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在事变核心人物张学良的身边，有一位文质彬彬的准尉秘书汤宝田，他职位虽然不高，却追随张学良左右，经历了事变的整个过程……多少年后，当一位名叫汤远珊的老太太打开父亲生前所留下的秘密日记时，她才恍然发现，自己的父亲，一位平淡无奇的乡村私塾先生，竟然曾是东北军少帅的秘书、西安事变的见证者。而这段无人知晓的特殊经历，都被父亲汤宝田写入了自己从不示人的日记之中……
从火中抢出的宣纸本
我的父亲汤宝田1901年出生于湖北沔城，他早年丧父，靠祖父和母亲佣工度日。虽然家境贫寒，但父亲饱读诗书，知识渊博，并考入了上海中华会计学校。1932年，父亲逃荒到武汉，以做小生意为主。同住一个院子的一位王姓军官见他每天晚上都在读书写字，就请父亲当了自己的文书，后来又推荐他到西安张学良部下当准尉秘书。1937年7月，张学良的东北军解散，父亲也回到了沔城老家。对于曾经供职于东北军的这段经历，为人谨慎的父亲从此闭口不提。就连至亲的人也一个字都没有透露。
回到家乡，父亲开办私塾，先后在王桂杞、陈仲刚等大户人家中坐馆，教学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和珠算，赚一点微薄的学费，还要靠卷烟种菜才能维持生活。
父亲回沔城的第二年，我这家中唯一的女孩出生了，稍长大些，便和家中的其他孩子一样，被送进父亲的塾馆发蒙。孩提时代，父亲伏案书写的形象，令我好奇。不论寒来暑往，他每天晚上都会坐在油灯下，燃灯、磨墨、展纸，用毛笔蘸墨，在宣纸上写下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写完之后，他又会手托黄卷，聚精会神地阅读。他的这种韧劲哪怕在战争环境里也不间断。但对于父亲在宣纸上究竟写了些什么，当时的我一无所知。
1941年2月10日，沔城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为了让日军部队抵达沔城后无房可居，国民党128师奉命焦土抗战，师长王劲哉命令手下烧掉城内所有的房屋。母亲后来回忆：那年元宵节临近傍晚，只见穿黄色军衣的士兵，一手提煤油桶，一手举火把，一路奔跑，一路吆喝，催赶居民出屋，他们则冲入室内，向一切木质物淋油，点着火便后退，退出门外又向大门淋油，不须再点火，室内的火舌一下就舔着了木门，到处都是爆炸声，墙梁倒塌声，连街面石头也起火了，老百姓的吃、穿、用物，尽化焦炭……
我们家在着火之际，父亲从后门闯进，到房里抢物，什么都舍弃了，唯独抢出了一大卷写满蝇头小楷的宣纸本。
母亲回忆说，父亲喜爱的西安八景国画、碑林各种字体拓片，还有能买米换油盐的纸硬币，他一点也没有抢出。似乎在父亲的脑子里，什么东西也比不上他的那些宣纸本。
藏在墙壁缝里的秘密
1946年我八岁。这年8月，慈祥高寿的外公去世。我随家人去“送葬”。丧事办完，亲友们同坐方桌前闲话，显得轻松自如。这是因为，病故寿高者是遵循自然的法则，所以孙辈戴孝，或缝红布条或戴小红花，既表示辈分不同，也含有“白喜事”的因素。父亲在亲友中，照例是寡言少语的，但我专注他的眼神，他先紧盯一下由柴草泥浆编糊而成的墙壁，而后低头沉思，然后起身。再坐下时，已是一片释然之色。我想到那年沔城大火，他从烈焰中抢出的宣纸本，也许就是藏在他紧盯的墙壁夹缝里。从他后来的表情看，我猜想他已取走宣纸本。当年大火后，我们全家寄住在乡下外公家。128师走后，各家回城按原址搭盖小房子，人们又从乡下回城，我家亦如此，他可能就是趁这个机会几次转移了他的秘密。后来事实证明，我猜测得一点儿也不错。
埋藏紫藤箱笼
沔城当时有两座小学，一谓沔城完小，一谓伊斯兰小学。我之所以没有上小学，原因很简单，一是就学不便，二是我父亲本来就是教师嘛，而且小学课本单一，相比之下塾馆的课程更胜一筹，而且我还能独自学习历史知识，得到父亲的指教。
