并对违约与纠纷的不良情况予以记录。金融机构、统计局、银监会、央行等部门充分地利用好民间融资备案信息，及时进行动态分析，监测社会资金运行中的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与风险隐患。”车晓端说。
全国人大代表、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晓光在任期内连续几年的议案中都提及建立民间借贷的法律机制，今年她又提交了“关于制定民间借贷法的议案”。
作为在浙江当地经营多年的企业家，她亲眼看到了民间借贷从单纯走向复杂的过程。“如今，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全民放贷’现象。所有这些均表明，尽快制定和出台一部专门的民间借贷法已迫不及待。”
周晓光建议，应该将小额贷款公司等经批准从事专业放贷业务的机构或组织从一般意义的民间借贷主体中分离出来，作为专业放贷人对待，制定更有针对性、更加细致的监管条款；应规范民间借贷的合同或借据，可制定统一的标准化文本，包含借贷双方姓名、住址、借款金额、利率、还款期限、还款方式、违约责任等，从而减少纠纷，并为事后的仲裁或司法判决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