1949年5月20日，两座小学联合组成游行队伍，说是庆祝解放武汉。乐队的音乐、腰鼓的点子、扭秧歌的节奏声，汇成一片，十分热闹。这时我已11岁，颇懂一些成人的思想感情。凭直觉，这样热闹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口号喊得清楚明白，不仅要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而且地方上要对伪职人员登记，使许多干过旧差的人终日愁眉苦脸，长吁短叹，生怕人民政府对他专政。但我记忆中的父亲，此时却仍旧文质彬彬，仍旧授课教徒，好像世道的变化与他无关。
一天夜间，我从熟睡中醒来，感觉房中除我而外，再无一人。我立即下床，摸到后门槛，月光下，只见父母正握锄挥锹忙碌着，他们在墙院角头挖洞。平日，院门一关，寂然无声，十分僻静。这时我躲在后门角，仔细观察，大概是洞已挖好，父亲将一只比衣箱小，比医生药箱大的紫藤箱，谨慎地放进洞去，然后父母一齐动手回填，回填后又用脚踩，大概是为了不留下痕迹。我想，我们沔城是水乡，地下水位高，紫藤箱在水土中长时间浸泡，定会腐烂，因此有些担心。这时父母忙完，我也怕被发现，连忙回房躺下，一直想着箱子浸水怎么办?回后一想，父亲那般精明，怎么会使它进水呢？一定会用油布、皮革包扎好了才入箱下藏的。又想到达种东西，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都是随身携带或入箱盛放，今天就怎么埋入地下了呢？父亲乃一纯良百姓，除了他年轻时在汉口做过几年小生意以外，身无过犯，如今为何谨小慎微起来，把秘密减于地洞中去？我从不作政治方面的考量，只觉是个难解的谜。
埋藏的东西并不代表中止了写作。父亲每晚仍然在清油灯下，铺开了宣纸，紧握鸡狼毫笔管，书写不止。那么这些新写的东西，又该不该掘洞埋藏呢？寡言少语、性格内向的父亲啊，女儿哪敢问您？
夜焚故纸
掩埋紫藤箱不久后的一个晚上，父亲叫上我，说是要连夜去看看城外的舅舅，我深信不疑。但走着走着，路不对劲了，方向变了，我又不敢问，直走到一个叫“广长射”的僻静处，父亲叫我站在路旁，看有无行人过来，然后他弯身下去，从胸口掏出一坨压扁的纸团，擦燃火柴，迅速以火焚之。纸化尽，又用脚踩，直到纸灰与泥土分不清楚后，父亲才招我往回走。此情历历在目，就像发生在昨夜，因为父亲干事，从不食言，这次却是一个例外。
1950年年近岁逼，族兄汤祥林受人之托，来找家父，说是上面聘请父亲去新堤长江管理段任会计。父亲欣然接受并立即解散塾馆。在母亲的帮助下，父亲收拾行李。我发现曾经下洞的紫藤箱被装入了一只小木箱，且上了小锁，父亲将它放置于大衣箱里，成为套箱。从此，父亲秘密随身携带，一去五六年，直至1956年，父亲病退。他回家后不久，也许是经过他的郑重考虑，又将小箱装入布袋，自己背到红庙，这里是已经结婚的大哥家。大哥接受了父亲的托付，将木箱置于阁楼上，再也没有动过。 父亲的临终遗言
父亲为人正直，热心公益，在乡邻间素有口碑，不论在城里，还是为避兵燹到乡下，都有人求他代写书信、合同、契约、请柬乃至生辰八字，凡来求者不拒。就连伊斯兰小学的课程表，也由家父这个编外教师去代写，他从不推诿，也不索取，做事认真，令求助者十分满意。因之，邻里乡亲昵称他是刻版道人。所谓刻版道人者，乃按固定程序，一丝不苟地刻写宋体印刷字的人，不止要求刻版者聚精会神去干，而且要求刻得一模一样。父亲欣然接受这个绰号。1957年，父亲由于谦恭、谨慎、任劳任怨，广结人缘，被沔阳县政协增补为政协委员，这项头衔是对他的认可，他高尚的人品境界，由此可窥一斑。
1961年正月，父亲病入膏盲，弥留之际，他终于向守候身边的儿女们坦白了自己此生最大的秘密：
“你们，要好好保管，我的日记……里面写了西安事变……”只见他双唇仍在翕动，却再也吐不清言语了。就这样，父亲平静地、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保管日记，西安事变”，八个字的关键词，深嵌于我的脑海。父亲几十年缄口不语，临终才吐出心声，直至此时家人才知道父亲曾服务于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帐下，有着从来无人知晓的三年多军旅生涯！沉浸在丧父痛苦中的我，不禁又感到后怕，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父亲曾经供职于东北军的经历若是被外人稍有所知，那我们家庭所受到的政治待遇，包括子女的前途，会是怎样，真是令人不堪设想。令我费解的是，西安事变发生在距沔城解放的十三年前，父亲是凡人，他怎能预测，十三年后，社会会有删天覆地的变化，故而深藏不露呢？又是个不解之谜啊。
保管问题
汤俊昌是父母的长子，我们的大哥，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上辈人的传家宝乃至技术绝活，从来都是传子不传女，传予则以长于为先。我们家的小木箱便一直栖身于大哥家。众子女们都知道，木箱里放的是父求撰写的宣纸本(日记)，除了这些，绝无金银财物。但日记只知道是和西安事变有关，具体内容为何，谁也不知道。父亲去世四十年后，2001年5月31日，大哥汤俊昌病故。他的子孙从阁楼上取下尘封已久的小木箱，这是父亲临终时嘱咐要好好保管的遗物，随着大哥的去世，这只木辅该怎样处理？亲人们不知如何是妤。倒是我这个嫁出去几十年的女儿，主张首先开箱，只有了解了内容，后人们才更有信心保存。于是侄孙们用铁器撬开了锈迹斑斑的铁锁，正如所料，里面全是写了字的宣纸本，点数为二十四册。有的纸质已经变霉，有的墨汁已经褪色，还有老鼠“光顾”过的痕迹。但从总体上看，文字皆可辨认，全部竖写，整整齐齐。日记的时间跨度为1935年至1957年，父亲用蝇头小楷写了共55万余字，不仅记述了关于西安事变的内容，还对国民党128师焦土抗战、焚烧沔阳城等都作了非常详细的记载。
这一笔笔苍劲有力的楷书，令人肃然起敬。我想起父亲临终前所言：他的日记实录了西安事变。那可是与民族命运相关联的史料啊。我将父亲的日记搬到户外，逐册逐页晾晒，然后按时序加封装订。当我将装订整理好的日记交给大哥的孙子保管时，他明确表示不同意，我只得将日记送到江陵二哥汤庆云处。不料二哥正在病中。当我说明来意，二哥的后代们对此也是不感兴趣，认为日记是废纸堆，于他们毫无意义。在我的再三坚持下，他们才勉强收下了日记。
怏怏回到仙桃的家，我反复问自己，为什么他们把保管的责任当成累赘、负担？而我又为什么不能保管父亲的日记？就因为自己是女人，可以推脱保管责任吗？征得老伴同意，我于2002年，临近春节时，从江陵二哥家取回了父亲的遗著。归途中，手抚父亲的日记，有一种宝物失而复得的快感。
父亲日记里的“西安事变”
“十二月十二日星期六农历十月廿九戊辰晴
“……外面枪响了，接连机枪声，手榴弹声，满城都是枪声，及天大明，闻宿舍之西附近枪声最密，余等见杨虎城部下兵士正围剿省会公安局……
下午6时，张(学良)副总司令召集全部职员在大礼堂训话。大意谓：‘今天事变情形，大家须要知道，我自从入关跟随委员长缴(剿)共，我的军队有十几万，始终服从他的命令。到现在，我的军队损失几个师，(蒋)口说给我补充，结果仍然是我的军队愈闹愈少。在‘九一八’发生后，我就主张抗日。蒋的命令不许抗日，我只得退入关内，希图将米恢复。前天我当面要求蒋，请你不必缴(剿)共，抗日是大事。蒋当时对我大发脾气而特发脾气……我与杨虎城来他一个兵谏，将蒋委员长暂时扣留此地，……如其坚决不允，兵谏是我做的，罪名该我顶受。我也必须亲身护送蒋到南京，俟中央政府的发落。大丈夫做事要磊磊落落，所谓好汉做事好汉当……’”
细读父亲的日记，我才知道父亲在东北军里当过张学良两年的准尉司书、一等录事，并亲身经历了西安事变。在1936年12月12日的日记里，父亲这样记录下了“西安事变”当日的情形：
“蒋委员长闻变无法逃脱，由一卫士用肩将蒋顶出墙园，避至山上小洞中。卫兵营第一次搜山无踪，第二次搜山被一小兵见着，蒋的卫士尚欲开枪射击，被蒋阻止。搜山的士兵将蒋围住，一面报告长官，长官即赴此第一看，果是蒋委员长，连忙招呼部下敬礼。此时蒋足下光着袜，鞋子跑掉了，身上穿的黑大衣也没有了。大家请蒋下山，用汽车一辆，护送到西安皇城内杨虎城处。下午一时许，洛阳飞来飞机七架，盘旋侦察数遍。”
在1936年12月25日的日记中，父亲最后一次提及张学良：“下午4时，张(学良)副司令共送蒋委员长至洛阳……张副司令临时留手谕作为遗笔，本部用锌版将副司令亲笔所书之遗笔手谕翻印，凡总部大小职员均赠给一份作为纪念。”
1937年7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科长钱效圣、会计股长周镇向余日：儒系老旧职员，仍在本署服务，薪资自有相当。余思家日久，未允，请资遣。”于是，父亲在1937年7月1日从东北军退伍返乡。
日记被传播
2002年元月23日，我将父亲的日记无偿捐赠给了仙桃市档案馆。档案馆要发给我奖金，我婉言谢绝，要钱绝对不是我的目的。仙桃市档案馆于2003年夏，将父亲的日记中有关“西安事变”的史料，向仙桃市政协推荐。政协文史委负责人王光全先生审读了日记后对我说：“这篇日记非常重要，令尊大人可贵之点在于记录史实时，不加任何个人观点，非常客观而细腻地记录‘西安事变’全过程，而且，还记录了东北军事变后的去向，既印证了正史，更充实了正史。令尊作为张学良准尉秘书，处于事变中心，才有了这第一手的资料。令尊确实具有很锐敏的观察力，还有一定的写作能力。”父亲的日记由王先生整理，发表于当年的《仙桃文史资料》上。
2005年，我的同事告诉我，说是政协的某某说的，我父亲的日记被中央档案馆取走了。我顿生疑云：我怎么一点儿都不知道？如果有这样的事，仙桃市档案馆怎不转告于我，何况还有移交手续要办理，我这个当事人怎不在场？
当我询问日记时，档案馆的回复令我如遭雷击：“《汤宝田日记》在旧馆搬新馆时，不小心失落了”！
好在是虚惊一场，不久，日记终于还是找着了。当时我正要迁往上海，心想不如办理手续，再将日记带在身边，以求稳妥，就这样我又从仙桃档案馆取回了“日记”。
200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七十周年，我是同年11月10日，迁居上海的。我想到应该将先父的日记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借以佐证“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我向上海相关媒体反映先父遗著内容。上海东方网记者霍世杰、朱琪，以其新闻工作者所特有政冶敏感，首先来对我采访，细心地浏览了家父遗著并拍照，赶在西安事变七十周年纪念当日，以“终生不言西安事变——独家公开张学良秘书尘封日记”为题进行报道，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逾百家媒体相继报道，所引发的网友热议、对先父的赞扬，让我感到由衷高兴。同时，上海市档案馆看到这些报道后，主动找我联系，要求收藏家父日记。经过我的观察和了解，它是我国一流档案馆，其收藏技术与设施十分先进，我决定将父亲的全部遗著交到这里。2007年6月28日，《汤宝田日记》捐赠仪式在上海市档案馆举行，摄像机和照相机拍摄下了这一令我终身难忘的隆重场面。在捐赠仪式上，上海市档案馆的有关领导和专家对先父遗作及其意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我终于放心了，所有关心《汤宝田日记》的朋友放心了，先父耗时三十五年所完成的五十五万字的手迹，终于得到了国家档案馆永久性的珍藏，它将为关心西安事变历史的专家、学者提供研究的原始史料，也希望能让后人更多地了解“西安事变”的真相。
（摘自《中华文摘》）
从火中抢出的宣纸本
我的父亲汤宝田1901年出生于湖北沔城，他早年丧父，靠祖父和母亲佣工度日。虽然家境贫寒，但父亲饱读诗书，知识渊博，并考入了上海中华会计学校。1932年，父亲逃荒到武汉，以做小生意为主。同住一个院子的一位王姓军官见他每天晚上都在读书写字，就请父亲当了自己的文书，后来又推荐他到西安张学良部下当准尉秘书。1937年7月，张学良的东北军解散，父亲也回到了沔城老家。对于曾经供职于东北军的这段经历，为人谨慎的父亲从此闭口不提。就连至亲的人也一个字都没有透露。
回到家乡，父亲开办私塾，先后在王桂杞、陈仲刚等大户人家中坐馆，教学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和珠算，赚一点微薄的学费，还要靠卷烟种菜才能维持生活。
父亲回沔城的第二年，我这家中唯一的女孩出生了，稍长大些，便和家中的其他孩子一样，被送进父亲的塾馆发蒙。孩提时代，父亲伏案书写的形象，令我好奇。不论寒来暑往，他每天晚上都会坐在油灯下，燃灯、磨墨、展纸，用毛笔蘸墨，在宣纸上写下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写完之后，他又会手托黄卷，聚精会神地阅读。他的这种韧劲哪怕在战争环境里也不间断。但对于父亲在宣纸上究竟写了些什么，当时的我一无所知。
1941年2月10日，沔城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为了让日军部队抵达沔城后无房可居，国民党128师奉命焦土抗战，师长王劲哉命令手下烧掉城内所有的房屋。母亲后来回忆：那年元宵节临近傍晚，只见穿黄色军衣的士兵，一手提煤油桶，一手举火把，一路奔跑，一路吆喝，催赶居民出屋，他们则冲入室内，向一切木质物淋油，点着火便后退，退出门外又向大门淋油，不须再点火，室内的火舌一下就舔着了木门，到处都是爆炸声，墙梁倒塌声，连街面石头也起火了，老百姓的吃、穿、用物，尽化焦炭……
我们家在着火之际，父亲从后门闯进，到房里抢物，什么都舍弃了，唯独抢出了一大卷写满蝇头小楷的宣纸本。
母亲回忆说，父亲喜爱的西安八景国画、碑林各种字体拓片，还有能买米换油盐的纸硬币，他一点也没有抢出。似乎在父亲的脑子里，什么东西也比不上他的那些宣纸本。
藏在墙壁缝里的秘密
1946年我八岁。这年8月，慈祥高寿的外公去世。我随家人去“送葬”。丧事办完，亲友们同坐方桌前闲话，显得轻松自如。这是因为，病故寿高者是遵循自然的法则，所以孙辈戴孝，或缝红布条或戴小红花，既表示辈分不同，也含有“白喜事”的因素。父亲在亲友中，照例是寡言少语的，但我专注他的眼神，他先紧盯一下由柴草泥浆编糊而成的墙壁，而后低头沉思，然后起身。再坐下时，已是一片释然之色。我想到那年沔城大火，他从烈焰中抢出的宣纸本，也许就是藏在他紧盯的墙壁夹缝里。从他后来的表情看，我猜想他已取走宣纸本。当年大火后，我们全家寄住在乡下外公家。128师走后，各家回城按原址搭盖小房子，人们又从乡下回城，我家亦如此，他可能就是趁这个机会几次转移了他的秘密。后来事实证明，我猜测得一点儿也不错。
埋藏紫藤箱笼
沔城当时有两座小学，一谓沔城完小，一谓伊斯兰小学。我之所以没有上小学，原因很简单，一是就学不便，二是我父亲本来就是教师嘛，而且小学课本单一，相比之下塾馆的课程更胜一筹，而且我还能独自学习历史知识，得到父亲的指教。
1949年5月20日，两座小学联合组成游行队伍，说是庆祝解放武汉。乐队的音乐、腰鼓的点子、扭秧歌的节奏声，汇成一片，十分热闹。这时我已11岁，颇懂一些成人的思想感情。凭直觉，这样热闹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口号喊得清楚明白，不仅要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而且地方上要对伪职人员登记，使许多干过旧差的人终日愁眉苦脸，长吁短叹，生怕人民政府对他专政。但我记忆中的父亲，此时却仍旧文质彬彬，仍旧授课教徒，好像世道的变化与他无关。
一天夜间，我从熟睡中醒来，感觉房中除我而外，再无一人。我立即下床，摸到后门槛，月光下，只见父母正握锄挥锹忙碌着，他们在墙院角头挖洞。平日，院门一关，寂然无声，十分僻静。这时我躲在后门角，仔细观察，大概是洞已挖好，父亲将一只比衣箱小，比医生药箱大的紫藤箱，谨慎地放进洞去，然后父母一齐动手回填，回填后又用脚踩，大概是为了不留下痕迹。我想，我们沔城是水乡，地下水位高，紫藤箱在水土中长时间浸泡，定会腐烂，因此有些担心。这时父母忙完，我也怕被发现，连忙回房躺下，一直想着箱子浸水怎么办?回后一想，父亲那般精明，怎么会使它进水呢？一定会用油布、皮革包扎好了才入箱下藏的。又想到达种东西，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都是随身携带或入箱盛放，今天就怎么埋入地下了呢？父亲乃一纯良百姓，除了他年轻时在汉口做过几年小生意以外，身无过犯，如今为何谨小慎微起来，把秘密减于地洞中去？我从不作政治方面的考量，只觉是个难解的谜。
埋藏的东西并不代表中止了写作。父亲每晚仍然在清油灯下，铺开了宣纸，紧握鸡狼毫笔管，书写不止。那么这些新写的东西，又该不该掘洞埋藏呢？寡言少语、性格内向的父亲啊，女儿哪敢问您？
夜焚故纸
掩埋紫藤箱不久后的一个晚上，父亲叫上我，说是要连夜去看看城外的舅舅，我深信不疑。但走着走着，路不对劲了，方向变了，我又不敢问，直走到一个叫“广长射”的僻静处，父亲叫我站在路旁，看有无行人过来，然后他弯身下去，从胸口掏出一坨压扁的纸团，擦燃火柴，迅速以火焚之。纸化尽，又用脚踩，直到纸灰与泥土分不清楚后，父亲才招我往回走。此情历历在目，就像发生在昨夜，因为父亲干事，从不食言，这次却是一个例外。
1950年年近岁逼，族兄汤祥林受人之托，来找家父，说是上面聘请父亲去新堤长江管理段任会计。父亲欣然接受并立即解散塾馆。在母亲的帮助下，父亲收拾行李。我发现曾经下洞的紫藤箱被装入了一只小木箱，且上了小锁，父亲将它放置于大衣箱里，成为套箱。从此，父亲秘密随身携带，一去五六年，直至1956年，父亲病退。他回家后不久，也许是经过他的郑重考虑，又将小箱装入布袋，自己背到红庙，这里是已经结婚的大哥家。大哥接受了父亲的托付，将木箱置于阁楼上，再也没有动过。 父亲的临终遗言
父亲为人正直，热心公益，在乡邻间素有口碑，不论在城里，还是为避兵燹到乡下，都有人求他代写书信、合同、契约、请柬乃至生辰八字，凡来求者不拒。就连伊斯兰小学的课程表，也由家父这个编外教师去代写，他从不推诿，也不索取，做事认真，令求助者十分满意。因之，邻里乡亲昵称他是刻版道人。所谓刻版道人者，乃按固定程序，一丝不苟地刻写宋体印刷字的人，不止要求刻版者聚精会神去干，而且要求刻得一模一样。父亲欣然接受这个绰号。1957年，父亲由于谦恭、谨慎、任劳任怨，广结人缘，被沔阳县政协增补为政协委员，这项头衔是对他的认可，他高尚的人品境界，由此可窥一斑。
1961年正月，父亲病入膏盲，弥留之际，他终于向守候身边的儿女们坦白了自己此生最大的秘密：
“你们，要好好保管，我的日记……里面写了西安事变……”只见他双唇仍在翕动，却再也吐不清言语了。就这样，父亲平静地、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保管日记，西安事变”，八个字的关键词，深嵌于我的脑海。父亲几十年缄口不语，临终才吐出心声，直至此时家人才知道父亲曾服务于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帐下，有着从来无人知晓的三年多军旅生涯！沉浸在丧父痛苦中的我，不禁又感到后怕，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父亲曾经供职于东北军的经历若是被外人稍有所知，那我们家庭所受到的政治待遇，包括子女的前途，会是怎样，真是令人不堪设想。令我费解的是，西安事变发生在距沔城解放的十三年前，父亲是凡人，他怎能预测，十三年后，社会会有删天覆地的变化，故而深藏不露呢？又是个不解之谜啊。
保管问题
汤俊昌是父母的长子，我们的大哥，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上辈人的传家宝乃至技术绝活，从来都是传子不传女，传予则以长于为先。我们家的小木箱便一直栖身于大哥家。众子女们都知道，木箱里放的是父求撰写的宣纸本(日记)，除了这些，绝无金银财物。但日记只知道是和西安事变有关，具体内容为何，谁也不知道。父亲去世四十年后，2001年5月31日，大哥汤俊昌病故。他的子孙从阁楼上取下尘封已久的小木箱，这是父亲临终时嘱咐要好好保管的遗物，随着大哥的去世，这只木辅该怎样处理？亲人们不知如何是妤。倒是我这个嫁出去几十年的女儿，主张首先开箱，只有了解了内容，后人们才更有信心保存。于是侄孙们用铁器撬开了锈迹斑斑的铁锁，正如所料，里面全是写了字的宣纸本，点数为二十四册。有的纸质已经变霉，有的墨汁已经褪色，还有老鼠“光顾”过的痕迹。但从总体上看，文字皆可辨认，全部竖写，整整齐齐。日记的时间跨度为1935年至1957年，父亲用蝇头小楷写了共55万余字，不仅记述了关于西安事变的内容，还对国民党128师焦土抗战、焚烧沔阳城等都作了非常详细的记载。
这一笔笔苍劲有力的楷书，令人肃然起敬。我想起父亲临终前所言：他的日记实录了西安事变。那可是与民族命运相关联的史料啊。我将父亲的日记搬到户外，逐册逐页晾晒，然后按时序加封装订。当我将装订整理好的日记交给大哥的孙子保管时，他明确表示不同意，我只得将日记送到江陵二哥汤庆云处。不料二哥正在病中。当我说明来意，二哥的后代们对此也是不感兴趣，认为日记是废纸堆，于他们毫无意义。在我的再三坚持下，他们才勉强收下了日记。
怏怏回到仙桃的家，我反复问自己，为什么他们把保管的责任当成累赘、负担？而我又为什么不能保管父亲的日记？就因为自己是女人，可以推脱保管责任吗？征得老伴同意，我于2002年，临近春节时，从江陵二哥家取回了父亲的遗著。归途中，手抚父亲的日记，有一种宝物失而复得的快感。
父亲日记里的“西安事变”
“十二月十二日星期六农历十月廿九戊辰晴
“……外面枪响了，接连机枪声，手榴弹声，满城都是枪声，及天大明，闻宿舍之西附近枪声最密，余等见杨虎城部下兵士正围剿省会公安局……
下午6时，张(学良)副总司令召集全部职员在大礼堂训话。大意谓：‘今天事变情形，大家须要知道，我自从入关跟随委员长缴(剿)共，我的军队有十几万，始终服从他的命令。到现在，我的军队损失几个师，(蒋)口说给我补充，结果仍然是我的军队愈闹愈少。在‘九一八’发生后，我就主张抗日。蒋的命令不许抗日，我只得退入关内，希图将米恢复。前天我当面要求蒋，请你不必缴(剿)共，抗日是大事。蒋当时对我大发脾气而特发脾气……我与杨虎城来他一个兵谏，将蒋委员长暂时扣留此地，……如其坚决不允，兵谏是我做的，罪名该我顶受。我也必须亲身护送蒋到南京，俟中央政府的发落。大丈夫做事要磊磊落落，所谓好汉做事好汉当……’”
细读父亲的日记，我才知道父亲在东北军里当过张学良两年的准尉司书、一等录事，并亲身经历了西安事变。在1936年12月12日的日记里，父亲这样记录下了“西安事变”当日的情形：
“蒋委员长闻变无法逃脱，由一卫士用肩将蒋顶出墙园，避至山上小洞中。卫兵营第一次搜山无踪，第二次搜山被一小兵见着，蒋的卫士尚欲开枪射击，被蒋阻止。搜山的士兵将蒋围住，一面报告长官，长官即赴此第一看，果是蒋委员长，连忙招呼部下敬礼。此时蒋足下光着袜，鞋子跑掉了，身上穿的黑大衣也没有了。大家请蒋下山，用汽车一辆，护送到西安皇城内杨虎城处。下午一时许，洛阳飞来飞机七架，盘旋侦察数遍。”
在1936年12月25日的日记中，父亲最后一次提及张学良：“下午4时，张(学良)副司令共送蒋委员长至洛阳……张副司令临时留手谕作为遗笔，本部用锌版将副司令亲笔所书之遗笔手谕翻印，凡总部大小职员均赠给一份作为纪念。”
1937年7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科长钱效圣、会计股长周镇向余日：儒系老旧职员，仍在本署服务，薪资自有相当。余思家日久，未允，请资遣。”于是，父亲在1937年7月1日从东北军退伍返乡。
日记被传播
2002年元月23日，我将父亲的日记无偿捐赠给了仙桃市档案馆。档案馆要发给我奖金，我婉言谢绝，要钱绝对不是我的目的。仙桃市档案馆于2003年夏，将父亲的日记中有关“西安事变”的史料，向仙桃市政协推荐。政协文史委负责人王光全先生审读了日记后对我说：“这篇日记非常重要，令尊大人可贵之点在于记录史实时，不加任何个人观点，非常客观而细腻地记录‘西安事变’全过程，而且，还记录了东北军事变后的去向，既印证了正史，更充实了正史。令尊作为张学良准尉秘书，处于事变中心，才有了这第一手的资料。令尊确实具有很锐敏的观察力，还有一定的写作能力。”父亲的日记由王先生整理，发表于当年的《仙桃文史资料》上。
2005年，我的同事告诉我，说是政协的某某说的，我父亲的日记被中央档案馆取走了。我顿生疑云：我怎么一点儿都不知道？如果有这样的事，仙桃市档案馆怎不转告于我，何况还有移交手续要办理，我这个当事人怎不在场？
当我询问日记时，档案馆的回复令我如遭雷击：“《汤宝田日记》在旧馆搬新馆时，不小心失落了”！
好在是虚惊一场，不久，日记终于还是找着了。当时我正要迁往上海，心想不如办理手续，再将日记带在身边，以求稳妥，就这样我又从仙桃档案馆取回了“日记”。
200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七十周年，我是同年11月10日，迁居上海的。我想到应该将先父的日记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借以佐证“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我向上海相关媒体反映先父遗著内容。上海东方网记者霍世杰、朱琪，以其新闻工作者所特有政冶敏感，首先来对我采访，细心地浏览了家父遗著并拍照，赶在西安事变七十周年纪念当日，以“终生不言西安事变——独家公开张学良秘书尘封日记”为题进行报道，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逾百家媒体相继报道，所引发的网友热议、对先父的赞扬，让我感到由衷高兴。同时，上海市档案馆看到这些报道后，主动找我联系，要求收藏家父日记。经过我的观察和了解，它是我国一流档案馆，其收藏技术与设施十分先进，我决定将父亲的全部遗著交到这里。2007年6月28日，《汤宝田日记》捐赠仪式在上海市档案馆举行，摄像机和照相机拍摄下了这一令我终身难忘的隆重场面。在捐赠仪式上，上海市档案馆的有关领导和专家对先父遗作及其意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我终于放心了，所有关心《汤宝田日记》的朋友放心了，先父耗时三十五年所完成的五十五万字的手迹，终于得到了国家档案馆永久性的珍藏，它将为关心西安事变历史的专家、学者提供研究的原始史料，也希望能让后人更多地了解“西安事变”的真相。
（摘自《中华文摘》）